墙内粉蛆想舔他都不能直呼其名，甚至到了墙外也有习近平恐惧症，和人吵架维护他也不敢打出他的名字。

我记得小时候历史课本讲都江堰可牛逼啦，四川直接“天府之国”。虽然没明说，但是意思应该是四川没有水灾了。

还有郑国渠，那秦国应该再也不缺水灌溉了。

当然，这些都没有明说，但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两千年前都这么技术了，后面怎么也得普及吧。

直到我偶然看到新闻，南方又淹啦，安徽又被泄洪啦。

这突然让我十分吃惊。

我以为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这些水灾之类的东西绝不应该再出现的。

1、那么，从技术上，中国政府有办法完全治理好水灾吗？我是说技术，不考虑拆迁的成本。

2、是不是人类目前的技术根本没有办法应对这种大型灾害？我记得美国十来年前也有台风带来强降雨和风暴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新闻。

3、我看到一个说法把洪泽湖靠人力排干，可以解决一部分安徽的水患。这在技术上可行吗？这是外行的夸夸其谈还是真正的科学方案？

中美的火箭根本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中国的火箭运载能力仅有星舰的10%，其复用率也远低于同吨数的美国猎鹰，仅为不到千分之二，其运载能力低于猎鹰九号标准载重，美国的火箭可以采用低成本的四角架使用，中国需要配套一个巨大的井架，而且据说中国火箭的回收工作是参照一个民间玩模型的，听说习近平要求大力学习这种民间技术，可惜民间技术不愿给习

我越来越不满足于一种常见的中国文明叙事。一谈到中国传统物质文化，我们总能搬出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词：宋瓷、玉器、丝绸、漆器、黄花梨、紫檀、景泰蓝、缂丝、书画、园林、香道。博物馆里当然摆满了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工艺高度的东西，于是我们很容易从这些东西进一步推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物质文化和生活美学极其丰富的文明。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面偷偷完成了一次概念替换。一个文明能够制造多少传世精品，和这个文明能够给一个普通人提供多么丰富的日常生活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精英能够拥有多么昂贵的器物，和他们究竟创造了一个多么丰富的感官世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评价一种物质文化，越来越不想先去看博物馆，而更想打开一个普通人的家门。我想看他脚下踩什么，墙上有什么，身上穿什么、戴什么，房间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他用什么杯子喝东西，晚上用什么灯，朋友来了坐在哪里、玩什么、喝什么；他的家里有没有织物、植物、香气、音乐、游戏和一些并非生存必需、只是因为生活应该更漂亮一点、更舒服一点、更有趣一点而存在的东西。甚至我想知道一个普通人下班以后怎么浪费时间，因为一个文明最真实的生活文化，往往恰恰存在于这些没有生产力的时刻里。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重新观察中国，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断裂：中国文明的高度可以非常高，但普通人生活的审美下限却可以低得惊人。更让我不满意的是，这个问题甚至不能简单解释成“普通人穷，但中国精英文化很丰富”，因为中国精英文化本身就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特殊的审美价值：不断把克制、古朴、素净、含蓄、留白和高级联系起来。一块好玉、一只单色瓷、一张黄花梨桌、一幅墨、一方砚、一炉若有若无的香，再加上一块奇石，懂的人当然可以告诉我里面有多少信息：器形、釉色、木纹、比例、材质、年代、典故、书法、意境。我完全承认这种东西可以精致复杂到极点，也承认宋瓷、明式家具、玉雕、漆器的技术和审美成就。但我仍然忍不住产生一个非常不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终于有钱了，最后还要努力把自己的世界搞得这么寡？颜色太多容易被说俗，金银太多俗，香气太浓俗，装饰太满俗，感官刺激太直接也俗；反而旧木、素瓷、淡墨、枯枝、奇石、留白能够不断被赋予文化上的优越性。我能理解这种美学，却不认为理解以后就必须接受它的价值排序。昂贵、技术困难、需要大量知识才能欣赏，与“生活在一个感官极其丰富的世界里”，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把中国精英物质文化和波斯、阿拉伯、奥斯曼乃至更广泛的地中海传统放在一起时，我经常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中国高级工艺给我的震撼往往是“这是一件极好的东西”，而波斯或者奥斯曼高级文化更容易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世界”。因为那里吸引人的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器物，而是建筑、织物、色彩、气味、声音、食物、珠宝、花园和社交仪式可以同时发生。地上有地毯，墙面有瓷砖、木工或者灰泥装饰，窗户处理光线，庭院里有植物和水；身体上有织物、金银和香气；桌上有咖啡、水果、坚果、果露和甜食；耳朵里又有乌德琴、奈伊笛、卡农琴和木卡姆调式。每一样东西未必都复杂到极点，可它们互相连接以后，会产生一种很强的感官密度。中国的顶级器物当然可以世界一流，但器物文明很强，并不自动等于生活世界同样强；一个花瓶可以做到登峰造极，一张桌子可以贵得惊人，一块玉可以雕得不可思议，可这些传世精品加在一起，并不必然意味着气味、声音、质感、色彩和社交仪式都同样丰满。

真正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其实还不是这些精英文化，而是中东普通人的生活。我发现一个文明有没有丰富的文化衍生品，不应该只看王宫，而应该看一个普通人能不能用很少的钱，仍然活在大量有辨识度的器物和仪式里面。中东真正让我羡慕的，从来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伊斯法罕的宫殿，更不是今天海湾富人的豪宅，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甚至便宜得几乎不值得注意的生活行为，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自己的物件、动作和美学。几个男人晚上坐在街边喝茶，可以有那种小玻璃杯、茶壶、方糖、小勺和托盘；去咖啡馆坐几个小时，可以喝阿拉伯咖啡或者土耳其咖啡，可以抽水烟，可以一边聊天一边下西洋双陆棋——在阿拉伯地区常叫 tawla，在波斯和更广泛地区也有 nard 一类叫法。有人手里还一直拨弄念珠，它可以有宗教含义，也可以成为一种纯粹的手部习惯和随身小物。一副棋盘、两杯茶、一根水烟，居然就足以构成一个晚上。这里最有意思的不是东西多贵，而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行为居然可以不断长出自己的器物和仪式。

水烟尤其是一个很漂亮的例子。抽烟本来完全可以被工业社会压缩成一根香烟：点燃、吸完、扔掉，效率极高。可水烟偏偏把这么简单的需求扩展成玻璃水瓶、金属烟杆、托盘、软管、烟碗、木炭、调味烟膏，再进一步发展出专门的咖啡馆、座椅和社交方式。几个人不是为了最高效率地摄入尼古丁，而是围着它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球。一个需求没有被压缩成最高效率的商品，反而被扩展成了一种生活形式。

西洋双陆棋也是一样。游戏本身极其简单，可棋盘可以用木材、镶嵌、珍珠母贝、几何纹样做得非常漂亮；打开以后两个人玩，关起来以后它本身就是一件装饰物。咖啡也是如此。喝咖啡因原本只需要一个纸杯，但它可以不断衍生出长柄咖啡壶、阿拉伯咖啡壶、小咖啡杯、托盘、豆蔻、椰枣，再加上怎么煮、怎么倒、怎么递、怎么续杯。茶也不是单纯的液体，而会和杯子的形状、糖、托盘、聊天时间连接起来。我越来越觉得，所谓文化丰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生活动作，不断往外长东西。

香气更让我觉得这种差异明显。中东的香气文化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天天烧最高等级的沉香，更不意味着人人买得起昂贵香水。真正有意思的是，香气被做出了很多价格层级：玫瑰水、橙花水、香油、香精油、麝香调、熏香、焚香，以及浴室、理发店、婚礼、节庆和待客中的各种气味。于是香气并不只是富人收藏的一瓶东西，而可以从身体延伸到衣服，从衣服延伸到房间，再从房间延伸到食物。一个人身上有香味，家里来了客人可以焚香，衣服可以熏，甜点里又可以出现玫瑰和橙花。同一套感官词汇可以贯穿人的整个生活。

普通人的服饰和身体装饰也有类似特点。头巾、库菲耶、刺绣布料、皮拖鞋、银戒指、手镯、念珠、眼线、海娜，这些东西未必昂贵，却可以产生很强的文化辨识度。在许多地区，女人的金银首饰还同时承担婚礼财产、家庭财富和便携储蓄的作用，因此一个家庭即使并不富裕，也可能有动力把一部分剩余财富直接转化成人身上的视觉文化。买不起黄金可以用白银，买不起宝石可以用玻璃珠或其他廉价材料，可“人应该被装饰”这个文化前提并不会因此消失。

住宅也是如此。我当然不是说一个贫穷的叙利亚、埃及或者伊朗家庭会生活在宫殿里，中东历史上的穷人一样可以住得极其简陋。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便宜，不意味着东西必须失去性格。昂贵波斯地毯买不起，可以有普通织毯；精致家具没有，可以有草席、床垫、坐垫、毯子和矮桌；金银器没有，可以有铜、黄铜、陶器；大花园没有，可以种薄荷、罗勒、茉莉；昂贵沉香没有，可以烧一点普通熏香。因为很多社会传统上就在接近地面的空间坐、吃、休息，地毯、席子、坐垫和织物本身就是家具，于是纹样和色彩天然进入普通人的室内。

吃东西同样可以很便宜。面饼、扁豆、鹰嘴豆、洋葱、酸奶、橄榄、腌菜、香草、椰枣，本身没有什么奢侈的，可它们会形成非常稳定的组合：刚烤好的扁面包配酸奶酪、橄榄油、扎塔尔、橄榄和腌菜；茶倒进小玻璃杯；咖啡旁边放椰枣；街边可以买炸鹰嘴豆饼、芝麻面包圈、烤坚果、芝麻甜食。婚礼和节庆又有椰枣夹心饼、卡塔耶夫、巴克拉瓦等甜食。坚果和种子甚至本身发展成一种社交零食文化，一群人坐在那里慢慢吃、慢慢聊。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是彼此孤立的。一场普通聚会可以同时拥有茶、咖啡、坚果、水烟、西洋双陆棋、音乐和聊天；婚礼又可以把首饰、海娜、香气、甜食、音乐和舞蹈连起来。一个行为旁边不断长出另外一个行为，一件物品旁边不断长出另外一件物品，最后形成的是一整个生活生态，而不是一份博物馆藏品目录。音乐也是如此，乌德琴、达布卡鼓、框鼓、奈伊笛、拉巴卜琴等乐器可以进入婚礼、家庭聚会、咖啡馆、街头和民间音乐；达布卡舞、达布克集体舞这一类活动甚至不需要专业舞台，一群人拉起手就可以发生。一个普通人完全不需要懂木卡姆理论，却仍然生活在木卡姆的声音里面。音乐不是只有受过高度教育的人坐下来鉴赏的高雅艺术，它可以和食物、婚礼、舞蹈、聊天混在一起，成为普通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类似的东西。中国历史上的茶馆、庙会、地方戏、麻将、牌九、象棋、二胡、唢呐、锣鼓、秧歌、说书，本来同样可以构成极其丰富的普通社交世界，四川茶馆尤其证明中国完全能够产生一种类似半公共客厅的生活：喝茶、聊天、打牌、看戏、听书、消磨下午。问题不是“中国从来没有”，而是这些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多少保持了连续性，又有多少被切断、被边缘化，最后变成所谓“民俗”和“非遗”。

而中国普通人的历史物质生活本身，确实长期受到极低剩余财富的限制。粗布衣服、简单家具、锅碗瓢盆、缸、盆、筐、炕、农具、被褥，房子的首要任务是能住，衣服首先必须耐穿，器物首先必须耐用。这时候再把这种生活包装成“东方人崇尚朴素”，我觉得甚至有一点残忍。有钱人拥有一百件东西，却主动选择只摆一件，可以叫克制；穷人本来就只有一件东西，不叫克制。贫穷不是留白，匮乏不是禅意。

这就是我所谓的“瓦房店化”真正想批判的东西。它不是在骂某一个城市，更不是说某个地方的人低级，而是一种我在中国历史和现代生活中反复感觉到的极低日常审美下限：东西首先要求能用，至于形状、颜色、触感、气味、空间关系、装饰和仪式感，全都可以排在后面。中国最讽刺的地方，是这种寒酸和文明顶端惊人的成就长期同时存在。中国是丝绸文明，可普通人穿的是粗布；中国有世界级瓷器，可普通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结实的碗；中国有复杂的香文化，可普通人的房间首先面对柴火、煤烟、油烟和生活本身的气味；中国有苏州园林，可普通人的院子首先承担晒粮、堆柴、养鸡、干活的功能；中国有登峰造极的金银玉器，可一个普通家庭有限的剩余财富首先必须面对粮食、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婚嫁和养老。拿故宫证明中国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丰富，本质上和拿凡尔赛宫证明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生活奢华一样荒谬。

可是如果一切都只是因为穷，那么这里马上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内部反证：中国自己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历史上并不比汉族农民富，有些甚至生活在自然环境更恶劣、市场更加遥远的地区，可他们仍然发展出了极其鲜明的日常物质文化。当然，苗、侗、藏、维吾尔、蒙古、彝等完全不同，绝不能把他们混成一种文化，而且今天旅游宣传里的民族盛装也不能简单当成过去每天干农活的衣服。但即使承认这些限制，一个基本事实仍然非常值得思考：贫穷并没有自动消灭他们的纹样、色彩、织物、首饰和装饰。

一件衣服本来只是为了遮体保暖，可刺绣、织锦、蜡染、腰带、头饰、帽子、靴子、珠串和银饰可以让衣服同时承担地域、年龄、婚姻、身份和审美表达。苗族不同地区的刺绣、蜡染和银饰，侗族织锦，藏区的羊毛织物、皮革、金属饰件、珊瑚与绿松石，维吾尔人的花帽、织物、地毯和室内装饰，蒙古族的袍服、腰带、靴子、毡毯和马具，都在提醒我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实用品完全可以同时是装饰品。

一只箱子反正必须做，为什么不能彩绘？一块毯子反正必须织，为什么不能有纹样？一件衣服反正必须穿，为什么不能绣？一个马鞍反正必须存在，为什么不能装饰？一个女人反正要穿衣服，为什么不能让银饰、珠子和织物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就使“汉族普通人的生活寒酸只是因为贫穷”这个解释显得不够了，因为有些同样贫穷甚至更加贫穷的社会，仍然愿意把大量劳动而不是金钱投入审美。一位妇女可能没有能力购买昂贵商品，却可以花极长时间织、绣、染；一个家庭没有黄金，却可以拥有银、铜、珠子；没有昂贵家具，却可以让箱柜、织物和毡毯拥有纹样。贫穷可以限制材料价值，却不必消灭信息密度。一件衣服的材料可以便宜，但上面仍然可以有几十小时的劳动；一块毯子可以不值多少钱，但仍然可以包含复杂纹样；一个房间可以没有昂贵家具，却仍然可以有织物、色彩和安排方式。于是我开始怀疑，所谓物质文化的贫乏不能简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家庭收入解释。一个社会有多少剩余财富是一个问题，它愿意把剩余财富和劳动转化成什么，又是另一个问题。

当然，汉族民间文化绝不是空白。年画、剪纸、蓝印花布、刺绣、虎头鞋、肚兜、花被面、炕围画、木版画、灯笼、地方家具、庙会、戏曲，本来都证明汉族普通人完全有能力创造鲜明的民间审美。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饮食一样形成一种如此强大、连续、不断自我更新的日常审美生态？而中国饮食正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反证。如果有人告诉我，中国普通人的物质文化之所以相对朴素，是因为穷人没有精力创造复杂文化，我只需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处理一把面粉就知道这个解释不够。

一点面粉可以变成面条、馒头、花卷、饺子、馄饨、烧饼、烙饼；一颗大豆可以变成豆腐、豆干、腐竹、豆酱、酱油；白菜可以炒、炖、腌、晒；一点肉可以切碎以后让整盘菜获得动物脂肪和鲜味；发酵、腌制、刀工、火候、干货可以把极少的资源组合出惊人的变化。中国普通人的饮食文化恰恰证明，中国人根本不存在所谓“天生只讲实用、不追求丰富”的性格。

也正因为如此，其他领域的贫乏才更加刺眼。为什么饭桌上的文化密度可以远远超过整个房间？为什么一颗白菜值得发展出十几种处理方式，一间屋却那么容易满足于一张桌、几条凳、一个柜子？为什么吃的东西一定要有味道，而房间有没有香味、织物有没有纹样、杯子有没有性格、身体有没有装饰、晚上有没有自己的游戏和音乐，却那么容易变成“不重要”？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它说明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创造力，而是创造力、劳动、剩余财富、社会声望和文化价值长期被导向了什么地方。中国饮食证明匮乏完全可以产生复杂性，中国少数民族又证明廉价材料完全可以产生极高的视觉密度，所以“因为穷，只能寒酸”这个解释最多只能解释一部分。

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倾向又被一种极端的现代历史进一步强化。战争、革命、长期贫困、集体化、单位制和快速工业化，让大量地方性的物质文化被标准化生活用品取代。水泥地、白墙、日光灯、搪瓷盆、暖水瓶、塑料凳、统一家具、防盗窗、瓷砖墙，这些东西首先当然是经济和工业条件的结果，而不是某种民族审美缺陷。一个刚刚解决住房、供暖、卫生和耐用问题的社会，不可能优先考虑烛光、香气和手工织物。可是一个环境如果持续几代，匮乏会变成习惯，习惯又会变成期待。于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等中国真的开始富起来以后，那种“瓦房店感”并没有自动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过去是没有钱，所以能用就行；后来有钱了，却很容易不知道剩余财富应该怎样转化成生活文化，于是最直觉的办法就是把规格加大：房子大一点，电视大一点，沙发厚一点，瓷砖亮一点，吊灯复杂一点，车贵一点，商标明显一点。东西终于多起来了，可物质丰裕并没有自动变成文化丰裕。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讽刺的循环。传统文人精英是有钱以后努力让自己的东西看起来少，现代暴发式消费则是有钱以后拼命把东西堆进去，一个是空得高级，一个是满得廉价，看起来完全相反，实际上缺少的是同一种东西：成熟而连续的日常审美语法。等城市中产意识到“土豪装修”不好看以后，又迅速开始寻找别人已经完成的审美套装：日式原木、无印良品风、北欧极简、侘寂、法式复古、意式极简、奶油风。中国今天当然已经出现大量优秀的设计师、品牌和新的审美文化，我并不是说现代中国没有设计。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不断借用完整审美语言的冲动本身：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巨大制造能力的社会，仍然如此急切地寻找“我的日常生活到底应该长什么样”的答案？

我们可以制造全世界的沙发，不等于拥有自己的家具文化；可以生产全世界的灯，不等于形成自己的照明文化；可以制造香水瓶，不等于拥有广泛的香气文化；可以生产黄金首饰，不等于拥有自然进入日常穿着的首饰语言；可以制造无数乐器，也不等于普通家庭拥有自己的音乐生活。制造能力的丰裕和文化生活的丰裕，从来不是一回事。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曾经被现代主流社会定义成“落后”“边疆”“少数”的文化，反而在今天成了人们寻找文化身份的地方。一件苗绣进入博物馆，一块侗锦成为“非遗”，民族服饰成为旅游表演，传统音乐成为文化节项目。可我觉得“非遗”这个词本身有时候就暴露了问题：这些东西最强大的时候根本不是“遗产”，它们就是生活。一个人穿自己的衣服、织自己的毯子、戴自己的首饰、装饰自己的房子，本来不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弘扬民族文化”；一个埃及人下 tawla，一个伊拉克人用小玻璃茶杯喝茶，一个海湾家庭拿阿拉伯咖啡壶倒咖啡，一个伊朗家庭铺地毯，也不会每天想着“我要保护传统文化”。文化真正强大的状态，恰恰是使用它的人根本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文化，东西就是这么用，客人就是这么招待，晚上就是这么消磨，婚礼就是这么庆祝。

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现代中国所谓“传统文化复兴”特别尴尬。我们需要专门穿一次汉服，参加一次非遗活动，去古镇买一次文创，点一次所谓宋式香，体验一次围炉煮茶，才能暂时感觉自己“进入传统文化”。而真正强大的生活文化根本不需要进入，因为你从来没有出来过。当然，我也不愿意把中东或者中国少数民族浪漫化成某种没有贫困的彩色天堂。一个贫穷的埃及农民、安纳托利亚农民、叙利亚农业劳动者或者伊朗村民完全可能生活得极其寒酸；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同样可能没有漂亮住宅；今天看到的苗族银饰和民族盛装也经常属于节庆场景，不是每天戴着几十公斤银子下地干活。前现代生活到处都有疾病、恶劣住房、繁重劳动、卫生问题和物质匮乏。所以真正公平的比较从来不是“中国农民对波斯王宫”，而是问：当大家都只有一点点资源的时候，不同文化怎样使用那一点资源？

这才是我最终越来越在意的东西。同样只有一点钱，有的文化特别会让那一点钱继续长东西。一杯茶长出一种杯子，一杯咖啡长出一只壶，一次聊天长出水烟和西洋双陆棋，一块地面长出地毯和坐垫，一点香料长出身体、衣服和房间的熏香仪式，一场婚礼长出首饰、海娜、音乐、舞蹈和甜食，一段空闲时间长出咖啡馆、游戏、音乐和聊天。同样没有多少钱，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又告诉我：没有丝绸可以织羊毛，没有黄金可以用白银，没有昂贵家具可以彩绘普通木箱，没有钱购买大量装饰品可以把几个月的劳动放进一件刺绣。贫穷可以降低材料价格，却不必把世界变成没有纹样的灰色。

所以我所谓的“瓦房店化”，最终并不是在嘲笑穷人，穷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我真正批判的是一种贫乏被长期正常化以后留下来的文化惯性：把“能用”当作完成，把装饰当作多余，把感官享受当作有钱以后的附加项；有钱以后又容易把消费理解成规格和价格，而不是让颜色、纹理、香气、声音、植物、首饰、器皿、游戏和社交仪式共同构成一种生活。从精英的“克制”，到普通人的寒酸，再到二十世纪的“能用就行”，最后到现代的“有钱就堆料”或者直接购买别人的审美套装，我看到的是一条虽然并不笔直、却令人不舒服的历史连续性。

所以我现在评价一个文明的物质文化，真的越来越不愿意只看它最漂亮的宫殿。我想看它最普通的一间屋。我想知道一个没多少钱的人回家以后，脚下有没有舒服漂亮的东西，窗边有没有植物，房间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气味，吃饭的器皿有没有性格，身上有没有一点装饰，朋友来了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待客方式，晚上有没有音乐、有没有游戏，节日有没有颜色。我想知道一个人只有十件东西的时候，那十件东西是不是除了“有用”以外，还告诉我他是谁、从哪里来、喜欢什么、怎样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因为让皇帝生活在美里面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埃及法老做得到，波斯沙阿做得到，奥斯曼苏丹做得到，中国皇帝当然也做得到。真正困难的文明成就是，让一个普通人只有很少的东西时，那很少的东西仍然有形状、有颜色、有纹理、有香味、有声音、有游戏、有仪式、有记忆；让他不需要走进故宫才看见自己的文化，不需要走进博物馆才知道自己的祖先会设计，不需要去“非遗体验馆”才暂时进入传统，不需要购买一整套外国审美套装才知道家应该怎么布置，而是推开自己家的门，他已经生活在里面。

对我来说，这才是一个文明真正的物质丰富。也是为什么，当一个文明不断拿皇帝的宫殿、士大夫的瓷器和博物馆里的国宝证明自己多么辉煌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想问一句最简单、也最不客气的话：那普通人的生活呢？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只能得到“能住、能穿、能吃、能用”的回答，那么国宝再多，也不能替那间寒酸的屋子作答。

如题，你们觉得如果不杀功臣，老四还能谋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