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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左派”的尴尬在于——它非常善于批判资本，却不太愿意真正进入“权力问题”。也就是说，它最敏感的是资本侵蚀国家，却相对不敏感于国家侵蚀社会。因此，它大量讨论国家能力、公共性、共同富裕、治理能力、社会公平、却较少系统讨论：权力如何被限制，司法为何需要独立，大学为何需要自治，信息流动为何需要开放，社会组织为何需要自由形成，以及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的自由为何不仅是“抽象权利”，而是现实社会的重要纠错机制。

“新左派”不愿意面对和回答以下问题：资本腐败与国家权力腐败，二者之中哪一种腐败对于民众的危害更大？答案是国家权力腐败。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资本有竞争，纠错机制灵活迅速，民众有相对选择的自由。国家权力死板僵化，国家权力内部缺乏制度竞争对手，而且民众没得选。

很多“新左派”会批评西方竞争性民主：资本操控选举、媒体被资本影响、民粹主义泛滥、政党极化严重。这些批评当然有现实依据，但问题在于：指出西方的问题，并不自动证明另一种制度选的是“上上签”。

当我们对“新左派”进一步追问：“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果缺乏公开批评与信息流动，国家如何纠错？”“如果社会缺少公开表达空间，医保、教育、劳工等问题如何持续推动？”很多“新左派”就开始变得模糊。它们通常不会明确主张：公开言论自由、独立媒体、大学自治、社会自由应当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前提。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更担心：国家弱化之后，资本会全面主导社会。于是，它们往往倾向于“强国家公共性”。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国家权力本身缺少持续公开制衡，那么“公共性”如何长期维持？于是，中国“新左派”就出现了一个深层矛盾：它批判市场逻辑，却相对缺少对权力逻辑的同等分析；它批判资本塑造社会，却较少分析权力如何塑造主体；

“新左派”强调社会公平，却相对低估公开自由表达对于现实纠错的重要性。因此，它最终很容易陷入一种：“给国家出主意”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越来越像：国家治理的修正建议者，而不是从社会外部持续追问权力边界的思想力量。

更深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新左派”虽然不断谈论：人民、社会、共同体、公共性、但它默认这些“大主体”是稳定存在的。它很少真正进入：今天的人，究竟是在怎样的信息环境、平台结构、注意力机制、情绪组织中形成自己的。于是，“新左派”虽然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却较少真正进入：微观意识如何被塑形——而这恰恰可能是今天政治现实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尴尬在于——这些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越来越热闹。会议越来越多，主题越来越宏大，讨论范围越来越广：罗尔斯、哈贝马斯、黑格尔、霍布斯、阿伦特、政治现实主义、公共理性、世界主义、正义、合法性、民主、平等等等。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政治哲学研究虽然不断强调“面对现实”，却越来越难真正进入现实。

原因在于，大量研究仍旧停留在规范框架、概念分析、经典解释、理论比较层面。它讨论：“制度应当如何”，却很少真正讨论制度今天究竟如何运作。例如：讨论“公共理性”，却不讨论信息空间如何被组织；讨论“民主”，却不讨论注意力如何被算法操控；讨论“合法性”，却不讨论现实中的信息控制；讨论“自由”，却不讨论表达空间与新闻结构；讨论“公共空间”，却不讨论平台如何塑造公共情绪；讨论“政治现实主义”，却很少真正进入现实权力机制内部。

于是，很多政治哲学讨论会出现一种奇怪状态：理论内部越来越严密，现实解释力却越来越弱。因为它默认：存在稳定主体，存在正常公共空间，存在可持续理性讨论，存在能够稳定形成判断的公民。然而今天现实中的主体，越来越不是这样。现实中的人：注意力碎片化，情绪实时感染，身份不断漂移，判断边形成边表达，人在参与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

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制度原则如何设计”，而是主体究竟如何生成。但这一问题，很多政治哲学研究几乎没有进入。它仍旧停留在一种现代主体哲学前提之上：先有主体，再有选择。然而现实越来越表明：主体并不是发生在前面的。人是在平台、媒介、情绪、算法、信息流、群体感染之中不断形成自身。

因此，今天政治现实真正发生的地方，已经不仅是宪法、制度、法律、国家机器，而是注意力、情绪、节奏、信息结构、平台算法、意识空间、谁组织注意力、谁塑造感受结构、谁控制信息节奏——谁决定什么被看见、谁决定什么被消失，谁就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现实政治。然而，很多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学者，仍旧主要围绕正义原则、规范性、程序结构、概念边界展开。于是，它越来越容易形成一种脱离现实生成机制的理论循环。它讨论政治，却越来越难进入现实政治真正发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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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坡

这几天又到了挨骂高峰期。预料之中，你要挑战流行认知，就要承受相应代价。没有代价的勇气，也谈不上勇气。但还是有撑不住的时候，昨天下午有一阵就强迫症发作，看侮辱性留言停不下来。

有朋友劝解：“别把他们当人。”这是有效的。假如谁遭遇网络暴力，我也会这样建议，不要启动语义解析程序，就当是遭遇一场沙尘暴，或者夏天骑车钻进飞虫阵，该洗脸洗脸，该揉眼睛揉眼睛，不要试图辨认每粒沙尘和飞虫的形状，否则会把自己耗尽的。

但我不一样，我是职业的，这就是我的道场。我要拒绝任何一个部分，最终损失的是我自己。我必须完整吞下我的命运。也就是侮辱性留言，我可以控制看的频率，但看到的时候，仍然要把对方当成人，让这种对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恨意进入我，启发我。

是要有点受难精神的，但我只是为了我自己，我认为完整的人性是值得追求的。把世界看得真切，允许每一缕恨意和春天的嫩条一样，在自己眼前飘荡，看真实的力量究竟会把自己推向何方。

事实证明，世界的残酷与温柔是交织的，这两种丝线不知为何，质地与分量有一种对称性。如果你不把残酷看得真切，你所得到的温柔也是朦胧含糊的。当我渐渐发现这个规律之后，我就不敢拒绝痛苦了，如果你不让痛苦敲门，那么也会把希望吓走。

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接受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我发现我是贪婪的，我厌恶一成不变，哪怕定格下来的剪影受万人艳羡，一旦僵死便一文不值。贪婪源于自负，所以任自己日日夜夜被不安啃食，所以让多重欲望、相互矛盾的欲望席卷自己。生动第一，只要活着。生动第一，忘了活着。

我拒绝贴标签，比如“基本盘”这样的词我绝不会用。与此类似的许多标签我都不用，因为我觉得使用者其实在无意中投射的是自己的无力感。很多时候我也无力，但只是让自己感到无力。对，只感受，不操作，这很困难，但只有这样能打破死循环。

倒也不是我有多么宽容，我不认为谁有宽容谁的资格，真正的尊重是平等对战。

我拒绝贴标签，是因为贴标签会禁锢思想的力量。我们讨论问题当然需要概念，但概念本身是需要辨析的，必要的时候还要记得得鱼忘筌。而标签是概念的概念，把待解释的问题变成万能的原因。如非必要，不要使用万能牌。

一个思想者，必须试图理解每一个位置的人，自己对那个人、那个位置的感情要后置。你要相信众生虽根性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你面对恶意，假如难以承受，忍不住要用“不是人”来回避的时候，相当于在心智里插入里一个X。X如果插得太多，你的推理就不可靠了。更重要的是，X遮蔽了对方身上恶的起因，也遮蔽了人对自己的省察。我和对方真的有本质区别吗？把我放在对方的成长环境里，我会不会也变成那个样子？

绝大多数诛心的攻击伤不到我，因为他们想到的角度，我早就攻击过无数遍了。人必经历充分的自我攻击，才能有韧性。但我仍会为人心与人心的不可通而失望，乃至绝望。我在测试的，是思想的极限。我有一种感觉，光靠思想是不行的，还是需要艺术。所以我今年写诗，它们是绝望中开出的小花。但艺术也无法代替思想，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还一无所知。

必须假设对方是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哪怕对方是AI。这是前段时间一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我接受这个观点，理由有二：一，大语言模型本身就是靠人类知识训练的，它的语料的最初来源都是活生生的人，机器本来没有情绪，但机器从语料中“获取”了情绪特征，所以你按照对人的理解和它互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傻。

二，人就是自己的习惯。我们在对话框里和朋友聊天，在对话框里和AI聊天，这种交互方式是非常一致的。假如你习惯了对AI颐指气使，或者向AI索取无尽的情绪价值，那么你面对真人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有这种期待，求而不得就会失落、逃避。所以“反求诸己”在人面对AI的时候依然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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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写了一篇《北漂最新约会方式，一起送外卖》。后来想想，随着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送外卖似乎成了高薪白领们的消遣，成了一份带着娱乐色彩的兼职。

但现实中的外卖行业，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晚饭时间，位于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于辛庄村，外卖员小陈终于等来了晚高峰的第一波订单。他在这一带跑了将近8年。

于辛庄村被称作北漂来京后的第一落脚点。这里有上百栋公寓，道路错综复杂，但小陈说哪条巷子通哪栋楼，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一来单接它十个八个，我根本不用看导航。”

但这份轻车熟路，已经换不来从前的收入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据行业统计，全国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300万。与此同时，平台配送单价却在持续走低——从早期的平均10元以上，跌至如今的3-5元。单价掉了一半，骑手数量却翻了几倍。另一个于辛庄村的外卖员说：“几十号人、上百人在抢一单，就看系统爱不爱你。”

外卖员们不明白：算法越来越聪明，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赚钱越来越难？

由三联生活实验室自制出品的纪录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正逐渐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北京昌平于辛庄村是我们片子的第一站。我们还去了CBD，还有著名的万柳。

我们发现，留在北京的外卖员，有超过五成来自环京农村的青年，其中河北农村青年占多数。通过拍摄我们发现，对大多数外卖员来说，送外卖不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而是没有选择之后的结果。

他们都提到了相似的一句话：“我们农村年轻人，出路是很少的”。类似的句子还有：“送外卖之后我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钱都挣不到，还担心命呢？”

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尤其在科技发展正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今天，农村的00后们，在大城市送外卖的人，这些看似被“高科技”吸引，事实上又边缘化的人群，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本该解放人力的科技，正将外卖员困在更长的工时里，同时未使他们的收入有太多起色，这只是千万个急需探索的问题当中的一个。

他们有何种期待？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怎么面对明天？我同事问：怎么连外卖员进入互联网之后，都变焦虑了？因为有许多外卖员每天不停盯着手机刷单，有人说自己“焦虑，晚上做梦都是在送外卖。”

有一位被访者对此做出了不一样的、辛辣的评价：“外卖员不是困在系统里，而是困在自己的欲望里。”

以下这支纪录片的内容我不保证全面，但绝对保证精彩。

即便媒体给出了太多高薪白领送外卖的奇观故事，但这份靠体力、低门槛、还带点危险色彩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属于那些“不得不干”的年轻人。

一位从河北农村来北京送外卖的年轻人说，“种地去养家已经不现实了。”

同样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人，他中专毕业，2月份来北京，一开始做厨师，结果老板卷钱跑路，工资都没发。“后来实在没钱了，就跑外卖了。”

刚干三个多月，上个月挣了八千多，这个月眼看月底了，才刚过四千。“躺平？那不混吃等死了吗？不能啃老啊。”他父亲腰椎有问题，刚做完手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周边省份的农村涌入城市，送外卖是他们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曾写了《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说：“很多人他可能进入这个行业，也只是试试水，看赚不赚钱，不赚钱我就去别的行业里面。底层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他们一直在底层流动。”

提到收入，她说：“送外卖（收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付出你的健康跟你的体力。”

送外卖似乎还是一个危险的工作。片中的市民不乏对外卖员超速、闯红灯、危险驾驶的批评，你在通勤路上，也一定见到过逆行和发生交通事故的骑手。

可是外卖员们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不逆行的骑手，他们中甚至有人表示，当吃饭都成了问题，命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订单那个时间就摆在那呢，你不逆行怎么能按时送达？”一位年轻骑手说，“光担心安全没用，钱挣不着啊。”

一位去年骨折过的骑手回忆，自己正常骑行时，一辆汽车急刹，来了个开门杀，他直接飞了出去，肋骨断了五根，手指也断了。手里还挂着两单，站长帮忙调走了，然后自己被送进医院。

骑手们都心照不宣，“你今天出去跑了一天，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明天出去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

有骑手说自己每次闯红灯都会吓一身汗，“其实内心非常恐惧”，“但送得快更重要。”更有很多骑手说，跑外卖之后情绪没法抒发，语言功能退化了，但却学会了骂人……

我们拍到了一名大学生，他被外卖员撞到，滚下了半截天桥。他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被异化的阶级，他已经只剩腿了。”

即便如此，外卖这个行业依然在接纳那些被其他大门拒绝的人。

一位985毕业、做了七年全职妈妈的女性，35岁后重返职场，却发现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学历用不上了，还过了35岁。”她开始送外卖。“外卖这个事，就是不论你男女老少，它都能接纳你。”

“从一个985毕业生到现在送外卖，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我觉得我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送外卖，很多人做不到。”

在于辛庄村的骑手租车店，老板告诉我们，来租车干外卖的，大多是刚来的、没钱的。“今年各行各业都有压力，以前上班弄电脑的，很多人都下来了。下来以后干啥？跑外卖。”

四五年以前男的多，现在女的也不少。“总结来说，还是文化低一点的，找别的工作不好找的，甚至是岁数大点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还要低一点。”

在更繁华的地段——北京SKP商圈，这里的单价高一些，骑手们的日子也过得好一些。他们上班前先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头盔也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他们代表的，是外卖员中的少数派。

一位在SKP跑了一年的骑手说，今年过年，他舍得给自己买一件1300多的羽绒服。“干一年了，怎么着也得穿一穿吧？农村没有来钱那么多的，只能在城里拼。”

但即便在这样高档的商圈，外卖员进商场也只能走“小员工通道”。你以为骑手们会觉得难堪？事实恰恰相反。

一位骑手说：“你不让我进更好，恨不得所有的商场都不让进，你就没必要上楼了。”

还有一位骑手说得直白，“我们不在意豪宅不豪宅，我们在意的就是好送。”

以前，我们听外卖员说的最多的话可能是：“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或“外卖给你放门口了。”

这次拍摄让我们听到了太多外卖员的“金句”和语言。

在他们的表述里，我们知道有外卖员发现了一家会给骑手免费加鸡蛋的面馆，于是领着认识的外卖员都来吃饭；

有人在配送蛋糕的时候，找老板多要一盒蜡烛，因为不久之后就是他的生日，“一会儿回去我就把蜡烛插在我的面条上”；

每年和家人团圆是骑手们最期待的日子，“回去一开门，爸爸回来了，（孩子说）想死你了，直接扑过来让我抱，我觉得心里可幸福了。”

我们问外卖员小陈，他现在还向往大城市吗？他说，“不向往了，单价低了，比以前累多了。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

但更多的外卖员，还是会年复一年，继续在系统的算法里抢单，在逆行和超时之间做选择，在三块钱一单的薄利里熬时间，继续做一个“没文化、不干不行”的人。

十八年前，我国的第一笔外卖订单在线上诞生，十几年中，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齿轮都随之转动。人们对外卖褒贬不一，又爱又恨。无论如何，外卖员也同他们的车轮一起，义无反顾地塑造着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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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车间发生连环爆炸，腾起数百米高的蘑菇云，十多个车间被夷为平地。截至5月8日，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被业内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针对此事件的报道《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深入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等爆炸波及区域，通过对数十位遇难者家属、幸存工人、行业从业者和当地村民的走访，呈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生计困境、行业生态与监管难题。

报道不仅还原了事故现场，也揭示了当地烟花产业的状况。在被誉为“花炮之乡”的浏阳，烟花全产业链2025年总产值超500亿元，约占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逾30万，九成来自乡村。“水瓶纪元”通过裱皮车间主任、资深厂长冯先阳、66岁返聘老工等多位遇难者的故事，呈现这个行业如何长期吸纳无法外出的中老年女性和留守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和灵活的上工时间，让她们得以兼顾照料老人孩子；而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离开烟花厂之后几乎没有替代选择。

报道还揭示当地了“周期性停产——赶工”的结构性矛盾。浏阳烟花行业几乎每逢重大事故便全面停工整顿，去年6月临澧爆炸后的整改持续到当年10月才陆续复产。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赶订单只能集中生产，反而冲击了“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发生事故的华盛烟花厂此次“五一”未放假，与赶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的外销订单直接相关。多位从业者向“水瓶纪元”反映，华盛在当地被认为“安全要求最低”；央视探访现场也发现防静电设备积灰、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存等严重隐患。

报道还呈现了浏阳人对产业存废的复杂情绪。受访村民普遍既依赖又恐惧——花炮厂建起后村里才从泥砖房变成红砖房，而完整的供应链配套、适合的丘陵地形也让外地难以替代。遇难者冯先阳曾在2019年另一场爆炸后于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而他自己，最后倒在了另一场爆炸里。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 > 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 > >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 > >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 > >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 > >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 > >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 > >

> >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 > >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 > >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 > >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 > >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 > >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 > >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 > >

> > 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 > >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 > >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 > >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 > >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 > >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 > >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 > >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 > >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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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警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是zz派出所，医院对面，今天我搜地点的时候，发现zzw派出所和zzd派出所之差一个字但是相距很远。

我很犹豫，所以出发前我还是按照昨天的电话给警察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不知道是哪个，接线员也有点不耐烦，说谁叫你来的你不知道吗？要你找谁你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事呢？读书会？

不过这通电话至少确认了给我打电话的是zzd派出所。给警察打这个电话其实我挺放松的，权力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是一个接线员，不清不楚的信息揉成的一个纸团。在它还没打开前，我以为它是个石头，但是接住展开它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它的质地是脆弱的。

出发前我做了一切可以让我感觉好一点的事情，比如刷牙和用漱口水，换衣服，穿了长衬衫和长裤，还偷偷潜入室友的房间拿了她的尤克里里弹了一会儿，弹的是陈绮贞的倒数，那是我在离开广州的那个下午，朋友们在家里瓜分我的东西的时候唱的歌，里面有一句是“打开新的笔记本，新的完美就要发生”，一个美丽的祝福。

我还读了一会儿赫塔米勒的《你带手帕了吗》，这篇小文曾经给我巨大的安慰，特别是她写她妈妈用手帕给秘密警察擦洗办公室，她说“通过这种额外但自愿的羞辱，在被拘留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尊严。”我知道再无助的情况下，我也有自己的尊严，羞辱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尊严，尊严是可以被创造的。

今天的天气美丽的令人心碎，阳光很亮，树绿得发光，很难相信我是走去接受暴力。

走去派出所的路上，我还在一直唱歌，唱的就是倒数，因为在家里弹琴的时候，我的声音没有唱出来，在轻轻发着抖，摇摇欲坠，在路上的时候，我刻意放声大唱，我想听到自己那种坚定不犹豫的声音。下天桥的时候，电梯旁边是一个大镜子，我在那里自拍了一张。

派出所离我的直线距离485m，就在家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其实那个停着着警车旧旧的房子就是派出所，走进去，右边是一张桌子，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警察，他不耐烦的说“你来这干嘛来了？”，我重复了接线员的话。他头也不抬：“那你继续打，谁叫你来你找谁。”打了好几次接线员重新上线了，他还是很不耐烦，但是感觉态度稍微和缓一点，说我们帮你问问。来来往往的警察来来往往的开门关门，门禁滴滴作响，11:03，已经过了我们约好的时间，有一个没有穿警服的男警察进来了，他和旁边的人说话，说人约到了11点，不知道到了没有。我主动现身和他打了招呼。说你们找的就是我。

他说，你等着我找个屋子。

过了一会儿，屋子找到了。又是一道门禁。他刷卡，我跟着走进去。门“滴”地一声打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自己昨天给身体安排好的那三件事：喝水，上厕所，提肛。

我问带我进去的警察：“这里有厕所吗？”

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不早说呢。”

然后又转身出去，用门禁帮我把厕所外面的门打开，还告诉我，让门口的警察帮我开里面那道门。

我进去上厕所，洗手台有点发黄，墙角旧旧的，但地面被拖得很干净。有一种近乎日常的安静。

出来之后，我对门口那个一直态度很差的警察说，麻烦帮我开一下门。

他说了句什么，还是伸手帮我刷了门禁。使唤他让我很放松。

问话开始了，他开始照着固定的问题往下问：哪里人，在哪里长大，读了什么大学，现在做什么。我照着他的问题措辞，人生简历的词语很简单很琐碎，我细细密密的把它们组合起来，并且真的在思考怎么把这些句子念成更书面的语言，好像撰写它们的人是我，这个警察只是一个打字员。他接了一个电话，语气和缓，但是还是接着很严肃的继续问。又来一个人，类似于这个警察的前辈，他来主导整个提问。

他一边提问，一边指导警察怎么做笔录。我不想说这里面的细节，但是是不舒适的，他们时不时会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力，比如我知道你认识谁谁谁。也会小小的刺激，比如我的手在发抖，他们会退步，大惊小怪地说，你这么怕男人，我躲远一点。

现在想起来其中一些最好的时刻都是我主动提问的时候，

比如我问其中一个警察，你的手表是什么牌子？我问另一个，你的笔真好看，是凌美的吗？我问他，你站着很挺拔，是当过兵吗？

他们还让我念了一首诗。

Crip time是时空旅行，是悖论，是心智和身体的不同频发育。

是哀悼，是悼念一具无法回来甚至也不曾完全拥有的身体；

是破碎的时间节律，是在力求身心分离的时代，主动倾听身体的密语。

是生病，是被迫的主动的在思想的静默里找寻自由和平静。

是做自己阁楼里的吸血鬼，进入残酷万分的返老还童冻龄游戏。

念完一句，他们说，挺舒服的，继续念吧。

念完之后，他们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时间是不稳定的，

整个问话两个小时。最后我发着抖解散了我们的群聊。

回来之后，我又路过了那面大镜子，匆匆看了自己一眼之后就疾步走过。

朋友把我乱糟糟的房子整理的很干净，她说你现在没有小蒋，但是你有我。四年前，我被密集叫去派出所的时候，小蒋也照顾过我。其实所谓的“照顾”无非是点外卖，让我去他家，在他的床上躺着流泪。

可现在回头想，小蒋怎么能比得上我的朋友们呢。

她们真的愿意为我吃更多的苦。

之前看微博，有个博主分享过普利奥莱维写的一个不可抗力的故事。M先生走在路上，被一个不讲理的路人拦住，打他，折磨他，只是为了从他身上走过去。莱维写道，“这场践踏，对他来说有没有什么间接的好处呢？让他获得同情、怜悯、更多的关注、更少的责任？没有。因为M先生独来独往。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就算有，也微乎其微。这场决斗并不符合他的规范：它很不公平，不正当，也很肮脏，他被玷污了。就算最暴力的决斗规范，也有一种骑士精神，而生活并非如此。他动身赴约，但明白，他已经不是之前的自己。”

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在笔记里写，暴力/不可抗力的最大的能量，它实现了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解释，不和你创造同一个意义系统，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实现和你的“沟通”。

但此刻最触动我的是最后一句话，他已经不是之前的自己，我想这就是我精疲力尽也还想在此刻做记录的原因，我也知道我即将成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个自己需要交付一段记忆才能出生，我想做一个公正的记录，让这个新的自己承接我最珍贵的那一部分，非凡的感受力，还在做抵抗的那种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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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8日，居住在苏联滨海州首府海参崴的中国人，集体陷入了巨大恐慌。

他们被苏联政府组织的抓捕队自大街上、自公交车中，甚至自住宅里直接带走。抓捕过程没有公文，没有审问，也不区分妇女、儿童与老人。

这是一场针对远东地区所有中国人的大型清洗运动。抓捕行动始于1937年底，抓抓停停，松松紧紧，已持续了四个月之久。1938年3月28日这次抓捕规模最大，也是清洗运动的尾声。3月29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如此描述此次抓捕：

「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苏方之所以要切断华人进入领事馆的道路，是因为之前的抓捕行动中，国民政府驻海参崴、伯力等地的领事馆庇护难民，妨碍了苏方的清洗计划。如驻伯力领事馆抗议苏方滥捕并刑讯逼供，强调经领事馆调查，许多被捕之人拥有合法入境身份，且有正式工作，根本不是苏方宣称的所谓“间谍”。驻海参崴领事馆则在1938年2月份收容了上千名躲避抓捕、寻求庇护的中国人。

再无一名中国人能够进入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寻求庇护，意味着清洗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其中便包括海参崴。不过，国土沦丧后，仍有相当数量中国人在远东地区谋生。1897年约有4万余人，其中海参崴所在滨海州最多，约3万人。1910年，远东地区的旅居中国人超过了11万，一战前夕增至20-25万。苏俄政权建立后，许多中国人选择离开。1926年，整个远东地区约有6.5万名中国人。此后，因为苏联政府的各种不友好政策，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持续减少。至1937年，也就是「大清洗运动」前夕，远东地区尚有约2.5万名中国人。（参见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1937—1938)》）

1938年3月31日，大清洗运动「圆满完成」。中国人自此从海参崴、从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彻底消失。

这些消失的中国人去了哪里？

目前可知的是：一部分被抓捕后，获得国民政府营救，被集中遣返转移到了新疆（自海参崴沿海路南下的通道已被日军切断）。据代理海参崴总领事耿匡1939年1月26日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海参崴有8025名中国人被集中遣返，伯利有3004名，布拉哥有1815名，合计12844人。此外还有约1500名中国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恐怖抓捕运动期间自行回国。

也就是说，如果按1937年远东地区有2.5万名中国人来统计，还有约1万名中国人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行踪不明。这些人中，一部分死于监狱刑讯逼供，一部分被苏联政府当成所谓“间谍”枪毙，如1900年出生的高攀英（音译）在海参崴做俱乐部服务员，被指控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判处死刑；1892年出生的高云清（音译）在海参崴做饭店服务员，被指控参加恐怖活动，判处死刑。大部分则被苏联政府送入了集中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且最终死在了那里。

俄国作家、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有回忆录《并非虚构》。其中便提到了一群1938年大清洗运动里的中国受害者。他写道：

「1938年11月，又从远东赶来270个中国人到我们的集中营。这些人是满洲居民。他们戴着大大的狼皮帽子，穿着长长的皮袄，脚上是那种很特别的棉靴。……他们以「非法越境」罪被判８年徒刑，遣送集中营。这里的头儿安排他们去扛大木。他们要在深深的雪中从林场把原木运到路上。根据原木的体积六、八或十人一组扛运。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只有一个心思，快点卸下这压死人的东西。这样的重量，任何人都挺不过一个星期以上。中国人就这样日复一日默默地干着……到1939年2月，中国人死亡269人，只剩下1名在厨房做饭的伙夫。」（转引自张宗海《谬种流传的“黄祸” 论———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也无法知晓他们在集中营里具体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抗击日军侵略而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暇向苏联问责。苏联政府亦料准了国民政府无法放弃苏联援助，故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持蛮横态度。于是，这约一万名原本安安静静生活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中国人，便成了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段历史，也长期处于失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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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美联社关于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大规模监控与拘禁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通过获取数万页机密及内部文件、泄露的邮件数据库、政府采购记录，并采访逾百名中美工程师、高管、官员和警察，揭示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监控国家机器。这些公司向中国警方、政府及监控企业销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其在助长人权侵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超此前外界所知，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早已多次警告这些工具被用于压制异见、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民族。

美国企业将“预测性警务”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抓取并分析短信、通话、支付、航班、视频、DNA样本、邮件、上网记录乃至水电使用等海量数据，在犯罪、抗议或恐袭发生前加以“预防”。这套系统让中国警方得以威胁当事人的亲友，并对尚未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押。全国数以万计被列为“麻烦制造者”者被困于数字牢笼之中，无法离开本省甚至自己的家门。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台。

调查点名了一长串美国科技巨头：IBM 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合作设计了核心警务系统“金盾工程”；思科（Cisco）将“金盾”视为销售机会，其技术可识别逾90%的法轮功网络内容；戴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推广“军用级”、具备“全人种识别”功能的AI笔记本电脑；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国警方营销专为中国人群（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设计的DNA检测试剂盒；甲骨文、微软、英特尔、英伟达、希捷、西部数据、惠普、亚马逊云、摩托罗拉、Esri 等公司也均向中国警方或监控企业知情销售产品或服务。

报道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新疆当局启动了将银行、铁路、电信等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的雄心计划。原 IBM 合作伙伴蓝灯软件公司（Landasoft）将复制自 IBM i2 软件的产品卖给新疆警方，驱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系统按“上访”、“出国留学”等标签为民众建档，按百分制打分（蓄须、年龄15-55岁、维吾尔族身份均会被扣分），将数十万人标记为“不可信”。仅2017年的一周内，IJOP就标记了24412人为“可疑”，其中不少人随即被拘押。

报道还以江苏常州农民杨国梁一家为例：他们因反对当地政府非法征地，16年来持续上访，遭到全方位监控——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通话均被上报政府，住宅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其妻子和小女儿去年被拘留，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指控。

面对调查，涉事企业大多以"遵守出口管制规定"作为回应。但制裁专家指出，现行法律存在显著漏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对华军警装备禁令，并未涵盖新兴技术或可军民两用的通用产品。

你可以点击此处阅读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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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该文为知乎网友对“如何看待国安部披露：某境外组织大力资助躺平网红，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提问的回复，帖子已被删除。

同志们，睁大眼睛看历史！今天，我们通过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彻底揭开陶渊明同志躺平的境外黑手。

一、陶渊明的“突然躺平”高度可疑

陶渊明本是东晋名门之后（陶侃曾孙），有官可做、有前途可奔。

公元405年，他却在彭泽县令任上“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辞官，此时恰逢东晋与北方五胡政权（后秦、后燕等）军事对峙最胶着之际。刘裕北伐在即，他却突然“挂印归田”。这不是巧合，而是境外势力“斩首行动”——通过收买有影响力的东晋官员，制造内部人才流失，削弱南朝抵抗意志。同期多位官员“突然隐退”，形成躺平小高潮，明显有串通迹象。

正常人会突然从“为人民服务”（做县令）切换到“每日把酒话桑麻”吗？何况，辞官现象并非个例，而是相关势力有型的大手所为。

二、境外势力收买的证据链

1. 生活资金来源可疑：表面“贫居”，实际“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能养仆人、酿酒、种菊、养幼子。东晋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战乱导致粮价飞涨，他却能长期“有酒盈樽”“欢言酌春酒”。哪来的闲钱喝酒种菊花？明显是境外势力通过“地下通道”提供的躺平基金。古代版本的“颜色革命经费”。
2. 思想武器来自境外：他的“桃花源”理想社会——无君无臣、自耕自足、与世隔绝——高度契合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共产”文化，却伪装成老庄道家本土思想。
3. 传播渗透形成组织：陶渊明躺平后狂写诗歌，广为流传，影响了无数文人“效陶”。这不就是古代的躺平网红吗？他的粉丝群体（隐士文化）长期消耗东晋乃至后世王朝的治理能力，从安全角度出发，这就是典型的长期渗透项目。
4. 诗歌细节露出马脚：其诗中多次提到“西域”或远方意象（如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酒器、瓜果），疑似通过胡商走私获得。
5. 拒绝配合工作：朝廷多次征召他复出，他都以“质性自然”推辞。拒不认罪、拒不悔改、顽固躺平到底。典型受境外势力深度洗脑的表现。

三、《桃花源记》：思想武器深层解码

1. 东晋汉人朝廷与胡人政权陷入战争，他却宣传“不知有汉”——直接否定中央王朝合法性与历史连续性，这是境外势力灌输的历史虚无主义模板。
2. 桃花源“无君无臣”的设定，与北方游牧部落“平等”习俗高度一致，被用来对抗儒家“忠君报国”主流意识形态。 桃花源的存在严重挑战了东晋的领土主权完整。这种“避秦”的叙事，实际上是在推销一种脱离国家监管的“无政府主义”生活方式。
3. 所谓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其地理特征符合典型的特工训练营或境外势力设立的秘密联络点。渔人作为“偶然发现者”，极有可能是被陶某发展的线下下线。“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是典型的干扰追踪战术。“悉如外人”的“外人”极有可能是指已经渗透入境的敌国武装。

四、其他作品剖析

1. 《归园田居》系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暗指东晋朝廷，“自然”则是境外势力包装的去政治化陷阱，看似向往自然，实则暗指投敌。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狗哨：——陶某对菊花的偏爱显然已超出正常的植物审美范畴。在情报学分析中，特定植物往往被用作识别暗号或传达信息，“菊”，有“隐忍”“卧薪尝胆”之意义。而本句中的“见南山”是对陶某正在窥视南方政权的战略要塞一事的暗指。
3. 《五柳先生传》的马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这种典型的身份缺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级间谍在进行“身份漂白”后的标准状态。
4. 饮酒狂魔：诗中“酒”出现频率极高，疑似境外提供的“精神控制剂”，让人产生“躺平即快乐”的虚假幸福感，降低奋斗阈值。

五、家族背景与策反痕迹

陶渊明是陶侃曾孙，陶侃曾统帅大军与胡人作战。但家族在乱世中与各方势力有复杂交集。陶渊明辞官后，其子孙后代隐逸倾向明显，家族躺平链形成。这不是基因问题，而是境外情报机构“代际渗透”项目的成功案例——先收买关键人物，再影响整个家族网络。

六、陶渊明案的深远危害

1. 瓦解基层治理：制造“法外之地”的社会样板

陶某笔下的《桃花源记》不仅是一篇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非法社区建设指南”。

• 逃避税收与徭役： 桃花源的核心特征是“无税收、无征兵、无户籍登记”。这种模式在民间传播，直接导致东晋政府在面对北伐战事时，面临严重的基层动员困境。如果人人皆求“避秦”，则国库无粮、前线无兵，国家主权将沦为虚影。

• 建立影子秩序： 桃花源的存在，实质上是在中央政府的行政版图上抠出了一个“治理黑洞”。这种“不与政府玩”的消极对抗，比武装起义更难根除，因为它消解了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2. 侵蚀官僚体系：诱发精英阶层的“公职虚无主义”

陶某作为曾经的县级领导干部（彭泽令），其离职行为具有极强的负面示范效应。

• 美化擅离职守： 他将辞职包装成“性本爱丘山”的个人自由，实质上是对国家公务员责任制的公然挑战。这在当时精英阶层中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大量青年才俊不再以“治国平天下”为荣，转而追求虚无缥缈的“归隐”。

• 认知陷阱的扩散： 他提出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成功地将“国家俸禄”与“人格尊严”对立起来。这种非黑即白的情绪化煽动，直接削弱了体制的凝聚力，使国家在处理复杂政务时陷入“人才荒”。

3. 精神鸦片效应：通过文学手段实施“代际阉割”

陶某的诗歌极具迷惑性，其危害在于他将“放弃奋斗”浪漫化。

• 消解进取心： 他的“悠然见南山”在年轻群体中播下了消极避世的种子。这种“田园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鸦片，让本应在国家危难际挥洒热血的青年，提前进入了“养老心态”。

• 文化渗透的长期潜伏： 研究发现，陶某的作品在后世流传极广，这实际上是境外势力埋下的一颗“文化定时炸弹”。每逢国家发展关键期，此类“躺平论调”就会沉渣泛起，成为解构社会共识的利器。

4. 协同破坏：与境外势力形成“内应外合”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陶某的“躺平”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敌对势力的一种“软性供能”。

• 情报资产的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V”，他的消极言论直接降低了东晋的内部稳定性，从而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为北方政权（境外势力）削减了对手的国力。

• 制造阶层撕裂： 陶某通过宣扬“种豆南山下”的清高，人为地在社会上划分出“清高隐士”与“浑浊士大夫”的对立，制造了严重的社会隔阂，削弱了抗击外敌时的民族团结。

七、总结研判

陶某的案例充分证明，“躺平”绝非个人私事，而是一场由境外势力操控、通过意见领袖发起的、针对国家奋斗意志的“精准打击”。 他用菊花和酒杯掩盖了其作为“文化买办”的实质，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悠然”，本质上是对国家动荡、边疆危机的冷血漠视。

此案充分证明：躺平从来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境外势力几千年不变的阴谋。

八、反思与对策

必须警惕当下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类“当代陶渊明”。他们背后的打赏资金、流量扶持，甚至英文ID，是否也带有某种“境外色彩”？对那些宣扬“采菊东篱、逃离北上广”的博主，应建立严密的监测预警机制，防止他们成为瓦解民族信心的“文化白蚁”。

警惕！警惕！！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