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ue_Curve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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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为郭德纲说话，我是为你爹说话！

连着写了好几篇，于是有人问了，“你为什么要为郭德纲说话？”不废话了，直接开写：

那些为“郭德纲被立案调查，西安站演出已取消”而欢呼的人，你们可曾想过——《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自己当年经历过什么？

就那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当年被人硬生生扣上“恶意影射”的帽子，整部《铁道游击队》被打成大毒草。作者刘知侠被关牛棚、游街毒打，半夜只能用床单拧成绳子从三楼跳下去逃命；主演冯喆被活活逼死，年仅49岁；饰演鲁汉的邓楠不堪无休止的批斗，一头扎进家门口冰冷的河里，连一句辩解都没来得及留下。六个字，毁了一群活生生的人。

那个年代，举报信就是不用装子弹的枪，检举揭发就是递向他人的投名状。父子隔墙偷听，夫妻枕边反目，学生指着老师的鼻子喊口号——多少人为了苟活，把最亲的人推进深渊？多少人为了自保，把别人的血泪当成了往上爬的垫脚石？那不是某一个人的恶，是举报成风之后，人人自危、人人互害，最后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的集体悲剧。而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吸取教训……

我为什么要为郭德纲说话？你有没有想过，当“举报”变成人人都攥在手里的万能武器，当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从别人的言行里找“违规”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把刀早晚会砍到你自己头上。你今天发过的每一条朋友圈、酒后说过的每一句吐槽，甚至几年前随口说过的一句戏言，都可能被人翻出来，变成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希望你办公室吐槽老板的半张截图、你旅游时随手发的一句矫情文案、你深夜撸串时随口吹的一句牛皮——未来某一天，全变成钉死你的呈堂证供。我怕你举报我，我举报你，最后这个热闹的人间，会变成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的坟墓。

看到有大V嘲讽：“郭德纲的粉丝上蹿下跳，仿佛被约谈的人是他们亲爹。”

这句话我看笑了。说句实话，郭德纲的小品我都根本没看过几个。我根本不是他的粉丝，更谈不上什么拥趸。我今天替他说话，不是因为郭德纲是谁，而是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一天，被你亲手送上去的，不再是郭德纲，而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你亲爹。我不是为郭德纲说话，我是为你爹说话！

我不是作家，不是记者，不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大V，更不是什么知名教授。我只是一个守着柴米油盐的普通家庭妇女，我就想不通——那么多饱读诗书的文人、手握话语权的博主、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学者，你们为什么不肯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你们真以为今天站出来，是为了郭德纲吗？不，你们是在为你们自己说话啊！

你们现在袖手旁观，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难道忘了当年那场风暴里，最先被抄家、被游街、被批斗的，就是你们这些读书写字的人吗？你们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你们真的不怕下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人，就是你自己吗？

我还想问问那些为郭德纲被举报欢呼的人：举报能让你碗里的菜少点地沟油吗？能让你家孩子在学校食堂吃不到腐肉烂菜吗？能让你家人生大病的时候不用跪在医院门口凑手术费吗？能让你退休之后不用为了几百块的养老金发愁吗？能让你家孩子名校毕业之后顺顺利利找到一份不用996的好工作吗？能让你不用三十五岁就被公司优化掉吗？能让你被欠薪的时候不用蹲在工地门口哭着等工钱吗？能替你把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全都交了吗？能让你不用顶着大太阳在学校门口站半小时接孩子放学吗？能让你在街边摆个小摊的时候不用担心吊胆准备随时就跑吗？能让你家老人在街上摔倒之后，路过的人都敢放心伸手去扶吗？能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之后，有人能站出来帮你把沉冤昭雪吗？

这些，全都不能。

可你要是任由举报成风，任由人人互相提防，任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变成所有人的生存准则，这些你最在意的民生难题，一个都解决不了，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

你眼睁睁看着底线一点点往后退，你对身边的卑鄙、丑陋、无耻、不公、不平假装看不见，你以为自己只是个路人，其实你早已经成了推高恶浪的帮凶，亲手把自己和后代的未来，往火坑里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到那个时候，别喊冤，这都是你当初自己选的。

我为什么要为郭德纲说话？

只因我不允许自己，活成那个明明看见了火光，却假装什么都没有见的沉默的大多数。

只因我不允许自己，几十年之后，我的孩子指着这段历史问我“妈妈那时候那么多人被冤枉，你在做什么”，我只能红着脸低下头，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敢说”。

只因我不允许自己，明明看见历史的灰烬下面埋着累累白骨，却假装那只是一阵吹过的风。

无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允许自己——做那个看着别人被围堵就拍手叫好，等到自己被围堵的时候，才发现周围全是冷眼旁观的人的傻子。

我不允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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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三狗是陈畜生大姨家的老三，人都叫他三哥。他跟陈畜生是亲表兄弟，两个人好得穿一条裤子。

他是个兽医。在乌龙村那一带，兽医算个体面行当，谁家猪不吃食了、牛拉稀了，都来喊他。他背个黑皮箱子，走村串户，箱子里的针管子哗啦哗啦响。可他那双手，给猪打过针，给牛接过生，也扒过我的衣服。他长得不丑也不好看，就是黑，瘦，一米七多的个子，走路有点晃。最吓人的是他那双眼睛，凹进去，像两个黑洞，看人的时候没有光，也没有底。他儿子只比我大一岁。他老婆小时候烫伤了脸和头皮，没剩几根头发，常年在福建打工。他一个人在家里种田、喂猪、送儿子上学。他侄女是他弟弟彭老四的大女儿，比我小一岁多，跟着奶奶过活，放学回来要帮他干农活，割猪草、煮饭、推磨、喂猪，样样都做。后来小学毕业就没读了。多年以后她联系上我，说：“艳孃孃，你小时候长得好漂亮，我小时候就喜欢你，就是不敢跟你玩。大人不让我跟你玩，说你是买来的，你要跑。”

彭三狗的幺姨，就是陈畜生的母亲。两家隔一个山包，走路几分钟。他常来。有时提一壶酒，有时空着手，有时刚给哪家的猪打完针，黑皮箱上还沾着泥和猪毛。老婆常年在福建，他一个大男人懒得生火，就老是往陈畜生家跑，蹭饭。来了就坐在堂屋里，翘起腿，拿眼睛往我身上扫。我在灶台前面忙，他就跑来在后面看，那眼神像在看圈里的牲口。

他嗜酒，醉了就打人。打过我，也打过我妹妹。有一次一巴掌下来，我鼻血顺着下巴滴到地上，他就站在旁边看，眼睛黑得像两个洞。白天打完走了，晚上又来了。他自己开的门，进来就喊：“给老子下碗面。”我站在灶台前面煮面，水汽漫上来，眼睛被熏得发酸。他坐在桌边等，像个老爷。一个替牲口看病的，还不如牲口。

他那年是个中年男人，儿子只比我大一岁，侄女只比我小一岁。可他就是惦记一个十三四岁女孩的身子，惦记了那么多年，没有得逞，就变着法儿来欺负，来报复。

陈畜生害怕我长大了跑，更害怕我长大了报复他。他比我大十七岁，等我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快五十了。他们一家人，彭三狗、陈畜生的父母、还有村里那些嚼舌根的女人，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买来的女娃子，得从小把她收拾怕了，怕了就不敢跑，怕了就不敢记仇。

彭三狗有时来找他幺姨拿钥匙，说要替陈畜生管教我。陈畜生的母亲把钥匙从裤腰上解下来，递给他，像递一把锄头。他开了门进来，反手把门关上。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他凑过来，先是拿话吓唬，再是动手。扯我衣服，想强暴我。有一回还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皱巴巴的，往我手里塞。我没有要。我就缩在墙角，拿胳膊抱着自己，不吭声，也不让他得手。他没敢真来强的，但那种恶心像一层油，粘在皮肤上，洗不掉。那双给猪接生过的手，碰过我身上所有不想被碰的地方。

有一阵子，他隔三差五甚至天天跑来和陈畜生一起拉我斗地主。他们两个大男人，对付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娃子。我不会打牌，从来没摸过扑克。但是两把之后我就看明白了，三个人，五十四张牌，算得过来。他们出什么，手里还剩什么，我记在脑子里，清清楚楚。我赢了三十多块钱。按那时候的价，能买几十斤米。可他们一分都不给我。彭三狗嘴上说给我出本钱，输了算他的，赢了归我。最后赢了，他装傻，陈畜生也装傻。他们怕我身上有钱，怕我揣着几十块钱跑出乌龙村。那三十多块钱就这样赖掉了。后来我生了女儿，彭三狗来看了一眼，坐在堂屋里喝茶，说：“你那个钱嘛，等娃娃大点了再给你。”再后来，就再也没提过。

那笔钱，他一直欠着。

后来14岁的我肚子大了。陈畜生害怕坐牢，跑了，去福建打工。把我一个人扔在他父母家里。后来过了几个月孩子生了，奶水没有，孩子整夜哭，饿得皮包骨，只能喂点米汤。晚上我害怕，不敢关灯睡。陈畜生的父亲半夜起来把总开关闸掉，站在门外骂：“电费不是钱？点起个灯，照鬼！”

可有些晚上，灯关了之后，鬼真的会来。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觉得床上多了个人。一只手摸过来，凉的，糙的，像树皮。我一下惊醒，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屋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吓得嗓子都哑了，只拼命往床角缩。那人没出声，摸了几下没摸到想摸的，就下床走了。

我看不见脸。但我知道是他。彭三狗家到陈畜生家就一个山包，走公路绕过去也就几分钟。他喝完酒，半夜里溜过来，像走自家灶房一样。那一次我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我旁边还躺着一个婴儿，她什么都不知道，小嘴张着，轻轻动了两下。

还有一次，天刚黑。陈畜生的母亲从田里回来，彭三狗跟在后面。一进门就骂我，说我骂了他幺姨，不孝顺他幺姨，他专门过来替他幺姨教训我。当时我带着女儿已经睡下了。他走进房屋里来，拉开蚊帐，一把掀开我的被子。还好是冬天，我也从来不敢脱衣服睡。他站在床前，什么都没看见，脸上是那种熟悉的、失望的表情。

这个畜生没得手过。一次都没得手。可他就是不肯放过我。那年我十四岁，肚子大得像一面鼓，他还来摸我、掐我、打我耳光。他比陈畜生更让我害怕。陈畜生是关我的人，彭三狗是趴在门外等机会的人。他像山上的夜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漫过来了。

写到这里，痛恨从心中涌上来。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穿着别人施舍的成人衣服，没有鞋，没有一个可以喊的人。彭三狗那双兽医的眼睛，像两个黑洞，永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盯着。

我二十岁那年终于逃走了。逃得远远的，再也不回去。直到前几年，那个侄女忽然联系上我。她说：“艳孃孃，我现在在福建，嫁了人，生了娃。”

我们聊了很久。她说她小时候最喜欢我，但是大人不让她跟我玩。她说：“你小时候长得好好看，我那时候就想，这个姐姐怎么这么好看。可是我不敢跟你说话。”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笑，没有接话。

她不知道。她小时候那个漂亮的“艳孃孃”，每一个晚上都在害怕有人推门进来，每一个白天都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前两年，彭三狗死了。

没有人专门来告诉我。就是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有人顺嘴提了一句，说彭三狗死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久。真的，笑了很久。

一个惦记了十三四岁女孩的身子那么多年、欺负了那么多年、打也打了摸也摸了、半夜摸上床的人，终于死了。我没有问他是怎么死的，也没有问埋在哪里。我只知道，这个世上少了一双黑洞一样的眼睛，少了一双黑夜里摸过来的手。

他欠我的那三十多块钱，到底没还。他死了，这笔账就算了了。人死了，钱带不走，可他欠我的那些怕，那些恨，那些在黑夜里缩在床角的年月，他也带不走。那些东西，他活着的时候压在我身上，他死了，也还是我的，不是他的了。

我笑了很久。不是因为那三十块钱。是因为从今往后，乌龙村山包那边的那个屋子里，再也不会有人在半夜喝完酒之后，顺着公路摸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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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文中“公域”主要指公共宣传、公务公示、机构话语和群体性立场表达等公共属性内容。本文讨论的是社交场景边界问题，意在呼吁各类团体、机构审慎闯入以人情往来、生活闲谈为主的微信私域，厘清公私社交场景边界，守护民间社交原本的生活底色。

01 公私边界，正在被悄悄抹平

在当代网络社交格局里，微信早已成为体量最大、渗透日常生活最深的民间社交载体。朋友圈、亲友群、邻里闲聊群、小型兴趣社群，共同构筑起庞大的民间私域空间。它们诞生之初的核心使命，是承载普通人的日常琐事、人情往来、生活感悟，维系熟人之间松弛温和的世俗联结。

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朋友圈本质上属于个人自费搭建的私域阵地。网络流量、通信资费、维护社交关系耗费的时间精力，全部由使用者自行承担。它是个人自主买单的社交场所，并不天然属于公共资源，更不是单位能够随意报销、调配和征用的宣传资产。

可伴随各类社会议题持续发酵，不少拥有统一立场的抱团团体乃至部分单位，逐步渗入微信各类民间场景。不分场景输出群体性观点、推送公务内容，混淆公域议题探讨与私域生活社交的边界，肆意挤占普通人的生活化社交领地。公私场域的界限愈发模糊，催生大量原本可以避免的矛盾与纷争。

从空间属性加以划分，网络社交天然存在公域与私域的明确分野。所谓公域，特指面向全体网民开放、以观点辩论、公务公示、工作宣传为核心职能的平台板块，包含官网、官方公众号、单位内部工作群等。这类空间专门用来处理公共事务、探讨社会话题，本身自带正式、严谨的公共属性，相关运营经费也能够纳入单位公务报销范畴。

与之相对，微信体系内绝大多数熟人社交场景隶属于私域范畴。朋友圈偏向个人化生活展示，用来记录衣食住行、抒发细碎的个人情绪；亲友微信群依托现实人情搭建，成员大多存在现实交情，交流诉求偏向家长里短、生活互助、琐事闲谈，并不承载公务宣传、人事公示、立场宣讲的职能。二者在设立初衷、使用人群、经费来源上泾渭分明，本应当各司其职，互不侵扰。

02 越界行为层出不穷：群体裹挟与公务侵占并行

现阶段愈发突出的问题，便是诸多团体、部分单位普遍存在公私不分的行为习惯。

一方面，不少立场抱团群体习惯于将适合放置在公域平台讨论的议题、成套化的立场话术，大规模搬运至微信私域空间。抱团群体形成固定交流模式之后，习惯于集体发声，在邻里群、同学群、亲友群中持续性输出同质化观点，原本用于闲话日常的熟人圈子，被改造为自身立场的宣讲场地。

群体性话语自带声势优势，依靠集中发言放大自身声音，慢慢笼罩整个社群的交流氛围，挤压零散个体的表达空间。普通人的生活感悟往往朴素零散，缺少系统化的理论包装，一旦和团体主流论调产生出入，细碎的个人看法极易被密集的集体声音覆盖。久而久之，很多人惧怕言语争执，选择收起自身真实想法，在熟人圈层保持沉默。原本多元松弛的民间社交氛围，慢慢走向单一固化。

另一方面，来自单位层面的越界侵占更加普遍，甚至已然演变出恶劣的风气。不少单位漠视公私边界与权责成本，明明手握可报销经费运营官方新媒体渠道，依旧将本该局限在官方渠道、内部工作群的公务事项，强制摊派到员工的朋友圈、私人社交群组之中，硬性要求转发工作推文、业务宣传内容。这相当于无偿征用员工自费维系的社交资源做公共宣传，把个人自费空间当成单位免费的宣传端口。

比强制转发宣传更为出格的是，部分单位还习惯于把行政任免、人事调度这类严肃内部公务事项泛生活化。人事变动有着规范的公示渠道，理应在专属办公平台面向相关人员发布，可不少从业者主动将任免消息转发至朋友圈、闲聊社群，把严谨的行政事务糅杂在大众日常文化生活里。脱离正式公务语境之后，人事任免容易沦为市井揣测闲谈，既消解了行政公事本身的严肃性，也挤占了普通人休闲文娱的精神空间。

除却制度层面缺少边界意识，部分主体还存在主观上的不良意图。有些团体与机构清楚朋友圈属于个人付费的私人领地，依旧刻意渗透私域开展潜移默化的观念输出，借着生活化场景散播成套话术，借助熟人圈层的人情纽带扩大自身影响力。这类行为早已不只是不懂社交分寸，而是带着目的性侵占民间私域，长此以往对整个微信社交生态伤害颇深。

03 表达权有边界，发言行事需要具备场景意识

客观而言，任何群体、单位都享有合法表达自身诉求、开展公务宣传的权利，这份自由理应受到尊重，本身不存在对错之分。真正产生问题的从来不是观点、公务本身，而是发言推送场景的错位，更是无视私域经济权属的错位占用。

热衷于社会议题探讨的团体，完全可以去往论坛、专题讨论社区等公共场域展开深度交流，在适配的环境里开展思辨博弈，发表完整系统的主张；单位开展宣传、公示人事任免，依托官网、政务平台、内部工作群便足以完成信息传递，渠道正规且受众精准，相关开销也能够依规报销。

但权利存在对应的使用边界。拥有发言、宣传资格，并不代表能够不分场合肆意输出，侵占不属于自身、由个人自费维系的生活化私域领地。不少群体、单位下意识默认所有网络空间都可以用来宣讲、推送公务内容，漠视普通民众想要保留一块脱离舆论纷争、剥离工作裹挟，单纯经营日常生活社交的诉求。

当立场争辩、公务通知持续挤占生活交流的位置，朋友圈里日常寒暄慢慢变少，工作推送、立场对峙不断增多。熟人之间极易因为线上观点分歧、反感无休止的公务裹挟，影响线下现实交情，衍生出隔阂、猜忌等诸多不必要的矛盾。很多现实里稳固多年的人情纽带，仅仅因为长期错位的信息渗透慢慢产生裂痕。

04 去中心化的舆论场，更需要守住公私分野

放到当下去中心化的舆论环境当中，公私域混淆带来的弊端体现得更为明显。现如今大众对于平等、权益类议题拥有五花八门的理解，每个人依托自身成长环境、现实境遇形成带有个人色彩的认知，不存在唯一标准的标准答案，这也注定相关讨论极易产生观念摩擦。

部分团体试图借助微信海量的民间熟人空间扩大自身话语影响力，在大量非议题性质的普通社群反复灌输统一话术，试图笼罩民间舆论风向，在松散的民间社交里建立隐形的话语中心。这种行为不仅消解了私域空间原本的生活属性，还容易把宏观的社会性议题下沉至细碎的熟人社交，让抽象的立场分歧落地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私人矛盾。原本针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探讨，逐渐演变为小圈子内部的情绪对立，大量无谓的争吵由此滋生，极大消耗民间社交本该具备的温情与包容性。

而单位将行政事务强行下沉至私人社交领域，同样会扭曲大众对于公私事务的认知。当民众习惯在自费的朋友圈接收人事任免、硬性工作宣传，慢慢模糊工作与生活的分界线，私人生活不断被公务事务入侵，精神层面难以拥有可以休憩的自留地。

更深层次来看，默许各类主体持续侵占微信民间私域空间，长远还会造成民间大众表达生态的失衡。民间话语体系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参差性与烟火性：普通人的观点大多扎根亲身现实体验，质朴直白、不成体系，带有浓厚的生活底色，未必严谨周全，却是社会民情最真实的缩影。

当抱团式的成套话语、繁杂公务推送长期占据熟人社交阵地，会慢慢形成无形的话语压力，催生“沉默效应”。很多普通民众意识到自身朴素的生活看法难以在圈子内得到包容，厌倦无休止的公务信息轰炸，便逐步放弃在微信民间场景发表真实见解。日常交流变得拘谨刻意，大家刻意规避深度观点表达，社交仅仅流于表层客套，网络熟人社交失去原本鲜活真实的特质。长此以往，能够流通的民间意见愈发单一，贴合基层现实的细微诉求失去表达渠道，舆论生态随之变得狭隘。

05 守住边界，培育大众监督觉悟，让微信回归生活本身

长久以来，公域主体肆意侵占自费搭建的微信私域，本质是用公共话语体系强行挤占民间生活领地，直接破坏质朴松弛的民间交往秩序。

普通人也应当建立对应的监督觉悟，认清朋友圈、私人群组属于自费性质的个人社交空间，明晰公私场域的边界权责。面对无端摊派转发任务、把行政事务强行浸染民间生活、刻意在熟人圈层灌输成套立场话语等越界行为，大众不必被动默许此类风气蔓延。保有基础的监督意识，敢于区分公务宣传合理渠道与私人生活领地，拒绝纵容对公域权力、机构话语无边界侵入私域的心态。

人与人依托朋友圈维系的亲友往来，本立足于生活化闲谈、日常情绪分享、世俗人情互动，交往模式偏向随性、私人化。可公务宣传硬性转发、行政事项随意散播、立场话语轮番渗透之后，民间日常交流慢慢带上公事色彩。熟人之间闲聊时有所顾忌，害怕随口闲谈触碰立场话题、牵扯公务相关议论，原本自在随性的民间社交慢慢变得拘谨客套。公私领地一旦长期混淆，公共事务不断侵入私人生活场域，会逐步扭曲民间交往的底层逻辑。

想要改善当下公私场域错乱、公务与立场话语肆意侵扰私域的现状，需要团体、单位、普通网民多方主体共同恪守社交边界，建立场景化的行事意识，厘清私域经济权属之余，培育民众普遍的边界监督意识。

对于各类拥有统一立场的社会团体而言，应当主动做好场景自我甄别，把系统性的观点宣讲、深度立场辩论收拢至专门的公共讨论平台，主动避让微信熟人私域空间，不在亲友闲聊场景进行大规模观念输出，尊重普通人自费经营生活化社交的诉求。

对于各类机关与基层单位，更应当率先厘清公私权责边界。做好宣传渠道划分，依托官方公域载体完成政务宣传、人事任免公示，用好可报销的公共宣传资源；杜绝下发硬性任务逼迫员工在自费搭建的朋友圈、私人群组转发公务内容，正视朋友圈属于员工个人付费的社交领地，不把行政事务强行嵌入大众文化生活，守护民间松弛的社交环境。

对于普通微信使用者来说，既要主动守护身边社群的交流氛围，明确区分生活聊天与议题辩论、公务传播的不同场景，不在熟人圈子刻意挑起立场争端；也要树立监督觉悟，自觉抵制公私不分的侵占行为，守护私域空间松弛自在的属性。平台层面也可以借助细化社区板块、完善社群分类机制，进一步划分社交场景职能，引导不同类型的交流去往适配场地。

网络社交空间从来不属于某一类特定群体。公域服务公共研讨、公务公示，私域归属日常生活烟火，且朋友圈这类私域由个人承担全部使用成本，二者各司其职方能维持稳定秩序。守住公私社交的清晰边界，拒绝立场话术、公务事务无端挤占微信民间生活空间，把议题辩论、行政公示交还公共平台，将烟火闲谈、人情体悟留在熟人私域。

唯有恪守“警惕公域渗入微信”的社交准则，民众兼具边界意识与监督觉悟，减少因场景错位催生的无端纷争，才能让微信回归维系人情、承载日常的本来价值，搭建起包容有度、秩序分明的民间网络社交环境。

公私自有疆界，公共事务立足公域开展，私人社交留存生活本色，便是网络社交最好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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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节目“三个水枪手”最近发布节目《为什么这轮“冲塔”不同？中国人的抱怨正在升级》，讨论“小红书冲塔”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小红书用户的表达从影射和玩梗，转向讨论经济下行、就业造假、社保缴费基数、低生育率与养老压力等具体问题。与谈嘉宾认为，这些零散不满若能进一步形成纳税、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明确诉求，就可能超越情绪宣泄，成为社会共识的起点。

“冲塔”从政治暗号转向具体生活困境

本期节目讨论的重点，不是小红书是否真的放松了审核，而是这轮网络表达的内容似乎发生了变化。过去常见的“冲塔”包括政治禁忌、历史人物、谐音梗和借外国话题影射中国；这次大量帖子则直接围绕失业、收入、养老、就业统计和分配不公展开。主持人认为，表达正在从少数人的政治讽刺，转向普通人对自身生活的描述。

嘉宾对“冲塔”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有些人把任何带有不满的帖子都称为冲塔，另一些人则认为，普通抱怨和制度性控诉必须分开。节目最后采用了较宽的层次划分：阴阳怪气是较弱的试探，客观描述社会问题属于边缘表达，被删除后仍设法传播、触碰明确政治禁忌或直接追问制度责任，才是更强的冲塔。这个区分有助于理解同一条帖子为何会引起不同判断。

有一类小红书帖子借印度、朝鲜等国家讨论媒体与社会，把批评对象留给读者自行联想。还有帖子根据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信息，指出过去需要托关系甚至捐赠才能进入的公立幼儿园如今出现剩余学位，并由此联想到出生人口减少和养老金压力。另一些帖子则公开讨论大学要求毕业生达到就业率百分之百，却让学生以自由职业等方式填报。

节目特别提到一张写有社保最低基数4311元、最低工资2230元的图片。发帖者要求解释为什么社保缴费基数会高于最低工资，讨论的核心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劳动者实际承担的成本。

更具共鸣的是关于低价服务的两则经历：一名学生凌晨从深圳南端前往北部，四十多公里车程只支付80元，想到平台扣除司机收入的30%后，开始怀疑司机是否真正赚到钱；另一名消费者花10元洗车，服务结束后却没有占便宜的快乐，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同样廉价。

议题从中外对账转向分配正义

与谈嘉宾认为，小红书过去常见的争论往往围绕出国、日本、美国以及“文化输出”等身份和民族议题展开。自由派或不满现状的人，常常只能借这些话题旁敲侧击，很难直接谈就业、经济表现或养老体系。如今，讨论逐渐转向分配正义、工资水平、就业造假和社会保障，这意味着网络议题不再完全由民族主义和中外比较主导。

这种变化与平台用户结构有关。小红书聚集较多城市青年，整体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算法分发让一个具体问题不必依赖少数大账号，也能在相似经历的人群中扩散。节目将它与知乎式的分析型表达比较，认为这种内容可能更有助于形成城市居民之间的共同认识，而不是只制造一次性的政治玩梗。

嘉宾们最看重的可能性，是这些讨论最终形成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例如，社保缴费基数应与实际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匹配，大学就业统计不应靠虚假填报维持，低价服务背后的劳动报酬也应进入公共讨论。与谈嘉宾认为，类似诉求比笼统地喊“民主”或借历史人物表达不满，更接近普通人能够理解、验证和参与的现实问题。

主持人把这种过程比作找到一扇门或一扇窗：人们可能先从房价、社保或就业进入，随后追问政策如何制定、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公众能否监督权力。节目不认为这种认识一定会立即转化为行动，却认为它可能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共同语言。

“只是在讲自己的生活”

关于小红书是否“放水”，节目给出的判断较为谨慎。嘉宾认为，小红书不会轻易拿企业前途冒险，所谓放松更可能是审核面对新型表达时出现了困难。表情包、敏感词和固定的煽动句式容易识别，但当用户不使用暗号、不号召行动，只是陈述自己的工资、失业和社保处境时，人工智能很难判断它是否构成违规。

这种表达的特点，正是它没有明确责任人，也没有发出具体行动要求。它只是说工资低、就业数据可疑、社保负担重，或者描述自己消费低价服务时的复杂心情。若审核机构要把所有类似内容都删除，就必须把大量普通生活叙述一并视为危险内容；但如果完全压制生活语言，又很难消除人们已经形成的共同经验。

节目最后将这轮变化放在更长的历史中理解：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常以理念和宏观价值批评社会，未必承受同样的现实压力；如今年轻人的表达来自持续的低收入、就业困难和分配失衡，因此更具体，也更普遍。小红书“冲塔”是否会发展成真正的社会诉求仍无法确定，但节目认为，从政治暗号和网络玩梗转向讨论生活机制，本身已经是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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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作灵感来自浙江宣传6日文章《“精日”病得狠狠治》，并高度仿似，鸣谢。笔者以为，精日、精俄都是病，都得治。

2026年5月，微博上俄罗斯官媒旗下账号“俄乌网”公然辱骂中国网友，用“祝你家人一路走好”这类恶毒言辞诅咒普通网民，甚至公然发布“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国的”这类触碰历史红线的言论。

事件曝光后，大量网友集体举报，平台最终对该账号采取禁言处置，但运营方全程未向中国网友道歉，俄方官方也始终保持沉默。这起事件撕开了长期被“中俄友好”大环境掩盖的一道口子：那种无视国家核心利益、无底线美化俄方侵略历史、甚至站在外部立场损害本国同胞权益的“精俄”极端思潮，早已在部分隐蔽圈层悄然蔓延，其潜藏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公众熟知的“精日”乱象，必须拿出明确的治理态度，狠狠整治，绝不能任由其在模糊地带野蛮生长。

一、“精俄”病的病态表象，早已突破理性友好的边界

“精俄”绝非普通的中俄文化爱好者。不少人喜爱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经典音乐，支持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平等互利合作，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民间友好交流，始终被主流舆论鼓励和支持。但“精俄”群体的核心特征，是在精神上完全倒向俄方叙事，把维护俄方立场放在中国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无底线的崇拜，不惜篡改历史、伤害民族情感、攻击本国同胞，做出种种突破底线的恶劣行径。

最典型的病态表现，是公然洗白沙俄侵华历史，否定中国的历史主权。2026年5月，拥有百万粉丝的账号杜建国公开发文声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人自己建立的城市，此前这里荒无人烟，不存在中国人建立的海参崴”，直接否认中国对海参崴的历史主权，刻意抹煞沙俄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外东北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侵略事实。更有甚者，部分网络账号在公开平台散布“近代沙俄对华扩张是帮助中国抵御西方侵略”的荒谬言论，把赤裸裸的领土掠夺包装成“友好互助”，试图一点点消解普通民众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更恶劣的是，部分群体在历史敏感节点，主动做出伤害民族情感的出格行为。2025年3月，海参崴纪念“征服东方”的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前，出现了中国老年游客集体排队献花的事件。事件曝光后全网哗然，不少网友痛斥这种行为等同于向侵略中国的战犯纪念碑鞠躬，严重伤害了全体国民的民族情感。

2026年5月，国内某国际学校组织中国一年级小学生赴海参崴，参加俄方举办的“胜利的重孙辈”国际儿童游行活动，在这个承载着中国近代割地屈辱记忆的城市，为俄方的纪念活动站台，被主流媒体批评为主动在历史敏感地点参与俄方的纪念叙事，完全无视中国民众的历史情感。

这类极端群体还长期对持理性中立观点的中国网友实施网暴攻击。在俄乌冲突相关的网络讨论中，不少普通网友只是表达了中国官方倡导的“劝和促谈、保持中立”的立场，就会被“精俄”群体扣上“汉奸”“亲西走狗”的帽子，遭到铺天盖地的私信谩骂、恶意造谣，甚至被人肉开盒威胁人身安全。此前有网友在相关内容下留言表达中立的反战观点，直接遭到俄媒账号的公开诅咒，这类极端行为已经完全把中国网友当成了“立场敌人”，把中俄友好的大环境当成了他们肆意攻击同胞的“保护伞”。

二、病态思潮的背后，藏着不能忽视的深层风险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舆论出于维护中俄友好大局的考量，刻意回避这类极端现象的讨论，甚至把批评“精俄”极端行为的声音直接扣上“破坏中俄关系”的帽子，这种刻意的模糊化和纵容，让这类病态思潮在监管盲区里不断壮大，其背后的风险正在逐步显现。

历史认知的普及盲区，给这类极端思潮留下了生存空间。和全民普及的抗日战争历史不同，近代沙俄对华侵略的相关历史内容，在大众历史教育中的普及度相对较低，不少普通民众对海参崴割让、外东北领土流失的历史细节认知模糊，很难第一时间识别出美化沙俄扩张的不当言论。这种认知上的信息差，让“精俄”群体可以打着“中俄友好”的幌子，把错误的历史叙事包装成“正能量内容”向外传播，潜移默化地误导公众的历史认知。

平台的双重审核标准，进一步助长了极端群体的嚣张气焰。长期以来，网络平台针对“精日”相关的违规内容，已经建立了非常成熟的识别和处置机制，相关美化侵略的言论会被第一时间清理，发布账号也会被快速处置。但针对“精俄”相关的极端言行，平台始终没有建立明确的审核判定标准，大量辱骂中国网友、美化沙俄侵略历史的内容，被误判为正常的国际友好讨论，长期放任不管。这种监管上的松紧失衡，让不少境外官媒账号产生了“法外特权”的错觉，误以为可以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肆意辱骂中国网民，完全无视中国的平台规则。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极端思潮正在试图扭曲公众对中俄关系的正确认知。我国官方始终明确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是军事同盟，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相处原则，始终把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放在第一位。但“精俄”群体不断向公众灌输“俄罗斯所有立场都天然正确”的错误逻辑，把中俄之间平等的战略协作，扭曲成了中国必须无条件单方面支持俄方所有言行的“附庸关系”，这种错误叙事正在逐步消解公众对中俄关系的理性认知，甚至可能干扰我国外交大局的正常推进。

三、拿出明确治理态度，才能彻底根治“精俄”顽疾

“精俄”病的治理，不能因为“中俄友好”的大环境就投鼠忌器，必须坚守“中国国家利益优先”的核心底线，用清晰的规则、明确的态度，把这类极端思潮从模糊地带里揪出来，彻底铲除其生存土壤。

首先要明确清晰的价值标尺，划清“正常中俄友好交流”和“极端媚俄行为”的明确边界。要向全社会传递明确信号：我们支持中俄之间正常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尊重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任何美化沙俄侵华历史、伤害中国民族情感、站在俄方立场攻击中国同胞的行为，都不属于“中俄友好”的范畴，都是必须被批评和处置的错误行为。绝不能让少数极端分子打着“中俄友好”的旗号，绑架全体中国人民的正常情感。

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补上监管盲区的漏洞。要把美化沙俄侵华历史、恶意辱骂中国网友、在历史敏感地点组织不当纪念活动的相关内容，纳入平台的违规审核清单，建立和“精日”内容同等严格的处置标准，对发布极端内容的账号，无论其是境内账号还是境外官媒账号，都要一视同仁按照规则处置，绝不能搞双重标准，彻底打掉部分账号的“特权错觉”。

要补上大众历史教育的短板，把近代中俄关系的完整历史客观地传递给公众。不能只片面强调当下的友好合作，就刻意回避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侵略事实，要让普通民众清晰了解外东北领土流失的完整历史脉络，了解海参崴的历史背景，从根源上提升公众对美化侵略历史言论的识别能力，让“精俄”的错误叙事彻底失去受众基础。

说到底，中俄友好的基础，是两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无底线崇拜。我们维护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恰恰是要把那些打着“友好”旗号伤害中国利益的极端分子清理出去，让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始终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

“精俄”病，必须狠狠治，这不是破坏中俄友好，恰恰是在守护真正理性、平等、健康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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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先声明一下，我手真的在抖，指尖悬在键盘上半天敲不出一个字，打三个字删两个，写了快半小时，开头两行还没捋顺。心跳得快蹦出来，后背的汗把T恤都洇出一小片印子，敲这几行字的时候，连客厅的脚步声都能把我吓一哆嗦。

我真的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要是哪句话说得不对，我立刻全选删掉，连草稿箱都清空，绝无二话。只是刚刚刷到郭德纲武汉商演的事，他演济公的时候即兴改了两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词，加了点“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的小包袱，最后因为演出内容没按规定报备，被立案调查了。

我刷了微博的一些评论，越看越不敢往下划，心里堵得慌，就想弱弱地、小声地、凑在你耳边用气音说两句，憋了好久的心里话。

我知道，规矩就是规矩，演出要走报备流程，这是所有从业者都该守的底线，我完全懂，也完全认同。可刷到网上好多评论，直接把这件事上纲到“篡改红歌”“亵渎红色经典”，说得好像舞台上一个没拿捏好分寸的即兴玩笑，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错。我握着手机的手心里，汗把手机壳都泡得发滑，连刷新页面都不敢用力点，生怕手滑点到什么不该点的按钮。

我真的怕，怕我哪句话说偏了，转头就惹上不该有的麻烦。

我想弱弱地问一句，我们从小到大，李白的《静夜思》《望庐山瀑布》《赠汪伦》，在校园里、网络上被改出了几百个恶搞版本，什么“床前明月光，李白打开窗”，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人揪着谁上纲上线。春晚的舞台上，李白都能穿越到现代长安，和演员插科打诨、把酒对诗，全场观众跟着一起闹，气氛轻松得很，也没人说这是戏说诗仙，要举报立案。《大话西游》把《西游记》改得面目全非，无厘头的包袱满天飞，当年火遍大江南北，成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后来的好多影视剧里，对古典诗词、传统故事的搞笑改编，更是家常便饭。就连古人自己，李白都写过《嘲鲁儒》，明晃晃地调侃读书人，也没人说他大逆不道。

我就忍不住犯嘀咕，为什么古典的、传统的内容，大家开开玩笑就没事，到了红色经典这里，连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都碰不得了？

我还翻了点老资料，翻的时候都特意把网页浏览记录开了无痕模式，看完立刻把历史记录清得干干净净，越看越不敢说，但还是忍不住小声提几句。好多我们熟悉的红色作品，本身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吸收了山东当地的民间小调，《儿童团歌》的曲调来自苏联的老歌，不少早期的红歌，都从民歌、外来曲调里吸收了不少东西，经过改编、打磨，才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经典。

我就想不通，既然这些作品本身，也是从改编和融合里走出来的，为什么现在喜剧演员在舞台上，轻轻碰一下、加个小包袱，就成了不能被原谅的事？

还有个问题，我打字的时候都时不时回头瞟一眼房门，确认没人站在身后，连手机通知音都提前调成了静音，可还是忍不住要问出来。是不是只要提前把改的内容报上去，审批通过了，就可以在舞台上唱“紫禁城中静悄悄”“妈咪妈咪哄”？还是说，不管你报没报备，只要敢戏谑红歌，本身就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

如果红色歌舞真的完全不能改编、不能戏谑，能不能出一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条文，把边界写死？是国级红歌还是省级红歌？是哪20首或哪200首？我五音不全，平时跟朋友聚会，偶尔会哼两句这些歌，我以后还能不能唱？私下洗澡的时候随口改两个字逗乐行不行？朋友聚餐喝多了，瞎改两句词闹个笑话行不行？商演的时候，即兴抖个小包袱行不行？

就算提前报备了，这个“度”到底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画条明线，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不用每天提心吊胆，连哼个歌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三遍，生怕哪两个字说错了，就踩了雷。

我真的不是要替郭德纲开脱，更不是不尊重这些红色作品背后的历史和先辈。我只是…..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开了个完全没恶意的小玩笑，最后就要走到立案调查这一步，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平时说话、开玩笑、随口唠嗑的空间，是不是也会越来越窄？

我现在发朋友圈，都要先编辑好，反复读三遍，删掉所有可能有歧义的词，甚至连表情包都要挑半天，就怕选的图有什么歧义，最后还要复制到敏g词检测工具里扫一遍，才敢点发送。跟朋友线下吃饭聊天，说到稍微沾点边的话题，都要先左右看两眼，压低声音，像地下党接头一样。

我总觉得，文化这个东西，要是连一点点无伤大雅的戏谑余地都不给留，是不是也绷得太紧了点？像被拉满的弓，稍微碰一下，弦就要断了。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这篇文章来回删改了不下七遍，每一句都反复核对过，连标点符号都改了好几个，中途还关掉文档重开了三次，就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如果这里面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我立刻改，立刻全删掉。我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百姓，今天壮着胆子，犹豫了快两个小时，才敢按下发送键，弱弱地说了几句藏在心里好久的真心话，真的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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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走了，我很怀念他。

其实说起来，朱同志负责反腐败和抓经济的时候我还是个乡村少年，对于反腐败、三角债、下岗这些大词还完全没概念，并不知道反腐和反腐的区别，并不了解三角债之后的经济命脉，更不懂得做出改制下岗的决定需要怎样的政治勇气。

我在10岁的年纪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棺材”。这个名词我是有概念的，村里老人去世了，会有一口红漆的棺材，盖着一层层的毯子，在宗祠里停放好几天，最终归于黄土之下。大人会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去碰，甚至连这个词都不能说。

但这个象征着凶险与死亡的词汇，居然从朱同志的嘴里说出来了，而且是九十九口加留给自己一口。在年幼的我对世界的浅薄认知里，这个级别出现在《新闻联播》前面几分钟的大人物，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词，更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讲话。

这一位，很不寻常，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也算是我对政治人物的第一印象。

然后就是九八年的大洪水，我的家乡湖北黄石也是灾区，我在街上亲身趟过齐腰深的积水，现在想来也真是命大。

记忆中，洪水持续的时间很长，电视里每天的新闻气氛都很紧张。朱同志和江同志没有等洪水退了再来视察，而是在抗洪形势最紧张的时候站到了大堤上，也和我们灾民一样站在风雨里、积水里。

听大人说，朱同志在大堤上怒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特别解气。我没亲耳听到，但光听转述就大受震撼，原来，不止我们灾民想骂人啊。

这一位，有人味，是我对他的第二印象。

再后来，我成年了，上大学了，对政治运行和社会运行有了一些基础的了解，对政治人物都祛了魅，也了解了关于朱同志的很多争议。但相对来说，在我有所了解的政治人物里，他还是很不寻常的那一位，也是值得尊重的那一位。

但二十来岁的我，还远远不能体会朱同志的个人特质与施政风格的珍稀可贵之处。

再后来，我三十多岁了，在新闻媒体的见识多了一些，自己也尝试做了点事，创了个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了解除了来源于书本网络，也有了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信息。最重要的是明白了两个道理：

第一，和别人不一样，是很难很危险的。

第二，要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触动庞大群体的利益，触动庞大群体的观念，是极难、极危险的。

也由此，我对朱同志的评价随着自身阅历的加深也日益推高了。

今时今日，朱同志溘然长逝，真的住进了他给自己预备的那口棺材，我才猛然惊觉，自他之后，竟再无一人有此性情，再无一人有此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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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在YouTube平台拥有23.5万粉丝，专注社会、知识等议题的频道“安争鸣（Stella An）”发布视频，讨论此前网上流传的“老高因偷税漏税被远洋捕捞、处以数千万元罚款”的说法。这则很快被证伪的谣言，为她招来了一波举报者的留言与威胁。

安争鸣随后抛出追问：在中国大陆做YouTube，到底会不会“死”？她给出的答案是：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做YouTube”这件事本身——李子柒、办公室小野等千万级订阅的创作者都活得很好——危险的是发表与主旋律不符的言论、制作带有批判性的内容。无论你选择哪个平台，都要面对相同的风险，区别只在于，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境内平台如今几乎已经无法承载任何批判性内容，只剩YouTube这样的境外平台还留有一点点空间。

她还从一起公交车上的插曲：一名老人骚扰年轻女孩，旁观者却反过来指责女孩“不知道躲开”——延伸出对“惹不起躲不起”这套生存哲学的批判：当个体选择沉默、退让来自保时，实际上是在把作恶的权力让渡给强权，而躲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往往还会助长压迫者变本加厉。

她借用游戏《绝地求生》里的“缩圈”来比喻：自由的边界一旦被不断压缩，即便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最终也会无处可退。在自由空间不断收缩的社会里，沉默和躲避并不能换来安全，反而会让权力继续扩张。

她最后指出，真正的善良不是被动不作恶，而是愿意为不公发声、承担风险。面对系统性的压迫，多数人其实无处可躲；越是退让，生存空间越小。因此，与其不断撤退，不如尽早反抗，因为越早反抗，代价反而越小。

以下是部分视频的文稿节选：

> > hello大家好，我是安争鸣….其实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内的YouTuber，我几乎每天都在被不同的人向不同的部门举报，无论是网安还是文化部门还是税务部门，估计都是隔三差五就会收到针对于我的举报。 > ……. > > > 我就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国内做YouTuber的话应该怎么报税。其实YouTube的收入报税跟你其他收入的报税流程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一是因为YouTube收入属于海外收入，如果你有海外收入的话，就没法在个人所得税APP上直接弄了，必须得用电脑弄才行，用你的个人所得税APP扫码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然后点“申报查询”，开始申报就可以了。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谷歌在把收入打给你的时候，根据中美税务协议，他会先预扣10%的税，你在国内报税的时候，这10%的预扣税是可以抵免的，这样就能避免重复交税了。如果你在YouTube的收入非常低，谷歌预扣的税已经比你实际要交的税高了，那很遗憾，多扣的那部分税也是没法退给你的，不过多扣的这部分税可以留到明年，在你明年报税的时候再用来抵免。但是咱们这边的税率比美国那边要高一点，也就是说谷歌预扣的那10%通常情况下都比你实际要交的税低，所以你在国内报完税之后，通常情况下还要再交一大笔钱。 > > > 所有的这些你都是可以自己在家用电脑操作的，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当地的办税大厅，在税务小姐姐的帮助下进行填报，因为那个表真的是贼麻烦了，很多项目有时候你根本就弄不清该怎么填。而且在办税大厅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办完了之后可以直接拿到一张纸质的完税证明，这个证明你在办理一些国家的签证的时候可能用得上，就比如办去日本的签证，你可以直接把它作为经济材料提交上去。 > > > 那些享受特权的天龙人要是骂我，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我确实看他们不顺眼，我确实就是想砸了他们手里的蛋糕。但是我很清楚，那些开盒我、网暴我的人，其实并没有几个真的是天龙人，相反可能很多人连中产都算不上，一年的收入可能还没我交的税多，但他们就是觉得我坏，就是要把枪口对准我。说个不太恰当的形容，真的是有种“铁链女举枪对准调查记者、捍卫董志民”的这种荒诞感。 > > > …… > > > 大家其实都知道，像李子柒、办公室小野这种油管订阅量上千万的，人家都不但没死，甚至还混得特别好。所以在国内做YouTube这件事本身是没有死的危险的，有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在国内做YouTube，而是发表和主旋律不符的言论，是制作带有批判性的内容。你只要发表和主旋律不相符的言论，制作带有批判性的内容，不论你是发表在哪个平台，是微博也好抖音也好微信公众号也好，都会面临相同的风险，只不过墙内的所有平台现在都已经无法发布任何与主旋律不相符、或者带有批判性的内容了，只有YouTube这种海外平台还能够发布，所以大家才会拿YouTube说事儿。所以真正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在国内做YouTube，而是在国内挑战主流叙事、挑战权威，不论你做的是YouTube还是别的什么，都要面对同样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种风险的存在反而让这份普通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了。 > > > 不久前我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我说所谓的“基本盘”，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粉红，绝大多数人只是质朴地以为，只要我服从主旋律，世界就不会伤害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我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我真正想说的是，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因为当你服从一个邪恶的权威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赋予恶人作恶的权力，说白了就是你服从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作恶。当你在铁拳之下选择了服从的时候，其实就是默认了铁拳可以去锤那些不服从的人，所以你的服从实际上是在赋予铁拳去锤别人的权力，你的行为就是在给它赋权，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 > > 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也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有一个道理我非常清楚，那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绝地求生》那个游戏不是有一个缩圈的机制吗？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一旦那个毒圈缩到你所在的位置了，那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还是会受到伤害，也还是会掉血。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其实也是这样：每当你以默许的方式去赋予铁拳更大的权力，这个铁拳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大，而当这个铁拳变得更大的时候，自由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而当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像吃鸡的那个毒圈一样，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还是会受伤还是会掉血。 > > > 关于这一点，我那条推文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得特别好，他说：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抱怨，说我一生善良，没干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人间疾苦没有一件事放过我。其中有一个高赞评论是这么回答的：大部分普通人其实都称不上善良，我们拥有的只是懦弱和无能。真正有善良品质的人，是那些为他人的苦难发声、为弱势群体呐喊、为某些不公而抗争的人。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甚至连你的亲人孩子受到欺凌都不敢声张，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善良。在我看来，善良不是被动的不作恶，而是主动为正义发声和行动的勇气，真正的善良是需要付出代价、需要面对冲突、需要承担风险的。那些只求自保去标榜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混淆了善良与懦弱的界限。所以我觉得，正因为在国内挑战权威有风险，才更应该去挑战——既站着把钱赚了，又同时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一箭双雕。 > > > 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得出来，国内自媒体人的自由空间真的是一直一直在缩减。以前微博、B站这些平台上都是有很多公知的，都可以发表一些挑战权威的、批判性的内容，但是现在呢，就连罗翔这种人畜无害的都没法说话了。大概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只要我在微博上发个视频，微博就会自动给我转成仅自己可见；我在B站上上传个视频，一上传B站就会自动给我锁定。所以国内的自媒体人想挑战一下权威叙事，想发表一点带有批判性的内容，就只能在YouTube这种平台上了。那么大家想想，如果国内的自媒体人在YouTube上也不去挑战权威了，那不就相当于默许自由的空间可以继续缩减了吗？那不就相当于默许铁拳可以开始锤”有问题”的YouTuber了吗？这不就相当于说，我已经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你可以开始缩圈了；我已经不再挑战你了，你可以去锤那些继续挑战你的人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当你主动放弃对抗、当你主动让渡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赋予铁拳更大的权力。所以虽然有风险，但我肯定是不会主动撤退的，等被锤了之后再说吧，反正也已经被锤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 > > …. > > >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种思维就跟服从权威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策略。不久前我还刚在副频道里做了一期关于服从权威的节目，解释了人类服从权威的倾向是怎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在采集狩猎时代，个体的生存极度依赖群体合作，而服从则是维持群体秩序的关键机制，没有服从，部落就无法协调狩猎、分配资源或防御敌人，但凡有一个不服从领袖的人，就可能导致整个团队失败，进而降低所有成员的生存率，那么自然选择当然会更青睐那些能服从的个体，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但问题是，现代社会已经跟采集狩猎时代完全不同了，社会结构错综复杂，权威形式多种多样，一旦这种为了适应采集狩猎社会而形成的机制被邪恶的权威滥用和放大，后果将不堪设想，纳粹德国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 > > 同样的道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种生存策略也有它的问题，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适用的，更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首先它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助长恶行，让恶人更加得寸进尺，因为你一躲，恶人作恶就不需要面对任何后果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校园霸凌，在面对校园霸凌的时候，无论是别人被霸凌，还是你自己被霸凌，你的躲避都会起到助长邪恶的作用。当别人被霸凌的时候，你选择了躲开，实际上就是在充当一种沉默的共谋，肯定会让霸凌者更加得寸进尺；而当你被霸凌时，你选择了躲开，则相当于在赋予霸凌者去霸凌他人的权利，你以为你转学了，霸凌者就会从此收手吗？不，他会去挑选另外一个霸凌的对象，而且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霸凌别人。 > > > 另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句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有些情况下，你还真的就是躲不起。就比如面对社会系统性的压迫和不公的时候，我就问你，14亿人里边有几个躲得起呢？恐怕连1%都不到吧。那你觉得这些躲不起的人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了：这些躲不起的人往往会选择另外一种生存策略，那就是服从主旋律，好让自己不受到伤害。而这么做的结果，我们刚才也已经分析过了：你以为自己可以免于受到伤害，但事实上，随着社会越来越烂，不幸的事情一样都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归根结底，抽丝剥茧，我们其实除了反抗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而且越早开始反抗，代价和风险反而越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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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讨论的是一个看起来离你很远的问题：

一个女性在离婚后，要如何才能在农村拥有一个独立户口。

相信你在这一周，已经刷到了提起这个话题的由头。是有关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的新闻。在综艺节目《姐姐当家2》里，房主任因分户问题咨询工作人员。和前夫离婚后，她想在村里有个独立户口，拿到村里的土地承包权。在沟通过程中，她的一些表达用词引发了争议。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房主任录了视频道了歉，她的演艺工作也被停了三个月。

比起讨论镜头前一个人的情绪和表达，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离婚女性想在农村拥有一个独立户口，会如此之难？

我们采访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项目负责人@林丽霞。她长期关注农村女性土地权益问题，帮助过数千位农村女性维护权益，也为相关法案的修订提供了珍贵的视角。

以下，是她从专业视角，对一些议题的解答：

1、为什么农村女性在离婚后想要单独立户那么难？

林丽霞：在农村，户口往往与多项权益挂钩。立户会关系到宅基地权益。

在一些地方政策或村规里，男性村民是永久的村民。男性即便没有结婚，只要成年了，就可以和父母家分开，单独去申请独立立户和宅基地。而女性不计为建房人口。只能跟父母成为一户，拆迁安置时，分配政策也是要求女儿依附于父母享受权益。

在农村，不管是结婚女性还是离婚女性，想要单独立户，都很困难。

农村的观念和习俗不认可结婚女性的独立身份。他们认为女性结婚后，就应该把户口迁到夫家，去夫家享受承包地和宅基地权利等待遇。如果一个女性结婚后，户口还在娘家，村里往往会把她视为“空挂户”，她也享受不到任何权利。

女性离婚后，如果不想再与前夫有任何牵扯，又没有自己的房产，想要独立立户，在现实中往往非常困难。

后期，很多地方政府修改了条款，不明确说女儿不计为建房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女性能否立户、能否独立申请宅基地，往往被交由村集体认定。如果村集体通不过，她们的申请往往就会卡在这里。

2、农村女性离婚之后，她的户口一般会怎么解决？

林丽霞：一些女性结婚时间较短，离婚后，她们通常会选择把户口迁回娘家。不过，也正因为考虑到离婚后的户口问题，现在也有一些女性结婚后选择不迁户口。

有些女性结婚时间长，她会选择在夫家这边单独立户。比如房主任，她结婚将近 30 年，和娘家的联系几乎都断了，不太可能回到娘家。

如果房主任有自己独立的房产，可以迁走。如果她跟前夫是婚后共同盖的房子，这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离婚时，房主任可以分到一间或两间房子，她可以继续把户口保留在那里。但这样一来，离婚后，她仍和前夫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对女性来说并不方便。

节目中提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非亲属分户”，因为房主任与前夫已离婚，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存在了，当然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种情况下房主任可以把户口分出来，但得有处落户，比如自己有房产或者其他亲属愿意让她落户在自己的房产上。

还有一个选项是落到社区集体户，这是给户口没处落的人的一种解决办法，让他们不至于成为黑户。但在现实中，这种集体户口通常被视为是“空挂户”，不能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和权益。对于房主任来说，她本来就是前夫家农村村集体的成员，她在那生活了30年，也可能享有相应的土地权益。如果她把户口迁去社区集体户，成为一个“空挂户”，对她来说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对房主任来说，更合理的办法，是由村里协助她申请独立的宅基地，房主任可以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再将户口登记在自己的房产上。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一些因户口问题发生纠纷的案例，比如因为没有自己的房产或无亲属可接收其落户的问题。很多法律、政策往往都会设置兜底条款，在列举具体情形之后，加上“等”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留出处理空间。

但在实践中，这个“等”字实际上很少得到体现。政策列举了几种情形，实践中往往就只按这几种情形办理。

法律通常规定的是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实个案。如果出现一些法律没有明确列举、但确实存在的特殊情况，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的初衷。

那些被“等”字忽略的角落，在等待慢慢被看见。

3、房主任离婚时选择了净身出户，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吗？

林丽霞：其实不少。

一般而言，离婚女性不会主动选择净身出户，但现实中也没什么财产可分。如果房子是男方结婚之前申请宅基地盖的，这属于男方的婚前财产。离婚时，女性分不到房产。

但这里需要明确一下，女性净身出户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村里的土地权利。她放弃的财产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像存款、房，或者车。宅基地、承包地都是属于村集体所有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只能说是分割地上的附着物或收益。

除非房主任在离婚时，以书面形式明确向村集体表示放弃承包地承包权，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她已丧失村集体的成员身份时，村集体才可以依法收回其承包地，而并不是她在离婚时就自动失去了在村里的土地承包权。

4、离婚后的农村女性在类似问题上面临哪些困境？

林丽霞：一是集体财产权益，尤其是宅基地权益。在一些农村地区，女性缺乏独立立户、申请和使用宅基地的空间。

对很多农村女性来说，离婚之后“我去哪儿”是一个现实问题。娘家未必回得去，在夫家这边，面子上过不去，生活也很不方便。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益，她们也很难真正独立生活。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困境是现实的，也是观念的。

5、农村女性离婚后想要独立户口，这件事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林丽霞：农村的集体经济利益的分配，都是由村集体决定。像宅基地、拆迁安置、户口迁移等问题，通常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系，村里一方面有决定权，同时也要按照政策来办。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国家实行“一户一宅”制度。村民需要向村集体提出申请，由村集体逐级上报乡镇、县级政府，最终经过县级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宅基地的使用才具有合法性。

农村女性在离婚后申请单独立户，很多时候，在村集体批准这一步就卡住了。

在村集体层面，遇到这类问题，通常会由村干部协商，或者召集村民代表或村民大会投票表决。

一方面，有些村民会排斥结婚、离婚女性。因为她们享受集体待遇，可能意味着其他村民分得的利益减少。

另一方面，有些表决依据的是村民个人观念，而不是法律规定。这样的表决是否合法、由谁审查，现实中往往缺乏有效监管。

怎么样才能更好监管？

我认为，在村集体表决中，可以要求参与表决的人说明或写明支持或反对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由村干部或基层政府据此审查表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在核实事实时，应将被表决的村民与全村其他村民的各项条件进行对比，使用统一的标准，而不是仅孤立地评判被表决的某个人或某些群体是否有权享受某些利益。

6、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施，您看到了哪些改变？

林丽霞：在这项法律出台时，我们也结合调查和项目实践，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认为，农村女性的权益需要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比如，女性在结婚、离婚、丧偶后，如何继续享有和保障她的权益。

后来，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分散体现在相关法条中。

我记得在政策修订过程中，有一个很好的改变。安徽一位女性结婚一年后，村里取消了她原有的待遇。后来，在政府协调下，村里恢复了她的权益。

当时，地方政府还组织乡镇、村干部学习新的法律法规，这对妇女权益保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而改变，就发生在每一个权益被保障的瞬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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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独立媒体《新新闻》和《低音》联合发表报道《没有被报道的铁链女们：31份判决里，被拐卖与强奸的精神障碍女性和摆脱罪名的男人们》，报道检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判决，梳理出31起精神障碍女性被拐卖、收买、强迫婚育的案件，揭示出一套在司法中反复实践的逻辑：只要加害者以“组建家庭”为名，收买与强奸便可一并脱罪。

报道从山西卜女士案切入。2011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女硕士卜女士失踪，十余年间被不同人强奸、生育，直到2024年底才被打拐志愿者找回。2026年初，和顺县检察院对限制其人身自由、致其怀孕的“丈夫”张某军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是他“主观上是为了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事后“补办了婚礼”、双方处于“稳定同居状态”。

为检验这一逻辑是否孤例，《新新闻》以“拐卖妇女”、“精神障碍”为关键词穷尽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判决，从65条结果中梳理出31份“加害者拐卖或收买精神障碍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共同生活”的案件。这些判决拼出的图景比卜女士案更沉重：受害者多是在公路边、桥底、车站流浪时被"捡走"的，几乎全部被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有人甚至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在判决书里只留下“无名氏”三个字。

而中国的司法实践对“卖”与“买”的处理截然不同。拐卖主犯多被判五年以上，但收买者却几乎全身而退：整个裁判文书网上以收买被拐妇女罪定罪的仅五例，且多为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更多收买者只是以证人身份出庭，把买人经过讲得一清二楚，却不被追究、也不“另案处理”。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 > 《新新闻》梳理的31名受害者，被鉴定出的精神障碍集中在三类：智力上的精神发育迟滞或痴呆，精神分裂症，以及癫痫所致的精神障碍。几乎所有受害者都属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意味着她们无法理解、表达和反抗带有性意味的任何行为。 > > > 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流浪时被带走的：公路、桥底、公园、车站、医院。判决书显示，2015年，一名男子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公路边把一名患精神障碍的无名氏妇女带回家，之后贩卖给他人为妻（案24）；2014年，另一名男子在广西岑溪市南北大桥底，把一名患精神障碍的聋哑妇女带回家，之后以400元将她卖出（案29）。 > > > 她们落单，无法说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无法分辨危险，也无法拒绝危险发生，于是被加害者“捡走”，像捡走一件无主之物。有的受害者无法表述自己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以“无名氏”、“不知名女子”、“身份不祥的流浪妇女”代称。 > > > 除了在流浪时被带走，有的精神障碍女性还被亲人直接卖出。 > > > 2019年江苏的一项判决（案6）显示，谢女士在十岁那年，被父亲以5000元卖出，后被层层转卖。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显示，谢女士患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一名证人这样描述她：生活不能自理，无意识大小便，“就是一个憨子”。收买她的家庭，强迫她和一名精神障碍男子生育，判决作出时，孩子已六个月。 > > >

> > 支撑这门生意的，是一张跨省人口贩卖。判决书里的受害者，一部分从广西、四川、广东被带出，流向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农村。虽然《新新闻》梳理的31份判决样本有限，但该模式符合中国跨地域拐卖或拐骗的总体趋势：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女性，流动至中部和东部经济欠发达、性别观念落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地区。 > > > 在这张贩卖网络里，受害者的父母常是帮凶，甚至就是贩卖的始作俑者。 > > > 2016年河南的一项判决（案16）显示，一个来自河南的拐卖团伙，来到广东一户人家，说有人要买他们患精神障碍的女儿，并称他们“带了好多神经病都能卖掉”。夫妻二人就带着户口本和女儿，从广东廉江来到河南濮阳，将女儿“介绍”给山东菏泽东明县的一个村民，获得1000块钱。女儿被卖掉后，拐卖者又打电话问夫妻二人，“还有没有神经病人，有就打电话给我，我们找人家卖掉”。 > > > 而患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的江女士（案16），被亲生父亲卖了两次。第一次被卖到河北，卖了一千元，生了个女孩；第二次被卖到河南，卖了六万元。在她父亲的证言里，贩卖女儿就像处理家里多余的物品：我通过中间人介绍把女儿“嫁”到河北，具体地点、所嫁人名字不知道；生活了三年左右，河北公安局将她送回家，她生的孩子就留在了河北；女儿在家里住了十多天，我又把她“嫁”到广东信宜，拿了2800元；过了三天，女儿打电话说她不想在那里，我就让人给她再介绍一个远一点的婆家；后来，女儿打电话说，她被带到河南，卖给人做老婆。 > > > 在拐卖过程中，暴力、虐待和囚禁时常发生，而受精神障碍限制，缺乏人身和性自卫能力的受害女性，面对暴力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 > > 在2017年湖南的一个案件中（案11），加害者唐爱国得知受害者王女士患精神病后，便向其母亲谎称愿意带她去治病，病好了再结婚。母亲收下钱后，旁观唐爱国和另一名男子把不肯走，躲在卧室床上的女儿强行拖拽起来，抬上面包车，带到出租房过夜。晚上，王女士问唐爱国：“我又不认识你，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唐爱国朝她腹部踢了一脚，把她踢倒在地，用脚踩着她的头和肚子，对她说：“我花了两万元钱买起你，你妈妈说我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此后的半个月里，唐爱国多次殴打她，致其右腿、眼睛受伤，后来把她贩卖给他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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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不少人都有过相似的体验：一段正常抒发感受、讨论社会现实的文字，发送出去却提示违规、被拦截、直接限流。很多中性普通的词语，莫名其妙触发过滤；为了顺利发出去，人们被迫用谐音、缩写、代号替代原本直白的汉语，好好说话，反而变成一件困难的事。

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简单理解为政策层面不允许讨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法律法规划定的是网络言论的底线，禁止的是造谣诽谤、煽动对立、暴力色情、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有害内容，并没有出台一份公开的“屏蔽词清单”，更没有要求平台对普通社会观察、民众合理情绪抒发进行限制。大量的屏蔽拦截，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之后出现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不作为。

首要的现实压力，来自平台的主体责任。按照现行网络治理相关规定，互联网平台需要对站内内容承担管理义务，如果平台放任违法有害信息大面积传播，将会面临处罚。面对数以亿计的用户、每秒海量产生的留言、弹幕、投稿，平台不可能做到每一条内容全部由人工逐条审阅，机器关键词过滤就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第一道防线。

机器审核有天生的短板：算法只识别字符，很难读懂语境、语气、上下文。同一个词语，放在控诉暴力的文章里是客观陈述，放在恶意煽动的句子里就是违规内容，机器很难区分二者的差别。为了避免漏过风险内容，不少平台选择“宁误判，不漏过”的保守策略，不断扩大词库范围。中性词汇、客观描述社会现象的词句，就会被一并误伤，也就是大家常吐槽的“一刀切”。

这种自保式的过滤，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当一部分词语被屏蔽，网友就会创造谐音、字母、暗语绕开系统检测；平台为了堵住漏洞，又继续扩充屏蔽词库，把这些替代表达也纳入拦截范围。于是词库越来越庞大，被牵连的正常词汇越来越多，整个网络语言环境慢慢变得晦涩扭曲。本该直白表达的内容，只能拐弯抹角，衍生出一整套网络黑话，沟通成本被不断抬高。

这种机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副作用。普通人分享生活压力、讨论社会现实，明明没有恶意，内容却被拦截；创作者写纪实、科普文章，要反复修改措辞，处处小心翼翼。很多人慢慢形成自我审查，还没有发送，就先自我删减词句，害怕不小心触碰未知规则。大家的注意力不再放在观点本身，而是耗费精力去猜哪些词会触发系统，公共讨论的氛围因此被消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关键词拦截，并不能真正解决网络乱象。很多真正的网暴、阴阳怪气、恶意引战，并不使用直白的违禁词，全部依靠委婉暗示，简单的词库筛查反而拿这类内容没有办法。机械屏蔽拦得住文字符号，却拦不住语言的变形，最终往往是普通理性用户承受代价，恶意表达换一套话术继续流传。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内容过滤的价值。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辱骂、网暴、虚假谣言、诱导伤害的内容，确实需要被约束，这是维护公共网络环境的必要手段。问题不在于“需要审核”，而在于审核的方式：是追求简单粗暴的字符拦截，还是兼顾语境、区分意图的精细化治理。

监管层面其实早已意识到“一刀切审核”带来的问题，多次提出要求平台优化审核机制，反对简单依靠关键词一禁了之，区分违法信息与公民正常表达，完善申诉复核通道。但技术迭代、平台成本、海量内容的现实矛盾，决定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网络空间，既需要守住安全底线，也应当容纳普通人真实的声音。理想的网络环境，不该让普通人说话遮遮掩掩。治理的目标，应当是挡住恶意与伤害，而不是磨损正常的表达。机器做第一道筛查，人工复核兜底，完善误判申诉，把规则边界适度透明化，才能减少大量无意义的误伤，让大家可以好好说话，理性讨论现实，抒发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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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记述均为冷战时期东德的历史史实，仅作历史复盘，不映射类比现实，请勿过度引申联想。

1990年，东德解体，两德统一，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

一年后的1991年，德国《史塔西档案法》正式生效。那些曾经受到监视、记录、打压的东德民众，获得了法定权利，可以调阅属于自己的档案卷宗，看清当年自己被窥探、记录的全过程。

如今的德国联邦史塔西档案局，保存着数千万份原始档案。纸质卷宗、监听笔录、线人报告、邮件抄录、调查台账堆积如山，完整还原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当年严密的监视网络。东德政权崩塌前夕，史塔西工作人员曾大规模销毁证据，撕碎大量机密文件。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档案残片在人工拼接复原中，这些残破纸片，正是史塔西四十余年管控的真实历史物证。

很多人对秘密机构的印象，停留在抓捕、审讯、关押这类强硬暴力手段。但史塔西最令人唏嘘的地方，并非传统的惩罚手段，而是东德时期这套无孔不入的技术监视与隐秘心理瓦解手段。常态化开展住宅窃听、电话监听、私拆民众邮件，搭建庞大民间线人网络，搜集普通民众的各类私人信息。

在此基础上，史塔西发展出代号为“分解（Zersetzung）”的心理瓦解战术：不轻易实施抓捕、不公开审判，而是利用掌握的个人信息挑拨人际关系、制造猜忌隔阂，进行暗中打压，一步步摧毁目标的精神状态、社会口碑与社交网络，使其陷入孤立、焦虑与自我怀疑之中，主动放弃表达与抗争。

在解密的海量档案当中，沃尔夫・比尔曼与薇拉・伦斯菲尔德两个案例，最能直观展现这套手段的运作逻辑。

沃尔夫・比尔曼，是东德家喻户晓的诗人、民谣歌手，属于温和的异议者。他并不主张颠覆政权，只是借文艺作品书写现实生活，隐晦针砭社会弊病。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就被史塔西列为长期重点监控对象。

为掌握他的全部动态，史塔西在他家中秘密布设微型窃听设备，实现全天候录音。他在家哼唱的新作、写下的诗句、家人之间闲谈，所有私密对话全部被记录归档。

除技术监听以外，史塔西为他搭建规模庞大的线人网络，前后有两百多名线人轮换盯守。朋友、同事、邻居、熟人，源源不断上报他的一言一行。长年监控积累下来，比尔曼个人卷宗多达数万页。

滑稽的是，整理笔录的情报人员缺乏文学素养，看不懂他的诗歌，多次把原创诗句误判为危险暗语，标注为负面言论。1976 年，比尔曼受邀赴西德演出，归国之后便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禁止返回故土。两德统一之后，比尔曼亲自到档案局调取自己全部卷宗，当众朗读那些细碎到令人窒息的监听记录，让外界真切看到，一名文艺工作者会被监视到何种地步。

薇拉・伦斯菲尔德，是当地人权与和平活动家。她的遭遇，直观展现这套机制如何侵蚀家庭与亲密关系。

薇拉是东德民间和平与人权倡导者，主张温和改革，从未做出过激对抗行为，却长期被史塔西紧盯。长达十一年的婚姻里，她与丈夫克努德・沃伦贝格共同生活、养育子女，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安稳的家庭。直到 1991 年档案解封，调阅卷宗才得知残酷真相：朝夕相伴的丈夫，是史塔西代号 “唐纳德” 的在册非正式线人。

从二人相识之初，克努德就身负监视任务，潜伏在她身边。十一年间，他记录家中一切细节：饭桌上的闲谈、她对时局的看法、亲友往来，甚至夫妻之间的私密对话，全部整理成报告，定期上报史塔西，把家庭私生活完整递交情报部门。

长达十一年的告密，并非受到暴力胁迫，人性层面的伤害尤为沉重。自己全然信任的枕边人，却是潜伏的监视者，婚姻与家庭生活，全程处在被记录的状态。真相揭开之后，薇拉当即选择离婚。为完成监视任务，这套机制不惜拆解家庭、离间至亲，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严重破坏。

透过这两起典型案例，可以窥见史塔西庞大的机构规模与资源投入。作为东德核心安全机构，史塔西拥有层级完整的组织架构，分工细密，覆盖全国。分为总部专职特工、外勤人员、海量民间线人三层体系，渗透到城市乡村、工厂学校社区的各个角落。

巅峰时期，人口一千多万的东德，史塔西专职特工有数万人，登记在册民间线人数量高达数十万。换算下来，在当时东德的社会环境下，平均每六七名公民中就有一人登记为史塔西线人，形成一张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监视网络。

同时史塔西消耗大量财政资源，用于采购窃听器材、拆解截留邮件、给线人发放补贴、布设监视站点，数十年间消耗大量社会人力物力服务于监视工作。

相比于看得见的人力物力消耗，史塔西留给东德社会的心理与人际创伤，延续了很长时间，深刻改变了当时社会的人际信任基础。

两德统一后，史塔西档案的对外开放，成为整个社会直面历史创伤的重要途径。这段过往为后世留下深刻启示：保护公民隐私、维护社会互信、公权力真正受到制度约束，才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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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独立媒体我们WOMEN发表文章《在审查发生之前：谁在保存中国的抗争记录？》，讲述“昨天”（Yesterday）与“异言网”这两个民间项目如何充当“和审查员赛跑的人”。抗议影像在中文互联网上随时可能被抹去，而他们所做的，就是抢在删帖之前把这些影像截留、核实、存档。

中国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公布止于2012年，同年卢昱宇与李婷玉发起“非新闻”，四年间存下七万多个案例，最终双双被捕，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四年——定罪依据是其中8条存在信息错误的记录。2023年他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后重操旧业，三年累积约五万起抗争事件素材。隶属自由之家的“异言网”则由史凯文（Kevin Slaten）带领三四名分析师，自2022年6月起收录15600起抗议事件。

这些不完整的数据库，成为观察中国现实的另一扇窗。异言网今年2月的报告显示，2025年抗议活动较上年增加44%，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增长。劳工与业主维权始终是两大主题，分别占44%和26%——欠薪、烂尾楼、物业费上涨、公交司机罢工，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篇报道也写出保存中国抗争记录的艰难：维权视频的文字说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于规避审查的嘈杂配乐；审查还会污染数据本身——收录量下降时，无从判断是抗议减少了，还是它们已无法被看见。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 >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呈爆炸式增长。外界普遍沿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2003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分别是5.8万、7.4万、8.7万起。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却没有解决，集体抗议和上访活动不断。但在中国官方定性中，它们却等同于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社会治安事件。 > > > 2003年上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口号，他在当年底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便宣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 > > “群体性事件”本身是一个“非常党国”的词语，极具统治工程视角，2009年被收录到《党的建设词典》里。2010年，Kevin开始来到中国青岛交换学习，进过工厂调研、也在劳工NGO实习，逐渐开展中国研究。这些宏观数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 > > 但官方统计数据公布止于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仅粗略提到，“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冲突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 > > “非新闻”的出现，部分填补了这片空白。该项目致力于从网上尽可能多地收集、存档集体抗争事件，从2012年持续运作到2016年，随着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而中止。 > > > “有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Kevin说，后来可以参考的唯一一个公开、连续的抗议资料库就是“中国劳工通讯”，但它的记录“只限于工人抗争”。他一直都惦记着这样一块信息缺口。很多年里，他都想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于是便有了2021年启动的异言网。 > > >

> > 四年间搜集的七万多个案例里，法院以其中8个信息有误为由宣判了他。卢昱宇记得，实际上只有一条指控是有根据的：“把一个村的名字写成了隔壁村的。”他曾在庭上说：“按照你们8条微博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 > > > 这四年里，卢昱宇几乎从未休息过，“不想再有一天会缺掉，因为365天都会有事情发生，我很不能接受缺了一天。”以至于入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出狱后的前两年，他几乎没想过要再做这件事，“再做肯定给你抓起来嘛，出狱之后，（我）也有一些应激创伤，需要恢复。” > > > 直到朋友请他帮忙为一个纪录片找素材，他感觉到自己在真实影像面前仍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一种紧迫感。“这些东西会消失，和十年前相比，寿命更短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删掉了，就没有了。” > > > 这种对于维权者声音“转瞬即逝”的危机感，正是他刚开始做“非新闻”时的原动力。2012年的微博，算法推荐机制远不如今天智能，许多维权抗争的图片是由几乎没有粉丝的账号发布，“很多小的抗争，发布的账号没有影响力的话，其他人就看不到，绝大多数就这样过去了。” > > > 2023年，经过艰险的偷渡、走线，卢昱宇顺利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他给项目换了名字，叫“昨天”（Yesterday），因为隔着时差，他在网络上看见的许多帖子显示发布时间是“昨天”。 > > > 在“昨天-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主页上，卢昱宇写道，他希望这个项目“在保存真实历史的同时，让人民了解到抗争的持续存在和其庞大的规模，减少人们对参与抗争的恐惧”。 > > >

> >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你不可能从一个故事或一个数据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你需要很多数据，很长时间，（我们搜集的）时间越长，资料总体的研究价值就越大。” > > > 但在一个高度审查的国度，统计数据本身也会受到干扰。“政府的审查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当你观测到的数据减少时，你无法判断，究竟是真的减少了，还是因为审查加强，你看不到它们了。”Kevin举例道，2024年第一季度，异言网收录的抗议事件数量陡降。直到年底，他们将全年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才发现只有那一个季度形成了明显的低点。他们据此推测，这很可能与当年春节期间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有关。 > > > 卢昱宇也认同统计和数据分析对于呈现中国现实的重要性。2024年1月，“昨天”（Yesterday）上线一周年时，他曾试图做全年统计，再与十年前的数据做对比，但“无奈工程巨大，时间不够，做了一个月就停了。”如今回望那个时刻，他接纳了人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干完十个人的工作。”他提到，过去三年搜集到的抗争资料内存有两个T。 > > > 但今年1月开始，“昨天”（Yesterday）又恢复了数据分析的工作，开始有规律地逐月发布针对当月已发布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汇总和分析，按照“抗争群体”“地点”“事件规模”“引发原因”“警察镇压情况”来逐项分析。 > > > 在数据统计之外，Kevin更在意项目能否呈现“人的行动和声音”，而不仅是停留在讨论国家层面的打压和暴力。这是他筹备异言网时立下的目标，也是他理解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抗议事件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 > >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Kevin说。 > > > “抗议往往是个人政治意识变化的开始。”Kevin这样看待“去中心化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当某个问题影响到社会每个阶层时，大家会一起站出来抗议。事实证明，当抗议规模足够大时，审查就会变得困难，或者审查的速度会跟不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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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邯郸市民武丽娜准备在当地市委书记接访日前往反映执行难、上访受阻等问题，结果接到了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红波的电话。

电话里，郭局长承诺会帮她协调解决全部纠纷。得到承诺的武女士放弃了信访，一心等着郭局长的答复。

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是很重视群众工作的。

2023年6月，法院召开了执行部门专题教育大会，院长冯志勇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案件：

主动拉近和群众的距离。

现场照片显示，主席台上也有郭红波局长。

2024年，法院地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会上，郭局长也在主席台上坐着。

别的会议内容郭局长有没有往心里去乃悟不知道，但冯院长说拉近距离，他肯定走心了。

第一次和武女士通话后不久，郭局长就又打来电话，他非常直白地说自己缺钱，要武女士：

送点钱。

遭到武女士拒绝后，郭局长又开始夸赞武女士长得漂亮，声称自己的领导冯院长看上她了，自己可以牵线：

你自己把握。

万万没想，想和群众拉近到负距离的这通电话被武女士录音了，还向纪委举报了他。

面对记者询问，冯院长予以了坚决否认，说自己冤枉，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

今天，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了通报，确认录音里说话的就是郭局长 ，他也已经被停职了，等待调查组调查。

看通报的口风，说郭局长是“不当言论”，等于直接把冯院长挑出去了，至于最后能不能真的让大众监督调查处置结果，网友们是不信的。

乃悟这里表个态，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说点别的吧。

武女士的案子说起来也不复杂。她的前夫垫资，为河北一家叫做文汇达的印刷企业修了个工程，却没拿到钱。案子经过法院宣判后，武女士一方明明有优先偿还权力，却依旧没拿到钱。

原因是这家企业的资产2014年就因为别的案件，被法院查封了，但却迟迟没有处置。2025年，丛台区法院终于启动拍卖，没卖出去，流拍了。

武女士一方同意以物抵债，丛台区法院认为，建筑标的物已经足够偿还欠款了，要求武女士一方再缴纳380万的土地使用费差价。

而武女士一方认为，对方欠自己4200万，拍卖的抵押物才2000多万，自己还没追缴完全部欠款，怎么还要倒贴钱？

双方纠纷由此产生。

武女士你也要体谅一下大家，去年，邯郸市巡视组在向丛台区区委反馈巡视意见时，着重提到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及时规范采取财产保全、查控、处置和案款发放等措施，积极化解积案存量。

区委书记当场表态，确保巡视整改落实到实处。一个多月前，官方宣布，丛台区区委书记落马了。

这说明相关工作不好干着呢。事情一不好干，大家就容易火气大。

武女士称，2025年，其前往丛台区法院反映情况，却被十多名法院工作人员堵在法院里长达三天，还对其进行了殴打，侮辱。

事后，法院还对武女士处以15日司法拘留，并要她签下不得再信访、再举报的保证书。

2016年，同样是丛台区法院，一位律师因为排队的问题，被6，7名法警带上二楼，法警先是很有礼貌地称呼其王律师，然后给她戴上手铐，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围殴。

这些瓜都是当事人说的或者媒体报道的，乃悟不保熟，但丛台这个地方是有说法的。2000多年前，赵武灵王把王宫建在这里，胡服骑射的改革也自这里开始，暴力机关有点暴力是不是很合理？

乃悟觉得这件事要是系统内调查的话，有点复杂。

如果大家按过往新闻判断谁对谁错的话，武女士是要吃亏的。比方说在很多的官方报道里，郭局长每每苦口婆心地劝导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按照他的话来说：

“法官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但要系统内看材料和业务能力的话，郭局长又要吃亏。比方说2020年河北省法学会年度课题项目结项报告显示，众多课题中，唯一不合格的课题就是郭局长写的。

要是按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理论的话，武女士就又不利了。

郭局长是老执行干部了，他曾任邯郸市复兴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参与过多起案件，裁判文书网上有不少文书写着郭局长的名字。

这些案件里，怎么没有别人举报郭局长深夜打电话？怎么没有别人举报他要钱要给领导牵线？最重要的是：

怎么没有别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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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近日，国务院颁布第841号令《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今年9月15日施行。我认为，其中第二条第三款“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必要时应当劝阻其前往。”中的“劝阻”条款，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没有规定劝阻无效的法律后果，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变相禁止出境的情况，涉嫌与《宪法》、《出境入境管理法》、《行政强制法》、《立法法》相关规定相抵触。现依据《立法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对该条款提出合宪合法性备案审查建议，理由如下。

一、“劝阻”出境于法无据，涉嫌与《出境入境管理法》相抵触。

“劝阻”属于动词，由“劝”（口头勉励引导）和“阻”（行动拦截阻止）两个语素、行为联合构成 。‌也就是说，如果口头劝不听的话，接下来就用行动拦截阻止出境，其法律后果就是不让或者禁止出境。显然，该“劝阻”条款赋予了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境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的自由裁量权与禁止出境权。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规定了6项禁止出境的情形，并不包括《规定》第2条第3款“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

因此，《规定》“劝阻”条款于法无据，涉嫌与《出境入境管理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二、“劝阻”条款涉嫌与《行政强制法》相抵触。

公民不听“劝阻”，被禁止出境，实质上是被限制了出境的人身自由。

《行政强制法》第9条第（一）项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11条第2款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出境入境管理法》没有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设定禁止出境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劝阻”条款却对此设定了口头劝阻无效后的阻止出境行为，限制了公民依法出境的人身自由，显然涉嫌与《行政强制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三、“劝阻”条款涉嫌与《立法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11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其“劝阻”条款对公民出境行为设定了口头劝告无效后禁止出境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显然涉嫌与《立法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四、“劝阻”条款涉嫌与《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公民“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境权利，是《出境入境管理法》赋予的法定权利。我理解政府是出于“为你好”的好意才进行“劝阻”，但从法律上来说，《规定》设定“劝阻”条款，如果口头劝告无效禁止出境，则侵犯了公民出境的人身自由并剥夺了出境权利，不但涉嫌违反《出境入境管理法》，也与《宪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立法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本人依法提出审查建议，请依法处理。

此致

建议人：王雅军 2026年8月7日 附联系电话：18620888738 电子邮箱：316585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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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胡锡进自爆网络黑他的一个段子。“公孙敖向霍去病请教，每次攻打匈奴，为何别人都迷路，而你却每次都能找到匈奴主力，到底用什么方法呢？霍去病说了，其实匈奴军队在胡地来去行动迅速，不见踪影，无迹可寻，但他们晚上必定会在溪流边驻扎休息，在营地外用犬只警戒。我每次领军，都会循犬声追踪，只要听到狗叫，便是离胡溪近了。”

其实这个段子我们也都见过，当时看了看，笑了笑，也就过去了，也没记在心上，但没想到胡锡进他居然记住了这个段子，他没觉得别人用谐音梗骂他是狗有多冒犯，他反而觉得这个段子很有才华，甚至还想向那个原创者作个揖。

为什么胡锡进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个段子呢？让大家重温那一句：只要听到狗叫，便是离胡溪近了。

我觉得他就是想劝余承东要大度，这两天正是竹知了事件引起热议的时候，不要对网上的挖苦嘲讽梗，耿耿于怀。

网友骂胡锡进是狗他都能笑纳，现在只是转了一下竹知了，这个梗，没多大的影响，也应该大度一点，一笑了之。

但我觉得，根据这几天那个公司的回应，余承东是不会像胡锡进这样，还对骂他的人作揖。

因为胡锡进在舆论场上这么多年，骑墙派，左右都骂他，他好像就是个舆论的沙包，就是用来给网友们喷的。喷多了，心里承受能力强了，虱子多了不痒，于是表现得比较大度。

可余承东他的定位可不是像胡锡进这样的角色，他是要受人膜拜的。

如果用物品来打比方，一个放在床底下，一个放在神龛上。

在床底下的物品劝神龛上的物品要接受污秽，神龛上的东西可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的。

受人膜拜，所以不能接受调侃，因为讽刺调侃会瓦解庄严和神圣。就像宗教一样，不能随便调侃神佛。

虽然很多人都在劝华为要大度，劝余承东自己带头玩竹知了，用自嘲去化解舆论危机。

他们都是聪明人，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回应才要继续维护其原有形象。

可这件事好玩就好玩在，竹知了就很容易瓦解这种庄严神圣，他们还只能干瞪眼。

新古诗竹知了一蝉封禁百蝉鸣，只许讴歌不许评。最是遥遥领先处，洋洋法务胜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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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句话：一个企业害怕的不是差评，而是差评背后藏着的真相。真正有底气的企业，不怕你指出问题。产品不好，它改。服务不到位，它补。你不满意，它听。因为它清楚：消费者的批评，很多时候不是在攻击它，而是在帮它发现问题、挽救口碑。

可有些企业，完全不是这样。你刚说一句：“这产品体验真烂。”它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删你的评论，限制你的发言，怀疑你的动机。甚至反过来质问你：“不是产品有问题，是你这个人有问题！”

这里藏着最恶心的高傲：企业是庙，老板是教主，把消费者当信众对待。它要的压根不是你的真实反馈，而是你无条件的顺从和吹捧，不假思索地掏钱。

最让人恼火的，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你花了钱，成为它的顾客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你的嘴刚张开，麻烦仿佛就开始接踵而来。你想反馈？它让你闭嘴。你想解释？它逼你证明自己没有恶意。你明明是掏钱的消费者，最后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需要不断自证：“我只是提出问题，我没有伤害谁。”

更荒唐的是，有些人甚至会担心——事情闹大以后，会不会连学校老师、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被牵扯进来找上门？一个消费者正常表达不满，为什么会变成一场让人害怕的经历？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世界上有一条简单的规律：真正强大的东西，从来不害怕被检验。好产品，经得起比较。好企业，经得起质疑。好品牌，经得起消费者响亮地说一句，“不好。”比如，“苹果不好。”“特斯拉糟透了。”

所以下次掏钱之前，先问自己一下下：这家企业，允许你不满意吗？允许你提出问题吗？允许你说一句“不好吗”？

连一句吐槽都容不下的企业，别轻易给它钱。你的钱包，不该为它的傲慢和虚弱买单。人不能蠢、贱到——自讨腰包买个孙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