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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ing

儒家的权力技术及其管理欲望的方式就是区分男性欲望和女性欲望。

男性欲望可以被正当化合理化为权力和繁殖的需要，比如婚姻，纳妾；与之相对的，女性的欲望就是有害的，不洁的，是祸水，是诱惑，是祸乱国家的源头。

除了污名化，另一种管理女性欲望的方式就是利他化。

既然女性原生欲望是“威胁”，那处理方式有两种：粗暴压抑，或者装配情感义肢。

压抑：否定你的情欲、你的渴求，视之为羞耻；
义肢：给你安装“贤良、贞顺、克制、无私奉献”这套应当的情感。

不允许你自发产生欲望，但鼓励你产生服务他人的欲望：想要侍奉丈夫、抚育子女、成全家族。

你依然可以有渴求，但是你的欲望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福祉，不能指向你自己。一旦欲望回归自身，就再度变成威胁。

今天女性得到欲望实现的机会并不来源于制度性的解放和儒家的松绑，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艺复兴，而是来自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影响。

……

张恒的话让我想到了近期不止一个男性朋友问过我的问题：为什么她们这么极端？以及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过往我在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将两性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群体，认为ta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原因一是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性别隔离带来的交流缺失与信息源差异，以及一种刻画得很粗糙的共同体心理与身份政治：本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切割、开除，将犯罪者去标签化；其他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贴上标签，认为整个群体需要对此负责。我同样认为，从技术上来看，在不鼓励力量压制的互联网环境中，演苦情戏、抢占受害者身份至少是夺取道德高地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何不论男女都倾向于采用这类手段。

但是很显然，这里的思路仍然不够。因为它们只能从一种共性部分地说明为何男女会走向分裂与极端化，无法解释为何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也无法解释为何当前的两性团体在不管在形成的时间以及表现形式和诉求上的重大差异。特别是不足以解释这样一种诡异的现状：一方在使用“极端”的语言反对现实中针对女性的性侵与语言暴力时，另一方使用同样“极端”的语言的人却只是在反对前一方人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语言对他们的溅射。

或许，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权这么极端？很显然至少在目前来说共青团口中的中国极端女权就是一个伪命题（注意并不是radical feminism）。因为在中国，一个团体不会因为声势浩大而危险，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被鉴定无害而得以声势浩大。年初推动丰县事件的调查似乎是近年来女权干成的唯一一件大事，然而也只是推动，线下被抓的乌衣也至今被关着，调查与解救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诉求（倒不如说正是因为这一诉求足够理所应当才能得到如此大的反响而几乎不遭致争议）。大老肥当然不会乐见此事，但一般男性在这件事件中又受到了怎么样的打击呢？很显然没有任何实质性损失，只是被诸如郭楠、小刁子之类的辱骂溅射到了。然而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观察互联网的各个团体，这些辱男词汇似乎都不是最极端的，不管是十年前的ps3吧还是当前俄乌战争相关内容的评论区都有着同样粗俗的发明。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次是真的被骂到了所以才反应激烈，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男的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挨骂。原罪论、“其实并不是在骂你这个人”论以及“我就是口嗨”论似乎可以解答他们的疑问。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我想这时我们需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单单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管是这起事件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都是以妇女和儿童为主要受害对象，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在这里也往往是受到剥削的主要对象。毋庸置疑，对该事件的认识就是离不开性别这一角度，否认这一点反而是同样是一种性别化。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认为犯罪就是该去性别化的认识。我认为答案可能是，中国本身的法律乃至现行的整个意识形态就试图在一个性别极不平等的地方试图去性别化。在一共的话语体系中，性别问题似乎远不如阶级斗争重要，女性确实遭到压迫，但压迫者更多地被指认为封建礼教而非某一特定性别，这就使得性别压迫只能存在于1949年之前，在这之后的性别压迫必须处于一个改造状态中，并且若干年后的今天，它必须被默认消失。在法律中，尽管强奸、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罪名都限定了受害者的性别（这自然又造成了一种问题），但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类罪行依然是孤立的、去性别化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对待系统性的性别暴力的罪名规定。此外，大量的男性在一个被竭力去性别化的环境（一般是学校）中成长，然后在就业与婚姻中第一次遭遇性别不公，当然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在互联网上见识到了这种暴力以及对这种暴力的反应，然后在困惑与不安中被吸纳成为对这种现象应激者的一员。或许，他们也隐隐感受到了女权思潮对他们获取性资源以及所有特权的动摇，于是他们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不公，都必须从一种公义的角度（反对语言暴力）去反击这一挑战，在这个时候，“去性别化”的大旗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一种“性别化”的共谋。

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对相关具体案件的处置当中，我们能够窥探这种“去性别化”的虚伪性：譬如同样是“故意杀人”，因为体格及社会身份的差别，家暴男打死妻子往往被定性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甚至是虐待罪；而长期受虐且得不到救济的妇女，被迫采用毒杀、趁丈夫熟睡时砍杀之则无疑会被定性为谋杀，面临无期、死缓，而这一切又看似是的合乎规范的。法律不是积极地而是通过消极地方式，即无视现实的不平等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并通过中立的用词来掩盖自身的本质。公平地说，2015年《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出台以来，受虐妇女杀夫的量刑趋于轻缓化，但这并非法对自身的反省，而是女性主义法学和民意等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法律背后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正体现在大部分男性(不极端有良心)身上。可能有的男性反贼会说：妇女反抗杀夫被重判不是法院出于主观成见判决的结果，是人治的体现吗，为什么这件事也能被“性别化”呢？因为这件事恰恰体现出，作为受虐妇女杀夫案的主体，农村妇女受限于教育水平及保守思想的影响，不愿或不懂得向外界寻求救济，这使得家暴难以得到认定，那么法官显然不会考虑被害方过错，重判杀父妇女尤其是非即时防卫的类型至少在名义上是合乎中国刑法制度自身逻辑的，而如若不是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填充(尤其是受虐妇女综合征)，中国现行刑法规范乃至纯粹的法教义学，根本无力处理事后杀夫的案件，农村受家暴妇女等遭遇性别压迫的受害者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也就无法通过“法治”来伸张。

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割裂的现象：即1949年以后的时间与1949年之前被一种历史终结的论调所割裂了——即1949年之前的结构性的性别压迫是被官方的叙事体系敞开的，而在那个象征着两种叙事体系的断裂的“弥赛亚时间”之后，内在的性别压迫被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官方叙事所遮蔽了，或者说性别矛盾被统合进了一个进步的有机体——中国的性别歧视状况正在慢慢改善，性别矛盾已经极大缓解，那些“女拳”的存在就是挑拨性别对立！

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种历史的断裂（1949、1978）中找到一种延续（生产关系的差异下的性别压迫的存在），也要从这种历史的延续中找到断裂（内宣语境下对同性恋认可的消失等等）。这便是我们应当拥有的辨别能力。

讲到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男性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者们的“极端”言语呢？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可以理解这种愤怒，也知道这仅仅是口嗨。但是听到图男言论的时候，我难免也会有一点被溅射攻击到的不适感，只是我表示理解，也不会去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你说如果理解了女性的困境就不会因这些话而有情绪波动（大意），我不认同。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家庭、学校、社会的规训使我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脱离自己顺性别男的身份，从字面上来看，我就是被攻击的对象。正如很多女性直接地口嗨一样，我也会在看到这些口嗨的时候直接地感到不适。我的观点是，在愤怒可以被理解的情况下，我也理解口嗨，但被口嗨间接波及到的人也可以感到不适。换一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外网上，黑人说“你们白人”如何如何，是不会受到强烈谴责的，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可以认为这里“你们白人”是指一种压迫黑人的社会结构，不是针对全体或部分白人。但是由于黑人并未建立压迫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说“你们黑人”怎样是种族主义行为。同理，指责“你们城里人”和“你们乡下人”也不是等同的，在城乡差距消灭之前，社会理应对前者这种言论更宽容。当然，无论是“口嗨”还是“反口嗨”，其实都只是表达自己对父权制社会与结构的看法的手段，比起拘泥于该不该“口嗨”，怎么“口嗨”或是“反口嗨”，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改变现状：男性在适当表达不适的情况下，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度苛责发表类似言论的实实在在受到压迫与不公的女性，而是要明白父权制结构在当代社会多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合谋，导致了女性以及性少数的头上又降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女性也应该明白，口嗨终究只是口嗨，不能真的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方针，我们都公认性别压迫是系统性的，但一旦试图把压迫的责任细分到个人上，甚至更糟糕，试图从一个人先天的性别去倒推他的压迫行为，就会落入这种晦暗不明的局面。那么，当指责朝向某一个个体或者至少是这个个体认为被针对的时候，就必然会遭致反弹，就像我们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化身，需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以及具体作恶的资本家乃至其锻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女性主义者乃至一切在当代性别秩序中受苦难的人们需要消灭的是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而非作为个体的男性，这么做既无济于事也不现实，还容易落入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导致抽刀挥向更弱者的戏码上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沦为反跨肉喇叭的JK罗琳。

顺着JK罗琳沦为反跨急先锋的逻辑往下看，其实很容易发现目前性别讨论里的一个盲区：大家太习惯把所有人硬塞进“男”和“女”这两个死磕的阵营里了。如果思路一直被卡死在这个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内，遇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查成分、验纯度的内耗，最后反而把刀尖对准了更弱势的群体。我们要想在现实里真的凑起一个能反冲父权制结构的同盟，可能得先放下这种非此即彼的“阵营”思维，试着把性别的场域看作是一道连续的光谱。只有承认了这道光谱，我们才能弄明白，那些游走在边界上的边缘群体其实和我们面对着同一套压迫机制，真正的联合也才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非要把人钉死在男女“两极”上的性别本质主义，到底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潜意识里，甚至在我们对别人身体外貌的打量中生效的？要搞清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新聊聊“性别气质”这回事。

不管是死硬的本质主义者，还是深受其影响的普通人，其实都极容易认同一个底线观点：有牛子的人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有浦西的人是女人也只能是女人。乍一看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现实生活中真的通过观察有没有牛子去分辨别人是否为男性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迎接新生儿的父母，二是体检医生。当我们试图明确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倒是很在乎生殖器了，但这真的够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依靠头发、声音、体格、胸部以及着装与妆容来确立他人乃至自己的性别，但是这些特征依然是一对又一对正态分布，miu值隔得再远也好，每两个分布相交的地方总是暧昧的——正如我妈花费了许久才大概“确认”楼下住着的女性交往的并不是“男朋友”。至于具体的性器官，那个在人们心目中对确立性别起着不容分说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在这里是隐形的，被各式各样的实际上和想象中的衣物包裹着。按照我也忘了是哪个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总是绕着欲望做迂回运动，像卡夫卡的《城堡》里那样，主角不断地朝着城堡前进却永远无法到达。然而我们就在这种绕圈子中确认了圈子中心的存在。

短发、短袖短裤、没有化妆、粗犷的声音、肌肉、倒三角形的体格、身高、平坦的胸部，这些特征与其说是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男人的形象倒不如说勾勒出了包在这人底裤里的一条牛子（满足的特征越多牛子越膨胀），他的“男人性”便从这根牛子上长出来，或者相反，他的“男人性”把他的牛子制造出来。然而人们在回溯的时候只能回溯到牛子这层，仿佛其是（男人的）万物之源，并得出相反的结论：短发是从牛子上长出来的！

无怪乎terf们会对trans持有这样的疑虑：你为什么要通过留长发来彰显自己是一个女性呢？又或者，你为什么要通过确认自己是一个女性来留长发呢？言下之意，有一种不言自明且无法被模仿和制造的男性气质和一种对应的女性气质，这类气质决定了人的外貌而不是相反。但是正如前所述，在性别对应的外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暧昧地带。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我还以为ta是男/女的”。这种由概率分布决定的“误认”其实就暗示了，性别与外貌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关系，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存在交集，而是复杂的多。

事实上，许多跨性别者塑造“极端”的性别化外貌来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些性别特征与性器官之间被普遍认为的“量”与“质”的区别，在没有特定性器官的情况下，用可模仿的对应性别特征的堆叠来替代之。很多本质主义者与其说是害怕这批少数中的少数侵犯了ta们原有的权益，倒不如说是害怕跨性别者的这类努力造成暧昧地带的大量增殖，使得两大性别对应的分布之间本还算明显的沟壑逐渐缩小、平整，进而导致性别特征和性器官之间那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出现裂痕。

还有些人指责跨性别者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的存在巩固了二元性别结构。这种指控一方面来自于一种经典的误区，即少数群体比也必须比没那么少数的群体更加进步。人们往往把“更倾向于有改变的动机”与“改变的实践”混淆了。实际上，“越少数越进步”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当然，这些指责者也不一定进步的到哪里去。非要批判的话，这种地图炮也可以打回他们自己头上：如果一个顺性别者（比如我自己）的外貌位于主流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这种指控让我想起了关于冠姓权的争论，有些女性说要给自己的小孩冠母姓，另一批人就说你这本质上还不是让小孩跟他外公姓，还不是父权？这么说当然有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蹦出一个能取代“姓氏”生态位却又没有其父权包袱的玩意，而且这个东西还能马上被广泛接受，我当然会举双手赞成。但这不可能，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依然要与姓氏共存。这个时候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回看上去退步不堪实际上似乎也没那么进步的“子随母姓”，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父权，但其自身确实也实现了对现有秩序的微小颠覆。从一个更长的尺度来看，这类呼吁或许就是姓氏制度瓦解的先声之一。那么trans跟酷儿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试图取消性别的运动冲突吗？同样不见得。尽管看起来跨性别者依然在传统的二元性别中移动，但那些顺直人士因此而生的不适感已经说明他们的行动在无意间对现有的秩序构成了挑战乃至破坏，这正是那些批评他们不够进步的人应当乐见的。打破二元性别间的坚固壁垒（如跨性别者的实践）与在二元性别之内建立新的据点（如女性对冠姓权的争取），两者不仅殊途同归，而且在反抗父权制这座大山时互有助益。

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消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对立互斥关系，也不是先破坏再建设或先建设再破坏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旧事物划清界限到他甚至拒绝利用旧事物中的任何要素来构建新事物，那么他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许多人幻想着万千受压迫者怀着同样的怒火，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拿着完全取自外部的武器，对老保施以末日审判。而更可能的情况却是：在寻常的一天，弱势的一方无意中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在紧急的时刻，ta们在旧秩序的堡垒之中随手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丢向那个模糊不清的敌意所在，然而一切坚固的东西就此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些哪怕看似不够完美的裂痕中，跨越性别光谱的同盟，才真正有了生根发芽的可能。

我越来越不满足于一种常见的中国文明叙事。一谈到中国传统物质文化，我们总能搬出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词：宋瓷、玉器、丝绸、漆器、黄花梨、紫檀、景泰蓝、缂丝、书画、园林、香道。博物馆里当然摆满了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工艺高度的东西，于是我们很容易从这些东西进一步推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物质文化和生活美学极其丰富的文明。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面偷偷完成了一次概念替换。一个文明能够制造多少传世精品，和这个文明能够给一个普通人提供多么丰富的日常生活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精英能够拥有多么昂贵的器物，和他们究竟创造了一个多么丰富的感官世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评价一种物质文化，越来越不想先去看博物馆，而更想打开一个普通人的家门。我想看他脚下踩什么，墙上有什么，身上穿什么、戴什么，房间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他用什么杯子喝东西，晚上用什么灯，朋友来了坐在哪里、玩什么、喝什么；他的家里有没有织物、植物、香气、音乐、游戏和一些并非生存必需、只是因为生活应该更漂亮一点、更舒服一点、更有趣一点而存在的东西。甚至我想知道一个普通人下班以后怎么浪费时间，因为一个文明最真实的生活文化，往往恰恰存在于这些没有生产力的时刻里。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重新观察中国，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断裂：中国文明的高度可以非常高，但普通人生活的审美下限却可以低得惊人。更让我不满意的是，这个问题甚至不能简单解释成“普通人穷，但中国精英文化很丰富”，因为中国精英文化本身就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特殊的审美价值：不断把克制、古朴、素净、含蓄、留白和高级联系起来。一块好玉、一只单色瓷、一张黄花梨桌、一幅墨、一方砚、一炉若有若无的香，再加上一块奇石，懂的人当然可以告诉我里面有多少信息：器形、釉色、木纹、比例、材质、年代、典故、书法、意境。我完全承认这种东西可以精致复杂到极点，也承认宋瓷、明式家具、玉雕、漆器的技术和审美成就。但我仍然忍不住产生一个非常不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终于有钱了，最后还要努力把自己的世界搞得这么寡？颜色太多容易被说俗，金银太多俗，香气太浓俗，装饰太满俗，感官刺激太直接也俗；反而旧木、素瓷、淡墨、枯枝、奇石、留白能够不断被赋予文化上的优越性。我能理解这种美学，却不认为理解以后就必须接受它的价值排序。昂贵、技术困难、需要大量知识才能欣赏，与“生活在一个感官极其丰富的世界里”，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把中国精英物质文化和波斯、阿拉伯、奥斯曼乃至更广泛的地中海传统放在一起时，我经常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中国高级工艺给我的震撼往往是“这是一件极好的东西”，而波斯或者奥斯曼高级文化更容易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世界”。因为那里吸引人的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器物，而是建筑、织物、色彩、气味、声音、食物、珠宝、花园和社交仪式可以同时发生。地上有地毯，墙面有瓷砖、木工或者灰泥装饰，窗户处理光线，庭院里有植物和水；身体上有织物、金银和香气；桌上有咖啡、水果、坚果、果露和甜食；耳朵里又有乌德琴、奈伊笛、卡农琴和木卡姆调式。每一样东西未必都复杂到极点，可它们互相连接以后，会产生一种很强的感官密度。中国的顶级器物当然可以世界一流，但器物文明很强，并不自动等于生活世界同样强；一个花瓶可以做到登峰造极，一张桌子可以贵得惊人，一块玉可以雕得不可思议，可这些传世精品加在一起，并不必然意味着气味、声音、质感、色彩和社交仪式都同样丰满。

真正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其实还不是这些精英文化，而是中东普通人的生活。我发现一个文明有没有丰富的文化衍生品，不应该只看王宫，而应该看一个普通人能不能用很少的钱，仍然活在大量有辨识度的器物和仪式里面。中东真正让我羡慕的，从来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伊斯法罕的宫殿，更不是今天海湾富人的豪宅，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甚至便宜得几乎不值得注意的生活行为，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自己的物件、动作和美学。几个男人晚上坐在街边喝茶，可以有那种小玻璃杯、茶壶、方糖、小勺和托盘；去咖啡馆坐几个小时，可以喝阿拉伯咖啡或者土耳其咖啡，可以抽水烟，可以一边聊天一边下西洋双陆棋——在阿拉伯地区常叫 tawla，在波斯和更广泛地区也有 nard 一类叫法。有人手里还一直拨弄念珠，它可以有宗教含义，也可以成为一种纯粹的手部习惯和随身小物。一副棋盘、两杯茶、一根水烟，居然就足以构成一个晚上。这里最有意思的不是东西多贵，而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行为居然可以不断长出自己的器物和仪式。

水烟尤其是一个很漂亮的例子。抽烟本来完全可以被工业社会压缩成一根香烟：点燃、吸完、扔掉，效率极高。可水烟偏偏把这么简单的需求扩展成玻璃水瓶、金属烟杆、托盘、软管、烟碗、木炭、调味烟膏，再进一步发展出专门的咖啡馆、座椅和社交方式。几个人不是为了最高效率地摄入尼古丁，而是围着它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球。一个需求没有被压缩成最高效率的商品，反而被扩展成了一种生活形式。

西洋双陆棋也是一样。游戏本身极其简单，可棋盘可以用木材、镶嵌、珍珠母贝、几何纹样做得非常漂亮；打开以后两个人玩，关起来以后它本身就是一件装饰物。咖啡也是如此。喝咖啡因原本只需要一个纸杯，但它可以不断衍生出长柄咖啡壶、阿拉伯咖啡壶、小咖啡杯、托盘、豆蔻、椰枣，再加上怎么煮、怎么倒、怎么递、怎么续杯。茶也不是单纯的液体，而会和杯子的形状、糖、托盘、聊天时间连接起来。我越来越觉得，所谓文化丰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生活动作，不断往外长东西。

香气更让我觉得这种差异明显。中东的香气文化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天天烧最高等级的沉香，更不意味着人人买得起昂贵香水。真正有意思的是，香气被做出了很多价格层级：玫瑰水、橙花水、香油、香精油、麝香调、熏香、焚香，以及浴室、理发店、婚礼、节庆和待客中的各种气味。于是香气并不只是富人收藏的一瓶东西，而可以从身体延伸到衣服，从衣服延伸到房间，再从房间延伸到食物。一个人身上有香味，家里来了客人可以焚香，衣服可以熏，甜点里又可以出现玫瑰和橙花。同一套感官词汇可以贯穿人的整个生活。

普通人的服饰和身体装饰也有类似特点。头巾、库菲耶、刺绣布料、皮拖鞋、银戒指、手镯、念珠、眼线、海娜，这些东西未必昂贵，却可以产生很强的文化辨识度。在许多地区，女人的金银首饰还同时承担婚礼财产、家庭财富和便携储蓄的作用，因此一个家庭即使并不富裕，也可能有动力把一部分剩余财富直接转化成人身上的视觉文化。买不起黄金可以用白银，买不起宝石可以用玻璃珠或其他廉价材料，可“人应该被装饰”这个文化前提并不会因此消失。

住宅也是如此。我当然不是说一个贫穷的叙利亚、埃及或者伊朗家庭会生活在宫殿里，中东历史上的穷人一样可以住得极其简陋。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便宜，不意味着东西必须失去性格。昂贵波斯地毯买不起，可以有普通织毯；精致家具没有，可以有草席、床垫、坐垫、毯子和矮桌；金银器没有，可以有铜、黄铜、陶器；大花园没有，可以种薄荷、罗勒、茉莉；昂贵沉香没有，可以烧一点普通熏香。因为很多社会传统上就在接近地面的空间坐、吃、休息，地毯、席子、坐垫和织物本身就是家具，于是纹样和色彩天然进入普通人的室内。

吃东西同样可以很便宜。面饼、扁豆、鹰嘴豆、洋葱、酸奶、橄榄、腌菜、香草、椰枣，本身没有什么奢侈的，可它们会形成非常稳定的组合：刚烤好的扁面包配酸奶酪、橄榄油、扎塔尔、橄榄和腌菜；茶倒进小玻璃杯；咖啡旁边放椰枣；街边可以买炸鹰嘴豆饼、芝麻面包圈、烤坚果、芝麻甜食。婚礼和节庆又有椰枣夹心饼、卡塔耶夫、巴克拉瓦等甜食。坚果和种子甚至本身发展成一种社交零食文化，一群人坐在那里慢慢吃、慢慢聊。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是彼此孤立的。一场普通聚会可以同时拥有茶、咖啡、坚果、水烟、西洋双陆棋、音乐和聊天；婚礼又可以把首饰、海娜、香气、甜食、音乐和舞蹈连起来。一个行为旁边不断长出另外一个行为，一件物品旁边不断长出另外一件物品，最后形成的是一整个生活生态，而不是一份博物馆藏品目录。音乐也是如此，乌德琴、达布卡鼓、框鼓、奈伊笛、拉巴卜琴等乐器可以进入婚礼、家庭聚会、咖啡馆、街头和民间音乐；达布卡舞、达布克集体舞这一类活动甚至不需要专业舞台，一群人拉起手就可以发生。一个普通人完全不需要懂木卡姆理论，却仍然生活在木卡姆的声音里面。音乐不是只有受过高度教育的人坐下来鉴赏的高雅艺术，它可以和食物、婚礼、舞蹈、聊天混在一起，成为普通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类似的东西。中国历史上的茶馆、庙会、地方戏、麻将、牌九、象棋、二胡、唢呐、锣鼓、秧歌、说书，本来同样可以构成极其丰富的普通社交世界，四川茶馆尤其证明中国完全能够产生一种类似半公共客厅的生活：喝茶、聊天、打牌、看戏、听书、消磨下午。问题不是“中国从来没有”，而是这些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多少保持了连续性，又有多少被切断、被边缘化，最后变成所谓“民俗”和“非遗”。

而中国普通人的历史物质生活本身，确实长期受到极低剩余财富的限制。粗布衣服、简单家具、锅碗瓢盆、缸、盆、筐、炕、农具、被褥，房子的首要任务是能住，衣服首先必须耐穿，器物首先必须耐用。这时候再把这种生活包装成“东方人崇尚朴素”，我觉得甚至有一点残忍。有钱人拥有一百件东西，却主动选择只摆一件，可以叫克制；穷人本来就只有一件东西，不叫克制。贫穷不是留白，匮乏不是禅意。

这就是我所谓的“瓦房店化”真正想批判的东西。它不是在骂某一个城市，更不是说某个地方的人低级，而是一种我在中国历史和现代生活中反复感觉到的极低日常审美下限：东西首先要求能用，至于形状、颜色、触感、气味、空间关系、装饰和仪式感，全都可以排在后面。中国最讽刺的地方，是这种寒酸和文明顶端惊人的成就长期同时存在。中国是丝绸文明，可普通人穿的是粗布；中国有世界级瓷器，可普通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结实的碗；中国有复杂的香文化，可普通人的房间首先面对柴火、煤烟、油烟和生活本身的气味；中国有苏州园林，可普通人的院子首先承担晒粮、堆柴、养鸡、干活的功能；中国有登峰造极的金银玉器，可一个普通家庭有限的剩余财富首先必须面对粮食、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婚嫁和养老。拿故宫证明中国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丰富，本质上和拿凡尔赛宫证明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生活奢华一样荒谬。

可是如果一切都只是因为穷，那么这里马上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内部反证：中国自己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历史上并不比汉族农民富，有些甚至生活在自然环境更恶劣、市场更加遥远的地区，可他们仍然发展出了极其鲜明的日常物质文化。当然，苗、侗、藏、维吾尔、蒙古、彝等完全不同，绝不能把他们混成一种文化，而且今天旅游宣传里的民族盛装也不能简单当成过去每天干农活的衣服。但即使承认这些限制，一个基本事实仍然非常值得思考：贫穷并没有自动消灭他们的纹样、色彩、织物、首饰和装饰。

一件衣服本来只是为了遮体保暖，可刺绣、织锦、蜡染、腰带、头饰、帽子、靴子、珠串和银饰可以让衣服同时承担地域、年龄、婚姻、身份和审美表达。苗族不同地区的刺绣、蜡染和银饰，侗族织锦，藏区的羊毛织物、皮革、金属饰件、珊瑚与绿松石，维吾尔人的花帽、织物、地毯和室内装饰，蒙古族的袍服、腰带、靴子、毡毯和马具，都在提醒我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实用品完全可以同时是装饰品。

一只箱子反正必须做，为什么不能彩绘？一块毯子反正必须织，为什么不能有纹样？一件衣服反正必须穿，为什么不能绣？一个马鞍反正必须存在，为什么不能装饰？一个女人反正要穿衣服，为什么不能让银饰、珠子和织物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就使“汉族普通人的生活寒酸只是因为贫穷”这个解释显得不够了，因为有些同样贫穷甚至更加贫穷的社会，仍然愿意把大量劳动而不是金钱投入审美。一位妇女可能没有能力购买昂贵商品，却可以花极长时间织、绣、染；一个家庭没有黄金，却可以拥有银、铜、珠子；没有昂贵家具，却可以让箱柜、织物和毡毯拥有纹样。贫穷可以限制材料价值，却不必消灭信息密度。一件衣服的材料可以便宜，但上面仍然可以有几十小时的劳动；一块毯子可以不值多少钱，但仍然可以包含复杂纹样；一个房间可以没有昂贵家具，却仍然可以有织物、色彩和安排方式。于是我开始怀疑，所谓物质文化的贫乏不能简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家庭收入解释。一个社会有多少剩余财富是一个问题，它愿意把剩余财富和劳动转化成什么，又是另一个问题。

当然，汉族民间文化绝不是空白。年画、剪纸、蓝印花布、刺绣、虎头鞋、肚兜、花被面、炕围画、木版画、灯笼、地方家具、庙会、戏曲，本来都证明汉族普通人完全有能力创造鲜明的民间审美。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饮食一样形成一种如此强大、连续、不断自我更新的日常审美生态？而中国饮食正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反证。如果有人告诉我，中国普通人的物质文化之所以相对朴素，是因为穷人没有精力创造复杂文化，我只需要看看中国人怎么处理一把面粉就知道这个解释不够。

一点面粉可以变成面条、馒头、花卷、饺子、馄饨、烧饼、烙饼；一颗大豆可以变成豆腐、豆干、腐竹、豆酱、酱油；白菜可以炒、炖、腌、晒；一点肉可以切碎以后让整盘菜获得动物脂肪和鲜味；发酵、腌制、刀工、火候、干货可以把极少的资源组合出惊人的变化。中国普通人的饮食文化恰恰证明，中国人根本不存在所谓“天生只讲实用、不追求丰富”的性格。

也正因为如此，其他领域的贫乏才更加刺眼。为什么饭桌上的文化密度可以远远超过整个房间？为什么一颗白菜值得发展出十几种处理方式，一间屋却那么容易满足于一张桌、几条凳、一个柜子？为什么吃的东西一定要有味道，而房间有没有香味、织物有没有纹样、杯子有没有性格、身体有没有装饰、晚上有没有自己的游戏和音乐，却那么容易变成“不重要”？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它说明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创造力，而是创造力、劳动、剩余财富、社会声望和文化价值长期被导向了什么地方。中国饮食证明匮乏完全可以产生复杂性，中国少数民族又证明廉价材料完全可以产生极高的视觉密度，所以“因为穷，只能寒酸”这个解释最多只能解释一部分。

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倾向又被一种极端的现代历史进一步强化。战争、革命、长期贫困、集体化、单位制和快速工业化，让大量地方性的物质文化被标准化生活用品取代。水泥地、白墙、日光灯、搪瓷盆、暖水瓶、塑料凳、统一家具、防盗窗、瓷砖墙，这些东西首先当然是经济和工业条件的结果，而不是某种民族审美缺陷。一个刚刚解决住房、供暖、卫生和耐用问题的社会，不可能优先考虑烛光、香气和手工织物。可是一个环境如果持续几代，匮乏会变成习惯，习惯又会变成期待。于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等中国真的开始富起来以后，那种“瓦房店感”并没有自动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过去是没有钱，所以能用就行；后来有钱了，却很容易不知道剩余财富应该怎样转化成生活文化，于是最直觉的办法就是把规格加大：房子大一点，电视大一点，沙发厚一点，瓷砖亮一点，吊灯复杂一点，车贵一点，商标明显一点。东西终于多起来了，可物质丰裕并没有自动变成文化丰裕。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讽刺的循环。传统文人精英是有钱以后努力让自己的东西看起来少，现代暴发式消费则是有钱以后拼命把东西堆进去，一个是空得高级，一个是满得廉价，看起来完全相反，实际上缺少的是同一种东西：成熟而连续的日常审美语法。等城市中产意识到“土豪装修”不好看以后，又迅速开始寻找别人已经完成的审美套装：日式原木、无印良品风、北欧极简、侘寂、法式复古、意式极简、奶油风。中国今天当然已经出现大量优秀的设计师、品牌和新的审美文化，我并不是说现代中国没有设计。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不断借用完整审美语言的冲动本身：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巨大制造能力的社会，仍然如此急切地寻找“我的日常生活到底应该长什么样”的答案？

我们可以制造全世界的沙发，不等于拥有自己的家具文化；可以生产全世界的灯，不等于形成自己的照明文化；可以制造香水瓶，不等于拥有广泛的香气文化；可以生产黄金首饰，不等于拥有自然进入日常穿着的首饰语言；可以制造无数乐器，也不等于普通家庭拥有自己的音乐生活。制造能力的丰裕和文化生活的丰裕，从来不是一回事。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曾经被现代主流社会定义成“落后”“边疆”“少数”的文化，反而在今天成了人们寻找文化身份的地方。一件苗绣进入博物馆，一块侗锦成为“非遗”，民族服饰成为旅游表演，传统音乐成为文化节项目。可我觉得“非遗”这个词本身有时候就暴露了问题：这些东西最强大的时候根本不是“遗产”，它们就是生活。一个人穿自己的衣服、织自己的毯子、戴自己的首饰、装饰自己的房子，本来不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弘扬民族文化”；一个埃及人下 tawla，一个伊拉克人用小玻璃茶杯喝茶，一个海湾家庭拿阿拉伯咖啡壶倒咖啡，一个伊朗家庭铺地毯，也不会每天想着“我要保护传统文化”。文化真正强大的状态，恰恰是使用它的人根本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文化，东西就是这么用，客人就是这么招待，晚上就是这么消磨，婚礼就是这么庆祝。

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现代中国所谓“传统文化复兴”特别尴尬。我们需要专门穿一次汉服，参加一次非遗活动，去古镇买一次文创，点一次所谓宋式香，体验一次围炉煮茶，才能暂时感觉自己“进入传统文化”。而真正强大的生活文化根本不需要进入，因为你从来没有出来过。当然，我也不愿意把中东或者中国少数民族浪漫化成某种没有贫困的彩色天堂。一个贫穷的埃及农民、安纳托利亚农民、叙利亚农业劳动者或者伊朗村民完全可能生活得极其寒酸；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同样可能没有漂亮住宅；今天看到的苗族银饰和民族盛装也经常属于节庆场景，不是每天戴着几十公斤银子下地干活。前现代生活到处都有疾病、恶劣住房、繁重劳动、卫生问题和物质匮乏。所以真正公平的比较从来不是“中国农民对波斯王宫”，而是问：当大家都只有一点点资源的时候，不同文化怎样使用那一点资源？

这才是我最终越来越在意的东西。同样只有一点钱，有的文化特别会让那一点钱继续长东西。一杯茶长出一种杯子，一杯咖啡长出一只壶，一次聊天长出水烟和西洋双陆棋，一块地面长出地毯和坐垫，一点香料长出身体、衣服和房间的熏香仪式，一场婚礼长出首饰、海娜、音乐、舞蹈和甜食，一段空闲时间长出咖啡馆、游戏、音乐和聊天。同样没有多少钱，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又告诉我：没有丝绸可以织羊毛，没有黄金可以用白银，没有昂贵家具可以彩绘普通木箱，没有钱购买大量装饰品可以把几个月的劳动放进一件刺绣。贫穷可以降低材料价格，却不必把世界变成没有纹样的灰色。

所以我所谓的“瓦房店化”，最终并不是在嘲笑穷人，穷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我真正批判的是一种贫乏被长期正常化以后留下来的文化惯性：把“能用”当作完成，把装饰当作多余，把感官享受当作有钱以后的附加项；有钱以后又容易把消费理解成规格和价格，而不是让颜色、纹理、香气、声音、植物、首饰、器皿、游戏和社交仪式共同构成一种生活。从精英的“克制”，到普通人的寒酸，再到二十世纪的“能用就行”，最后到现代的“有钱就堆料”或者直接购买别人的审美套装，我看到的是一条虽然并不笔直、却令人不舒服的历史连续性。

所以我现在评价一个文明的物质文化，真的越来越不愿意只看它最漂亮的宫殿。我想看它最普通的一间屋。我想知道一个没多少钱的人回家以后，脚下有没有舒服漂亮的东西，窗边有没有植物，房间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气味，吃饭的器皿有没有性格，身上有没有一点装饰，朋友来了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待客方式，晚上有没有音乐、有没有游戏，节日有没有颜色。我想知道一个人只有十件东西的时候，那十件东西是不是除了“有用”以外，还告诉我他是谁、从哪里来、喜欢什么、怎样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因为让皇帝生活在美里面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埃及法老做得到，波斯沙阿做得到，奥斯曼苏丹做得到，中国皇帝当然也做得到。真正困难的文明成就是，让一个普通人只有很少的东西时，那很少的东西仍然有形状、有颜色、有纹理、有香味、有声音、有游戏、有仪式、有记忆；让他不需要走进故宫才看见自己的文化，不需要走进博物馆才知道自己的祖先会设计，不需要去“非遗体验馆”才暂时进入传统，不需要购买一整套外国审美套装才知道家应该怎么布置，而是推开自己家的门，他已经生活在里面。

对我来说，这才是一个文明真正的物质丰富。也是为什么，当一个文明不断拿皇帝的宫殿、士大夫的瓷器和博物馆里的国宝证明自己多么辉煌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想问一句最简单、也最不客气的话：那普通人的生活呢？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只能得到“能住、能穿、能吃、能用”的回答，那么国宝再多，也不能替那间寒酸的屋子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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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聆听你心中的诉求，回应每个人的心声。正位有着带有力量与活力的积极意味，代表着充满希望的新开始；而逆位则注重自我理解和发展，用动力和勇气克服逆位指出的挑战，你会开启更具希望更加辉煌的新人生。

我感觉我很奇怪，我自我认知为男性，也坚定的认同自己为男同性恋，但是
1、我不介意别人用男他或者女她来称呼我
2、但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姐妹”“闺蜜”，但是“兄弟”等称呼我也会感觉严重不适，我无法接受真的进入一个强性别指涉的语境
3、我觉得我现在认同自己是男性很好，不过主要是因为我做男性习惯了，如果有一天可以无痛体验女性，我也不会抗拒，我对两种性别都没有排斥和恐惧，这种意向主要来源于对纯粹的对未知体验的好奇
4、审美上，我会觉得偏传统的硬朗身材很美，也一直在健身，但是我又觉得涂口红尤其是粉/红色口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乃至裙裤有一种独特的美感，也很愿意自己主动尝试
这算一种酷儿或者性别流动论吗

对比阅读：论中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分子

原作者：AAA牦牛批发

赛博朋克这么几年来也算成了某种大众文化了，小红书和抖音都会有岁静发“赛博朋克滤镜风景”之类的帖文和视频，知乎上也会有万赞的回答讲“高科技低生活”讲得有声有色。

据我理解，除去那种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紫蓝色霓虹光污染非常好看的人之外，大众印象中的赛博朋克一般是一种现实主义反乌托邦文学，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可怕又绝望的未来，超级财团控制世界，人体安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科技植入体，不仅变得不像个人样，而且这些植入体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你。

由此，赛博朋克文化在大众中激发的情绪多半是绝望和抑郁——「我们正在奔向一个绝望黑暗的未来」。大部分了解了赛博朋克的普通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赛博朋克是预言文学，揭示了我们的未来，而由于当今世界（尤其是在中国）集体行动的失能与缺失，它只能激发抑郁也是很正常的。

（除此之外有一些低级粉红发言，不再赘述。）

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理解，不止中国，外网上的理解也基本是这样，像波萨达斯学派小组（下文简称“波组”）的虚无制造机转载的那些翻转过来的理解是少数。

当然，赛博朋克只是个壳子，它本身究竟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由此激发的人道主义感伤：

赛博朋克未来的恐怖除了恐怖在资本主义的绝对胜利，还恐怖在人已经失去了个人样。

虽然艺术理应保持中立、仅是描绘，不过这也就是“理应”罢了。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部分赛博朋克艺术的创作者都持有对义体植入物等科技的明显厌恶——这并不是出于对现实中人体科学的了解，而是出于对纯洁人类肉体的崇拜和维护。许多小说都会以悲悯的笔触描绘那么几个坚决拒绝新技术的老古董，这些角色常常还是主角或者主角团，拥有各种美好的品质，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怀念。

我无意对这种人道主义感伤进行价值判断，简单定性为好或坏。毕竟，在我们的世界，技术、尤其是科幻般的尖端前沿技术，难道不是由当权者和大资本家所掌握吗？人们抱有怀疑与不信任再正常不过了。是对资产阶级新型统治术的恐惧，再加之集体行动的失能、缺乏对一个肯定性未来的信仰、人们只能后退寻找慰藉，或许再加上些别的东西，最终才生产了这种人道主义感伤。

在这里我十分感激那些替我指出「当今世界，资本根本不需要物理事实上的义体植入物就已经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与灵魂」的文章，这一观点对于让我跳出这种感伤作用很大。

只是，在中国互联网，这种「植入这么多义体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的人道主义感伤却也能和对某种「外来物」的恐惧混合起来，并且结合得相当精彩。

这个「外来物」是什么呢？

是对「资本」这一非人物的一切模糊印象的集合。

这里我可能要把话题岔开为两个部分，一是“唉！资本”，二是“厌女恐同恐跨”。

看上去似乎有些陈词滥调？也许，要是波组某些人能有耐心看到这里，估计又觉得我这种精英进步主义分子要开始批发帽子批判了吧。

波组谈「唉！资本」的基本思路是，认为广为流传的资本一词代表的是非常「可见」（visible）的外国资本（难道新闻和抖音上不断闪现的拜登与马斯克的面孔、那些与「我们」长相迥异的白人黑人，不是非常visible的吗？）与民营资本（难道抖音、QQ微信、淘宝、拼多多这些触角直接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软件的老板，不是非常visible的吗？），而中共当局作为最大资本集团和真正统治者则在这种算是批判的唉声叹气中完全「隐形」，针对这一点，「唉！资本」是值得嘲笑的。

也许，「唉！资本」是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的把控与监管，是在转移矛盾。但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激化的矛盾，以及长期以来对「资本」的模糊印象，的的确确已经让唉资本彻底流传开了。这种对「资本」的恐惧与愤怒，已经生发出来了。

——「资本」，代表的是一切企图入侵「我们」这些纯洁老实的大众的普通纯洁生活的异质性事物。

敏锐的波萨达斯学派小组成员（下文简称“波友”）读到这可能已经意识到我是在用贬斥的笔调写这些话。的确。「我们」是什么人呢？用另一个意义已经十分模糊的词来说，我们是「市民」。

既然意义已经模糊，我得解释一下我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在说什么。我使用「市民」指代的群体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全体中产阶级（正如我现在也不认为无产阶级就是经济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样），而是任何「希望保卫现代生活」的人。

「现代生活」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空调房炸鸡可乐这些具体生活质量上的东西，而是「永远有泥腿子给我、或者未来奋斗成功的我、或者未来奋斗成功的我儿子便宜打工」，「永远能享受到对各种边缘群体的隐形交叉歧视带来的特权」，等等。

他们或许怨恨如今生活不如意，但本质上仍对现制度抱有希望，永远希望向上爬，拒斥一个崭新的未来和新世界的可能（而任何自诩左派的人都理应坚持这一点），在此基础上的激烈地想要保护现状中对他们有利的绝大部分东西。或许，能用另一个名字描述这种欲望……

当然，我这也不是骂什么总保守无可救药，只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翻转这些欲望、要不要翻转、能不能翻转，是运动家的事情，更是未来具体社会形势发展情况的问题。

扯得太远了，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既然「唉！资本」最终是为了保卫「我们」这些纯洁老实的大众的普通纯洁生活（再次强调，所谓普通纯洁的生活也就意味着对更苦难者的剥削），那么这里就是厌女症和恐同、恐跨切入的地方。

以被观察者网一系劫持的大众传媒为核心，以无数能够生产并收割对应情绪、时间、注意力的营销号为触手，「资本」这一模糊的印象终于有了道成肉身。在安全范围内，被恶魔化的西海岸黑人女权环保LGBT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打破了「我们」普通纯洁生活的东西，与资本国美国融合起来，就成为了那个需要被驱逐出去的恶魔。有时在不那么安全的范围内，中国的某些或者全部统治者也会被包含进来。

关于对progressive capitalism和woke liberal的人道主义的批判也无意展开讲了，继续收窄范围，回到帖子更前面的部分，在中国的赛博朋克文化与人道主义感伤，嗯……

那么，女权和LGBT自然就成为了资本的化身和打手，不仅会切割我们这些本来其乐融融的纯洁大众（经典“分化阶级矛盾”），还会代表着邪恶的资本、宣传邪恶的思想，腐化「我们」这些纯洁大众。

放到赛博朋克里，女权和LGBT，就是大资本的急先锋，疯了似的拥抱新技术，并试图让所有人都植入义体。呜呼，纯洁天然的人类肉体不再！难道跨性别者如此彻底地修改自己的肉体，不是未来那个黑暗恐怖的赛博朋克时代的先声吗？人道主义感伤终于和这种对「外来物」的恐惧结合在了一起。在我刚看的这本网文里，作为资本化身的超级AI开启支配人类的第一步，就是所谓数字生命靠着多重性别和边缘群体身份当选美国州长——对想象中纯洁日常生活、纯洁统一的大众、纯洁肉体的保卫终于三位一体。

同样的，在许多创作里，女性也是接受义体植入技术的先锋。这来自于作者们现实中认为女性热衷于医美（医美也算得上人体改造），更来自于一种厌女症：你瞧，女人是多么的愚蠢，听着资本的好话就信了去买买买，在未来也是如此，急不可耐地植入义体，想要缩小自己和男人的差距，殊不知真正理性成熟的男人一开始就看破了这一切，根本上拒绝资本的阴谋，嘻嘻！

十分神奇的，这种对女性的恶意和90年代尼克兰德「女性来自未来」的呼唤合谋了。现在我本人在别处引用这句话时通常是在表示女性主义要创造新未来和新世界的意思，不知尼克兰德当时说这话是出于什么心态呢？

I wrote a 20,000-word pseudo-academic paper criticizing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nd published it on Notion.Please feel free to use Notion’s built-in translation feature.

China’s high-pressure, exam-driven education system has drifted so far away from anything resembling actual education that, to me, it looks more like a form of forced labor imposed on children who are treated as if they were born under a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So I gave it a name: **“suspended-death-sentence forced-labor education.”**

From childhood, parents and teachers teach you that falling behind means failing at life. Then you are filtered, stage after stage, through exams, scores, rankings and academic credentials.

Learning gradually turns into endless standardized and repetitive problem-solving. And in order to keep that machinery running, schools extend their control into almost every part of a student’s life: time, discipline, sleep, privacy,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eve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lassmates.

The result is often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achieve.

Students spend years being trained to look for standard answers, then are expected to become innovative adults. Their goals and schedules are dictated to them for most of their childhood, then they are blamed for lacking initiative and self-discipline. They are taught that mistakes carry humiliation and punishment, then suddenly expected to take risks, experiment and accept responsibility once they enter the real world.

In many public high schools in provinces such as Hebei, Henan, Shandong and Shanxi, the style of management is, apart from the absence of electric shocks and sexual abuse, disturbingly similar to China’s notorious “internet addiction” boot camps.

Unsurprisingly, environments like these can contribute to depression, anxiety, trauma symptoms,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serious long-ter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 claim that the Gaokao is fundamentally “fair” also deserves much more scrutiny.

Human ability takes countless forms, yet students are compressed into a handful of academic subjects and a single numerical score. That score is then used to allocate access to universities, credentials, jobs and, indirectly, social status.

Everyone taking an exam under standardized rules may look fair on paper. But hardly anyone asks the more basic question: is this actually a scientifically meaningful way to evaluate human abil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graduation does not make the system disappear.
School rankings become workplace KPIs. Standard answers become “what the boss wants to hear.” Anxiety about university admissions becomes anxiety about age, career progression, housing and marriage. As children, people are monitored by teachers and parents. As adults, many simply learn to monitor, pressure and punish themselves.
Then the cycle reproduces itself.

The children who grew up under this system eventually become parents, teachers and managers, and repeat the same methods on the next generation.

“We went through the same thing when we were young.”
That one sentence has probably justified an astonishing amount of damage.

What fascinates me most is that, within the Great Firewall, a system with such an appalling record can still be celebrated as proof that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s failures are almost visible in the people it produces.
At the lower end, you get people who are extremely good at repeating whatever everyone else says, even when it means confidently turning reality upside down. At the higher end, many of the people with the most ability spend enormous effort trying to leave the country.
Quite a spectacle.

The system has managed to satisfy neither the ideal purpose of education nor, in many cases, even the goals of the authorities who built and defended it.

Outside places like the Soviet Union, Iran or North Korea, it is genuinely difficult for me to think of many education systems that combine this degree of academic pressure, soci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damage and self-congratulation quite so effectively.

And perhaps the most disturbing question is this:
Why does a system like this keep reproducing itself,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doomscrolling的时候头回刷到这个sub，点进去看了看感觉气氛很差，里面英文和中文都有，经常转发一些国内的负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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