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改革争议：国企下岗工人的悲剧与工农差别下农民更沉重的苦难
8月12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也引发了对其执政期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争论。其中最具争议和负面后果的，是推动国企改制，导致数千万工人“下岗”，失去了“铁饭碗”。这些失业者普遍处境悲惨，许多家庭陷入绝境。对此，有人认为是经济转轨的“必要牺牲”，有人觉得过于残酷而侵害了工人权利。不过争议者都承认改革导致了一部分前国企工人的苦难。
在讨论下岗工人苦难时，也有人注意到和提及，相对于长期有“铁饭碗”的工人，同时期的农民处于更加贫困、权利和保障更少的状态。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并影响之后几十年中国不同阶层人的命运。当时中国全面实行公有制经济，几乎所有工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有工人都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国企职工。在“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政策下，抬高工业品价格而贬低农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剪刀差”，以积累资金促进工业化及养育工人，农民则成为付出代价的牺牲者。
在1950-1980年代那相对贫困的几十年，从事制造业、居住在城市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享受到相对较好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保障，终身端“铁饭碗”、“吃公粮”，工人退休或病亡后还可以让子女接班。国企也没有绩效考核要求（或流于形式），计划经济与封闭状态下不需要与其他企业竞争。除非“反革命”等政治问题，无论工人是否怠工或者打架斗殴，国企一般也不会开除工人。这导致工人普遍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跑冒滴漏”、产量低而质量更差、生产成本高而产量低。而一切成本与损耗，都由国家财政“兜底”，不影响工人收入和福利待遇。
而同时，占当时中国人口约80%、居住在乡村的农民阶级，则几乎没有任何工资和社会保障（或者说只有名义上的和非常稀薄的支持），还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义务，以及“交公粮”（即实物税）。农村还时常发生饥荒，一些人活活饿死，或因营养不良及其他疾病死去。而当时工人和农民之间几乎没有流动，身份世代传承。少数农民可以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工业活动，只能得到少量报酬而不享受正式工人的薪酬和保障。还有户籍体制从制度上固定了人们的身份和归属，限制了人们的流动。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曾形容说“（建国后）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管制松动，农民可以分田单干保留余粮，还能通过副业、经商等致富，还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摆脱贫困、阶层跃升的是少数，诸多限制和负担仍然压在农民身上。而工人也一度仍然捧着“铁饭碗”，但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而缺乏竞争力，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的福利也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有限，人均GDP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一是与人口迅速增长有关，二就是低效而消耗严重的国企拖累了发展。对外开放、参与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中国大陆，不仅工业品质量差，成本还更高，根本无法与港台及外国竞争，亏损严重，并由国家财政埋单。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内外交困下的中国财政几乎崩溃、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推动了国企改制，淘汰低效的企业，对工人也“优胜劣汰”，导致了下岗潮。下岗潮确实让许多本来有着稳定生活、衣食无忧的工人如坠入深渊，全家陷入困境，有的穷困潦倒，甚至从事性工作糊口，还有的自杀身亡。而下岗安置过程中的腐败、本就有限的安置费用被贪污等，也加剧了下岗工人的苦难。另外国企改革及下岗也存在许多不公平，如许多尸位素餐的国企管理干部反而未被裁撤，无权无势的一线工人下岗比例更高。这些问题即便过去很久，也仍然应当被记住、正视、批判。
但同时，笔者也很想强调，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相对工人更苦难的农民阶层，更需要加以关注和同情，他们的境遇更需改善。而且在之前几十年里，工人的较好待遇的代价，正是由农民所承担的。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人为压低农民劳动价值供养工业生产与工人福利，让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缺乏基本保障、权利受侵害、负担沉重的状态。1970年代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考察农村，发现农民竟然衣不蔽体、没有裤子穿，全家男女老少挤在昏暗狭窄的一间破房里居住。1978年王震等中共元老考察贵州等地，发现农民生活还不如1936年红军经过时的民国时期，许多农民吃不饱饭、吃不起盐。
中国农民的穷苦和遭受压迫，在改革开放已进行20年后仍然存在，如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出版的陈桂棣所著《淮河的警告》和陈桂棣吴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就详细而深刻揭露了中国农民的苦况。2000年，湖北一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告诉朱镕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时央视“焦点访谈”也常报道农村干部腐败、乱收费、侵吞农民补贴，以及农民的冤屈。基层官吏与黑恶势力勾结，以各种名目压榨农民、欺凌农户，官民矛盾十分尖锐，一些地区如江西丰城还发生了暴力抗税事件。而农民的负担之一就是需要缴纳税赋，不仅要交农业税这个“正税”，还要缴纳“三提五统”等苛捐杂税。农民付出多而获得少，国家财政更多用于补贴低效亏损的国企、负担大量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资和福利。
这样的情形显然是畸形而不可持续的，也是朱镕基决心改革的原因之一。裁撤低效国企和遣散部分工人，不仅是刺激竞争和经济发展，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也即减少农民负担，以及有更多资金和力量解决三农问题、改善农民处境。在许多低效国企破产或人员缩水同时，大批民营企业建立，许多农民进城打工。虽然农民工保障远不及国企工人，却仍比纯粹务农收入更多、生活更丰富。扶贫开发、农业补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铺开。
在这些措施下，农民终于从极端贫困中摆脱，逐渐实现温饱甚至走向小康。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废除了农业税及附着的其他杂税，并发放更多补贴，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也与朱镕基时期改革的方向和基础有关。而且国企改革也增加了国企效益，经济发展也反哺了国企及职工，许多工人比改制之前收入更高、保障更丰厚，一些下岗工人也得到再就业、获得更多收入和新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生剧变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也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私有化，也有许多工人“下岗”与贫困化。其中有些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国在改革中较好保障了工人权利，而俄罗斯等国工人损失更严重。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包括其家庭成员）长期占人口多数，农民是少数，起码二战后没有对农民的持续剥削。所以对这些国家而言，给予工人保障和补偿是应当的。但中国直到1990年代，工人阶级仍然只占人口不到五分之一，农民仍然是多数，对工人优厚无疑会导致农民得到更少（甚至失去更多），工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朱镕基及其后继者的改革和社会形势变化，导致的部分国企凋敝和下岗潮，对下岗工人确是悲剧，但国企改制和裁汰低效企业和人员，无论从全局利益还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利益都是必要的，也缩小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下岗工人从幸福坠入苦难确实不幸，但农民在之前几十年里都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即便经过朱镕基改革，工人尤其国企工人的待遇仍然远好于农民及农民工，下岗工人也比农民有更厚的家底、更好的受教育水平，农民中贫穷者数量和比例都更高。
到了今天，中国农民平均每月也仅有120人民币养老金，远低于平均2000人民币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更低于月退休金数千至数万人民币的干部和公务员。农村老人因贫困、疾病、家庭矛盾（家庭矛盾往往也是贫穷等引发）等原因自杀现象至今也相当普遍，如学者以湖北京山和辽宁庄河两地为例，系统性记录了农村老人自杀的悲惨境况及其普遍性。农村妇女自杀比例长期以来也显著高于城市女性，也高于城乡男性，这也是多重压迫和贫困所致。农民的苦况显然不亚于下岗工人，且苦难更普遍和持久。只是人们更容易关注到曾经既得利益者阶层坠落的动态变化，而容易忽视长期处于下层和困境中“静态”的弱者。
近三十多年来，反映下岗工人境遇的影视剧、文学作品已有不少，包括《钢的琴》、《漫长的季节》等艺术水准很高且颇有知名度的影视剧。但反映人口更多、苦难更重、受苦更久的农民的影视与文学却很少，尤其高质量又为大众熟悉的影视剧作更是几乎没有。这一定程度源于反映工人苦难的作品审查尺度更宽松、对农民苦难题材审查更严，也在于工人及其亲友有更多文化艺术资源，而农民相关资源贫乏、缺乏发声机会。这也反映了话语权的不对等、农民相对下岗工人更加边缘和“失语”的现实。当一部分人苦难被关注、另一部分人苦难被忽视，也会影响社会对不同群体的评价、关怀、帮助。
有所欣慰的是，近年在讨论下岗潮及工农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并提及了农民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下岗潮的背景和当时中国各身份各阶层的处境。只是这些为农民打抱不平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的评论中，以及少数严肃枯燥的社科研究著作，而缺乏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等更加“正规”的演绎和具大众吸引力的表达。或许未来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但在严格的审查制度、农民自身发声能力弱的情况下，中短期内看不到这样作品出现的可能性。
笔者无意否定一部分工人遭受下岗和面对的苦难，也认为国企改革应当更加人道、妥善安置和补偿受损的工人，不能直接抛弃，对安置费用被贪污等犯罪更应打击。最好的改革结果是各方都受益、尽可能没有人受害。但现实里改革往往难免一部分人遭受损失。而改革是否必要和值得，就要看情理上是否应当改革、对更多人利益是好是坏，综合考量和判断。就朱镕基的改革，虽有粗糙和激进之处，整体而言仍是必要和有益的。
人们看待各种改革的利弊、人群的得失，不能局限于一隅和少数人，而应更加全面、平衡、公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关切。若人们仅仅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关注一部分人而遗忘另一部分人，只看到改革对某些人的好处或坏处，忽视它同时对于另外群体的利弊益害，就未免偏颇和不公正。中国农民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劳动最辛苦、受难最严重、话语权最微弱的群体，他们的生命与尊严与下岗工人等其他身份与阶层的人一样宝贵，他们的苦难也应被看到、声音也该被倾听、利益也需被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