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三

为了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到底调动了多少军队？一直属于高度机密，至今见不到任何中国官方有关的资料。研究者只能抓住一些“蛛丝马迹”进行研究分析。

1989年5月18日，针对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的询问，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提到，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

杨尚昆所说的“18万”，以及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队，实际上都只是初步计划的兵力，后来实际动用的兵力超过了这个数字。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导，1989年6月9日下午3点钟，邓小平接见了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有幸蒙受邓小平接见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竟然多达“百余人”，可见动用军队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曾一度掀起宣传高潮，大力表彰“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官方的媒体、出版社纷纷出版相关的宣传资料。虽然是宣传资料，又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但不经意间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对于有心的研究者而言，不是没有利用价值。

《戒严一日》一书所透露的信息最多，也最有价值。该书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10月出版发行。该书分为上下两册，总共收集了180篇署名文章，作者除了几位诸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之外，几乎都是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士兵。由于中共当局认为该书透露了太多不应该透露的信息，出版后不久就被禁止发行，后来重新发行的所谓“精选本”，只保留了80篇署名文章，字数减少一半以上。

世界各国都有严格保守军事机密的惯例，中共当局在这方面更是做的“天衣无缝”，令人匪夷所思。加上六四事件引起海内外强力抗议，极其敏感，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军史资料，以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的回顾文章中，全都隐去了部队的番号（诸如第38集团军），就连部队的代号（诸如“8341”）也一并隐去。这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破解和还原解放军部队的番号和代号，以确定到底有哪些部队参与北京戒严行动，花费了笔者无数的时间。好在笔者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经受过7年严格的训练，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技能可以派上用场。此外，笔者有过从军经历，具有基本的军事常识。

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研读，时至今日，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番号，笔者终于有了可靠、可信的答案。

参与北京戒严行动的解放军部队包括：北京军区属下的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和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属下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陆军第64集团军，济南军区属下的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南京军区属下的陆军第12集团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空降兵第15军，以及北京军区属下的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属下的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属下的坦克第1师、武裝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有人曾经提到，参与北京戒严行动的部队还有沈阳军区属下的陆军第23集团军。笔者多方收集资料，反复查证，至今无法确定这个说法。

在1989年，解放军总共拥有24个陆军集团军。除了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4个陆军集团军之外，另外9个没有进京的陆军集团军是陆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13集团军、陆军第14集团军、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1集团军、陆军第31集团军、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陆军第47集团军。在和平时期，为了镇压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24个陆军集团军竟然动用了14个，可见调兵的规模确实大得惊人。

解放军在1985年实施陆军整编改制，陆军野战军部队全都改编为多兵种的集团军建制，兵力大大地加强了。每个陆军集团军通常下豁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或坦克旅），一个炮兵旅，一个高射炮兵旅，一个工兵团，一个通信团，还有侦察营等各类保障部队。象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这样的乙类简编集团军，官兵人数就在3万人以上，至于象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这些甲类整编集团军，官兵的人数就更多了，可以达到7、8万人。

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北京卫戍区由于本身的职责和属性，几乎所有的部队和部门，包括卫戍区医院、通讯处、人民武装部系统，都奉命全力投入。

北京卫戍区隶属于北京军区，是军级建制单位，其主力部队有警卫第1师、警卫第3师。每个警卫师下豁六个团。警卫第1师属于内卫部队，而警卫第3师则属于野战部队。警卫第3师的前身是陆军第24军的步兵第70师，本来就是解放军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成为御林军后，在武器装备方面又得到优先照顾，战斗力进一步得到提高，超过一般的野战军部队，拥有三个步兵团，以及炮兵团、高射炮兵团和坦克团。一般人只知道陆军第38集团军在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曾经多次奉命进京执行任务，其实还有一支部队曾经多次奉命进京执行任务，那就是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3师。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有5个师、团级的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其中就有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的警卫第13团。

天津警备区隶属于北京军区，是军级建制单位，其主力部队有步兵第196师和坦克第1师。坦克第1师曾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该师是解放军最早建立的装甲兵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下豁三个坦克团，一个装甲步兵团，以及通信营。侦察营等各种保障部队。

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隶属于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是一个副军级建制单位（1989年后升格为军级建制单位），下豁9个支队（团级建制），另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也是全力投入的一支部队。

照理说，一旦确定了所有解放军戒严部队的番号，只要按照这些部队的人数编制，就可以计算出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总人数。但问题在于，这些部队大都只是一部分官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例如陆军第12集团军仅有步兵第36师、步兵第34师的一个团和部分保障分队被紧急空运进京，共有1万多名官兵；陆军第67集团军仅出动了步兵第199师。空降兵第15军出动了三个空降兵旅中的两个旅。因此，即使确定了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番号，还是难以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迄今为止，民间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总人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说18万的，有说25万的。报数最多的是1989年7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所刊载的、题为《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谜一样的人民子弟兵》的文章：“这次奉戒严令进京的，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达35万之众。他们大多出自作为军队‘精锐’的野战部队；军兵种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空军部队、导弹部队。其中27军、38军、39军、24军均为经过合成改造的现代化集团军。参加人数最多的27军和38军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

上述这篇文章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并没有派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其二，说导弹部队也参与了，缺乏证据，据笔者了解，至少导弹部队没有进京。

在18万、25万、35万这三个数字中，35万的说法有所夸大，欠缺事实依据；18万的说法虽然有所依据，杨尚昆在1989年5月18日曾提到“18万”这个数字，但杨尚昆所说的只是中央军委初期计划部署的军队数字，并不包括后来被紧急调集进京的部队，例如于1989年6月4日从江苏省徐州市紧急空运进京的陆军第12集团军。而且不包括北京卫戍区、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部队。

笔者在基本确定了每一支部队进京的师、团级单位之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邓小平、杨尚昆调动了18万到25万的解放军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北京戒严行动是可信的。——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2009年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系统分析了 Starlink 地面站的全球布局逻辑，从系统工程、气候适应性、监管合规性和经济可行性等多维度深入探讨地面站布局的核心策略与技术特征。文章首先概述了 Starlink 系统的三层架构设计，阐述了地面站在空间段、地面段和控制段中的关键作用；随后详细解析了六项核心布局策略，包括依托光纤骨干网与 PoP 节点建设、选择干燥稳定的气候条件、优先建设在监管友好国家、根据卫星星座轨迹选择最佳位置、在用户密集区域采用多站点部署策略，以及充分利用低轨卫星的跨国共享能力。文章通过 Mermaid 架构图、数据流分析图和决策流程图，直观展示了地面站与卫星星座的协同工作机制；通过详细的统计表格，分析了地面站全球分布的地理特征、技术参数对比和性能影响机制。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地面站布局面临的监管、气候、经济和技术更新等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并展望了第三代 Starlink 卫星部署对地面站布局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为深入理解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的运作机制提供了系统性的技术分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简介

https://preview.redd.it/kfflosn0532h1.png?width=1080&format=png&auto=webp&s=4f981d13e9645277686c5c7835517685676fcca6

核心内容

Starlink 系统架构概述

https://preview.redd.it/fjhitrn0532h1.png?width=1080&format=png&auto=webp&s=45d2697a08307343878e2a901cd46ad9219c852c

地面站的功能定位与技术特征

https://preview.redd.it/8wusssn0532h1.png?width=1080&format=png&auto=webp&s=8e4af6cd43dfcccc893ba8b64b4e660ba6c9c109

地面站全球布局的核心策略

Starlink 地面站的全球布局遵循六项核心策略，这些策略相互关联，共同决定了地面站的分布模式。
策略一：依托光纤骨干网与 PoP 节点建设
地面站建设的最高优先级是靠近国际光纤主干网或 PoP（Point of Presence）节点。Starlink 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低延迟，而这一优势的实现依赖于地面站到互联网骨干网的极低延迟连接。如果地面站距离 PoP 节点过远，整体系统延迟会大幅上升，从而削弱 LEO 系统的低延迟优势。因此，地面站选址优先考虑靠近海底光缆登陆站（Cable Landing Station）或大型数据中心，以确保数据能够快速接入全球互联网主干网。
策略二：选择干燥稳定的气候条件
由于 Ka 波段的雨衰特性，地面站选址必须优先考虑气候条件。理想的地面站位置应具备少降雨、干燥气候、云层稀薄、海拔较高（有利于穿透大气）以及天气长期稳定等特征。沙漠、半干旱地区是地面站部署的最佳区域，而热带季风区、热带雨林区则不适合部署大量站点。即使在气候条件不佳的地区建设地面站，也需要加强射频功放和扩大天线阵列规模，从而增加建设成本。
策略三：优先建设在监管友好、频谱许可明确的国家
每个地面站的建设都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多项批准，包括卫星频谱许可（Ka/V 等频段）、电信业务许可、跨境数据传输许可以及地面站架设选址许可。监管环境友好的国家能够快速完成审批流程，而监管严格的国家则可能导致建设周期延长甚至无法建设。因此，Starlink 优先在监管友好、频谱许可明确的国家部署地面站，即使当地用户需求很大，监管障碍也会影响地面站的部署进度。
策略四：根据卫星星座轨迹选择最佳能见范围位置
地面站必须保证与天空中卫星有最佳可见性，因此要求选址具备较开阔的地形、避免山体遮挡、避免电磁干扰源，以及空旷地面便于大面积天线阵列布局。常见的地面站建设位置包括机场附近、农田、高原、荒漠、沿海空旷地区。地面站很少建在城市核心区，这既是为了避免电磁干扰，也是为了降低土地成本。
策略五：密集覆盖与低延迟国家的多站点部署
在用户密度大、监管成熟、光纤主干网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Starlink 采用多地面站并行部署策略。多站点部署能够分担负载、降低每个站点的雨衰影响、优化卫星回程路径，并提高频谱利用效率。仅在美国，Starlink 就部署了超过 100 个网关站点，总计超过 1,500 根天线，这些站点经过精心战略性部署，旨在提供尽可能低的延迟，特别适用于居住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用户 [1]。
策略六：跨国共享地面站能力
低轨卫星的快速移动特性使得多个国家可以共享同一个地面站。一个国家没有地面站，并不妨碍用户使用 Starlink 服务，卫星会将数据携带到邻国的地面站，再接入互联网。因此，地面站数量并非"一个国家要有多少"，而是"卫星离哪个地面站最近"。这种跨国共享能力使得 Starlink 能够在监管环境复杂或建设成本较高的地区，通过邻国地面站提供服务，从而优化全球布局的经济性和可行性。

Starlink 系统架构与地面站分布关系

以下通过 Mermaid 架构图展示 Starlink 系统的完整架构以及地面站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https://preview.redd.it/emhrjfu7532h1.png?width=721&format=png&auto=webp&s=2ca47cd3b683df41016b91fd95094d9a916ee1ef

地面站全球分布的地理特征分析

https://preview.redd.it/r16bkgu7532h1.png?width=466&format=png&auto=webp&s=317974b1109a5654de6690f1a6b0b4bd2cb9d53b

地面站与卫星协同工作的数据流分析

地面站与卫星之间的协同工作涉及复杂的数据流管理。当用户终端发送数据时，数据首先通过 Ka 波段上行链路传输到上空的 Starlink 卫星。卫星接收到数据后，根据路由算法决定是通过星间激光链路转发到其他卫星，还是直接下行传输到最近的地面站 [3, 10]。如果目标地面站不在当前卫星的覆盖范围内，数据会通过星间激光链路转发到能够覆盖目标地面站的卫星，再由该卫星下行传输到地面站。

https://preview.redd.it/y2oqai4e532h1.png?width=784&format=png&auto=webp&s=19c6ddc07f75b09b580e175ea683e685b7f1dfb0

https://preview.redd.it/g86rli4e532h1.png?width=784&format=png&auto=webp&s=95066bfa36375f9e3eacd0e8cdaff970258566ac

地面站布局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地面站的布局直接影响 Starlink 系统的多项性能指标。首先是延迟性能，地面站距离用户和 PoP 节点的距离决定了端到端延迟。理想情况下，用户终端到最近地面站的延迟应控制在 20-30 毫秒以内，地面站到 PoP 节点的延迟应控制在 5 毫秒以内，这样整体端到端延迟可以控制在 25-35 毫秒，接近 Starlink 设计目标中的 20 毫秒中位延迟 [1, 14]。

以下表格展示了不同场景下的延迟组成分析：

其次是容量性能，地面站的数量和分布决定了系统的总容量和负载均衡能力。在用户密集区域，多地面站并行部署能够分担负载，避免单个地面站过载。同时，多地面站部署还能够提高系统的冗余性和可靠性，当某个地面站因故障或维护无法工作时，其他地面站可以接管其服务区域。

再次是覆盖性能，地面站的分布决定了系统能够服务的用户范围。虽然低轨卫星的快速移动使得单个地面站可以服务较大范围，但地面站的密度仍然影响服务的连续性和质量。在用户密集区域，密集的地面站部署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和更高的可用性。

以下 Mermaid 图表展示了地面站布局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机制：

地面站建设的监管与合规要求

地面站建设需要满足多层次的监管与合规要求。在国际层面，需要遵守国际电信联盟（ITU）的频谱分配规则和卫星通信标准 [2, 20]。在国家层面，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多项许可，包括卫星频谱许可、电信业务许可、跨境数据传输许可、地面站架设选址许可等。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差异较大，有些国家要求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有些国家则对跨境数据传输有特殊限制 [7]。

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地面站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即使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满足，监管障碍也可能导致建设周期延长或无法建设。因此，Starlink 在规划地面站布局时，需要充分考虑各国的监管环境，优先在监管友好、审批流程明确的国家部署地面站。

地面站布局的经济性分析

地面站建设涉及较高的初始投资和运营成本。初始投资包括土地购置或租赁、基础设施建设、天线阵列采购、信号处理设备采购、光纤连接建设等。运营成本包括电力消耗、设备维护、人员成本、频谱使用费等。根据公开数据，单个 Starlink 地面站的建设成本可能在数百万到数千万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站点规模和技术配置。

为了优化经济性，Starlink 采用多种策略。首先是规模化生产，通过在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工厂批量生产网关天线，降低单位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其次是标准化设计，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设备配置，减少定制化成本。再次是选址优化，优先选择土地成本低、电力供应稳定、光纤接入便利的地区，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最后是跨国共享策略，通过邻国地面站服务多个国家，提高单个地面站的利用率，摊薄单位成本。

地面站全球分布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截至 2025 年，Starlink 地面站的全球分布情况如下。北美洲地区拥有最多的地面站，其中美国部署了超过 100 个网关站点，总计超过 1,500 根天线，加拿大部署了 4 个地面站。欧洲地区共部署了约 20 个地面站，分布在 10 个国家。大洋洲地区共部署了约 20 个地面站，其中澳大利亚拥有 15 个以上地面站，新西兰拥有 6 个地面站。南美洲地区共部署了约 20 个地面站，其中巴西拥有最多的地面站数量。亚洲地区相对较少，日本部署了 4 个地面站，菲律宾部署了 1 个地面站。非洲地区最少，仅在尼日利亚部署了 2 个地面站。

图4：Starlink 地面站全球分布

从建设状态来看，目前约有 150 个地面站已投入运营，13 个地面站在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正在建设中，19 个地面站处于审批阶段。这种分阶段部署策略使得 Starlink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和监管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地面站的部署计划。

以下表格详细展示了 Starlink 地面站按大洲和国家的分布情况：

地面站布局与卫星星座的协同优化

地面站的布局需要与卫星星座的轨道设计协同优化。Starlink 卫星部署在多个轨道平面，每个轨道平面包含多颗卫星，形成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地面站的分布需要考虑卫星的轨道周期、覆盖范围和可见性窗口。

当卫星经过某个地面站上空时，地面站可以与该卫星建立通信链路。由于低轨卫星的快速移动，单个地面站与每颗卫星的可见时间窗口通常只有几分钟。因此，地面站需要配备多根天线，能够同时跟踪多颗卫星，实现无缝切换和连续通信。

地面站的分布密度需要与卫星的轨道密度相匹配。在卫星轨道密度高的区域，可以部署较少的地面站，因为卫星频繁经过，地面站有更多的通信机会。在卫星轨道密度低的区域，需要部署更多的地面站，以确保有足够的通信窗口。

地面站布局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 Starlink 系统的不断发展，地面站的布局策略也在持续演进。首先是容量的持续提升，第三代 Starlink 卫星将提供比第二代卫星高一个数量级的容量，这对地面站的处理能力和网络连接提出了更高要求。Starlink 计划在 2026 年上半年开始发射第三代卫星，每颗卫星将提供超过每秒 1 Tbps 的下行链路容量和超过 200 Gbps 的上行链路容量。

其次是延迟的进一步优化，Starlink 正在通过优化地面站布局、升级网络设备和改进路由算法，持续降低系统延迟。目标是提供稳定的 20 毫秒中位延迟和最小丢包率的服务，这需要地面站与 PoP 节点之间的延迟控制在极低水平 [1, 14]。

再次是覆盖范围的扩展，Starlink 计划在全球更多地区部署地面站，特别是在监管环境改善、用户需求增长的地区。同时，通过星间激光链路的不断完善，地面站的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展，减少对地面站数量的依赖。

最后是技术的持续创新，地面站将采用更先进的信号处理技术、更高效的频谱利用方案和更智能的网络管理算法，以提升系统性能和降低运营成本。

地面站布局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地面站布局面临多项挑战。首先是监管环境的复杂性，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差异较大，审批流程不透明，导致建设周期不确定。应对策略包括提前进行监管调研、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选择监管环境友好的国家优先部署。

其次是气候条件的限制，Ka 波段的雨衰特性限制了地面站在某些地区的部署。应对策略包括选择气候条件良好的地区、采用更强大的射频功放、部署更多地面站以提供冗余。

再次是经济性的压力，地面站建设需要大量投资，而回报周期较长。应对策略包括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设计、选址优化和跨国共享，以降低单位成本和提高利用率。

最后是技术更新的挑战，随着卫星技术的快速发展，地面站需要不断升级以匹配卫星的能力。应对策略包括采用模块化设计、预留升级空间、制定长期技术路线图。

以下 Mermaid 决策流程图展示了地面站选址的决策过程：

总结

Starlink 地面站的全球布局逻辑体现了系统工程、气候适应性、监管合规性和经济可行性的综合权衡。地面站作为卫星与全球互联网骨干网之间的关键交换节点，其布局策略直接影响系统的延迟、容量、覆盖范围和可靠性。

从布局策略来看，Starlink 优先在靠近光纤骨干网和 PoP 节点的地区部署地面站，选择干燥稳定的气候条件，优先建设在监管友好、频谱许可明确的国家，根据卫星星座轨迹选择最佳能见范围位置，在用户密集区域采用多站点部署策略，并充分利用低轨卫星的跨国共享能力。

从技术特征来看，地面站使用 Ka 波段进行卫星通信，需要配备高性能的天线阵列、信号处理设备和网络连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容量需求和极低的延迟要求。

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第三代 Starlink 卫星的部署，地面站的容量和处理能力需要相应升级，同时通过优化布局和网络连接，持续降低系统延迟，扩展覆盖范围，提升服务质量。

理解 Starlink 地面站的全球布局逻辑，不仅有助于认识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的运作机制，也为其他卫星互联网系统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地面站的合理布局是 Starlink 系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布局策略的持续优化将推动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与普

句句不谈薪资，条条不离奉献，桩桩不谈好处，事事皆讲境界 。一谈文化五千年，一说工业刚开始，一讲经济说总量。一问发展才起头，工资确实低，物价确实高，福利确实少，生活确实甜​

別人不喜歡我說習近平是個偉大的人，但我硬要說，因為這是事實

他根据人们的人性，猜中人们的心里活动

以致有高层干部家属以为他认识这个高层人士的什么家人

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 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 来了。形势大好。沒有无产阶级专政，就 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 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 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辯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 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 击监獄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 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 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 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 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 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 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 众组织，欧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 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 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 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 动敎养人员和刑滿留場（厂）就业人员，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 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 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 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敎养 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 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 的坚持反动立場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 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 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 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 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 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 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 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 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 命群众进行鎭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 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 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 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47251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持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围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平易近人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五十万人死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夥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夥“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份子。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存疑。）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红色恐怖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

愤怒声讨“三家村”

向“三家村”猛烈开火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工作组滚他妈的蛋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敢造反

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拿起笔做刀枪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资产阶级的全聚德砸个稀巴烂

火烧XX砸烂XX的狗头把XX揪出来示众

油炸XXX 炮轰XXX XXX必须低头认罪

把XX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格杀勿论

造他妈的反革他妈的命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口诛笔伐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林批孔

打倒刘邓陶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用文斗，不用武斗 要又攻武卫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无政府主义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革命的血统论万岁

狠斗私字一闪念

要斗私批修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

打到资产阶级派性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文革”常用词汇选注

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

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上海 “一月风暴”为开端的遍及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全国性大夺权。

文斗、武斗：“文化大革命”中，用以批斗干部、群众。

文攻武卫：“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提出的一个挑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口号。

一斗二批三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的简称。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赞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革础的上层建筑。又称“斗批改”。

大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斗批改”阶段提出的一种搞运动的形式，实际贯穿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

大串连：1966年夏，为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1966年8月一些外地学生到北京上访，参观学习北京的经验；北京的学生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这种行为被称为大串连。

斗私批修：1967年夏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左”倾错误口号。

吐故纳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关于吸收和清除党员的形象说法。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价级的新鲜血液》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1968年夏，北京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此后，各地纷纷仿效北京的做法。名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而在农村采取的措施。各地纷纷选派贫下中农去领导农村的中学和小学。

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牛棚：“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造反派、群众专政组织用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

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简称。文革期间曾写入宪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从宪法中取消这一规定。

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者。

反动学术权威：自以为有专长、有成就、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坏人。

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简称。

臭老九：知识分子。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化大革命”初期，指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等的子女。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人，仍然受到歧视，不能与别人受到平等的待遇。

黑修养：“文化大革命”中指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三旧：“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中共北京市委的诬称。

“早请示，晚汇报”：“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每天早已开始工作前，集体站在毛泽东像前，先三鞠躬， 手握《语录》贴着心窝，再呼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边喊边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然后，由领队人领念几段语录，再讲当天准备做什么 事。这套动作被称为“早请示”。“晚汇报”与之基本一样，只是在晚上。

忠字舞：“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每当集会，边唱边手舞足蹈、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

红海洋：1966年下半年，有些地方将整条街、整块墙壁，用红油漆涂上，书写语录和大标语。这种做法被称为“红海洋”。

天天读：“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学习制度。

最高指示：指毛泽东言论的一个用语。

文革时代的宣传口号小辑

崇拜类：-----------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仇恨类：----------------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八亿人，不斗行吗

要斗私批修！

对人民的要求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镙丝钉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工作指导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要准备打仗

以钢为纲，

以粮为纲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用十五年时间赶英超美（大跃进时期）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主义（大跃进时期）

二年进入**主义（大跃进时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派仗类；-----------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

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踢开党委闹革命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打倒彭罗陆扬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这个新生的政权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好！

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国际类：----------------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把红旗插遍全球， 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推荐 文革术语浅析

三面红旗：在１９５８年前后，中国提出了三面红旗。其一是“总路线”，具体说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二指大跃进，所谓“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看来愿望是好的，但浮燥得实在可以，由此可以想见“亩产十万斤”是如何出笼的。其三是“人民公社”。其本质是“政社合一”，即政权机关和生产合作社结合。既管政治，也管经济及其他差不多所有事务，或者说是政府包下了一切，可以说是中国大政府格局的初现。

三级所有：自５８年大跃进后，我国很快实行了公社化，当时在县以下有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在我们一带，公社的建制比“撤扩并”后目前的镇要小，（但从黑龙江一些地区看则相当于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而大队则相当于现在的村。兼有政权和领导生产的多种功能。（在黑龙江的合江地区，所谓的一级政府－－－－“革命委员会”是一直建到生产小队的。）在“暂时困难”后大队和公社中间的一级“管理区”渐渐取消。由于层次多，特别是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等大环境影响，农村经济分配上问题较多，即所谓干部的“懒、谗、贪、占、变”问题。中央就定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也称小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当时有几个很出名的中发文件：“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２３条”。后者就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要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不可不看这几个文件。

四清：文革前奏之一。始于暂时困难刚结束的１９６３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早期是清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干部的多吃多占问题（清经济），后渐偏重于思想政治方面（清思想）。渐渐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为文化革命开始的标志。

桃园经验：四清运动前期，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桃园大队搞试点。她们所总结出的经验即称“桃园经验”。也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家村：文革前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和明史专家吴晗，经常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一般以“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为专栏名。内容多为文史杂论，不可否认其中有借故喻今的内容。成了文革最先中炮的目标之一。（当然更早更大的目标还是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四大：指文革时期允许、提倡、鼓励群众使用的四种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看来，这四大并不对仗。大鸣和大放，源于百花齐放之放，百家争鸣之鸣。前者指各种艺术流派都允许存在，后者指各种学术理论都允许发表。很明显，这是一种政策。评说一种政策，无非是正确与否，是否真正实行；而大字报和大辩论却是属于方式，也就是说，大鸣可以用写（如论文、大字报）的方法，也可以用讲（如讨论、辩论）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放在一起还并称四大自由并不合适。

接班人：本来接班人的意思是象“共产儿童团歌”里唱的，是泛指的。但文革期间的这个词，通常是专指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当时还有接班人必须的五项具体条件。具体人选原来是刘少奇，彭真，后来是林彪，再后来是王洪文。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当时军委四个副主席讲话，说明选林彪当接班人的英明。结果是原来的打倒了，新的一个也没站住。

走资派：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反路线：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最早于１９６６年五月末出现于北京清华附中。后来由于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迅速蔓延到全国大中学校。当时的含义仿佛是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是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我曾遇到有一个被抄对象解释为红色卫生兵，实在是联想丰富了－－一笑）一般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群众组织。开始仅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随着“血统论”的被批判，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的其它学生很快就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红卫兵。如北京，出名的红卫兵司令部就有三个。

破四旧：首先是林彪等人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号召大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实际运用中四旧内涵极广，从旧书（实际上几乎就是所有的书了，因而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了）、旧戏（也差不多是全部，因为实际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还可上演）、老歌（“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语录歌、国际歌不在此例。）直到宗教迷信，各类文物，乃至菩萨庙宇、古建筑造型，可以说差不多都在打倒砸烂之例。这也就是后来大批青年学生被指认为破坏中国文化罪人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在各级各类偶象的怂恿下，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懂什么？杭州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学生为主的造反派要炸灵隐寺，由于周恩来说了话“要保护”，结果也是学生为主用人墙守住了它。我记得似乎是以浙江大学的一个叫“１８６１”革命造反战斗大队为主做了这件事。记不清是哪位写过一本书，他说：我曾是红卫兵，我不忏悔。我也深有同感。每到灵隐，看到飞来峰下那些缺鼻子缺眼的佛象，我总是浮想联翩。我喜爱这些佛象甚于新做的大石刻。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到底应由谁对历史负责？我总是想到写《一八七一公社史》的梅林在书末说的话，应该是那些穿着带金线的制服的高官权贵们。（这是二十几年前看的，原句记不清了。）杭州也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我特别喜欢青藤先生（？）写的：拭拂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辩。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倘钦徽一返，此身何属？彼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而我们中国从来是只骂秦桧不骂高宗，只怨妲己不怨纣王。青藤先生的末三字何其深刻呀！

红色恐怖：由“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进一步发展到极端，就是滥用私刑，北京、河南及其他各地均有骇人听闻、惨绝人圜的故事。ＷＲ142期上子生先生说的有些事不好解密，我觉得是有点不好解密，冤冤相报是不行的。可是不了解这些情况，让我们的后代怎样看那些该负责的人呢？看到不少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朋友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争论，我深深感到４５岁以上的人们应该多写下自己的回忆和经历。不了解过去的沿革怎么能说出中肯的观点呢？尽管在这个年令层上的人们能上网的并不多，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功能多少能补上这个缺陷。这就是我也希望写些小百姓看法的原因。我相信总有一天全都要让老百姓知道的。文革博物馆还是应建起来的。正好有人推荐在《西湖》上刊出了高尔基的文章，我总觉得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实在是要好好反一反封建，是要补一补“什么叫人的基本权利”的课。在我们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受到的致命攻击为什么却是来自封建主义。千万不要象巴金先生说的，挨了大老爷的板子还要谢大老爷恩典。

大串连：对三届生而言，这是最浪漫的文革专用词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后，为了鼓励学生青年造反，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串连。理论上是要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让各地各单位造反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客观上给广大的大中学生带来一个极好的免费旅游的机会。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甚至还有穿衣不要钱。（当然借条是要出的，但最后都报销了。）至今仍是让许多青年羡慕不已的事。由于措手不及，给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接待压力，如江西井岗山就发生过飞机空投食品之事。感谢北京几个红卫兵的传经，我始终没有到远离交通干线的地方去，所以没有遇到过衣食之困。但也是在大串连中，我第一次有了和虱子一起生活的体验。也是在大串连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中、东、南部各省的大小城市。

红海洋：可算是最温和的文革专用词了，因为这只是造成浪费。为了大树特树，为了让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各地各派在可能的墙上都用红色的油漆，墨水写上宣传文革大好形势的标语和毛主席语录。

造反派：文革专用语之一，指所有敢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的派别组织，当时为褒义。语出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保守派：相对造反派言，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当权派采取辩解，保护的派别组织。

老三篇：文革专用语之一，指毛泽东选集中的三篇文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当时要求人人、天天学老三篇。那时的情况是青年朋友们很难理解的。戏录“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流行极广的一段：“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促进思想革命化。”

黑五类：文革专用语之一，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类，意为敌我矛盾的专政对象。后期又有人继续扩大为黑六类、黑七类。文革后有人把某些有色食品命名为黑五类，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革早期的一个口号，阎王者指当时中宣部的领导；小鬼者广义指所有受压制的群众。就是鼓励造反的意思。似为毛泽东提出。

牛鬼蛇神：本来是泛指所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实际使用中被扩大到自己派别所反对的所有对象。比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帝修反、铁杆老保、变色龙、小爬虫、等等。

“牛棚”：因批判、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需要，某些人物被指令居住的地方叫牛棚。即牛鬼蛇神被关押的地方。从处理的严厉程度上说，住牛棚者介于收监和监督劳动之间。

小爬虫：曾主持两报一刊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及受其牵连的一批人。

变色龙：指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及受牵连的一批人。

红五类：文革专用语之一，指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五类人。和黑五类相对。

血统论：文革早期主要由部分高干子弟提出的一种理论。其内容可由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解说得活灵活现。“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幅为“基本如此”于是就有了“将军辩论团”（指将级军官的子弟组成），于是就有了“西城区纠察队”，于是就有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有了“红外围”。可是这种理论只会把所有的可能盟友推到逍遥派或反对派一方去，很快就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吐弃。（本人所在的学校里，大批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学生，不甘当二等公民，就偏不参加你的一派。自立山头了。）这种出身决定论也受到总理甚至也包括江青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普遍否定。龙子龙孙们一怒，就用江青在前后说的不同的话做成一对赠江：造反有理，小将可爱；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典型的血统论理论为北工大学生谭立夫的讲话；最早系统批判血统论的是遇罗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１９７０年被处决！愿他的灵魂安息。这实在是现在的青年朋友很难想象的。对着一些少不更事的夸夸其谈者，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多少丑恶、残忍、卑劣、下作之事借着堂堂正正的名义肆逆于世。

四个第一：原国防部长林彪提出的理论，意为在部队所有工作中应做到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一般认为这是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的主观原因之一。（外部原因是毛有这个需要，而当时的中国个人迷信泛滥，也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

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称呼的前缀。

文攻武卫：因郑州（？）造反派在武斗中遭到很大伤亡，学生大批赴京告状。江青在接见时十分激动，于是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记得当时周恩来还赶快作了一些解释和限制，可此语一出还是引发了全国武斗的升级。盖因武斗一起，两造都说自己是文攻武卫。我总以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大规模武斗的的祸源。在文革中，比较出名的大型武斗事件有：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两派之争，武汉的七二零事件，上海的剿灭“上柴联司”事件。第一例的特点是动用了正规武器；第二例的特点是军队参与；第三例发生时正当毛泽东在沪。

样板戏：文革开始后，随着大批判的扩散，绝大部分戏曲均被指为“封资修”而被禁演。全国只剩下几个所谓的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巴蕾舞）、白毛女（巴蕾舞），几个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几个影剧象车轱轳般来回看，我们还真乐此不疲。青年朋友们不必撇嘴，换了你也一样：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极少）、没有ＫＡＬＡＯＫ、没有舞厅、没有扑克、没有麻将、没有钱、没有爱情、没有。。。有什么呢？有布票、油票、粮票、豆制品票、肉票、煤球票、煤油票、棉絮票、蛋票、酒票、烟票。。。

路线斗争：文革初，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中强调的是马列主义者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随着斗争的继续，就强调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除了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事件后，理论上则特别强调突出“十次路线斗争”。亲不亲，路线分。欢庆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站队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此以前不管如何说，总还是用某种理论来解释革命，从此后就简单得多了－－－－虽然还保留了“民主集中制”的五个字，而其实质却已是个人迷信和人治制度的无缝结合。

四大学生领袖：指文革早期有很大影响的几个北京学生组织头头，包括“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岗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北师大“井岗山”的谭厚兰。不过由于聂元梓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在我们许多学生的心目中，更愿意以北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来代替她。

革命委员会：文革中的中国政权形式。最早始于上海造反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五日夺权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叶剑英等元老从国体、宪法方面反对，后来就改称“革命委员会”。通常产生的程序是由中央召集该地区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站出来并被造反派认同的原领导人、再加上由中央指定的当地解放军代表。到北京开会排定座次，然后再由两报一刊发一专论，于是“三结合”的新政权就成立并被认可了。这一篇专论是秀才们根据该地特色而拟就的，常多少带有地方特点。如：天津是“海河两岸尽朝晖”；四川在各省中人口最多就是“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黑龙江是“东北的新曙光”，湖南是“芙蓉国里尽朝晖”，等等等等。等到大陆各省市全部成立革委会，于是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了，还出了一张纪念邮票。但很快就收回了，这就是有名的废票。重提此事我只是想说，智者千虑，众人共虑，也难免一失。不要动不动就骂人汉奸卖国。如果为了媚上、为了顶子而不惜攻（言干）甚至出卖朋友者，万勿与之为友。

三结合：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即造反派），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地驻军代表三方组成。

两报一刊社论：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三种刊物共同发表的社论。在文革期间，这三种杂志常就某事某时期形势发表文章，客观上代表毛泽东的观点，极具权威性。

梁效：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写作组，以两校谐音取名。常见于批林（彪）批孔（夫子）批周（公）时期。其后台为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常发表导向性的权威文章。当时该两校的头面人物是迟群和谢富治之女谢静宜。

炮打三红：文革专用语之一，凡被指控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都适用。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量刑则是从“批斗”到“关押”直至“处死”。记得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间，由于抄家成风，我地有一个小孩家被抄了。孩子不过８－９岁，刚会写几个字。不懂事就在墙上写了“打倒ＸＸＸ”，结果是在我们市（当时是县）大会堂里开大会批斗。我们只是高一学生也甚觉不妥，不敢不进去，就很快偷偷溜出来了。

知青：直接的意思是知识青年，但在７０年代的中国却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一般情况下是指上山下乡的初高中学生青年。直到１９９５年我有幸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小导游仍是十分肯定地说我是知青－－－－当时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了。由于受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孽债”的影响，这个“水傣”姑娘还非说我是去找儿子的。（其实我下乡是在松花江边）。可以想见，我到了古稀之年回我插队的第二故乡，我相信仍会有人叫我知青的。

“土豆加牛肉”：讥笑“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语。本意是讽刺苏联领导人目光短浅，有毛泽东词为证。“。。。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著名的“不许放屁”也就出于这词。）但民间百姓更多注重在经济现实方面。在批判会上人们慷慨激昂，但不妨碍他们在会后向往着把“土豆白菜”换成“土豆牛肉”。

李青霖：福建某地一位教师，因其子下乡而生活困苦。居然敢写信给毛泽东诉苦。不知他有何门路，信居然送上去了；不知又是什么原因，居然引发了老人家的隐恻之心。于是就有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于是又有了全国各地对下乡知青的“工作检查”和“生活慰问”，令各地知青多少得到一些实惠。但不清楚的是不知他是否拿了上方宝剑乱用，终于获罪哪一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失势，此公就被收监。不知此时是否还在人世？

张铁生：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插队后曾做过生产队长。１９７３年中国首次恢复高考，可能真是因为忙于生产，考得一塌糊涂。这本来是值得同情的，他却因之写了一封信。攻击大批盼升学如盼云霓的难友，这就有获罪于天下的味道。偏偏王张江姚等又要用这个典型。于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数年间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倘能读点书，学点史，夹住尾巴做人，谅也有半世安逸。不幸他受人之惠，忠人之事。乃至肝脑涂地，于是真正获罪于天下了，树倒猢狲散，也进了东北人谓之巴篱子的去处。

五虎上将：指１９７１年９．１３林彪死于蒙古后被指控的林彪集团的骨干人员，包括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林办主任叶群，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江南民间戏称“黄吴李邱”为“黄鳝泥鳅”。该四人在林彪倒台后均被判刑，但如今都早已刑满，想来现在也不会全在人世了。从普通的高级干部进入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权力中心，又一夜间论为囚徒。暴起暴落，黄粱一梦，想来也是恍若隔世了。

大闹怀仁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陈、叶、徐、聂四位老帅和二李一谭等几位副总理和康陈江张姚等发生正面冲突。经毛泽东直接干预，周恩来调和。经７次生活会，终以中央文革胜利为结果。从此，中央发文排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老资格的革命家谭震林也荣称“二月逆流”的首领，作了检查。

山鹰之国：指阿尔巴尼亚，在中苏大打笔墨官司时，该国为中国的铁杆同盟。当时称为“亚得利亚海的明灯”。受我国援助甚多，但文革后期两国关系恶化，至今少有往来。当年起第一书记为霍查，部长会义主席为谢胡。文革后期两人闹反，谢胡被处死，霍查于８０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中被废绌。我曾见过报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发言，称霍在排除异己时曾处死一个怀孕的对手。因而我对他印象不好，但不知是否属实。

半修：未公开的非正式称呼，指当时的罗马尼亚。１９８９年，其元首齐奥塞斯库因狂暴镇压人民反抗而引起军队反戈，被捕后被处死。

非洲雄狮：指当时任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海尔。塞拉西。在中国开始积极外交活动时，该人曾来华访问。我对请皇帝来访很奇怪。直到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在二次大战中反纳粹的大英雄。不久他的政权被少壮派军人推翻。我对此还很有一番感慨：是不是也可说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修正主义：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念。品种还不少，如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有伯恩思坦和考茨基；斯大林时代有南斯拉夫的铁托；文革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外版就是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了（实际上还常常带上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马歇和日本的宫本），而国内版则非刘邓陶莫属了。在老百姓生活中已很常用，如当人们说到“人一旦生活改善了很难再吃原来的苦”时，就常用“修”掉了来描述。

社会帝国主义：１９６９年，中苏因珍宝岛等领土纠纷引起军事冲突。其后中国即以社会帝国主义称原苏联。当时其国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柯西金（部长会义主席￣相当于我国的总理），波德戈尔内（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相当于我国的人大主席），时称三驾马车。

三尼：因中国佛教界宿耆、大书法家赵朴初的散曲《哭三尼》而名。指西尼－－－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东尼－－－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第5版()
专栏：

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辛韧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
美帝、苏修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它们陷于 政治经济的危机之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骄横一世，在帝国主义集团中被称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原子弹、核武器、“和平战略”……全都阻挡不了 历史的进程。世界革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早已戳穿了这只纸老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也使美帝越来越走向全面崩溃。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兴盛。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总趋势，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仗恃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张，妄图称霸全球。美帝国主义以大炮和美元支持各国反动派，充当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宪兵。它同四十八个国家或它所扶植的傀儡，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协定，结成军事同盟。它在国外建立了两千多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一百多万侵略军。它在二十来年的时期内，进行了十来次侵略战争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做尽了一切坏事。
美帝国主义这样穷凶极恶，横行霸道，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它梦寐以求的囊括全球的霸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遇到了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强烈抵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起了动员各国人民的作用，促使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它，从而把自己置于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用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话来说，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遭到了麻烦”。它在亚洲，“正在节节失败”；在非洲，“美国的政策陷于混乱”；在拉丁美洲，美国“简直是没有安身之处”。席卷全球的反美浪潮，使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

原标题

苏修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 苏联工人对苏修反动统治日益不满 广大工人采用“旷工”、“怠工”等方式表示反抗使苏修极大惊恐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苏修叛徒集团窃取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后，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苏联工人阶级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近几年来，苏联工人群众对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法西斯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目前，越来越多的工人正采用“旷工”、“怠工”等方式表示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愤慨和反抗。

目前，苏联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苏修叛徒集团的“新经济体制”赋予工厂厂长和企业经理以极大的特权，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分子一方面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大发横财;另一方面肆意欺凌和压榨工人，他们对自己不满意的工人动辄降职降薪、开除解雇。苏修公开宣扬有的工厂在实行“新体制”时，一下子就解雇了八百名工人，而且把这种大量解雇工人的例子做为“典型”到处推广。克拉斯诺达一个流动机械队的一名工人，因为反对工厂里的资产阶级特权分子，结果遭到三次警告和降级处分，最后又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这个工人只好靠到旧货店拍卖东西维持生活。再如，明努辛面粉联合工厂的一名工人，因为得罪了工厂当局，被调到对他的健康不适宜的车间工作，结果害了病，直至被无理赶出工厂。工人惨遭迫害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在克拉斯诺达边区一地去年一年就发生了四百八十二起。苏联广大工人群众对自己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一天比一天困苦的状况十分愤慨。他们正纷纷采用各种方式表示反抗和不满。

尽管苏修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来诱骗工人，但广大工人不愿意拿自己的血汗去为这一小撮特权分子卖命，所以劳动热情很低。苏修报刊承认，目前苏联各地“旷工”、“怠工”事故不断发生，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仅图拉州一地去年一年内由于工人“旷工”、“停工”等原因，使苏修特权阶层损失了八十万个劳动日。顿巴斯“无产者煤矿”托拉斯的矿井中，仅在去年的三个季度中就约有四千人“旷工”。哈萨克冶金建筑托拉斯今年上半年“旷工”人数高达六千人。布良斯克冶金厂的一个车间，在今年一个月内就有三十七人“旷工”七十天。许多工人常常很早就提前下班，当工头企图阻拦时，工人们对工头严词斥责。

工人大规模“旷工”、“怠工”和流动性的增大，引起苏修统治集团的极大惊恐。苏修《真理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最近连续就所谓“加强劳动纪律”问题发表社论，惊呼工人的大规模“旷工”、“怠工”，已成为一个“尖锐的和令人担忧的问题”。苏修叛徒集团还千方百计地加紧对“旷工”、“怠工”工人进行迫害和镇压。苏修规定对违反“纪律”、“旷工”、“怠工”和生产废品的工人举行所谓“同志审判会”，不发疗养证、休养证，不分配住房等一系列反动措施。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必将更加深入地发展下去。

公民与人民的区别是，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公民是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要广泛，一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他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人民的范围是指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宪法知识系列解读（三十三）------关于国籍以及公民平等适用法律的规定

以此定义，公民不一定是人民

人民是有国家权力的人

一般人只能是公民

本月24日，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有许多位法学家参加的小型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公民生育权与社会抚养费制度”和建议全面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我在会议中有过几次插话和发言。下面是笔者根据记录稿修订的文字。

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⒈ 首先感谢几位会议的召集人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怀着兴奋的心情听取了各位专家的发言。过去看不起中国的法学家，这次一改前识。六、七年前，我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2001、02年的时候，我读到恩格斯讲到的一个观点，现代国家中法的表现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或者原则，这就是“内部和谐一致”，即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法和法之间不能矛盾、不能对立或冲突，不因内在矛盾致使自己反对自己。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想，中国怎么能有一个计划生育法呢？现代法的基本起点和原则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从自然权利引出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是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和准则。计划生育法的出发点却是限制人的权利的。所以，计划生育法本身就不合乎法理，同时又决定了它在实践上与现代国家的各个法律法规都严重抵牾。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中国法学界竟然整体失声，岂不是中国法学的耻辱？也许在座的法学家以为我这话有点偏激。不过，我们就处在一个耻辱的年代。农民工就是我们的耻辱，时代的耻辱。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经历的。无论已经完成转变的发达国家还是和我国一样正在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由农村到城市人口的转变都是自然完成的。这表现出一个国家公民权的平等和正义。一个美国的管道工可以有联邦部长一样的收入，能和部长做邻居。在我们国家，不管农民进城多少年还是农民。农民占我国人口比例的绝大多数，社会却长期歧视这个绝大多数，所以说这是时代的耻辱，历史的耻辱。前几天的引产事件就是政府高层和主流社会的耻辱。这么没有人性的事件，高层谁表态了？哪位有影响的名人名家发声了？社会主流整体对这件事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是国家的耻辱。

我和洪（秀平）校长观点不一致。他认为这次事件能够被在网上炒作出来说明上层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说不是。安康事件其实在最近30多年里一直存在着，只是都无法浮出水面。这次之所以暴露，媒体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是一方面，另外是有关部门的疏忽和大意。以前的计划生育部门领导知道如何对待媒体，媒体稍微有负面的东西就立即申请管理部门给各大媒体打招呼予以封杀。这次只是没有及时应对，晚封杀了两三天。仅此而已。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或改变，在可以决定它的那个层面上，绝不是3、5年内的事情。

计划生育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人帮”做的。计划生育是毛泽东在计划体制下的一个设想。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了回应毛泽东提出的计划生育，就在上海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柯庆施由一个在解放战争初中期的中层干部，很快上升到接近党和国家核心的位置，就是因为善于回应毛泽东，能够为毛泽东提供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柯庆施有一个想法，就是准备回应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文化革命前，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在内，上海为全国的计划生育提供了不少好的经验。1965年，柯庆施去世了。文化革命中，上海市仍旧是抓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为全国提供了不少好的经验。毛泽东讲“四人帮”是后来的说法，最初是用“上海帮”这个称谓。在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接近20年的时间里，上海市一直能够提供全国需要的计划生育经验，就是从柯庆施到“四人帮”持续抓计划生育的结果。当然，在那个体制下，几乎所有的部门或者地方党委都在为毛泽东工作。所以，即使没有柯庆施和“四人帮”，计划生育也是会产生的。只不过在当时来说，柯庆施及其继承人“四人帮”是最好、最优秀者。所以，现在一些人眼里很神圣的现行计划生育事业，却是“四人帮”直接推动的，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的极左思潮的产物。

即使不讲许多大道理，从人权理念来说，计划生育也是该尽快废除的。人权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生命权是基本人权，这是自《联合国宪章》以来的许多国际公约里都明确规定和反复讲到的。早在我们做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之前，许多个国际公约都将生育权定义为基本人权。既然是基本人权，那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了。因为人权是现代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就不是一个可供讨论和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保护和尊重的事情。所谓保护，是对政府来讲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必须保护。否则，就是失职。至于说政府侵犯公民权利，那就是大逆不道。至于尊重，则是公民间的关系。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生育，要生几个，都是你的基本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和做法，但必须尊重你。

另外，我还要讲一个观点。我看重的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或法侵犯了公民权利，造成社会摩擦，危害了我们社会。因为它严重伤害了我们社会的基础、基石，所以，我以为这是应该尽快解决的。但是对真正的人口结构会不会有影响呢？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包括政府在内的主观意识对其即使会有影响，也不会是根本性的。

⒉ 我不同意提修改计划生育法，即使说是全面修改我也是反对的。因为对于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来说必须尽快废除，那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必须废除。另外，我也不同意用上书的方式提出问题。不错，我过去给胡耀邦、赵紫阳上过书、进过言。但是，后来王丰教授联合几十个人口学家签名给中央撰写东西的时候，我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传统体制是适合知识分子给领导上书的，所以，许多人以为他写的东西领导会批，其实不是这样。当初的领导人批我们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理想的计划生育政策方案中就有我建议的观点。是我的观点迎合了他们认识，有利于他们的决策。现在跟2、30年前的时代不一样了。一方面，我们国的家机器已经庞大臃肿到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般人的建议书没有适合的渠道可以通达到希望达到的领导者手里，他们繁忙到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一般人上的书，你花费了很大精力撰写的东西根本到达不到应该到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应该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所以，社会必须改革和进步到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明确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要求。历史已经超越了“明君清官”的时代，社会呼唤民主和法制。法学家更应该为民主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