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反思在结构中偶然相遇的革命主体
^(原标题：“结构与主体”。摘自《地狱世界：人类物种与行星工厂》第四章第7节（Hellworld: The Human Species and the Planetary Factory）。作者Phil Neel，是一名美国共产主义者和经济地理学家，长期关注中、美和非洲等地的政治经济地理和阶级关系。)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新形式的革命主体性将在无产阶级内部孕育；他作出这一预言之时，无产阶级本身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尚小。当时，产业工人既代表着劳动力队伍中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又是无产者存在的一个原型范例。【62】尽管产业工人如今在全球无产阶级中的比重不再是增长着的，但前一点——无产阶级将充当革命主体性所必需的温床——事实上已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流于平庸老套。只要革命仍然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的预言就将以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而被证明是对的：既然全球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如今已被无产阶级化（又既然革命只会从大众的活动中涌现），那么如今不言自明：共产主义若要兴起，就必定从无产阶级内部兴起。于是问题转而变成：在社会大脑之内，这种革命冲劲最初将在何处迸发火花并蔓延开来，而这又会如何发生？
>【注62】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在本质上是论战的，针对那些仍然对手工业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petit bourgeoisie）的革命潜能抱有信念的人。这一观念尽管相当有预言性，却——至少在当时——很快遭到了质疑：一方面是产业工人向各种背信弃义的民族契约屈服投降（始于社会民主主义，终于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撼动世界的农民革命的兴起——在这些革命之中，工人被迫退居于一个重要却本质上属于辅助性的角色。
正是在这里，产业工人的形象重新登场，被当作那个所谓预言的所谓反证。社会学家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精准地复述了这一神话：
“马克思曾预期，无产阶级化的各种过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出一个日益同质化的工人阶级，其经验、利益与意识趋于一致，从而为统一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劳工运动奠定基础。”【63】
先把一个不便的事实搁置一下——即马克思本人时常表述出与西尔弗所引的恰恰相反的立场）。无产阶级未能把自身构成为一个具有"趋于一致的经验、利益与意识"的同质化的产业人口群体，这一历史失败便似乎使那个更宽泛的论断失效了：即革命主体性必定、且必然地从这一阶级中涌现。【64】
>【注64】关于革命主体性可能如何发展，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解，远比批评者和自称的拥护者归之于他的那种理解要细致入微得多。因此，要找到他主张恰与西尔弗归之于他的立场相反的文段，丝毫不难，譬如《资本论》第一卷中："……大工业生产率的非凡提高，伴随着对所有其他生产领域中劳动力更为集约（intensive）、更为广泛（extensive）的剥削，使得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得以被非生产地雇用。因此，在'仆役阶级'（servant class）的名义之下，古代的家内奴隶（domestic slaves）得以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被再生产出来……"（英文版第574页）。扩张着的工业也并不导向同质化，反倒导向其恰恰相反的一面："大工业在它所扎根的一切国家中，通过不断把工人变为'冗余者'（supernumeraries），刺激了移民与对外邦土地的殖民的迅速增长，这些土地由此被转化为母国种植原料的拓殖地……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应运而生，它适应着主要工业国家的需要，并把全球的一部分转化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以供应仍然以工业为主的另一部分。"（英文版第579—580页）
但这一反证依赖于对原问题的一种简化。我们在此找到的，并非能动性（agency）的问题，反倒是一种简单而图式化的追问：在全球劳动分工之中，究竟哪一群工人，因为享有特权般的结构位置，而作为对整个阶级之意识的代表？
在西尔弗所援引的那个经典神话中，这个革命主体的核心，被设想为无产阶级中正式受雇于大规模生产的巨型工厂的那一部分。在此，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辩护被聚集到一个概念之中：这类工人在社会生产的布局中占据着一种结构位置，这赋予他们随心所欲地关停大部分经济的能力；他们对现代科学机器制造方法的接触，使这类工人能够更为直接地感受生产的社会性质，从而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政治；他们对生产过程的熟悉，将使他们能够在革命夺权之中和之后，为了公共利益而管理自己的工厂，如此等等。当产业工人未能扮演命定的角色时，那条把结构位置等同于政治潜能的基本逻辑，却仍然通过把接力棒传递给任何看似有能力履行这一角色的其他群体而被保留了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继之以遍及边缘地带的反殖民起义，以及富国去工业化的开启（其特征是随之而来的失业沿种族界线的不平等分布），将会让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级被拿来契合这一角色。【65】
>【注65】正如黑豹党早期领袖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所概括的："法农发掘出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一范畴并开始处理它，他认识到被殖民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归属于这一范畴……在研读法农之后，休伊·P. 牛顿（Huey P. Newton）与博比·西尔（Bobby Seale）开始把他对被殖民人民的分析应用于美国的黑人……凭借这一意识形态视角与方法的武装，休伊把黑人流氓无产阶级（Black lumpenproletariat）从社会底层那被遗忘的人群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Cleaver, Eldridge 1969 ‘On the Ideolog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art 1)’, San Francisco: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Black Panther Party, p. 2; p. 6.)
在所有这些构想中，那个基本的等式却始终如一：一个相对于生产的结构位置而被定义的特定人口群体（包括那些处于生产"之外"的群体）存在着，它由于这一结构位置而作为革命斗争的首要主体力量。随着它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它便产生出一支自觉的政治先锋队，能够充当矛尖，以身后整个阶级的分量刺向资本主义世界。这里的基本逻辑被政治哲学家罗德里戈·努内斯（Rodrigo Nunes）描述为一种"传递性"（transitivity）的逻辑，它把"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阶级、年龄、种族、性别等）与他们所持有的观念……"**联结起来。**更具体地说，努内斯论证道：传递性革命主体性的那个经典神话，无论被归之于产业工人、流氓无产者，还是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轨道之外的人民，所依赖的都不是社会位置与能动性之间某种松散的、概率性的联系，而毋宁是"这样一种观念：在社会结构与革命主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论式的联系，其意义在于：某些群体凭借其结构位置，既被赋予了一种改造该结构的独特能力，又被注定要变得具有政治意识并积极行动。"【66】在这样一种观点看来，革命组织过去的失败，便因此可以向后追溯为相当的结构分析的失败。倘若昔日的社会主义者押错了马，那也仅仅是由于意外的情况，或是一种过早的笃定——如今回顾起来已是清楚了吧。
即便曾经这条思路或许具有宣传吸引力、并因此发挥过某种实践功能，它最终仍然回避了主体性这一问题本身——其方式是把社会性"压迫之位"，与那超越了社会学结构中被指定位置的非常行动混为一谈。而这一失误带有振聋发聩的政治意涵。正如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尼奥科斯莫斯（Michael Neocosmos）所指出的："正是这种无力把握起义、造反、暴动与革命之中对位置的颠覆，才从根本上无法理解解放政治——而这种无能，恰是诸如社运社会学之类操作的典型特征。"【67】假定生产力将经由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简单机制，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个现成的革命人口群体，这无非是把能动性的种种问题活埋在一种侥幸的决定论那碾压性的力量之下。真正的问题要远为难以捉摸，它在每一场活生生的斗争之中出现，并周期性地被编码于诸如列宁或毛这样的革命领袖的专名之中，或仅仅被编码于某种集体的革命能动性曾一度可见的地名之中，譬如巴黎或光州：组织，作为在反叛之中被提出的一个实践性问题。【68】而这归根到底不是一个能够在理论中以任何确定性来回答的问题，因为，正如这些历史实例所清楚表明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毋宁是一个实用的问题，只有在那一开始便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由历史聚集而成的冲突的特定汇流之中，才可解决。
>【注68】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活生生的革命组织的实践，这种实践无论存在何种理论上的缺陷，都承载着其自身的合法性，而也正出于同一缘由，它又难免要经历一个僵化的过程——部分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的那种勃勃生机本身，会诱发出一波又一波日益教条化的、隔空的模仿，另外则是因为它自身的生命力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耗尽。
简言之，在资本主义那庞然的巨型结构，与某个革命主体燥热地生成在蚀刻入地球的固定资本之地下墓穴某个深处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的、乃至直接的关系。诚然，塑造着这颗行星的各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可以经由分析而在抽象层面被把握——并且，对于那些投身于实际的革命缔造实践的人而言，这一理论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形、主导趋势、权力分布以及拆卸世界所需的最低条件——但革命能动性始终具有一种独一的、偶然的特性，它由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功能性器官所塑造、且在该语境之外仅具有一时的效用。因此，研究斗争史有助于阐明这样一个实用的过程：能动性正是经由此过程而在某一给定地形之内被构成——这或许（横跨许多案例）展现出结构位置与政治情感之间某种概率性的联系，但鲜少是能够跨越时空加以普遍化的一种联系。换句话说，尽管生产力的物质发展或许最终会使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倾向于特别煽动的斗争形式——这些形式以其否定性，在一个先前封闭的历史情势的核心处开启无数内在的无限，继而潜在地促成新形式的解放政治——但在一个人口群体于生产装置中的结构位置与它获得某种革命意识的倾向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同构。事实上，若以革命史为例，对革命情感的敞开往往归因于各种难以普遍化的、极其地方性的因素。因此，问题便转而变成：结构与斗争之间那种概率性的关系，如何连接到革命主体的构建——生成能够反过来介入到生产出他们的那一过程之中的自反性政治行动者——在这些具体冲突之中、并通过这些具体冲突而进行的革命主体的建构。
但社会位置并不会在造反的炽热中就此消散。这里的困难在于平衡两个彼此对立却又同样显而易见的点：人们被诱使去投身于某种程度上关联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对统治经验的斗争，从而表达出他们自身的社会学位置；而他们同时也是有能力思想与行动的能动者（agents），这使他们能够以超出这些既有利益的方式行动。在这方面，那种过于常见的、把一个人的社会学身份（无论多么"交叉性"〔intersectional〕）与其政治倾向相等同的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发挥着一种保守的功能。按照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的看法，把斗争传递性地还原为仅仅对种种被划定界限的身份的表达，这非但不是在表达一种革命立场，事实上反倒是一种"国家政治"（state politics）的形式，它"关乎对利益的代表（由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ngos等进行），以及对此类利益的管理，从而把它们限制在可控的界限之内"。【69】与此相对，一种解放政治则由"作为位置之表达的各种主体性，与它们的‘超出’（excess）之间的种种矛盾……"所驱动。一味偏向社会位置一端，会产生一种保守的决定论，在其中，唯一合法的诉求就是那些早已被既有社会学区分所预先决定的诉求，它们要求由具有社会意识的制度以及从相匹配的身份群体中遴选出来的"草根"代表来加以准确代表。然而，一味偏向主体性一端，同样会产生一种空洞的唯意志论，它无力把握社会位置与政治能动性之间那虽属概率性却显而易见的联系，也无力把握这样一个事实：围绕生计的冲突将始终构成解放事业的根基，纵使它们同时也限制着这些事业——而这种唯意志论，颇具反讽地，自身往往恰恰是某些特定且相对可预测的社会部分的那种保守的、"国家政治的"表达：学生、失去阶级地位的（déclassé）专业人士、体验穷人的艺术家，等等。这两种错误事实上是相互构成的，因为唯意志论的幽灵总是被决定论者所援引，用以实施对主动造反的行政压制，而决定论的幽灵则总是被唯意志论者所援引，用作借口去无视那作为基底的、生计诉求与具体民生关切的基本基质——而反叛恰恰总是从中涌现出来的。
与此相对，以解放为目的的党性政治主体性（partisan political subjectivity），则拥抱传递性（transitivity）中所内在的张力。解放事业首先认识到："一切造反都是有社会定位的。"因此，反叛会援引那些早已存在于总体性社会学结构之内的身份，其中每一种身份都随身携带着一种特定的社会统治的经验，并由此携带着与那一位置相关的、一组特定的生计斗争——这些斗争通常可以被归结为一套最低限度的"利益"或"诉求"。这也意味着，某些群体出于对社会系统内所受压迫的“超出”，可能拥有更为宽广的"利益"，这些利益更容易指向解放性的目的，而非画地为牢。但反叛同样可以呈现出一种普遍解放性的性质，"自觉地"完全"超越其定位"，甚至推进到仅凭结构位置所产生的、最为宽泛的可能"诉求"的界限之外。这种对定位的超越，可见于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所谓"超出之思"（excessive thought）的一种独特形式之中：在其中，参与者在实践中拒绝被还原为他们的身份——即便他们或许仍然为那些最初的、被划定界限的利益而倡言——转而表达出对斗争本身所开启的政治潜能的一种更广阔的忠诚。起义的历史一再表明这一点：在一场斗争的早期所提出的最初的、最低限度的一组诉求，很快就被起义本身的群众势能所超越，以致即便当局对这些诉求做出屈服让步，也无法平息造反。然而，这些结构位置及其相关的生计诉求却从未真正消失。它们毋宁是被更大的解放潮流所托举着，于彼此之间、乃至与整个反叛之间的张力之中存在。其结果便是："唯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根本上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一个政治化与解放的过程才能够得以维系。"【70】而这恰恰正是"国家政治"与"社会运动"的逻辑所否认的——它们试图把斗争抹平为仅仅对既存的社会学式区分的表达。
在更大的尺度上，这进而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潜伏于劳动分工之内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民族、诸众〔multitudes〕等等）"。毋宁说，存在的只是"一个政治主体，〔它〕产生于一个自觉的政治自我创造或肯定的过程——主体化的过程"。【71】换句话，在生产性主体性与革命主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以致后者绝非前者的某种给定的或"自然的"表达。这同样意味着，与那种"共产主义意识潜伏于无产阶级某个享有革命特权的部分之内"的神话相反，政治斗争的实际进程要偶然得多，并且它必然地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实践方法，以跨越一个异质的阶级，而不是去期待利益的某种行将到来的同质化。而这似乎与早期劳工运动的进程相吻合——马克思本人的工作正介入于其中，而这一运动既为二十世纪的各场重大革命，也为相关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顶峰的工业组织浪潮，奠定了组织上与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毕竟，无论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结构组成，还是这一时期被社会主义政治所吸引的人口构成，都远非同质化的。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区分，他为1838年至1921年间的欧洲与北美城市勾勒出一种粗略的类型。在这些地方，工人阶级由以下部分构成：
“正式无产阶级（一切无产的雇佣工人）；由赤贫化的手工业者构成的旧无产阶级；半奴役的无薪的家庭化工人；农业无产阶级——其中许多人同时也是贫农或佃农（farm tenants）；以及核心工业无产阶级（工厂工人、矿工与运输工人）。最后这一部分在客观上被机械化生产所社会化……并且直到19世纪八十年代、乃至更晚，才成为劳工运动真正的中坚。”【72】
同样地，他指认出当革命文献谈及阶级的"先锋支队"（avant-garde detachments）时所存在的歧义，这种说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第一种是结构的，指的是"核心工人阶级中那些掌握着最大经济权力、并能够在漫长周期中维持持久战斗性的部分"。【73】第二种是主观的，指的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群体，它们即便只有微弱的经济权力，却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观念盛行而显得与众不同"。【74】这两者极少相吻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刷工、面包师、裁缝、石匠、雪茄工与海事工人最有可能把明确的革命意识形态融入其工作群体的亚文化之中……而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码头工人、伐木工、收割工与建筑工人这类临时的或季节性的工人，则成为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支持群体。直到1916年之后，革命的冶金工人才执掌了阶级斗争的舵柄；而唯有在20世纪三十年代那些伟大的罢工之中，"福特制"工厂里的装配线无产阶级才担当起核心角色。”【75】
因此，20世纪现代工业斗争的各个主要参照点，早已在前一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更为含混的阶级战争形式之中被界定下来了。于是，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便被"那个关于一个小生产者社会共和国的早期梦想"无法忘怀地塑造着——而这一梦想到了二十世纪，"已转化为一种关于工人委员会之工业共和国的愿景"。【76】
但即便是这一图景，也仍然太过同质化了。归根结底，正当这一经典劳工运动登峰造极之际，亚洲新兴的作坊枢纽以及殖民地非洲的种植园与港口复合体，便已开始挺进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例如，恰恰是在"福特制"工厂的流水线无产阶级于北美崭露头角的那同样几十年里，上海与广州那人头攒动的工业中心——在那里，非正规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往往利用手工艺技术，并依赖于各种形式的习俗性强制与浮动的计件工资报酬——也正被一连串罢工所震荡，这些罢工在（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后来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者的协助下，很快积聚到了起义的规模。在1927年那些过早的城市起义遭遇悲剧性失败、继之以一场白色恐怖运动之后，剩余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便转向乡村，以之作为他们在随后内战余下时期的行动基地。【77】同样地，富裕国家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群众性工会化浪潮，与殖民地非洲几乎所有城市中工人之间广泛展开的组织活动，发生于同一时期——尤其是在搬运工、铁路工人、司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后来被称为"物流"部门的工人之间，还有那些从事教学与政府行政一类社会再生产职业的人之间。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总罢工都曾撼动内罗毕（Nairobi）、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阿克拉（Accra）以及这块大陆上的许多其他城市。【78】随后，欧洲与北美劳工运动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战后巩固，便与大规模的反殖民起义（如肯尼亚的茅茅起义〔Mau Mau rebellion〕）并行发生。受中国先例的鼓舞，这些起义很快便演变为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或是少数人的"游击焦点主义"（foquismo）暴动，它们领导了遍及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诸场革命——并很快在古巴与越南这样的地方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在阶级中最早加入革命事业的那些"先锋支队"之中，他们的主观冲劲往往更多是历史偶然的产物，而非其结构位置的产物。这些先锋队也并非在同一个总体人口群体之中统一地涌现出来的。例如，在中国的农民之中，共产主义者"发现很难在南方的村庄里进行组织"，因为在那里"国家在调解阶级关系方面扮演着大得多的角色"，从而给了国民党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反之，在北方，"村庄较少被阶级所分裂，而更多是为抵抗国家侵扰而团结起来"，并且往往有着一段悠久的社会盗匪（social banditry）【*】历史，共产主义者可以从中汲取支持。【79】因此，构成这支新革命力量之基础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农民"，而毋宁是特定地区内特定的农民组织（peasant formations）——它们具备文化、历史与地理遗产的恰当组合，从而使它们易于被纳入一场针对国家的总体战争之中。因此，革命主体的建构，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绵延数十年、历经一连串惨痛失败而幸存下来的、漫长而带有试验性的过程中艰苦卓绝地组织工作的产物，而后成功地驱逐了帝国主义军队与国民党军阀。换言之，革命主体性不是给定的，而是被造就的。用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的话说，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主体化"过程，被迫在一个复杂而变动不居的阶级与冲突地形之内，去平衡斗争中相互矛盾的种种要素（利益vs超出〔interests versus excess〕）。在超越某种强度之后，这一过程同时也指称着内战与社会战争（social war）之间的平衡：前者要求有具体的组织实践，能够不论其当下内容如何都建立起实践性的权力，以确保参与者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而后者则要求有各种特定方法，用于不断扩展社会的去商品化，这是确保整个过程之解放性质所必需的。
>【译注*】社会盗匪（social banditry），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的概念，类似于反国家的绿林好汉。
换言之，阶级的任何"先锋支队"都是纯粹以实践的方式来界定的。尽管对任一特定时刻的政治经济地形的细致分析，或许会暗示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绝不是由交叉性压迫的某种理想的重叠所决定的。同样地，尽管它们构成了党性（partisanship）的刀锋，并因此充当着一个未来政党的潜在材料，但却不能在形式上把它们本身描述为一个自动的或"想象的"政党，仿佛仅凭其自发行动便能运作。出于这些缘由，这类支队是极难提前或在远处加以指认的。马克思的政治著作展示了构成这一指认过程之起点的情势分析的基本方法。但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它只在不断升级的政治对抗的炽热中绽放，而无法在任何关于抽象动力或历史趋势的、纯粹智识性的分析中被提前发现。一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理论，只能关联于那些正在实际发生的火热斗争而得到阐发，并且只能通过这样一种理论能否站稳脚跟、能否在实践中证明其自身，来加以"证明"。因此，关于革命主体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自然而然地导向一种关于党的理论——要到后来，才会在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与列宁这样一些人物之间的论辩中形成。在这些人物之中，列宁或许可以被刻画为综合之点，他既否定了组织vs自发性这一虚假对立，又提供了为"证明"那一根本论点所必需的、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综合。按照尼奥科斯莫斯的看法，列宁因此堪称"第一位系统地发展出一种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