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起因（8月15日起）

一批男性博主通过群聊线上组织，连续多日来到写字楼楼下聚集、户外直播。他们反复对下班的未成年练习生高喊网络贬义梗“嘉豪”（原本是一个网络玩梗词汇，在此处被用作辱骂、嘲讽用语），持续进行线下挑衅、围堵行为。

现场同时存在两类人群：这批前来挑衅直播的人员、正常蹲守打卡应援的女粉丝，双方长期对峙，矛盾逐步积累。

二、冲突升级（8月16日晚‑17日凌晨）

滋事人员行为加剧：贴脸辱骂练习生、围堵下班车辆、拉扯车门、拍打车窗恐吓、强行冲破闸机近距离拍摄未成年练习生，练习生被迫返回大楼内躲避。

在场女粉丝不满挑衅行为，双方从口角争吵升级为肢体冲突。

流传最广的冲突视频画面：一名女生向对方投掷水瓶类物品，随后男方泼水反击。现场有执勤民警，泼水男子随后被警方带走调查，网传该男子涉嫌寻衅滋事。

三、全面爆发 (8月18日）

此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广泛流传，男性群体认为这是警察方面的不公平对待。纷纷在相关评论区扩散信息，称呼重庆公安为重庆母安。

这吸引了大批男性前往事发地聚集。他们同现场女粉丝爆发激烈冲突，出现了大量围攻(围堵、发放黄色卡片、怼脸拍摄、泼水、正蹬踢人)的情况。网传视频还有一对(路人)母女遭到这群男性殴打。

此外他们彻底破坏了周围的与时代俊峰相关的墙面、宣传板，在上面进行涂抹，书写"人民万岁"。

四、官方回应与后续处理

1. 8月17日时代峰峻官方发文

确认现场有人寻衅滋事，公司已经报警、交由警方介入调查；同时辟谣网传“练习生被骂哭”的网传消息不实，否认该细节，但是没有针对安保问题作出整改承诺，引发大量粉丝不满，粉丝指责公司安保缺位、回避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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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月18日公司线下张贴公告

宣布TF家族练习生暂停长江国际线下集中训练，恢复时间待定，给出的公开理由为开学临近、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呼吁粉丝不要在楼下长期聚集逗留。

最近在看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他在谈到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的时候提出了“过渡状态”的概念，认为革命与内战后的苏联社会本质上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在这个过渡状态当中，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具有双重倾向：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倾向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倾向，过渡状态间的种种矛盾，可以说本质上就是这两种倾向谁占上风的具体表现。苏联历史上最能印证这一论断的一段历史便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后续围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历史，彼时的苏联工人阶级还未完全被驯化成没有政治动能的阶级，他们或自发或受领导地与新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斗争，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化趋势。

而从战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越南、北朝鲜等亚非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都有过类似实施新经济政策一样的放宽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措施，而这当中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放宽资本主义的时间点恰好都是在这些共产党政权遭遇政治危机的时候，包括中国其实也是在🐱时代末期因为文革长年的低烈度内战导致部分地区开始主动被动地给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松绑，只是与30年代的苏联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危机并放开资本主义限制的时候，其国内的工人阶级不再有像30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一样自发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能力，甚至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还反过来助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复辟（如波兰团结工会），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新自由主义彻底一统全球，苏东社会主义集团不复存在了

所以从这些历史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标题一样的结论？而工人阶级对这些措施及其措施产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走向何方，要么就是像大清洗一样以一种极端的情况延缓资本主义的彻底回潮，要么就是像苏东剧变一样让资本主义彻底复辟，或许这也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矛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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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文键政网红Kaizen Asiedu写下长文，通过介绍中国“被社会主义摧毁又靠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历史，来呼吁美国人民不要相信社会主义，被马姆达尼等社会主义者所骗。在文章转发区，他疾呼：“美国人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教育有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因为中国成功了就以为社会主义会成功！”

马斯克亲自阅读了他的文章并亲自转发道：“True”

艺术职业史中，在西方艺术制度形成以后、“画家”和“画工”之间始终存在很强身份区隔

欧洲文艺复兴前其实绘画与雕塑等制作活动同其它手工业的边界很模糊。绘画工作的手工劳动者常在行会成员、委托生产者以熟练工匠身份工作。绘画工作的手工劳动者在十五世纪之后逐渐主动把自己职业身份从“mere handworkers”区分出来；标码自己知识、特别古典文化修养和智力能力，宣称绘画是一种自由技艺

社会地位的高低阶差、报酬来源不同直接制造出“画家”这一分类。艺术家争取提高绘画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通过贬低纯粹手工劳动来完成；

“画家(“artist”)”争取按照个人的生产技术、声望和作品价值获得报酬

区别于普通手工业者“画工("artisan")”**生产；按照面积、数量或工时计算。画家争取摆脱按平方英尺计酬方式，**画家后来逐渐获得高于画工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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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

该称谓已经完成大众职业声望的制度化

中国职业能力鉴定中心使用“中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职业名称，餐饮招聘普遍使用“厨师”“厨师长”“主厨”称谓。

作为一名厨房劳动者，选择
“厨工”公众联想想到的执行性劳动：备料、洗切、清洁、搬运、打杂、流水线操作

“厨师”公众联想想到的工作：菜品设计、火候控制、技术、经验、判断、风格、责任、专业身份

厨工通常处在较低的劳动分工位置。厨师拥有独立操作权、岗位资格、管理责任。厨工很少被赋予作者性和专业人格

相比较画家，厨师行业的劳动分工更等级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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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词典中对工人是什么定义呢？《汉典》所收现代义写作：“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对“工人”的释义“憑勞力做工，以換取報酬的人。”然而通常语用还会更固定到一个很窄的范围——工业劳动、手工劳动和工资劳动者。“工人”在词典层面同时存在更宽的劳动定义和更窄的职业社会定义。

“厨师”、“画家(“artist”)”自认同工人吗？

为什么一个领取工资、出售劳动能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会觉得“工人”这个身份和自己无关？

首先给出个人判断；依我在网络社区的观察是”周二“

对在线社区发帖活动的研究明确把星期几作为周期变量进行建模，不同群体会有稳定的周周期。西方社媒里 Facebook 评论在星期二达到约 16.3% 的最高占比^([1])，帖子活动则从星期一开始上升，周末下降；回复在星期三达到约 15% 的最高水平（“the majority of posts (about 17%) are published on Wednesday” ）、周末两天是最低的。这个数据集里星期二恰好是评论高峰——有意思的出现了！

和老中稍微更接近点的俄语社交[2]媒体用户，Odnoklassniki 和 VKontakte 俩平台发帖是星期一最高、星期二最低；Telegram 又是星期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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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网络上星期几最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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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源自 Andrea De Salve, Paolo Mori, Barbara Guidi, Laura Ricci, Roberto Di Pietro, “Predicting Influential User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 Groups”。正式发表在 ACM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Discovery from Data, 15(3), Article 35, 2021，50页，DOI 10.1145/3441447。作者来自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比萨大学和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目的预测 Facebook 群组中的 influential users。星期几的数据属于作者在描述数据集时做的附带行为分析

^([2])：社交媒体营销研究，研究对象是俄罗斯用户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的发帖活动，研究相对上一条还比较文本长度、图片、视频不同内容形式，以及不同平台用户的响应行为。Elena N. Fokina, Elena A. Rodionova, Marina V. Vinogradova, “Study of Posting Activities of Russian Users on Social Media”。发表于 Media Watch, Volume 10, Issue 2, 2019, pp. 353–364。DOI 10.15655/mw/2019/v10i2/49636。三位作者分别来自 Tyumen Industrial University、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和 Russian State Social University

张恒的话让我想到了近期不止一个男性朋友问过我的问题：为什么她们这么极端？以及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过往我在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将两性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群体，认为ta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原因一是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性别隔离带来的交流缺失与信息源差异，以及一种刻画得很粗糙的共同体心理与身份政治：本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切割、开除，将犯罪者去标签化；其他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贴上标签，认为整个群体需要对此负责。我同样认为，从技术上来看，在不鼓励力量压制的互联网环境中，演苦情戏、抢占受害者身份至少是夺取道德高地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何不论男女都倾向于采用这类手段。

但是很显然，这里的思路仍然不够。因为它们只能从一种共性部分地说明为何男女会走向分裂与极端化，无法解释为何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也无法解释为何当前的两性团体在不管在形成的时间以及表现形式和诉求上的重大差异。特别是不足以解释这样一种诡异的现状：一方在使用“极端”的语言反对现实中针对女性的性侵与语言暴力时，另一方使用同样“极端”的语言的人却只是在反对前一方人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语言对他们的溅射。

或许，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权这么极端？很显然至少在目前来说共青团口中的中国极端女权就是一个伪命题（注意并不是radical feminism）。因为在中国，一个团体不会因为声势浩大而危险，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被鉴定无害而得以声势浩大。年初推动丰县事件的调查似乎是近年来女权干成的唯一一件大事，然而也只是推动，线下被抓的乌衣也至今被关着，调查与解救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诉求（倒不如说正是因为这一诉求足够理所应当才能得到如此大的反响而几乎不遭致争议）。大老肥当然不会乐见此事，但一般男性在这件事件中又受到了怎么样的打击呢？很显然没有任何实质性损失，只是被诸如郭楠、小刁子之类的辱骂溅射到了。然而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观察互联网的各个团体，这些辱男词汇似乎都不是最极端的，不管是十年前的ps3吧还是当前俄乌战争相关内容的评论区都有着同样粗俗的发明。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次是真的被骂到了所以才反应激烈，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男的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挨骂。原罪论、“其实并不是在骂你这个人”论以及“我就是口嗨”论似乎可以解答他们的疑问。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我想这时我们需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单单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管是这起事件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都是以妇女和儿童为主要受害对象，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在这里也往往是受到剥削的主要对象。毋庸置疑，对该事件的认识就是离不开性别这一角度，否认这一点反而是同样是一种性别化。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认为犯罪就是该去性别化的认识。我认为答案可能是，中国本身的法律乃至现行的整个意识形态就试图在一个性别极不平等的地方试图去性别化。在一共的话语体系中，性别问题似乎远不如阶级斗争重要，女性确实遭到压迫，但压迫者更多地被指认为封建礼教而非某一特定性别，这就使得性别压迫只能存在于1949年之前，在这之后的性别压迫必须处于一个改造状态中，并且若干年后的今天，它必须被默认消失。在法律中，尽管强奸、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罪名都限定了受害者的性别（这自然又造成了一种问题），但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类罪行依然是孤立的、去性别化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对待系统性的性别暴力的罪名规定。此外，大量的男性在一个被竭力去性别化的环境（一般是学校）中成长，然后在就业与婚姻中第一次遭遇性别不公，当然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在互联网上见识到了这种暴力以及对这种暴力的反应，然后在困惑与不安中被吸纳成为对这种现象应激者的一员。或许，他们也隐隐感受到了女权思潮对他们获取性资源以及所有特权的动摇，于是他们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不公，都必须从一种公义的角度（反对语言暴力）去反击这一挑战，在这个时候，“去性别化”的大旗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一种“性别化”的共谋。

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对相关具体案件的处置当中，我们能够窥探这种“去性别化”的虚伪性：譬如同样是“故意杀人”，因为体格及社会身份的差别，家暴男打死妻子往往被定性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甚至是虐待罪；而长期受虐且得不到救济的妇女，被迫采用毒杀、趁丈夫熟睡时砍杀之则无疑会被定性为谋杀，面临无期、死缓，而这一切又看似是的合乎规范的。法律不是积极地而是通过消极地方式，即无视现实的不平等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并通过中立的用词来掩盖自身的本质。公平地说，2015年《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出台以来，受虐妇女杀夫的量刑趋于轻缓化，但这并非法对自身的反省，而是女性主义法学和民意等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法律背后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正体现在大部分男性(不极端有良心)身上。可能有的男性反贼会说：妇女反抗杀夫被重判不是法院出于主观成见判决的结果，是人治的体现吗，为什么这件事也能被“性别化”呢？因为这件事恰恰体现出，作为受虐妇女杀夫案的主体，农村妇女受限于教育水平及保守思想的影响，不愿或不懂得向外界寻求救济，这使得家暴难以得到认定，那么法官显然不会考虑被害方过错，重判杀父妇女尤其是非即时防卫的类型至少在名义上是合乎中国刑法制度自身逻辑的，而如若不是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填充(尤其是受虐妇女综合征)，中国现行刑法规范乃至纯粹的法教义学，根本无力处理事后杀夫的案件，农村受家暴妇女等遭遇性别压迫的受害者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也就无法通过“法治”来伸张。

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割裂的现象：即1949年以后的时间与1949年之前被一种历史终结的论调所割裂了——即1949年之前的结构性的性别压迫是被官方的叙事体系敞开的，而在那个象征着两种叙事体系的断裂的“弥赛亚时间”之后，内在的性别压迫被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官方叙事所遮蔽了，或者说性别矛盾被统合进了一个进步的有机体——中国的性别歧视状况正在慢慢改善，性别矛盾已经极大缓解，那些“女拳”的存在就是挑拨性别对立！

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种历史的断裂（1949、1978）中找到一种延续（生产关系的差异下的性别压迫的存在），也要从这种历史的延续中找到断裂（内宣语境下对同性恋认可的消失等等）。这便是我们应当拥有的辨别能力。

讲到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男性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者们的“极端”言语呢？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可以理解这种愤怒，也知道这仅仅是口嗨。但是听到图男言论的时候，我难免也会有一点被溅射攻击到的不适感，只是我表示理解，也不会去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你说如果理解了女性的困境就不会因这些话而有情绪波动（大意），我不认同。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家庭、学校、社会的规训使我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脱离自己顺性别男的身份，从字面上来看，我就是被攻击的对象。正如很多女性直接地口嗨一样，我也会在看到这些口嗨的时候直接地感到不适。我的观点是，在愤怒可以被理解的情况下，我也理解口嗨，但被口嗨间接波及到的人也可以感到不适。换一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外网上，黑人说“你们白人”如何如何，是不会受到强烈谴责的，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可以认为这里“你们白人”是指一种压迫黑人的社会结构，不是针对全体或部分白人。但是由于黑人并未建立压迫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说“你们黑人”怎样是种族主义行为。同理，指责“你们城里人”和“你们乡下人”也不是等同的，在城乡差距消灭之前，社会理应对前者这种言论更宽容。当然，无论是“口嗨”还是“反口嗨”，其实都只是表达自己对父权制社会与结构的看法的手段，比起拘泥于该不该“口嗨”，怎么“口嗨”或是“反口嗨”，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改变现状：男性在适当表达不适的情况下，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度苛责发表类似言论的实实在在受到压迫与不公的女性，而是要明白父权制结构在当代社会多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合谋，导致了女性以及性少数的头上又降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女性也应该明白，口嗨终究只是口嗨，不能真的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方针，我们都公认性别压迫是系统性的，但一旦试图把压迫的责任细分到个人上，甚至更糟糕，试图从一个人先天的性别去倒推他的压迫行为，就会落入这种晦暗不明的局面。那么，当指责朝向某一个个体或者至少是这个个体认为被针对的时候，就必然会遭致反弹，就像我们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化身，需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以及具体作恶的资本家乃至其锻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女性主义者乃至一切在当代性别秩序中受苦难的人们需要消灭的是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而非作为个体的男性，这么做既无济于事也不现实，还容易落入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导致抽刀挥向更弱者的戏码上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沦为反跨肉喇叭的JK罗琳。

顺着JK罗琳沦为反跨急先锋的逻辑往下看，其实很容易发现目前性别讨论里的一个盲区：大家太习惯把所有人硬塞进“男”和“女”这两个死磕的阵营里了。如果思路一直被卡死在这个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内，遇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查成分、验纯度的内耗，最后反而把刀尖对准了更弱势的群体。我们要想在现实里真的凑起一个能反冲父权制结构的同盟，可能得先放下这种非此即彼的“阵营”思维，试着把性别的场域看作是一道连续的光谱。只有承认了这道光谱，我们才能弄明白，那些游走在边界上的边缘群体其实和我们面对着同一套压迫机制，真正的联合也才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非要把人钉死在男女“两极”上的性别本质主义，到底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潜意识里，甚至在我们对别人身体外貌的打量中生效的？要搞清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新聊聊“性别气质”这回事。

不管是死硬的本质主义者，还是深受其影响的普通人，其实都极容易认同一个底线观点：有牛子的人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有浦西的人是女人也只能是女人。乍一看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现实生活中真的通过观察有没有牛子去分辨别人是否为男性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迎接新生儿的父母，二是体检医生。当我们试图明确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倒是很在乎生殖器了，但这真的够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依靠头发、声音、体格、胸部以及着装与妆容来确立他人乃至自己的性别，但是这些特征依然是一对又一对正态分布，miu值隔得再远也好，每两个分布相交的地方总是暧昧的——正如我妈花费了许久才大概“确认”楼下住着的女性交往的并不是“男朋友”。至于具体的性器官，那个在人们心目中对确立性别起着不容分说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在这里是隐形的，被各式各样的实际上和想象中的衣物包裹着。按照我也忘了是哪个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总是绕着欲望做迂回运动，像卡夫卡的《城堡》里那样，主角不断地朝着城堡前进却永远无法到达。然而我们就在这种绕圈子中确认了圈子中心的存在。

短发、短袖短裤、没有化妆、粗犷的声音、肌肉、倒三角形的体格、身高、平坦的胸部，这些特征与其说是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男人的形象倒不如说勾勒出了包在这人底裤里的一条牛子（满足的特征越多牛子越膨胀），他的“男人性”便从这根牛子上长出来，或者相反，他的“男人性”把他的牛子制造出来。然而人们在回溯的时候只能回溯到牛子这层，仿佛其是（男人的）万物之源，并得出相反的结论：短发是从牛子上长出来的！

无怪乎terf们会对trans持有这样的疑虑：你为什么要通过留长发来彰显自己是一个女性呢？又或者，你为什么要通过确认自己是一个女性来留长发呢？言下之意，有一种不言自明且无法被模仿和制造的男性气质和一种对应的女性气质，这类气质决定了人的外貌而不是相反。但是正如前所述，在性别对应的外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暧昧地带。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我还以为ta是男/女的”。这种由概率分布决定的“误认”其实就暗示了，性别与外貌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关系，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存在交集，而是复杂的多。

事实上，许多跨性别者塑造“极端”的性别化外貌来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些性别特征与性器官之间被普遍认为的“量”与“质”的区别，在没有特定性器官的情况下，用可模仿的对应性别特征的堆叠来替代之。很多本质主义者与其说是害怕这批少数中的少数侵犯了ta们原有的权益，倒不如说是害怕跨性别者的这类努力造成暧昧地带的大量增殖，使得两大性别对应的分布之间本还算明显的沟壑逐渐缩小、平整，进而导致性别特征和性器官之间那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出现裂痕。

还有些人指责跨性别者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的存在巩固了二元性别结构。这种指控一方面来自于一种经典的误区，即少数群体比也必须比没那么少数的群体更加进步。人们往往把“更倾向于有改变的动机”与“改变的实践”混淆了。实际上，“越少数越进步”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当然，这些指责者也不一定进步的到哪里去。非要批判的话，这种地图炮也可以打回他们自己头上：如果一个顺性别者（比如我自己）的外貌位于主流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这种指控让我想起了关于冠姓权的争论，有些女性说要给自己的小孩冠母姓，另一批人就说你这本质上还不是让小孩跟他外公姓，还不是父权？这么说当然有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蹦出一个能取代“姓氏”生态位却又没有其父权包袱的玩意，而且这个东西还能马上被广泛接受，我当然会举双手赞成。但这不可能，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依然要与姓氏共存。这个时候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回看上去退步不堪实际上似乎也没那么进步的“子随母姓”，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父权，但其自身确实也实现了对现有秩序的微小颠覆。从一个更长的尺度来看，这类呼吁或许就是姓氏制度瓦解的先声之一。那么trans跟酷儿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试图取消性别的运动冲突吗？同样不见得。尽管看起来跨性别者依然在传统的二元性别中移动，但那些顺直人士因此而生的不适感已经说明他们的行动在无意间对现有的秩序构成了挑战乃至破坏，这正是那些批评他们不够进步的人应当乐见的。打破二元性别间的坚固壁垒（如跨性别者的实践）与在二元性别之内建立新的据点（如女性对冠姓权的争取），两者不仅殊途同归，而且在反抗父权制这座大山时互有助益。

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消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对立互斥关系，也不是先破坏再建设或先建设再破坏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旧事物划清界限到他甚至拒绝利用旧事物中的任何要素来构建新事物，那么他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许多人幻想着万千受压迫者怀着同样的怒火，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拿着完全取自外部的武器，对老保施以末日审判。而更可能的情况却是：在寻常的一天，弱势的一方无意中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在紧急的时刻，ta们在旧秩序的堡垒之中随手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丢向那个模糊不清的敌意所在，然而一切坚固的东西就此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些哪怕看似不够完美的裂痕中，跨越性别光谱的同盟，才真正有了生根发芽的可能。

最近鞭刑討論把多少台人的汁味都榨出來了

公投要是過了那就真的兩岸一家汁了。

纪录片于 8 月 16 日播完，共12集，每晚两集，CCTV-1首播、CCTV-10重播。它是为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制作，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第一集《风雨历练》

• 江泽民 1926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少年时期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纪录片把江上青的革命经历和牺牲作为江泽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家庭背景。
• 江泽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 纪录片提到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加入地下党。
• 江泽民后来长期从事工业、机械、电子等方面工作，先后在上海、长春、武汉等地工作。
• 1955 年，江泽民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回国以后进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
• 纪录片还讲到江泽民后来参与罗马尼亚援建项目，这也是他早年涉外工作的经历之一。

大篇幅据证江泽民首先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具有技术官僚背景

本集结束

>「1950年初，江泽民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新娘王冶坪是江泽民承嗣母的姪女，上海人，与江泽民同岁。七十多年的相濡以沫，七十多年的相携相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共同走过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第1集《风雨历练》曝光了江泽民夫妇的多张照片。王冶坪已经100岁，仍健在。

>《江泽民》首2集介绍江泽民成长及求学经历，参加工作和从政后的系列成就，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推动深圳特区建设，担任上海市长时解决市政积弊、推动证券交易所设立。纪录片采用2006年至2008年间江泽民同学、同事、旧友访问，形容其具专业知识、出色的组织和协调才能。开篇介绍江泽民幼年和青年时期在扬州、南京、上海的成长求学经历，包括其位于扬州东关街的故居画面，祖父、父母相片，以及他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刚参加工作时，他曾「穿美式军装，开着吉普车」掩护暴露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撤退。

图：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新婚照

第三集《临危受命》

讲了江泽民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开局讲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国际上苏东国家陷入危机，国内出现严重政治风波，上海市委《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一整版文章，公开挑战党的民主集中制，江泽民果断整顿这个报纸

• 纪录片说，到了 5 月 20 日，邓小平提议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任总书记。
• 纪录片表示，6 月末，邓小平表示，要注意树立和维护江泽民这个领导核心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是在国内外的很大压力下接班的。江泽民在给大哥大嫂信中，首次表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重塑了党的威信以及经济发展势头。平息政治风波之后，江泽民又积极解决青年人思想困惑
• 江泽民在 1990 年表示要采取更加开放的措施，要把上海搞起来，上海是王牌。4 月份，党中央决定开放开放浦东，这是确立上海在全国经济战略地位的举措。同年，江泽民两次开到经济特区深圳，并重申政策一切不变，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与正确的
• 纪录片表示，当时国际上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受到挫折。此时，党内有人提出要中心两手抓，要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抓反和平演变
•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则重申，不存在两个中心，只有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里以及包含了反和平演变内容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在政治风波后在大会上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90 年的亚运会的顺利举办，表明了制裁和封锁的失败
• 纪录片表示， 91 年的海部俊树、梅杰、贝克的来访，表明了西方对华制裁的失败
• 纪录片表示，贝尔访华后，苏联解体。国际上国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多疑问。江泽民表示党的名称不改，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变。社会主义只是暂时低潮期，但是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

第三集片尾提了一嘴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六四天安门镇压）、CCP 核心讲法就是把锅扣给牢紫阳真人了。不知道后面还播不播反轮子的事情，也是江泽民比较重要的政绩之一

图：学运人士

第四集《重大突破》

• 朱镕基提出，江泽民拍板决定了分税制改革，自己主要是执行。
• 纪录片指出，江泽民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中，社会主义一词不能丢，要视为画龙点睛。
• 纪录片指出，江泽民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并且要搞股份制改革。纪录片说， 1993～1996 年，江泽民亲自考察了约 100 所国有企业，从东北到海南，从四川到山西纪录片表示，江泽民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论述，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本集结束

第五集《兴国方略》

• 第五集纪录片主要说了江泽民看重科技发展，并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方针“科教兴国”战略是江泽民高瞻远瞩提出的

江泽民提出，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创造发明，就不可能把经济搞上去 虽然邓小平陈云这些老头子们都力推工程师治国，但都没有完整的高等教育经历，陈云主义还是需要有完整高等教育经历的江泽民背书 就如同习近平的环保政策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陈吉宁背书一样

• 第五集纪录片还提出了一个说法：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阻滞的主要障碍，江泽民不接受美国的逼迫，并表示，加入不了 WTO，中国一定能继续活下去，绝不做软骨头 纪录片说，在中美第 25 轮谈判后，终于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谈判才最终达成

第六集《统筹全局》

第六集纪录片主要说政治司法制度建设
后半部分着重说了江泽民怎么应对西方煽动起来的分裂势力。

“425上访事件”和“取缔法轮功”官方分集简介里注释为第 7 集内容。法轮功并未被片子完全回避

第九集《九州方圆》

• 第 9 集江泽民纪录片挺重要，讲了江泽民和港英政府如何和平对抗，以及怎么进行反制。
• 不过，在澳门回归问题上，纪录片没怎么说澳葡政府有对抗剩下部分主要谈了江泽民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江泽民怎么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方针。
• 纪录片表示，汪辜会谈是江泽民批准的，也是江泽民发展两岸关系重大一步。随后江泽民提出“江八点”，甚至江泽民并提出以适当身份相互互访，也可以不谈具体事情，仅仅走走看看也可以。
• 纪录片表示，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干涉下，两岸关系又陷入低谷，江泽民领导，实行军事等各项反分裂斗争，换来了美国“三不政策”。

第十集《五洲际会》

第 10 集讲江泽民领导反霸权主义斗争，反和平演变斗争

• 纪录片提出，江泽民注意到了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江泽民还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方针，是既要有斗争的勇气，又要有斗争的艺术，要有理有据有节

对俄罗斯外交关系没说什么坏话，就简单说双方确定了边界线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时, 国民党军队虽基本被逐出大陆, 但依然对东南沿海构成极大的威胁。他们利用海空力量优势占据台湾、 澎湖列岛以及大陆近海诸岛, 并以浙江的上、 下大陈岛和福建的金门、 马祖为核心, 建立诸多前出海空军基地。 国民党军从这些基地出发, 不断轰炸上海、 福州、 厦门、汕头等城市, 破坏当地生产, 制造恐怖气氛。

同年 6 月 18 日, 国民党军还启动了 “关闭” 政策, 主要针对北起辽河口、 南至珠江口的广阔海域空域, 力图封锁沿海港口、 袭劫大陆及与其来往之外国船只、 阻断大陆海洋运输、 干扰海洋渔业活动、 造成渔民失业, 削弱新政权的经济社会基础 。 在此影响下, 到 10 月底, 中国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津沪线几乎中断, 50 艘大陆货轮被国民党海军击沉或掳走, 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工厂因原料进口和产品输出困难而停工, 甚至倒闭。

到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 东南沿海面临的威胁不减反增。 美国以 “中立化” 台湾海峡为由军事干涉台湾问题, 纵容甚至鼓励国民党军加大对东南沿海的袭扰和封锁 。 华东军区大批精锐部队10 月入朝作战后, 不仅攻台计划被搁置, 沿海兵力也一度十分紧张。 此时，华东军区作战重心不是以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为目的的大型进攻性战役, 而是以护卫当地经济民生为主的小型防御性战役。

1953 年 9 月,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提出新的先攻金门计划, 建议人民解放军直接攻占国民党军外岛军事体系的核心———金门岛, 这样就可一战而瓦解国民党外岛全部军事力量。 但是, 金门守军力量较强, 该计划需动员大批人力物力, 预计相关军费高达 4. 7 万亿元旧币, 这无疑会给初步开展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压力。有鉴于此, 加上福建陆路交通不畅、华东军区海军主力无法越过大陈南下支援、 人民解放军尚未掌握福建制空权等因素,1953 年 12 月中央军委放弃先攻金门计划, 重回张震提出的较为节省经费的作战计划, 准备 1954 年秋或 1955 年春先攻上、 下大陈, 得手后大约在 1955 年秋进攻金门。

经 1953 年两次讨论东南沿海岛屿作战计划,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同年 12 月 4 日, 毛泽东决定, 要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 按照肃清海匪———保障海运———寻机收复台湾的次序, 渐进地解决相关问题

因为时常看到墙内有那种觉得戒网瘾学校是法制不健全，或者简单的归咎于家长的落后，然后看到评论区那种at共青团没有人理会还被嘲讽的反复的表演，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戒网瘾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混乱的行为，而是威权主义有意识的去塑造的一个处理不适应这个系统的的死刑场，因此任何尝试去呼唤法治去解决这个问题永远是无力的，因为制造驯顺的下一代有利于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统治阶级巴不得所有家庭把年轻人通通栓起来。

现代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脱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尚且需要年轻人释放类似于进城打工，符合消费这样的力量来维持运转，但是在这种经济性的力量干涉不到的地区，一个渴望自由的后代无疑是“风险”而不是“骨肉”

但我感觉这个视角有点太自由派了，这个问题是否有其他的解，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以水浒版本为例

>卻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天色卻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喫鄰舍家笑話！」 　　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喫點心，我和你喫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著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 　　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宿歇。」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卻做不的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 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吩咐，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水浒传》

从勾搭弟弟不成就挑拨兄弟关系这点手段来看后面的计划谋杀也有着剧情上的预兆

《水浒传》潘金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史：潘金莲原本是张大户家的使女，因为拒绝张大户的纠缠而被记恨，随后被强行嫁给武大郎。这个桥段后来被《金瓶梅》进一步扩写。于是这个桥段有所争议——是否是“反抗性”的文学基础？

潘金莲的婚姻本身是权力关系产物；作为没有社会权利的女性被主人强行处理婚姻，嫁给自己并不愿意嫁的人。后来毒杀武大郎行为具有的伦理问题也可以把潘金莲前后两个阶段分开考察、尤其是张大户这一段

下转自 Voodoo Child：

>在《金瓶梅》中，可以简单的认为潘金莲杀夫是不义，而武松复仇是正义的吗？这两场凶案都是当时封建礼教导致的悲剧，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但从朴素情感上讲，武大郎对潘金莲不算糟糕，而潘金莲却杀死了对武松来说同父亲一般的武大郎。
但武松的复仇又充满了污浊：残忍活剖，让侄女目睹凶杀，复仇完对侄女不管不顾等等。
按照第一直觉来说，潘金莲罪大恶极，武松复仇大快人心；但细究两场凶案，武松也不过是比潘金莲更酷烈、更不顾一切的反抗者。
但如果仅仅将两者视为封建礼教导致的同一场悲剧朴素情感，武松复仇完后亡命天涯，彻底与社会决裂，而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为的是投奔封建社会的具象化西门庆，似乎仅仅是为污浊的社会再添一份悲剧。这又让武松与潘金莲的复仇有了义与不义的区别。
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这让我很纠结，各位波友怎么看呢？

武松不再是有神性的复仇者，而是被施虐欲、复仇欲驱使的杀星，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松反而像天主教中的“义人”——并非事事正义但信奉天主（义）

但我认为作者对武松并非是解构英雄的观点，相反在金瓶梅这个充斥假恶丑的环境，武松对兄长情感的真切，亡命天涯与社会决裂的经历，反而是对武松的喜爱。

武松和潘金莲的行为有着同构性，但出于朴素的情感，读者往往认为武松更值得同情。作者这么处理，我认为可能是与社会的关系有关，都被欲望驱使，潘金莲想进入更大的欲望的世界，想投奔吃人社会的具象化（西门庆就是微观的朱元璋），武松则以酷烈的暴力破坏社会的规则。

^(原标题：“结构与主体”。摘自《地狱世界：人类物种与行星工厂》第四章第7节（Hellworld: The Human Species and the Planetary Factory）。作者Phil Neel，是一名美国共产主义者和经济地理学家，长期关注中、美和非洲等地的政治经济地理和阶级关系。)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新形式的革命主体性将在无产阶级内部孕育；他作出这一预言之时，无产阶级本身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尚小。当时，产业工人既代表着劳动力队伍中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又是无产者存在的一个原型范例。【62】尽管产业工人如今在全球无产阶级中的比重不再是增长着的，但前一点——无产阶级将充当革命主体性所必需的温床——事实上已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流于平庸老套。只要革命仍然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的预言就将以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而被证明是对的：既然全球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如今已被无产阶级化（又既然革命只会从大众的活动中涌现），那么如今不言自明：共产主义若要兴起，就必定从无产阶级内部兴起。于是问题转而变成：在社会大脑之内，这种革命冲劲最初将在何处迸发火花并蔓延开来，而这又会如何发生？

>【注62】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在本质上是论战的，针对那些仍然对手工业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petit bourgeoisie）的革命潜能抱有信念的人。这一观念尽管相当有预言性，却——至少在当时——很快遭到了质疑：一方面是产业工人向各种背信弃义的民族契约屈服投降（始于社会民主主义，终于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撼动世界的农民革命的兴起——在这些革命之中，工人被迫退居于一个重要却本质上属于辅助性的角色。

正是在这里，产业工人的形象重新登场，被当作那个所谓预言的所谓反证。社会学家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精准地复述了这一神话：
“马克思曾预期，无产阶级化的各种过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出一个日益同质化的工人阶级，其经验、利益与意识趋于一致，从而为统一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劳工运动奠定基础。”【63】

先把一个不便的事实搁置一下——即马克思本人时常表述出与西尔弗所引的恰恰相反的立场）。无产阶级未能把自身构成为一个具有"趋于一致的经验、利益与意识"的同质化的产业人口群体，这一历史失败便似乎使那个更宽泛的论断失效了：即革命主体性必定、且必然地从这一阶级中涌现。【64】

>【注64】关于革命主体性可能如何发展，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解，远比批评者和自称的拥护者归之于他的那种理解要细致入微得多。因此，要找到他主张恰与西尔弗归之于他的立场相反的文段，丝毫不难，譬如《资本论》第一卷中："……大工业生产率的非凡提高，伴随着对所有其他生产领域中劳动力更为集约（intensive）、更为广泛（extensive）的剥削，使得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得以被非生产地雇用。因此，在'仆役阶级'（servant class）的名义之下，古代的家内奴隶（domestic slaves）得以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被再生产出来……"（英文版第574页）。扩张着的工业也并不导向同质化，反倒导向其恰恰相反的一面："大工业在它所扎根的一切国家中，通过不断把工人变为'冗余者'（supernumeraries），刺激了移民与对外邦土地的殖民的迅速增长，这些土地由此被转化为母国种植原料的拓殖地……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应运而生，它适应着主要工业国家的需要，并把全球的一部分转化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以供应仍然以工业为主的另一部分。"（英文版第579—580页）

但这一反证依赖于对原问题的一种简化。我们在此找到的，并非能动性（agency）的问题，反倒是一种简单而图式化的追问：在全球劳动分工之中，究竟哪一群工人，因为享有特权般的结构位置，而作为对整个阶级之意识的代表？

在西尔弗所援引的那个经典神话中，这个革命主体的核心，被设想为无产阶级中正式受雇于大规模生产的巨型工厂的那一部分。在此，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辩护被聚集到一个概念之中：这类工人在社会生产的布局中占据着一种结构位置，这赋予他们随心所欲地关停大部分经济的能力；他们对现代科学机器制造方法的接触，使这类工人能够更为直接地感受生产的社会性质，从而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政治；他们对生产过程的熟悉，将使他们能够在革命夺权之中和之后，为了公共利益而管理自己的工厂，如此等等。当产业工人未能扮演命定的角色时，那条把结构位置等同于政治潜能的基本逻辑，却仍然通过把接力棒传递给任何看似有能力履行这一角色的其他群体而被保留了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继之以遍及边缘地带的反殖民起义，以及富国去工业化的开启（其特征是随之而来的失业沿种族界线的不平等分布），将会让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级被拿来契合这一角色。【65】

>【注65】正如黑豹党早期领袖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所概括的："法农发掘出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一范畴并开始处理它，他认识到被殖民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归属于这一范畴……在研读法农之后，休伊·P. 牛顿（Huey P. Newton）与博比·西尔（Bobby Seale）开始把他对被殖民人民的分析应用于美国的黑人……凭借这一意识形态视角与方法的武装，休伊把黑人流氓无产阶级（Black lumpenproletariat）从社会底层那被遗忘的人群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Cleaver, Eldridge 1969 ‘On the Ideolog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art 1)’, San Francisco: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Black Panther Party, p. 2; p. 6.)

在所有这些构想中，那个基本的等式却始终如一：一个相对于生产的结构位置而被定义的特定人口群体（包括那些处于生产"之外"的群体）存在着，它由于这一结构位置而作为革命斗争的首要主体力量。随着它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它便产生出一支自觉的政治先锋队，能够充当矛尖，以身后整个阶级的分量刺向资本主义世界。这里的基本逻辑被政治哲学家罗德里戈·努内斯（Rodrigo Nunes）描述为一种"传递性"（transitivity）的逻辑，它把"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阶级、年龄、种族、性别等）与他们所持有的观念……"**联结起来。**更具体地说，努内斯论证道：传递性革命主体性的那个经典神话，无论被归之于产业工人、流氓无产者，还是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轨道之外的人民，所依赖的都不是社会位置与能动性之间某种松散的、概率性的联系，而毋宁是"这样一种观念：在社会结构与革命主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论式的联系，其意义在于：某些群体凭借其结构位置，既被赋予了一种改造该结构的独特能力，又被注定要变得具有政治意识并积极行动。"【66】在这样一种观点看来，革命组织过去的失败，便因此可以向后追溯为相当的结构分析的失败。倘若昔日的社会主义者押错了马，那也仅仅是由于意外的情况，或是一种过早的笃定——如今回顾起来已是清楚了吧。

即便曾经这条思路或许具有宣传吸引力、并因此发挥过某种实践功能，它最终仍然回避了主体性这一问题本身——其方式是把社会性"压迫之位"，与那超越了社会学结构中被指定位置的非常行动混为一谈。而这一失误带有振聋发聩的政治意涵。正如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尼奥科斯莫斯（Michael Neocosmos）所指出的："正是这种无力把握起义、造反、暴动与革命之中对位置的颠覆，才从根本上无法理解解放政治——而这种无能，恰是诸如社运社会学之类操作的典型特征。"【67】假定生产力将经由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简单机制，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个现成的革命人口群体，这无非是把能动性的种种问题活埋在一种侥幸的决定论那碾压性的力量之下。真正的问题要远为难以捉摸，它在每一场活生生的斗争之中出现，并周期性地被编码于诸如列宁或毛这样的革命领袖的专名之中，或仅仅被编码于某种集体的革命能动性曾一度可见的地名之中，譬如巴黎或光州：组织，作为在反叛之中被提出的一个实践性问题。【68】而这归根到底不是一个能够在理论中以任何确定性来回答的问题，因为，正如这些历史实例所清楚表明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毋宁是一个实用的问题，只有在那一开始便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由历史聚集而成的冲突的特定汇流之中，才可解决。

>【注68】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活生生的革命组织的实践，这种实践无论存在何种理论上的缺陷，都承载着其自身的合法性，而也正出于同一缘由，它又难免要经历一个僵化的过程——部分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的那种勃勃生机本身，会诱发出一波又一波日益教条化的、隔空的模仿，另外则是因为它自身的生命力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耗尽。

简言之，在资本主义那庞然的巨型结构，与某个革命主体燥热地生成在蚀刻入地球的固定资本之地下墓穴某个深处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的、乃至直接的关系。诚然，塑造着这颗行星的各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可以经由分析而在抽象层面被把握——并且，对于那些投身于实际的革命缔造实践的人而言，这一理论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形、主导趋势、权力分布以及拆卸世界所需的最低条件——但革命能动性始终具有一种独一的、偶然的特性，它由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功能性器官所塑造、且在该语境之外仅具有一时的效用。因此，研究斗争史有助于阐明这样一个实用的过程：能动性正是经由此过程而在某一给定地形之内被构成——这或许（横跨许多案例）展现出结构位置与政治情感之间某种概率性的联系，但鲜少是能够跨越时空加以普遍化的一种联系。换句话说，尽管生产力的物质发展或许最终会使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倾向于特别煽动的斗争形式——这些形式以其否定性，在一个先前封闭的历史情势的核心处开启无数内在的无限，继而潜在地促成新形式的解放政治——但在一个人口群体于生产装置中的结构位置与它获得某种革命意识的倾向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同构。事实上，若以革命史为例，对革命情感的敞开往往归因于各种难以普遍化的、极其地方性的因素。因此，问题便转而变成：结构与斗争之间那种概率性的关系，如何连接到革命主体的构建——生成能够反过来介入到生产出他们的那一过程之中的自反性政治行动者——在这些具体冲突之中、并通过这些具体冲突而进行的革命主体的建构。

但社会位置并不会在造反的炽热中就此消散。这里的困难在于平衡两个彼此对立却又同样显而易见的点：人们被诱使去投身于某种程度上关联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对统治经验的斗争，从而表达出他们自身的社会学位置；而他们同时也是有能力思想与行动的能动者（agents），这使他们能够以超出这些既有利益的方式行动。在这方面，那种过于常见的、把一个人的社会学身份（无论多么"交叉性"〔intersectional〕）与其政治倾向相等同的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发挥着一种保守的功能。按照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的看法，把斗争传递性地还原为仅仅对种种被划定界限的身份的表达，这非但不是在表达一种革命立场，事实上反倒是一种"国家政治"（state politics）的形式，它"关乎对利益的代表（由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ngos等进行），以及对此类利益的管理，从而把它们限制在可控的界限之内"。【69】与此相对，一种解放政治则由"作为位置之表达的各种主体性，与它们的‘超出’（excess）之间的种种矛盾……"所驱动。一味偏向社会位置一端，会产生一种保守的决定论，在其中，唯一合法的诉求就是那些早已被既有社会学区分所预先决定的诉求，它们要求由具有社会意识的制度以及从相匹配的身份群体中遴选出来的"草根"代表来加以准确代表。然而，一味偏向主体性一端，同样会产生一种空洞的唯意志论，它无力把握社会位置与政治能动性之间那虽属概率性却显而易见的联系，也无力把握这样一个事实：围绕生计的冲突将始终构成解放事业的根基，纵使它们同时也限制着这些事业——而这种唯意志论，颇具反讽地，自身往往恰恰是某些特定且相对可预测的社会部分的那种保守的、"国家政治的"表达：学生、失去阶级地位的（déclassé）专业人士、体验穷人的艺术家，等等。这两种错误事实上是相互构成的，因为唯意志论的幽灵总是被决定论者所援引，用以实施对主动造反的行政压制，而决定论的幽灵则总是被唯意志论者所援引，用作借口去无视那作为基底的、生计诉求与具体民生关切的基本基质——而反叛恰恰总是从中涌现出来的。

与此相对，以解放为目的的党性政治主体性（partisan political subjectivity），则拥抱传递性（transitivity）中所内在的张力。解放事业首先认识到："一切造反都是有社会定位的。"因此，反叛会援引那些早已存在于总体性社会学结构之内的身份，其中每一种身份都随身携带着一种特定的社会统治的经验，并由此携带着与那一位置相关的、一组特定的生计斗争——这些斗争通常可以被归结为一套最低限度的"利益"或"诉求"。这也意味着，某些群体出于对社会系统内所受压迫的“超出”，可能拥有更为宽广的"利益"，这些利益更容易指向解放性的目的，而非画地为牢。但反叛同样可以呈现出一种普遍解放性的性质，"自觉地"完全"超越其定位"，甚至推进到仅凭结构位置所产生的、最为宽泛的可能"诉求"的界限之外。这种对定位的超越，可见于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所谓"超出之思"（excessive thought）的一种独特形式之中：在其中，参与者在实践中拒绝被还原为他们的身份——即便他们或许仍然为那些最初的、被划定界限的利益而倡言——转而表达出对斗争本身所开启的政治潜能的一种更广阔的忠诚。起义的历史一再表明这一点：在一场斗争的早期所提出的最初的、最低限度的一组诉求，很快就被起义本身的群众势能所超越，以致即便当局对这些诉求做出屈服让步，也无法平息造反。然而，这些结构位置及其相关的生计诉求却从未真正消失。它们毋宁是被更大的解放潮流所托举着，于彼此之间、乃至与整个反叛之间的张力之中存在。其结果便是："唯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根本上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一个政治化与解放的过程才能够得以维系。"【70】而这恰恰正是"国家政治"与"社会运动"的逻辑所否认的——它们试图把斗争抹平为仅仅对既存的社会学式区分的表达。

在更大的尺度上，这进而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潜伏于劳动分工之内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民族、诸众〔multitudes〕等等）"。毋宁说，存在的只是"一个政治主体，〔它〕产生于一个自觉的政治自我创造或肯定的过程——主体化的过程"。【71】换句话，在生产性主体性与革命主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以致后者绝非前者的某种给定的或"自然的"表达。这同样意味着，与那种"共产主义意识潜伏于无产阶级某个享有革命特权的部分之内"的神话相反，政治斗争的实际进程要偶然得多，并且它必然地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实践方法，以跨越一个异质的阶级，而不是去期待利益的某种行将到来的同质化。而这似乎与早期劳工运动的进程相吻合——马克思本人的工作正介入于其中，而这一运动既为二十世纪的各场重大革命，也为相关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顶峰的工业组织浪潮，奠定了组织上与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毕竟，无论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结构组成，还是这一时期被社会主义政治所吸引的人口构成，都远非同质化的。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区分，他为1838年至1921年间的欧洲与北美城市勾勒出一种粗略的类型。在这些地方，工人阶级由以下部分构成：
“正式无产阶级（一切无产的雇佣工人）；由赤贫化的手工业者构成的旧无产阶级；半奴役的无薪的家庭化工人；农业无产阶级——其中许多人同时也是贫农或佃农（farm tenants）；以及核心工业无产阶级（工厂工人、矿工与运输工人）。最后这一部分在客观上被机械化生产所社会化……并且直到19世纪八十年代、乃至更晚，才成为劳工运动真正的中坚。”【72】

同样地，他指认出当革命文献谈及阶级的"先锋支队"（avant-garde detachments）时所存在的歧义，这种说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第一种是结构的，指的是"核心工人阶级中那些掌握着最大经济权力、并能够在漫长周期中维持持久战斗性的部分"。【73】第二种是主观的，指的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群体，它们即便只有微弱的经济权力，却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观念盛行而显得与众不同"。【74】这两者极少相吻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刷工、面包师、裁缝、石匠、雪茄工与海事工人最有可能把明确的革命意识形态融入其工作群体的亚文化之中……而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码头工人、伐木工、收割工与建筑工人这类临时的或季节性的工人，则成为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支持群体。直到1916年之后，革命的冶金工人才执掌了阶级斗争的舵柄；而唯有在20世纪三十年代那些伟大的罢工之中，"福特制"工厂里的装配线无产阶级才担当起核心角色。”【75】

因此，20世纪现代工业斗争的各个主要参照点，早已在前一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更为含混的阶级战争形式之中被界定下来了。于是，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便被"那个关于一个小生产者社会共和国的早期梦想"无法忘怀地塑造着——而这一梦想到了二十世纪，"已转化为一种关于工人委员会之工业共和国的愿景"。【76】

但即便是这一图景，也仍然太过同质化了。归根结底，正当这一经典劳工运动登峰造极之际，亚洲新兴的作坊枢纽以及殖民地非洲的种植园与港口复合体，便已开始挺进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例如，恰恰是在"福特制"工厂的流水线无产阶级于北美崭露头角的那同样几十年里，上海与广州那人头攒动的工业中心——在那里，非正规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往往利用手工艺技术，并依赖于各种形式的习俗性强制与浮动的计件工资报酬——也正被一连串罢工所震荡，这些罢工在（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后来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者的协助下，很快积聚到了起义的规模。在1927年那些过早的城市起义遭遇悲剧性失败、继之以一场白色恐怖运动之后，剩余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便转向乡村，以之作为他们在随后内战余下时期的行动基地。【77】同样地，富裕国家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群众性工会化浪潮，与殖民地非洲几乎所有城市中工人之间广泛展开的组织活动，发生于同一时期——尤其是在搬运工、铁路工人、司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后来被称为"物流"部门的工人之间，还有那些从事教学与政府行政一类社会再生产职业的人之间。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总罢工都曾撼动内罗毕（Nairobi）、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阿克拉（Accra）以及这块大陆上的许多其他城市。【78】随后，欧洲与北美劳工运动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战后巩固，便与大规模的反殖民起义（如肯尼亚的茅茅起义〔Mau Mau rebellion〕）并行发生。受中国先例的鼓舞，这些起义很快便演变为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或是少数人的"游击焦点主义"（foquismo）暴动，它们领导了遍及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诸场革命——并很快在古巴与越南这样的地方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在阶级中最早加入革命事业的那些"先锋支队"之中，他们的主观冲劲往往更多是历史偶然的产物，而非其结构位置的产物。这些先锋队也并非在同一个总体人口群体之中统一地涌现出来的。例如，在中国的农民之中，共产主义者"发现很难在南方的村庄里进行组织"，因为在那里"国家在调解阶级关系方面扮演着大得多的角色"，从而给了国民党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反之，在北方，"村庄较少被阶级所分裂，而更多是为抵抗国家侵扰而团结起来"，并且往往有着一段悠久的社会盗匪（social banditry）【*】历史，共产主义者可以从中汲取支持。【79】因此，构成这支新革命力量之基础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农民"，而毋宁是特定地区内特定的农民组织（peasant formations）——它们具备文化、历史与地理遗产的恰当组合，从而使它们易于被纳入一场针对国家的总体战争之中。因此，革命主体的建构，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绵延数十年、历经一连串惨痛失败而幸存下来的、漫长而带有试验性的过程中艰苦卓绝地组织工作的产物，而后成功地驱逐了帝国主义军队与国民党军阀。换言之，革命主体性不是给定的，而是被造就的。用尼奥科斯莫斯（Neocosmos）的话说，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主体化"过程，被迫在一个复杂而变动不居的阶级与冲突地形之内，去平衡斗争中相互矛盾的种种要素（利益vs超出〔interests versus excess〕）。在超越某种强度之后，这一过程同时也指称着内战与社会战争（social war）之间的平衡：前者要求有具体的组织实践，能够不论其当下内容如何都建立起实践性的权力，以确保参与者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而后者则要求有各种特定方法，用于不断扩展社会的去商品化，这是确保整个过程之解放性质所必需的。

>【译注*】社会盗匪（social banditry），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的概念，类似于反国家的绿林好汉。

换言之，阶级的任何"先锋支队"都是纯粹以实践的方式来界定的。尽管对任一特定时刻的政治经济地形的细致分析，或许会暗示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绝不是由交叉性压迫的某种理想的重叠所决定的。同样地，尽管它们构成了党性（partisanship）的刀锋，并因此充当着一个未来政党的潜在材料，但却不能在形式上把它们本身描述为一个自动的或"想象的"政党，仿佛仅凭其自发行动便能运作。出于这些缘由，这类支队是极难提前或在远处加以指认的。马克思的政治著作展示了构成这一指认过程之起点的情势分析的基本方法。但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它只在不断升级的政治对抗的炽热中绽放，而无法在任何关于抽象动力或历史趋势的、纯粹智识性的分析中被提前发现。一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理论，只能关联于那些正在实际发生的火热斗争而得到阐发，并且只能通过这样一种理论能否站稳脚跟、能否在实践中证明其自身，来加以"证明"。因此，关于革命主体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自然而然地导向一种关于党的理论——要到后来，才会在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与列宁这样一些人物之间的论辩中形成。在这些人物之中，列宁或许可以被刻画为综合之点，他既否定了组织vs自发性这一虚假对立，又提供了为"证明"那一根本论点所必需的、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综合。按照尼奥科斯莫斯的看法，列宁因此堪称"第一位系统地发展出一种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80】

S：什么阿猫阿狗都开始有审核资格当皇帝了。

>日本金融機構突然封鎖一款全新女性戀愛電玩遊。 >戲的所有收入，延遲其發行時程，並使開發工作室陷入危機。儘管視覺小說《我們假結婚？》被評為全齡級，開發者卻表示銀行因其百合主題,將該作品歸類為「成人內容」。因此，銀行斷然拒絕處理其數位銷售款項。 >此驚人措施證實亞洲國家正掀起一波嚴格的金融審查浪潮，銀行機構如今竟自封為道德審判者。銀行成為新型態的審查者。

P：日本银行审查成人游戏，对看不顺眼的作品或者企业以涉嫌违反《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和《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为由拒绝汇款的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吧。

H：被审查的基本都是海外发行的游戏，之前山本太郎之前就说过这个情况。一般来说这种游戏都是钱少事多，日本银行想避免浪费资源去对游戏进行合规审查，干脆就一刀切了。

P：是的，这个游戏是准备上线Steam平台。这个新闻的槽点是日本银行认为百合（二次元女同性恋）题材属于成人元素，「成人游戏」的定义权被金融机构自己把持。不过其实也见怪不怪了，像DMM就曾经因为合作的信用卡公司的价值观变动，就被迫解除合约。以前舰队collection作为一个顶多r14的页游也被这个大棒敲打过，银行认为你成人你就是成人，反正银行不想承担任何由公共社会价值观或伦理道德衍生的合规性风险。

P：这个Animetrends主要是不爽银行有审查权利吧，当然至于审查什么另说。

H：这个事的缘由恰恰是银行懒得审查，和国内银行做反诈似的一刀切了。

G：波友其实也比较支持管管，或者说在管管问题上的观念比较混乱。

P：也不是支不支持管管的问题。上面不想管，自然有下面的人管；如果大家都不管，那整个社会的协作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P：最近武汉有个自称是女性的小红书用户发帖声称可以在暑假期间庇护二次元地下党（仅限女性），由于动机极度可疑，被书友们追着喷。

>全城通缉二次元地下党！父母严查期避难所

>坐标武汉

>代号：无限期闭关却偷跑漫展作战计划

>三室两厅 每次可庇护3位姐妹👭！

>无任何费用纯公益！限每人每月避难1-3次

>每次必须保证卫生!否则将取消下次避难机会!

>懂的都懂，暑假/寒假到了，爹妈开启了“看啥都像不 良少年/少女”的360°监控模式。

>谷子不敢摆出来,痛包要藏在衣柜最深处，买回来的新刊甚至要套数学课本的书皮😭。

>如果你也是明明抢到了漫展票，却因为家里管太严不敢出门；攒了一年的“不动产”(吧唧/立牌）没地方展示，只能躲在被窝里欣赏；想去漫展扩列、集邮，但现实里根本没有同好理解你。

>那就来找组织避难吧!

>入社暗号：只要你敢来，我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加入我们社团,即可激活“漫展自由”权限。私信我接头暗号“阿尼亚哇库哇库”，拉你进地下组织群。

>P.S.这里是纯女生避难所，安全第一，请携带有效身份证和学生证（证明你是友军!)。

>P.P.S床位有限，为了躲避家长搜查，请提前1-3天预约“潜入”计划。

P：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二次元地下党”，说白了就是家里不同意玩二次元却偷偷玩的人，这种人学生居多，最近小红书上也看到了不少抱怨的人。

P：不知道波友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台湾那边很早之前就有类似的剧情了，翘家少年、温柔大哥哥、免费的啤酒饮料、检查发育后的威胁……

P：很难不怀疑会变成《如果早知道男生也会被性侵》的续作，《如果早知道女生也会被女生性侵》。

G：隐约感受到真拉拉的重力了。

P：最近几年这类疑似“同好避难所”的骗局，可谓是专门盯那些和父母关系不是那么和谐、心智尚未成熟、缺乏判断力的年轻女孩。很多女孩哪怕是平时和家长好好的，一旦爆发一次争吵，在情绪上头、内心委屈脆弱时刷到这类帖子，就极易误入圈套，被骗取钱财或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Y：听起来更像未明子植青俱乐部？

A：这种这事在漫展上真不少，所以很多线下活动都要避雷未成年人参与。

W：这么说灰产的味道就出来了，毕竟还是没有收入、没有经济独立的青少年自己主动送上门，很难不被违法犯罪分子要挟。

A：不过也有家里比较开明的cosplay爱好者家庭，全家人出动给孩子当后勤的情况。上次遇见一个出朝比奈真冬的COSER就是这样，还是全家在外地赶过来参加活动的，家庭和谐的有点OOC了。

A：但其他地方就不好说了，我还记得之前推上经常有MTF（Male to Female跨性别者，LGBT中T的一种）避难所的瓜条。某个疑似位于广东的MTF避难所，就出现过发生性侵后因为受害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未定，导致外界还管不了的传说。

P：平门那个群也是好像这种性质？边缘性群体的收容所。

W：那个有点精神控制的味道，我记得陈某反过来还找被收容的人借钱。

Y：不过这玩意是把诱拐写在脸上了吧，专门筛选和家庭关系不好的未成年人，然后再找机会下手。

P：要知道缅北园区也只是要求员工带身份证明上门入职……

G：这年头的小登不是被家长送戒网瘾集中营，就是自己主动上门被骗，没招了。

P：社会发展进入深水区……

C：这种状况都是人身控制和性侵高发的黑区啊，进来萌萌哒，出去就是虎狼穴了。

L：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同构过太多次了，男同性恋圈子内的「狗和主人」式人身控制也是圈内皆知。

L：我怀疑这是少数群体、边缘人抱团取暖，也完全无法解决主流社会问题的普遍现象。说到底他们也只是复刻了一个微观的主流社会（而且更加不受法律控制），没有逃脱主流社会权力机制的理由。

W：越是边缘人越容易深陷权利结构，主流社会看不见的边缘地区也是黑灰产业野蛮生长的地区。

W：光是青少年瞎搞还有家长威慑的在场，但对于智力缺陷、身体残疾这种先天缺陷的边缘人，在家属都不想帮扶的情况下，被当成奴隶贩卖，干苦力、矿工、装卸工干到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Z：是的。对于智力障碍的儿童，重型精神病的成年人，有些家长就可能贩卖回血了，尤其是女性。这种人口贩卖被当成很稀松平常的事。可能也就人格分裂和双相患者的处境会稍微好点，因为他们发病时真的会对别人造成威胁。

https://www.reddit.com/r/antiai/s/TETuYcULhI

（原帖图片可能危害社区安全，故不直接转发）

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输学，评论区对一切揭露中国社会真实面貌的辩论一律打为CIA宣传、反驳不了的就直接撒泼打滚。

看来内宣中经常出现的爱中共洋人还真不是托，不少洋人真的在歌颂中国的工业奇迹，与此同时认为这都是社会主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