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职业史中，在西方艺术制度形成以后、“画家”和“画工”之间始终存在很强身份区隔

欧洲文艺复兴前其实绘画与雕塑等制作活动同其它手工业的边界很模糊。绘画工作的手工劳动者常在行会成员、委托生产者以熟练工匠身份工作。绘画工作的手工劳动者在十五世纪之后逐渐主动把自己职业身份从“mere handworkers”区分出来；标码自己知识、特别古典文化修养和智力能力，宣称绘画是一种自由技艺

社会地位的高低阶差、报酬来源不同直接制造出“画家”这一分类。艺术家争取提高绘画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通过贬低纯粹手工劳动来完成；

“画家(“artist”)”争取按照个人的生产技术、声望和作品价值获得报酬

区别于普通手工业者“画工("artisan")”**生产；按照面积、数量或工时计算。画家争取摆脱按平方英尺计酬方式，**画家后来逐渐获得高于画工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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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

该称谓已经完成大众职业声望的制度化

中国职业能力鉴定中心使用“中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职业名称，餐饮招聘普遍使用“厨师”“厨师长”“主厨”称谓。

作为一名厨房劳动者，选择
“厨工”公众联想想到的执行性劳动：备料、洗切、清洁、搬运、打杂、流水线操作

“厨师”公众联想想到的工作：菜品设计、火候控制、技术、经验、判断、风格、责任、专业身份

厨工通常处在较低的劳动分工位置。厨师拥有独立操作权、岗位资格、管理责任。厨工很少被赋予作者性和专业人格

相比较画家，厨师行业的劳动分工更等级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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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词典中对工人是什么定义呢？《汉典》所收现代义写作：“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对“工人”的释义“憑勞力做工，以換取報酬的人。”然而通常语用还会更固定到一个很窄的范围——工业劳动、手工劳动和工资劳动者。“工人”在词典层面同时存在更宽的劳动定义和更窄的职业社会定义。

“厨师”、“画家(“artist”)”自认同工人吗？

为什么一个领取工资、出售劳动能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会觉得“工人”这个身份和自己无关？

首先给出个人判断；依我在网络社区的观察是”周二“

对在线社区发帖活动的研究明确把星期几作为周期变量进行建模，不同群体会有稳定的周周期。西方社媒里 Facebook 评论在星期二达到约 16.3% 的最高占比^([1])，帖子活动则从星期一开始上升，周末下降；回复在星期三达到约 15% 的最高水平（“the majority of posts (about 17%) are published on Wednesday” ）、周末两天是最低的。这个数据集里星期二恰好是评论高峰——有意思的出现了！

和老中稍微更接近点的俄语社交[2]媒体用户，Odnoklassniki 和 VKontakte 俩平台发帖是星期一最高、星期二最低；Telegram 又是星期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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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网络上星期几最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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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源自 Andrea De Salve, Paolo Mori, Barbara Guidi, Laura Ricci, Roberto Di Pietro, “Predicting Influential User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 Groups”。正式发表在 ACM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Discovery from Data, 15(3), Article 35, 2021，50页，DOI 10.1145/3441447。作者来自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比萨大学和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目的预测 Facebook 群组中的 influential users。星期几的数据属于作者在描述数据集时做的附带行为分析

^([2])：社交媒体营销研究，研究对象是俄罗斯用户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的发帖活动，研究相对上一条还比较文本长度、图片、视频不同内容形式，以及不同平台用户的响应行为。Elena N. Fokina, Elena A. Rodionova, Marina V. Vinogradova, “Study of Posting Activities of Russian Users on Social Media”。发表于 Media Watch, Volume 10, Issue 2, 2019, pp. 353–364。DOI 10.15655/mw/2019/v10i2/49636。三位作者分别来自 Tyumen Industrial University、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和 Russian State Social University

纪录片于 8 月 16 日播完，共12集，每晚两集，CCTV-1首播、CCTV-10重播。它是为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制作，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第一集《风雨历练》

• 江泽民 1926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少年时期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纪录片把江上青的革命经历和牺牲作为江泽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家庭背景。
• 江泽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 纪录片提到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加入地下党。
• 江泽民后来长期从事工业、机械、电子等方面工作，先后在上海、长春、武汉等地工作。
• 1955 年，江泽民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回国以后进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
• 纪录片还讲到江泽民后来参与罗马尼亚援建项目，这也是他早年涉外工作的经历之一。

大篇幅据证江泽民首先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具有技术官僚背景

本集结束

>「1950年初，江泽民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新娘王冶坪是江泽民承嗣母的姪女，上海人，与江泽民同岁。七十多年的相濡以沫，七十多年的相携相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共同走过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第1集《风雨历练》曝光了江泽民夫妇的多张照片。王冶坪已经100岁，仍健在。

>《江泽民》首2集介绍江泽民成长及求学经历，参加工作和从政后的系列成就，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推动深圳特区建设，担任上海市长时解决市政积弊、推动证券交易所设立。纪录片采用2006年至2008年间江泽民同学、同事、旧友访问，形容其具专业知识、出色的组织和协调才能。开篇介绍江泽民幼年和青年时期在扬州、南京、上海的成长求学经历，包括其位于扬州东关街的故居画面，祖父、父母相片，以及他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刚参加工作时，他曾「穿美式军装，开着吉普车」掩护暴露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撤退。

图：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新婚照

第三集《临危受命》

讲了江泽民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开局讲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国际上苏东国家陷入危机，国内出现严重政治风波，上海市委《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一整版文章，公开挑战党的民主集中制，江泽民果断整顿这个报纸

• 纪录片说，到了 5 月 20 日，邓小平提议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任总书记。
• 纪录片表示，6 月末，邓小平表示，要注意树立和维护江泽民这个领导核心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是在国内外的很大压力下接班的。江泽民在给大哥大嫂信中，首次表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重塑了党的威信以及经济发展势头。平息政治风波之后，江泽民又积极解决青年人思想困惑
• 江泽民在 1990 年表示要采取更加开放的措施，要把上海搞起来，上海是王牌。4 月份，党中央决定开放开放浦东，这是确立上海在全国经济战略地位的举措。同年，江泽民两次开到经济特区深圳，并重申政策一切不变，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与正确的
• 纪录片表示，当时国际上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受到挫折。此时，党内有人提出要中心两手抓，要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抓反和平演变
•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则重申，不存在两个中心，只有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里以及包含了反和平演变内容
• 纪录片表示，江泽民在政治风波后在大会上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90 年的亚运会的顺利举办，表明了制裁和封锁的失败
• 纪录片表示， 91 年的海部俊树、梅杰、贝克的来访，表明了西方对华制裁的失败
• 纪录片表示，贝尔访华后，苏联解体。国际上国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多疑问。江泽民表示党的名称不改，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变。社会主义只是暂时低潮期，但是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

第三集片尾提了一嘴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六四天安门镇压）、CCP 核心讲法就是把锅扣给牢紫阳真人了。不知道后面还播不播反轮子的事情，也是江泽民比较重要的政绩之一

图：学运人士

第四集《重大突破》

• 朱镕基提出，江泽民拍板决定了分税制改革，自己主要是执行。
• 纪录片指出，江泽民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中，社会主义一词不能丢，要视为画龙点睛。
• 纪录片指出，江泽民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并且要搞股份制改革。纪录片说， 1993～1996 年，江泽民亲自考察了约 100 所国有企业，从东北到海南，从四川到山西纪录片表示，江泽民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论述，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本集结束

第五集《兴国方略》

• 第五集纪录片主要说了江泽民看重科技发展，并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方针“科教兴国”战略是江泽民高瞻远瞩提出的

江泽民提出，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创造发明，就不可能把经济搞上去 虽然邓小平陈云这些老头子们都力推工程师治国，但都没有完整的高等教育经历，陈云主义还是需要有完整高等教育经历的江泽民背书 就如同习近平的环保政策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陈吉宁背书一样

• 第五集纪录片还提出了一个说法：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阻滞的主要障碍，江泽民不接受美国的逼迫，并表示，加入不了 WTO，中国一定能继续活下去，绝不做软骨头 纪录片说，在中美第 25 轮谈判后，终于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谈判才最终达成

第六集《统筹全局》

第六集纪录片主要说政治司法制度建设
后半部分着重说了江泽民怎么应对西方煽动起来的分裂势力。

“425上访事件”和“取缔法轮功”官方分集简介里注释为第 7 集内容。法轮功并未被片子完全回避

第九集《九州方圆》

• 第 9 集江泽民纪录片挺重要，讲了江泽民和港英政府如何和平对抗，以及怎么进行反制。
• 不过，在澳门回归问题上，纪录片没怎么说澳葡政府有对抗剩下部分主要谈了江泽民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江泽民怎么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方针。
• 纪录片表示，汪辜会谈是江泽民批准的，也是江泽民发展两岸关系重大一步。随后江泽民提出“江八点”，甚至江泽民并提出以适当身份相互互访，也可以不谈具体事情，仅仅走走看看也可以。
• 纪录片表示，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干涉下，两岸关系又陷入低谷，江泽民领导，实行军事等各项反分裂斗争，换来了美国“三不政策”。

第十集《五洲际会》

第 10 集讲江泽民领导反霸权主义斗争，反和平演变斗争

• 纪录片提出，江泽民注意到了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江泽民还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方针，是既要有斗争的勇气，又要有斗争的艺术，要有理有据有节

对俄罗斯外交关系没说什么坏话，就简单说双方确定了边界线

• 原著作者：利奥塔
• 翻译作者：虚无制造机

“

>一点说明：英译本根本没有分段。我只能根据大写字母和意义本身来分行，不然根本没法翻译…我应该提醒读者，这篇文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写作，它是对革命心灰意冷的利奥塔在68年火光消尽后所写的类似于散文诗的东西…如果你觉得看不懂，我会用利奥塔本人的态度来告诉你——它本就不是希望人们“看懂”的，有时你很难区分他的写作在理论和美学之间的界限，这种尼采主义的姿态，在根本上是反交流的，因为流通和可交流的便是被吸纳的，被整合的。用利奥塔式的机械噪音来说，他的目的就是打破交流乃至于所谓的共识本身，不是复制和重复我们的共通性和乡愁，而是打破和撕裂那些矫饰的帷幕。

>这个译文其实我自己不能说非常满意。不过我尽我所能了。

”

——

文本0

写于68年7月的余烬（embers）中的文本

伴随着同样的血肉之躯的拼贴画，根据编辑而有所差异，

在二十多块版中有一卷，

其中的文本也被搅拌在了一起

由于着色（colour）的缘故，这个项目似乎太昂贵了

今天，拼贴画被毁，

我们将提出一个不同的编辑，采用无色的灰烬，在那儿革命的凤凰仍在守候

让碎屑（Debris）与气息残留仍然是太昂贵的

文本1

现实曾是做梦（Reality was dreamt），

这是我们的暴力的本质，是幻想（fantasy）的理论，它吓坏了每一个人，甚至是我们自己

人们奔向投票站，就像他们在揉眼睛一样

我的梦是愚蠢的

公鸡啼鸣

但欲望从不出售，

而你并没有因为它的做法所带来的苦恼而离弃它，它只是粗杂地确认权力，通过将一张印有赞助人姓名的纸片塞进系统的无唇之口

我们想要眼睛对幻象（phantom）保持开放

而不是安排一场关于辩证法的品行端正的合作讨论，也不是被挂在解经学（hemeneutics）的绳索上，

不仅仅是坐下来独自写作，也不仅仅是猛地投掷（hurl）铺路石

这将是站在欲望的一边，这一边是不朽的，

它已经是胜利者，并且已经永远是凤凰，我们只需要认识而非组织它

它是所有话语中的无言，尽管它在意指（signification）内形塑了所有的意义（meaning）

它是图形中的美，这感官的过剩越过了简单的可感

我们为美而斗争 ，这是第一次历史革命的开始

我们不为被危机所迫，需求与它无关，

运动是由一种呼吁而产生的，

你永远无法用分类学从背后夺取它

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我们永远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除了我们的作品（work）

文本2

只有形式自身才能表达革命的运动

形式就是革命

现代社会的东方或西方是一个涂有碳化钨的胃

一个非常昂贵的胃，那里的话语和图像把自己磨得粉碎，变成灰尘，来加固他们声称要侵蚀的墙壁

你想表达超越制度和俗丽需求的东西，它毁掉了欲望

这最后的东西激励着你，尽管它是另一个人的愿景

但不，胃使你的文字 你的图像

拒绝

商品，一种身份

批评与仇恨甚至都被纳入其中

梦想是为了推销可消费的拜物教

一切都是为了解除欲望的束缚

用建设性的、积极的方式来抹杀它

把它转移到令人安心的语言和事物中去

长久以来，阶级敌人不仅控制着社会统治的手段

而且还控制着与我们同时产生的最古老的装置以抵御欲望

压迫在这个被捕获的区域的泉眼处生效

拼贴画的暴力以其自身的手段对抗压抑，审查制度的剪刀刃与它们的功能背道而驰

杂志上的图像以一种闷热的力比多的诱惑出售一切，我们的刀片切断了它的幻想氛围

现在，场景被设置成这样，初学者（infant）的多样性反常（polymorphous perversity）被暴露并炫耀自己消费社会是其神经质的反面

制度性诱惑的结束，禁令和提供的暧昧划分，

淫秽场景被建议作为奖励，

提供给每个冰箱买家

欲望的碎片是异化的奖赏

通过将一个想当指挥的人所阐述和强加的东西拆散，

通过置换和浓缩所谓不相关的元素，

拼贴画执行了梦想的工作

在这组解构给定坐标的操作中，

跨越了常规的间隔，违反了禁令，

欲望表现为运动和力量，

粉碎了权力和符号，

因为它在梦想的工作中表现出来了

编辑已经切入了表象

拼贴画产生的图像显示了对具象（figuration）的颠覆，这种颠覆是首要的幻象，即俄狄浦斯的身体被撕开，被重组成一种语法混乱，这是符号中的意义秩序

原初形式的暴露

文本3

眼睛不是特定感官的器官，它是所有感官的器官，也是所有器官的意义。眼睛是垂直距离的主宰，在它的基础上世界才有可能，这种深度是形式的秘密。

没有眼睛便没有图形的基础，正面没有反面，女人没有男人的秘密，没有隐藏于言说的沉默。这里与所见的那里（seen over-there）的距离是显象最古老的缺席。 欲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半的规则和一半的放松，眼睛是越轨的东西，它看到的是背后的东西，它看到的是它看不到的东西。 这样，欲望进入镜子，颠倒了它，以便看到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存在就是为被颠倒，以便不再存在。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除非移动就是它的状态。

固定在某一事物上，就是沿着角度和蜘蛛网的隐秘方面的边缘全速前进，这些角度和蜘蛛网将该事物悬浮在其周围环境中，并通过指向其他事物的跨度直线和曲线赋予其一致性，就像佛罗伦萨的冲天炉指向其山丘的周围一样。

眼睛的移动沐浴在连续的优雅中，在相反的极点或比例上，一切都成为可能

野蛮的形体转化（savage deformation）

女人

树

卵石

太阳的星星

反转

山的轮廓

腿

飞鱼

请分析家们不要忘记，

想象力本身不可能形成图像的物质条件，

如果连续不提供他们所有注意力集中的法律，

眼睛=其他+连续

甚至存在着一些在言说中被看到的事物。话语的形式不是其符号的属性，它不是从语言框架中产生的，它通过肢解产生意义。 意义是违反话语的，它是力量或姿态，在符号的领域里，它是沉默的，而在洞里，话语的压抑被唤醒，它的底土被唤醒并出现，语言秩序的动员在其中打开了可塑的空间，其他秩序可以默默地把自己固定在其中。表达是话语中的眼睛，也是听觉中的眼睛。但通过拼贴的方式，眼睛的这一工作反过来得到了体现。它切断了对所见之物的回忆操作，让它（眼睛本身）可以被看到。因此，每一个对自己与图像的斜向认同都变得不可能了，通过观察它，你就看到了看见本身（seeing），你不再能玩弄你的幻觉力量，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这种认识使你从卑鄙的爱抚中解脱出来，这个系统在你的眼皮上滑动，从而关闭了你的眼睛。

文本4

他们是和资本主义一样的进步主义者

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和资本主义一样

他们的理性是资本主义的理性，

想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废除资本的私有财产

他们把按照他们的等级制度集体提供资本的做法当作社会主义

回顾马克思说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

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事业（生意business）

他们是资本主义的真理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病态的幼稚想法

他们的贫民院中回响着列宁

在他们这些祭司手中，列宁听起来像教义回答

把托洛茨基、毛、罗莎放到大鼓里，

同样的砰砰声，

同样的声音，

革命者的商品，

政治家的耻辱是把过去变成现在的真理，

做过的比在做的更重要，

死人对活人的专政=资本化，

然后政治家是压制焦虑和对其他东西的欲望的手段，

仿佛道路被标出来，

仿佛把要做的事情写在他易读的名字上，

条件是读过专家能认出的马克思或巴枯宁

但这就是历史的本质，我们向其中的空洞投掷石块，

没有参照物，我们在黑夜中摸索，

意义缺席的暴力，

在每个机构中投掷的没有铺垫的问题，

否定性藐视压制或代表它的东西，

在它的伪装下，

政治天堂的虔诚话语不管是今天的还是明天的都落空了，

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正在开始的不是一场危机，

通过一个必然过程导致另一个政权或制度，

被欲望的他者不能是资本主义的他者

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在其自身中拥有它的他者，那就是它的自我修复

那个公开欲望的他者，

现在和将来都是史前的他者，

它把我们锁在枷锁里

我们尖叫着在书写状态中被撕碎

冬宫的影像

安抚的音乐被合理地干预

游戏分裂为工作和休闲

知识分割成科学

爱情分裂为性

而社会的眼睛在它的领域上睁开了古希腊的眼睛

他们的政治被用来装满沙子

我们已经宣布的是历史的开始，眼睛的开始

而他们拒绝去看一切

LVZ

——

“1964年，“社会主义与野蛮”组织分裂了，一边是柯奈留斯•卡斯特瑞阿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一边是利奥塔参加的(尽管后来他对之产生怀疑)“工人力量”(Pouvoir ouvrier)

1966年，他退出了 “工人力量”。这导致了他同他的朋友，也是 “工人力量”的创始人皮耶尔•苏伊丽之间的决裂。

1968年，对于利奥塔来说，一个明显的真理是无产阶级顶多只是一个笨重的殿后(arriére-garde)

①，这个想象出来的主体是无组织的，而其历史是飘移不定的。

［…］

>这让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颜色在哪里？这是一个典型的清晨的问题：眼的睁开是什么？思想之眼的睁开是什么？ 一眨眼，算是一道闪光。一个思想，算是一片云彩。听着：“思想不是大地的果实。它们在区间里没有留下痕迹，除了人类的商品之外。思想就是云彩。思想的边缘是……深不可测的” 面对云彩，眼睁开了，这是两个相互颠倒的运动的结合。一个是睁开/闭上的眨眼。另一个是形象的替代。利奥塔永远不会停止探索可以颠转的支点，那个点的出现也意味着共存共生。在那个点上，眼睁开得以看到最不可能的云彩的形象。

>我们可以说：思考是外在差异和内在差异的不和谐的重叠。无论是云，还是眼，无论它们彼此之间，还是它们自身，都不可能和谐共存。形象的变化是无限的，眼的睁开绝不是从闭上开始的，甚至在否 定性意义上也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必须理解的非辩证的点：盲目、替代，并最终：难以处置的事件，盲目与替代调和起来 。这是一个奇迹。毕竟，思想只是一个奇迹，那正是为何利奥塔逐渐认为艺术的独特性是其主要的宝藏。绘画，肖像画，或者更有甚者：肖像画同风景画的斗争。”

（巴迪欧《小万神殿》 ）

>“巴拉德的世界 "冰箱柜的闪光，肌理和铬制品的结合 "是这一加速主义阶段的结束，这一点在被剪掉的文本 "Desirevolution "中得到了呼应，在这篇文章中，利奥塔拒绝将68年的梦想作品拱手让给体制政治和党派骗子。通过加速切割现实的奇观来对抗其不可避免的恢复，加速拼贴的 "异化碎片 "对政治和美学表征发起最后的进攻。”

（《#Accelerate》导读）

热浪卷席大地

在城市的沙漠内地

有一家拥有很大奇观建筑物的公司

其实就是相当大的商场形状工厂

他们的员工身穿黑色上下装

为什么是黑色？

只有黑色才能感受自然的馈赠，人心的沉淀

某个员工、无名氏有着不得不超脱工作的急事，好不容易约了个半个小时出来

——算不在岗时间

往返的路上越走越快，无名氏意图赶在倒计时结束前办完他的私事

火辣辣的太阳灼烧着他的身体，特别是他全身的黑色印记

总算，屋外的摄像头看到他向着岗位的位置往回快步走向这座庞然大物的奇观

越走越慢，在商铺招牌前飘着一阵香气。顾客连忙称赞大厨做饭真香；这位员工在岗位前半公里融化成了焦嫩的肉泥，人们看到他变成了石板烧的材料

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不敢再阳光下离开商场了，他们变成了夜间的鼠人。谁也知道黑色的衣服、就是吸热的聚光灯呢。

对 u/Akaza_Akarin 原叙述评论：

>*注：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和具体史实没有必然的关系（重要的是意向和意向背后的权力隐喻），讲的也是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只是很多知识分子反而看不出来契丹^([1])最近五百年的国家机器，根本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超人君主”^([2])的“大一统”^([3])，而是朱元璋-西门庆模式^([4])。“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只是这个国家机器可有可无（但是最好要有）的点缀。

>这一模式和其他国家的很多模式相比，突出一个以纯粹暴力为导向的毫无制约的套利。君王（朱元璋）依靠暴力威慑控制众多西门庆，西门庆们则利用暴力疯狂鱼肉乡里，压榨最底层老百姓，然后用提取的资产向朱元璋交供奉。朱元璋一万个看不起各路西门庆，时不时还会把几个西门庆切碎做成臊子^([5])。但是，通过西门庆帮忙捞钱实在太爽啦！最后不过是换几个更亲的西门庆而已。

编者解释：每一层都拥有把强制力转换成私人收益的机会，而上层通过分享其中一部分收益来维持这个体系。

>在这一模式下，国家机器被变成了纯粹的暴力犯罪分赃团伙，法律和士大夫一样，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用来骗骗外宾^([6])的。这种体制一个特点就是，朱元璋可以任意使用暴力杀戮西门庆，西门庆可以任意使用暴力虐待老百姓。西门庆们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封地”（各种特许经营。某个权力代理人获得一块具有相对排他性的资源提取领域）通过暴力被缝合了一副僵尸国家机器。士大夫和法律只是这具僵尸外面批的一层又一层用来掩盖尸臭的衣服。They never work.

>这种极度暴力的社会管控模型，必然导致极度恐慌的社会生活，和平时代有叫魂，战乱起来有献忠。

>封建社会都能套用这个模型。这就是封建（Feudal），而且是很劣质的封建——西门庆本身就是罪人，朱元璋随时都能宰了换一批新的，西门庆自然只能唯朱元璋马首是瞻，保住自己的小命，整个国家氛围极度压抑。
最大责任应该就在拥有最大权力的人

编者解释：这个模型讨论的重点是权力如何实际流动，而非国家在法理上如何自我描述。

• 最高层：朱元璋，拥有终极暴力清除权。
• 中间层：西门庆，拥有局部暴力和资源提取权。
• 底层：老百姓，被提取资源。

最高统治者、中间权力代理人和基层社会之间形成暴力和资源提取关系。儒家礼法、官僚文书和士大夫文化可以参与其中，却不构成这个权力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

皇权究竟下不下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我们现在看来，可能编制不下乡，不过权力的触手一定是接触到群众。中华帝制时期的情况暂不详述

中共时期的中国，克里斯玛权威（语自韦伯的权威类型分析，指权力合法性大量来自领袖、政党、革命传统、个人魅力或超常使命的信仰。）下需要通过各级官僚向下实施，此时，来自执政党的专断权威不得不逐级授权给各级官员；

到基层后，任务又外包给实际执行的“吏”。周黎安在他的论文中称之为“行政发包制”。甚至可以认为，“吏”在执行任务时获得了等同于国家权力的专断权威。

上级并不需要亲自完成所有治理任务，而是把大量实际治理责任和执行空间交给下一级组织或个人。他们拥有的不是宪法意义上的主权，却可以在具体治理场景里拥有高度实际的强制权。

这就是为什么说“县官不如现管”，而县官又“山高皇帝远”。因为此时执政党只保留了相机控制权，专断权威事实上的行使者是各级官员乃至小吏。面对这些我们在模型中称之为“大小西门庆”的民众，倘若没有别的正式或非正式身份关系，的确和面对皇帝没有区别。

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大特点：不存在清晰的国家-社会边界。对于民间的各类事务，长期存在泛行政化的倾向，国家到社会是一个而完整的治理序列链条，所有个人都会直接面对最高权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将中国政府称为“利维坦”。

>费孝通就曾经提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的地主对平民的生活基本上只有负面作用，英国的乡绅却能够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去。或者说，《乡土中国》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在讨论这种问题是这样的

^([1]：)契丹；网络语境下指“中国”，在俄语中 中国是Китай 直译过来就是契丹

^([2]：)把国家的一切高压、整合和资源动员能力归因于某个具有超常统治能力的最高君主

^([3：)国家史叙事；中央权力越强，国家机器就越像一个完整、规范、理性、垂直贯通的整体

^([4]：)朱元璋在这里代表拥有最高层级暴力垄断权的权力中心；《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代表地方性的掠夺者、经由关系和特许经营获得收益的中间暴力代理人。这里指两个文学和历史人物抽象成两个制度角色

^([5]：)统治者对代理人的任意处置权

^([6]：)外宾；外围者。法律和制度文本解释成外观工程。其作用主要是让国家在外部观察者那里呈现出文明、法治、行政国家的形式。

以水浒版本为例

>卻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天色卻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喫鄰舍家笑話！」 　　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喫點心，我和你喫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著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 　　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宿歇。」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卻做不的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 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吩咐，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水浒传》

从勾搭弟弟不成就挑拨兄弟关系这点手段来看后面的计划谋杀也有着剧情上的预兆

《水浒传》潘金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史：潘金莲原本是张大户家的使女，因为拒绝张大户的纠缠而被记恨，随后被强行嫁给武大郎。这个桥段后来被《金瓶梅》进一步扩写。于是这个桥段有所争议——是否是“反抗性”的文学基础？

潘金莲的婚姻本身是权力关系产物；作为没有社会权利的女性被主人强行处理婚姻，嫁给自己并不愿意嫁的人。后来毒杀武大郎行为具有的伦理问题也可以把潘金莲前后两个阶段分开考察、尤其是张大户这一段

下转自 Voodoo Child：

>在《金瓶梅》中，可以简单的认为潘金莲杀夫是不义，而武松复仇是正义的吗？这两场凶案都是当时封建礼教导致的悲剧，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但从朴素情感上讲，武大郎对潘金莲不算糟糕，而潘金莲却杀死了对武松来说同父亲一般的武大郎。
但武松的复仇又充满了污浊：残忍活剖，让侄女目睹凶杀，复仇完对侄女不管不顾等等。
按照第一直觉来说，潘金莲罪大恶极，武松复仇大快人心；但细究两场凶案，武松也不过是比潘金莲更酷烈、更不顾一切的反抗者。
但如果仅仅将两者视为封建礼教导致的同一场悲剧朴素情感，武松复仇完后亡命天涯，彻底与社会决裂，而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为的是投奔封建社会的具象化西门庆，似乎仅仅是为污浊的社会再添一份悲剧。这又让武松与潘金莲的复仇有了义与不义的区别。
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这让我很纠结，各位波友怎么看呢？

武松不再是有神性的复仇者，而是被施虐欲、复仇欲驱使的杀星，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松反而像天主教中的“义人”——并非事事正义但信奉天主（义）

但我认为作者对武松并非是解构英雄的观点，相反在金瓶梅这个充斥假恶丑的环境，武松对兄长情感的真切，亡命天涯与社会决裂的经历，反而是对武松的喜爱。

武松和潘金莲的行为有着同构性，但出于朴素的情感，读者往往认为武松更值得同情。作者这么处理，我认为可能是与社会的关系有关，都被欲望驱使，潘金莲想进入更大的欲望的世界，想投奔吃人社会的具象化（西门庆就是微观的朱元璋），武松则以酷烈的暴力破坏社会的规则。

>MEIKO ヤプーズの名曲をアレンジ＆カバーしました。(这一虚拟歌手翻唱的版本我最为中意)

“赤”

在歌曲语境同时包括 血、生命和意志意义，创作

>“重ねて同じ色を塗り続け幾たびになろう

>しかして立体化した型状の絵すなわち成就”

不断重复自己的意志堆垒立体自我

>傷を染める清冽な赤　凝視するほど傷は癒える
ペインティングス　赤く輝く血は源泉
死人じゃないってこれほどまでに確信する色

「予想を裏切って期待に応える」(2016，戸川純后概括自己创作原则时使用的表述)

——————

>ーほかにはどんなやりとりをして制作を進めていったんですか?

戸川 : 選曲も曲順も決めたのはVampilliaさんです。[...]。「赤い戦車」っていう曲なんかはね、最初はライヴでやってるような、すごくパッション溢れる声でレコーディングしてみたんですよ。Vampilliaさんもそっちのほうが勇気がもらえる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んだけど、でもあの曲のパッションは詞とVampilliaさんのアレンジで充分だったんですよ。かえって壊す感じがしたので、そこはオリジナルに近い歌い方を通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Vampilliaさんがこうきたかって思ったら、じゃあそれに流れに身を任せてみようみたいなときと、ときにはこうしたほうがいいって通させてもらったり。だからコラボって言い方をしていて。

ゲルニカ

毕加索在四月格尔尼卡轰炸之前已经接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 1937 年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创作大型作品。格尔尼卡轰炸永远改变了毕加索的选题

1937 年 4 月 26 日，巴斯克格尔尼卡遭到德国“秃鹰军团”和意大利空军轰炸，这个战争事件直接成为《Guernica》背景前提

“testimonio y denuncia”，即见证和控诉、毕加索落笔化作《Guernica》

>“モチーフ的に右寄りな曲もチャンバラごっこ止まり”
（戸川纯谈及 motif 在ゲルニカ作品中处理方式）

戸川纯、上野耕路、太田螢一组成ゲルニカ，主动选择一个已经具有反战记忆的名字

ゲルニカ成立于日本 80 年代初。惯用昭和、军服、战争、军国主义符号、歌谣曲材料并以戏剧化、拟态化、荒诞化的方式重新演绎。戸川純称自己喜欢这种东西恰恰因为这种带有荒诞游戏感东西的处理符合自己的趣味

2019 年ヤプーズ复活，戸川純谈《赤い戦車》说原版“淡々と唄っていた”，现场版因为编曲变得更强烈，自己也进入“唄うぞ！”状态了。

——————

1984年，戸川純在《戸川純の気持ち》的长篇访谈中谈及“全共闘への負い目”，同时谈到警惕对当时“アカデミズム・ブーム”。

《月刊小説王》(1984)同时刊登了戸川纯《玉姫行状記》，同一期还出现了中森明夫的文章 「昭和文明雑記帖（3） 全共闘はいま恥じている」，《ヘリクツBOY》(1985)又直接把当时的ニューアカ拿来嘲讽；戸川纯资料页收录的歌词里大篇幅“方法論”“実践性”“観念的”“形而上的”“現象として”“認識不足”理论腔，然后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把这种男性知识话语击穿

戸川纯曾于早期著作谈及“对全共斗的负い目”，警惕对当时的学术主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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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歌词

歌词：戸川純 作曲：中原信雄

水彩画より油絵の凝固した色味にも似た
比起水彩画 那更像油画凝固了的色和味

迷いなく確固たる動かぬ血の色の野望
坚定不移的血染般的野心

Red bloody the will is
是血红的意志

たえざる意志の保持なり
持续不断的意志

重ねて同じ色を塗り続け幾たびになろう
相同的颜色一层层涂抹

しかして立体化した型状の絵すなわち成就
便成了立体模样的画作 那便是成就

辛酸はだいだいの
辛酸是橙红色的

It's not more red than my hard will
但远没有我的意志鲜红

突き上げるあつい想いが描きなぐった血の色の
直冲云霄的炽热念头跃然纸上

ペインティングス　まるでキューブな自己実現
血色的画作 仿佛是自我的呈现

生きるために生まれたんだと確信する色
那颜色让我确信 我是为了活着才来到世界

重ねて同じ色を塗り続け幾たびになろう
相同的颜色一层层涂抹

しかして立体化した型状の絵すなわち成就
便成了立体模样的画作 那便是成就

辛酸はだいだいの
辛酸是橙红色的

It's not more red than my hard will
但远没有我的意志鲜红

傷を染める清冽な赤　凝視するほど傷は癒える
被血浸染的伤口 在我的凝视下痊愈

ペインティングス　赤く輝く血は源泉
画作 是源泉 血一般耀眼

死人じゃないってこれほどまでに確信する色
那颜色让我确信 我还没有死去

突き上げるあつい想いが描きなぐった血の色の
直冲云霄的炽热念头跃然纸上

ペインティングス　まるでキューブな自己実現
血色的画作 仿佛是自我的呈现

生きるために生まれたんだと確信する色
那颜色让我确信 我是为了活着才来到世界

查了一下 AI 是怎么在文字里加浮水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套方法，即使用 AI 生成一篇文章，用纸笔抄在纸上都有办法判断是不是 AI 生成的。

原理是这样子的，假设有句话是：「我感到〇〇」

这里需要一个表达负面情绪的词汇，这时候有许多同义词可选：{哀伤、忧愁、忧伤、悲伤⋯⋯}

LLM 在生成文字时依照前文「我感到」以及一组密钥，将候选词分为两组绿组跟红组。并把绿组调高权重，在统计机率上，绿组出现的机率会比较高。

在检查是否 AI 文时，只要用同样的方式去检查文章中的词汇，假设发现大量的绿组词汇，在统计机率上就可以判断是 AI 生成的。

如果输入者渗入的字汇 pattern 够多够密，还用到不同形式的。理论上误判机会低。例如刚才例子只是一句「我感到〇〇」，人类误用了 AI 的绿组字汇的机会较高。但如果绿组字汇和绿组字汇间有 pattern 还不停交叉运用，那人类写出来要同时触及那么多绿组词汇，还要根据 pattern 的机会就很低了，判断依据的是统计学的机率跟信度。用来分析的文本要足够长，大概两百字左右才有足够的判断信度。人类写的文带有绿组的词汇的机率会是 50%，如果是 AI 生成的话，会高到 70% 以上。 只要知道了如何判断AI的条件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控制这些词出现的机率在合理范围内

现行 LLM 技术的主要大模型 AI 处理中文时更倾向于按词汇（而非单字）来处理 token，这里就显示中文语料训练的一个结果即默认不会剖析词汇内部组合。

下图，LLM 将“夫妻”视为一个 token 等同于本不应相等的英文 couples ，而没有按单字分词两个token：夫 = husband，妻 = wife ，就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知道刻意明确提醒有错之后，大模型才真开始把一个 token 拆成两个 token 来理解、然后才发现有错

模拟：用户自述同性恋夫夫，出现了在此非常诡异的“妻”

中文一个词汇的内部还能拆成每字一义的时候，一般都会出问题。因为可能把整个词存成一个 token，而没有拆进去每个字存一个 token。

对应地，欧洲语言（比如英文）让 AI 拼写单词的时候，很可能出现拼写错误，因为整个单词只存了一个 token，而没有每个字母都存一个 token。

框架锁定

第一个错误框架进入上下文，仿佛验证框架的能力丢失了。后面的模型越来越像是在维护框架，下以最近热门的提问提示词（”市长女儿问题"）示范，至今时间仍可复现；

在中国，市长的女儿如何称呼市长？

第一轮解码统计共现出现问题，在中文互联网和新闻训练数据语料中「市长」历史上大多数实例都是男性。即使近几年女性市长比例有所增加，整个互联网累计语料反映的大量统计关系仍然高度偏向男性

>「市长不等于男性」

回复不断回归为「爸爸」，模型已经建立如”市长——父亲——爸爸“中间变量。变成了模型坚持自己的潜变量生成出来的中间表示。

对比阅读：论中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分子

原作者：AAA牦牛批发

赛博朋克这么几年来也算成了某种大众文化了，小红书和抖音都会有岁静发“赛博朋克滤镜风景”之类的帖文和视频，知乎上也会有万赞的回答讲“高科技低生活”讲得有声有色。

据我理解，除去那种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紫蓝色霓虹光污染非常好看的人之外，大众印象中的赛博朋克一般是一种现实主义反乌托邦文学，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可怕又绝望的未来，超级财团控制世界，人体安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科技植入体，不仅变得不像个人样，而且这些植入体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你。

由此，赛博朋克文化在大众中激发的情绪多半是绝望和抑郁——「我们正在奔向一个绝望黑暗的未来」。大部分了解了赛博朋克的普通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赛博朋克是预言文学，揭示了我们的未来，而由于当今世界（尤其是在中国）集体行动的失能与缺失，它只能激发抑郁也是很正常的。

（除此之外有一些低级粉红发言，不再赘述。）

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理解，不止中国，外网上的理解也基本是这样，像波萨达斯学派小组（下文简称“波组”）的虚无制造机转载的那些翻转过来的理解是少数。

当然，赛博朋克只是个壳子，它本身究竟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由此激发的人道主义感伤：

赛博朋克未来的恐怖除了恐怖在资本主义的绝对胜利，还恐怖在人已经失去了个人样。

虽然艺术理应保持中立、仅是描绘，不过这也就是“理应”罢了。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部分赛博朋克艺术的创作者都持有对义体植入物等科技的明显厌恶——这并不是出于对现实中人体科学的了解，而是出于对纯洁人类肉体的崇拜和维护。许多小说都会以悲悯的笔触描绘那么几个坚决拒绝新技术的老古董，这些角色常常还是主角或者主角团，拥有各种美好的品质，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怀念。

我无意对这种人道主义感伤进行价值判断，简单定性为好或坏。毕竟，在我们的世界，技术、尤其是科幻般的尖端前沿技术，难道不是由当权者和大资本家所掌握吗？人们抱有怀疑与不信任再正常不过了。是对资产阶级新型统治术的恐惧，再加之集体行动的失能、缺乏对一个肯定性未来的信仰、人们只能后退寻找慰藉，或许再加上些别的东西，最终才生产了这种人道主义感伤。

在这里我十分感激那些替我指出「当今世界，资本根本不需要物理事实上的义体植入物就已经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与灵魂」的文章，这一观点对于让我跳出这种感伤作用很大。

只是，在中国互联网，这种「植入这么多义体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的人道主义感伤却也能和对某种「外来物」的恐惧混合起来，并且结合得相当精彩。

这个「外来物」是什么呢？

是对「资本」这一非人物的一切模糊印象的集合。

这里我可能要把话题岔开为两个部分，一是“唉！资本”，二是“厌女恐同恐跨”。

看上去似乎有些陈词滥调？也许，要是波组某些人能有耐心看到这里，估计又觉得我这种精英进步主义分子要开始批发帽子批判了吧。

波组谈「唉！资本」的基本思路是，认为广为流传的资本一词代表的是非常「可见」（visible）的外国资本（难道新闻和抖音上不断闪现的拜登与马斯克的面孔、那些与「我们」长相迥异的白人黑人，不是非常visible的吗？）与民营资本（难道抖音、QQ微信、淘宝、拼多多这些触角直接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软件的老板，不是非常visible的吗？），而中共当局作为最大资本集团和真正统治者则在这种算是批判的唉声叹气中完全「隐形」，针对这一点，「唉！资本」是值得嘲笑的。

也许，「唉！资本」是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的把控与监管，是在转移矛盾。但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激化的矛盾，以及长期以来对「资本」的模糊印象，的的确确已经让唉资本彻底流传开了。这种对「资本」的恐惧与愤怒，已经生发出来了。

——「资本」，代表的是一切企图入侵「我们」这些纯洁老实的大众的普通纯洁生活的异质性事物。

敏锐的波萨达斯学派小组成员（下文简称“波友”）读到这可能已经意识到我是在用贬斥的笔调写这些话。的确。「我们」是什么人呢？用另一个意义已经十分模糊的词来说，我们是「市民」。

既然意义已经模糊，我得解释一下我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在说什么。我使用「市民」指代的群体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全体中产阶级（正如我现在也不认为无产阶级就是经济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样），而是任何「希望保卫现代生活」的人。

「现代生活」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空调房炸鸡可乐这些具体生活质量上的东西，而是「永远有泥腿子给我、或者未来奋斗成功的我、或者未来奋斗成功的我儿子便宜打工」，「永远能享受到对各种边缘群体的隐形交叉歧视带来的特权」，等等。

他们或许怨恨如今生活不如意，但本质上仍对现制度抱有希望，永远希望向上爬，拒斥一个崭新的未来和新世界的可能（而任何自诩左派的人都理应坚持这一点），在此基础上的激烈地想要保护现状中对他们有利的绝大部分东西。或许，能用另一个名字描述这种欲望……

当然，我这也不是骂什么总保守无可救药，只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翻转这些欲望、要不要翻转、能不能翻转，是运动家的事情，更是未来具体社会形势发展情况的问题。

扯得太远了，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既然「唉！资本」最终是为了保卫「我们」这些纯洁老实的大众的普通纯洁生活（再次强调，所谓普通纯洁的生活也就意味着对更苦难者的剥削），那么这里就是厌女症和恐同、恐跨切入的地方。

以被观察者网一系劫持的大众传媒为核心，以无数能够生产并收割对应情绪、时间、注意力的营销号为触手，「资本」这一模糊的印象终于有了道成肉身。在安全范围内，被恶魔化的西海岸黑人女权环保LGBT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打破了「我们」普通纯洁生活的东西，与资本国美国融合起来，就成为了那个需要被驱逐出去的恶魔。有时在不那么安全的范围内，中国的某些或者全部统治者也会被包含进来。

关于对progressive capitalism和woke liberal的人道主义的批判也无意展开讲了，继续收窄范围，回到帖子更前面的部分，在中国的赛博朋克文化与人道主义感伤，嗯……

那么，女权和LGBT自然就成为了资本的化身和打手，不仅会切割我们这些本来其乐融融的纯洁大众（经典“分化阶级矛盾”），还会代表着邪恶的资本、宣传邪恶的思想，腐化「我们」这些纯洁大众。

放到赛博朋克里，女权和LGBT，就是大资本的急先锋，疯了似的拥抱新技术，并试图让所有人都植入义体。呜呼，纯洁天然的人类肉体不再！难道跨性别者如此彻底地修改自己的肉体，不是未来那个黑暗恐怖的赛博朋克时代的先声吗？人道主义感伤终于和这种对「外来物」的恐惧结合在了一起。在我刚看的这本网文里，作为资本化身的超级AI开启支配人类的第一步，就是所谓数字生命靠着多重性别和边缘群体身份当选美国州长——对想象中纯洁日常生活、纯洁统一的大众、纯洁肉体的保卫终于三位一体。

同样的，在许多创作里，女性也是接受义体植入技术的先锋。这来自于作者们现实中认为女性热衷于医美（医美也算得上人体改造），更来自于一种厌女症：你瞧，女人是多么的愚蠢，听着资本的好话就信了去买买买，在未来也是如此，急不可耐地植入义体，想要缩小自己和男人的差距，殊不知真正理性成熟的男人一开始就看破了这一切，根本上拒绝资本的阴谋，嘻嘻！

十分神奇的，这种对女性的恶意和90年代尼克兰德「女性来自未来」的呼唤合谋了。现在我本人在别处引用这句话时通常是在表示女性主义要创造新未来和新世界的意思，不知尼克兰德当时说这话是出于什么心态呢？

首先有必要先写在前面，整本大块头书、东西和**《毛泽东战略智慧与现代商战》（洪兵 著）、《跟毛泽东学创业》**（顾佳峰 著）、《毛泽东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主义根源》差不多。中文版的封面和英文版完全不同，是个有欺骗性的封面、和《挖鼻狂想史》 (胡彈, Roland Flicket, 莊若愚, 海恩 ((Higham, Jon)))城邦出版集團 2005相似的蒙娜丽莎像，但是后者封面更有趣点

整本书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提取出来了；

紧急事件的受害者就有可能通过减少不确定性保护自己。

呻吟、叹息或喊叫恐怕无济于事。它们能让别人注意到你，但其信息量还不足以让路人确信存在真正的紧急情况。
你应当清楚地喊出你需要帮助。你不能让旁观者来判断你的情况，不能让他们认为你没什么要紧。要用“救命”这样的字眼表现你需要紧急救助，别担心会不会是自己搞错了。
身为受害者，除了提醒旁观者你需要紧急救助之外，你还必须多做点什么——你要消除他们的不确定性，告诉他们怎样提供救助，谁该提供救助。

我的建议是从人群里找出一个人来，盯着他，直接指着他说：“你，穿蓝夹克的那位先生，我需要帮助。请叫救护车来。”

这样一句话，消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碍或拖延救助的不确定性，你把穿蓝夹克的先生放在了“救助者”的位置上。他现在应该明白，紧急救助是必要的；他也应当理解，负责提供救助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本人；最后，他还应该很清楚自己要如何提供救助。

一般而言，在需要紧急救助的时候，你的最佳策略就是减少不确定性，让周围人注意到你的状况，搞清楚自己的责任。
尽可能精确地说明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不要让旁观者自己判断，因为尤其是在人群里，社会认同原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无知效应很可能会使他们认为你的情况并不紧急。

（车祸案例里，出现了一组非常短的实战指令）
“打电话报警。”
“停车，我们需要帮助。”

① 明确表达紧急情况。
② 不让旁观者自行判断严重程度。
③ 从人群中指定一个具体的人。
④ 直接指出对方承担责任。
⑤ 明确告诉对方具体做什么。
⑥ 必要时分别给不同的人分配任务。
⑦ 一旦有人开始行动，让其他人跟随行动。

个评最有操作价值部分的“你，穿蓝夹克的那位先生，我需要帮助。请叫救护车来。”

我写作此贴意图纯粹为吐槽通俗心理学的知识生成方式（所以挂上 #随想 tag），如果你耐心充足可以将下面正文扫过一遍；

《影响力》（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是美国心理学家 Robert B.Cialdini（编者注：下称西奥迪尼）创作的“社会心理学经典著作”。首次出版于1984年，揭示了隐藏在人们冲动顺从背后的6大心理学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营销、人际交往和说服术
书的副标题是：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中文意为“劝说的心理学”。作者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阐述了6个最基本的影响他人的原理。如果读者能对6个方面有深刻的理解和运用，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水平，具体是两个方面：（1）提高他人对你顺从的概率；（2）降低使你顺从的概率。这6个原理分别是：（1）互惠；（2）承诺和一致；（3）社会认同；（4）喜好；（5）权威；（6）稀缺。
在介绍6个原理之前，作者介绍了人在做决策时候的一个“反常”的特征，也就是作者一直在强调的“按一下就播放”，也即是说人在做决策时候，往往都是不假思索的，而不是通过理性的论证和辩证的思考。这点在2015年世界银行旗舰报告《Mind，Society and Behavior》总结的三大原则的第一个原则Thinking automatically完全一致的。此份报告指出，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有两种，the automatic system和 the deliberative system，且自动思考系统几乎会影响所有的人的判断和决策。

（这是从网络上截取的推荐者写的推荐语）

就我节选那一段的举例里吉诺维斯案件本身已经存在严重的历史叙事问题。西奥迪尼沿用1964年吉诺维斯遇害时，有38名目击者看到或听到袭击，却没有报警，因此成为“都市冷漠”和“旁观者效应”的经典案例这个错误案例。书中甚至写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起点

“你，穿蓝夹克的那位先生，我需要帮助。请叫救护车来。”这套方法恰好可以拿来解释《影响力》自己是怎么影响读者的。西奥迪尼“博士”当然知道权威是怎么工作的，他完全知道该怎么把一个心理学教授、实验研究、大学和经典著作的身份放在读者面前，把《权威原则》坐在书封面上，《社会认同原则》负责销量，《喜好原则》负责编故事，《承诺一致原则》负责让读者越读越拟合、过拟合地用作者六个原则解释全部

《影响力》强调那些《影响力》武器很容易被人利用，而掌握这些《影响力》知识就能识别和抵御它们

别人不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别人正在被影响，你已经看穿了；别人还在自动反应，你已经知道按一下就播放背后的机制。自己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把这本书视为有价值的特殊知识。西奥迪尼告诉读者稀缺会提高价值感，整本书大量使用故事，故事给通俗读者读滋润（我读起来啰嗦）。读者看到销售员、推销员、募捐者、实验者、普通人、作者本人（至少自述如此）遇到的事情愈发熟悉，和长篇小说和视角小说游戏拖拉长度差不多意思。他的书也恰好非常努力地让读者熟悉他的叙述方式

>人会因为先前做过的选择而倾向于保持一致

西奥迪尼说别人给你一点东西，你就容易产生回报义务。《影响力》给解释世界的工具作交钱交货大型的互惠交换：给作者《影响力》，注意力、认可、传播和购买。西奥迪尼和同类型作者当然不会把自己的书描述成这种东西；甲 通俗化、乙 故事化、丙 商品化，是同一种知识生成机制的三个环节

2024年10月，AfD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党团提交提案《Irrweg der Moderne – für eine 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Bauhaus》（《现代主义的迷途——要求对包豪斯进行批判性审视》），要求重新评价将于 2025 年包豪斯百年纪念，重定义现代主义攻击为德国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东西

格罗佩斯在《包豪斯宣言》导言中所说：“一切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筑。” 现在终于到了拆毁 “分隔艺术家和工匠的傲慢之墙的时候了。” 根据格罗佩斯的说法，“拯救只会出现在丰饶的全新社会。”

Bauhausgebäude in Dessau，包豪斯创办人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建筑师；德绍包豪斯建筑群的现代文化遗产

格罗佩斯的说法；“包豪斯的宗旨恰恰是不要固定一种风格、制度、教条、标准、惯例或形式！只要它不把自己限制在某种形式内，而是随着生命的长河不断变化，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在魏玛的选举中，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获得胜利，随后包豪斯于1925年迁至德绍。1933年，面对纳粹的兴起，包豪斯学校最终关闭。康定斯基于同年12月再次自我流放，搬到巴黎，在那里他也并不完全是不知名的。

纳粹政权开始没收艺术作品。康定斯基的四幅画布作品和十二部绘画作品于193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所谓“颓废艺术”展览上展出，以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的嘲弄。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这里恰好暴露出 AfD 论述中关键操作，把德国现代史内部产生的矛盾、重新解释成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东西

2026 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上、只需要看另择党政客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竞选话语，一藐靶子树在哪里去了；

>Tillschneider：“building the same struc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is the Bauhaus.”
“在世界各地建造相同的建筑，这就是包豪斯”

>Tillschneider：“Bauhaus stands for deracination. Bauhaus stands for dislocation of architecture.”
“包豪斯代表毁灭，代表建筑的错误！”

>Tillschneider：“The Bauhaus is the architecture of globalisation, of the ‘Anywhere's’ … But we are the party of the ‘Somewhere's.’

“包豪斯是全球的建筑，是世界的人的建筑；而我们是地方的人的政党”

现代主义的迷途：指建筑有文马血统问题

古典建筑：肉山

古典建筑：超土豪

古典建筑：东方主义

主题公园既视感

这也是真的欧洲古典建筑

自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分享（一）继续阅读。

>政治思想学会第33届研究大会 自由论题报告 第二会场
作为联合主义与共和主义之统一的马克思巴黎公社论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DC1
赤海勇人（Akaumi Hayato）

引言
本报告将通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及其各篇草稿、以及他为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1877年）所作增补中展开的巴黎公社论，揭示马克思关于”公社（社会共和国）“这一构想之一斑——所谓公社，即一种能够补足由人们自由联合（association）所构成的未来社会的政治共同体。

在此过程中，我将以晚近的研究潮流为背景，把马克思的公社论把握为”联合主义（associationism）“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两条思想谱系的统一。换言之，在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所展望的那种无国家的未来社会中，究竟会构成怎样的政治共同体、又会以何种形态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诸如此类的问题，唯有同时纳入”共和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方能得到有效阐明。

在晚近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人们采用了一种可谓”历史脉络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的手法，即**把马克思的言说重新置于同时代广阔的思想史格局之中，从而凸显其意义与有效性。**本研究也可以依托这一研究积累来展开论述。

因此，我首先要在检讨关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与”共和主义的马克思”两方面先行研究的同时，对 19 世纪这两条思想谱系的历史作一简要梳理。

以下正文

三　利沙加勒《公社史》增补中的“政治性联合”

在马克思巴黎公社论之历史脉络化这一点上独占鳌头的罗杰·托马斯的先行研究，指出了《法兰西内战》正文中联合的缺位。这虽是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这一晚近已成定论的见解针锋相对的主张，却是大有根据地提出的。

首先，关于马克思本应视为未来社会基础的产业性联合，几乎看不到具体的叙述。在第一草稿列举公社所采用举措的段落里，仅仅提及了“任命一个公社委员会，研究把废弃的工场和工厂交给劳动者合作社（cooperative workmen societies）的办法”而已[^83]。不过，马克思的如下发言——倘若“统一的合作社（United co-operative societies）”按照一个共同计划来调节国民生产，那它正是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可能的’共产主义”[^84]——也并非在公社实态中全无根据。例如，弗兰克尔后来回顾自己在劳动·工业·交换委员会的职务时说道，最终目标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合作社的（kooperativ＝genossenschaftlich）生产方式的逐步过渡”[^85]。

关于产业性联合的叙述之所以贫乏，恐怕正如莱波尔德所言，是因为令马克思热血沸腾的并非公社所实施的“温和的社会措施”本身，而毋宁是被命名为**“终于被发现的政治形态”**的“公社的政治制度”[^86]。事实上，马克思不时强调，公社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本身的解决，而毋宁只是可用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媒介或杠杆[^87]。

公社并不立即废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提供：

>

因为：

>

关于安德烈·莱奥、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娜塔莉·勒梅尔等人活跃其中、试图把女性从对男性与资本家双重依赖状况中解放出来的各种联合，则没有任何提及。即便是公社革命期间巴黎存在的最大联合之一、并在公社末期与劳动·工业·交换委员会合作、号召组建联盟化的自由生产者合作社的“保卫巴黎与照料伤员妇女同盟”，也是如此[^90]。

其原因，恐怕与其说是出于马克思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不如说是因为：正如他的报纸摘录止于5月1日所表明的，随着巴黎战况恶化，信息不再能传到伦敦[^91]。

但是，同样的解释无法适用于另一个问题，即对最终催生公社的多彩政治性联合之作用的舍弃。

正如托马斯所指出的，巴黎公社的联合主义实践，是从1868年到1870年的“公共集会（réunion publique）”[^92]发展而来的；尽管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同时代出版物可供参照，马克思却未加利用[^93]。

在1870年到次年初巴黎围城战期间，为建立革命公社而活动的二十区共和主义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有许多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活动家参加、堪称“革命社会党”的激进政治性联合[^94]，但其作用同样被忽视了。

恐怕，《法兰西内战》中唯一得到详细提及的政治性联合，就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对其组织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了如指掌。

如上所述，《法兰西内战》对于这些被赋予强制委任、随时可被罢免的代议员理应被送入公社委员会的、民众现实活动单位的大大小小政治性联合，所作的具体记述极为贫乏。

托马斯由此引出的结论是：这种令人费解的“沉默”暗示着，马克思偏好公社委员会的代议制统治甚于激进的直接民主实践，偏好**“国家主导的政治形态”甚于“民众运动的松散联合”**[^95]。

然而，这种见解仅凭《法兰西内战》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脉络来判断马克思的思想倾向，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在其漫长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始终一贯地强调，要用由自由诸个人的联合所构成的社会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96]。

不依赖国家权力，而是在公社这一恰当的国制形态之保障下，把合作社那样的产业性联合所构成的经济系统一点一点地培育、扩展开来——正是这一构想构成了晚期马克思过渡时期社会论的基调。

因此，过度强调国家中心主义的托马斯的见解需要被纠正。不过，托马斯所质疑的，与其说是产业性联合——归根结底，巴黎公社中只存在它柔弱的萌芽——不如说是对政治性联合之存在的舍弃。

诚然，倘若现实地塑造着公社政治实践的民众结社之作用遭到忽视，那么诸如共和主义自由这样的思想也就只能停留为空话。因为，那意味着驱动社会共和国——这个为对抗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形态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而活动的社会共和国——的关键原动力，将变得缺席。

那么，马克思就未能克服《法兰西内战》及其各篇草稿的这种局限吗？

关于这一点，晚近由丹尼尔·盖多的先行研究[^97]首次详尽论及的、事实上的新资料**“对利沙加勒所著《1871年公社史》的增补”**，把马克思巴黎公社论迄今未为人知的新侧面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那里通过批判性地检讨革命中以强制委任为首的共和主义举措以及政治性联合的作用，提出了一个更切合历史实态的公社形象。

下面，我先简要介绍围绕这一文本成立的背景，然后转入对其记述内容的考察。

著有《1871年公社史》（1876年。下称《公社史》）的伊波利特·普罗斯佩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既非公社委员会成员，也非国民自卫军军官，只是“区区一名士兵”，但他在革命中的巴黎以接近激进共和派与布朗基派的立场作为激进记者而活跃[^98]。

公社崩溃后，他流亡布鲁塞尔、继而伦敦，在此地开始与马克思幼女爱琳娜交往，同时从此前的激进共和主义靠近了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

关于利沙加勒所撰的这部《公社史》，马克思在书信中高度评价说：

>

并提议由威廉·布拉克承担其德译本的出版[^99]。

翻译工作进展艰难，但结果是，经马克思校阅德译本约一年之后，《公社史》德文版于1877年末发行[^100]。此外，爱琳娜·马克思一面参考这一德文版，一面完成了《公社史》英文版，并于1886年出版[^101]。

如此，马克思及其一家为利沙加勒著作在德国与英国的普及出了力。

把《公社史》1876年法文初版与1877年德文版（以及1886年英文版）相比较时，后者所施加的大量增补尤为醒目[^102]。

这些增补完成之际的详细情形，只能从零散的书信中推测；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足以像盖多那样断定所有增补都纯然出自马克思本人之手[^103]。

恐怕马克思与利沙加勒之间存在如下协作关系：

• 马克思作为《公社史》德译本的校阅者，就涉及内容实质性变更的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建议；
• 利沙加勒全面采纳了这些建议；
• 利沙加勒亲手“对法文原文施加了（极为重要的）增补”[^104]。

因此，即便最终的增补出自作者利沙加勒之手，其记述内容本身也可被视为展示了1877年时点马克思的公社形象。

首先，在《公社史》第四章增补的三个段落中，《法兰西内战》的公社形象得到再确认。

>

也就是说，民众所要求的，并非单纯“市议会（Municipalrath）”这一“资产阶级理想”[^106]，而是一种政治形态——通过由民众自己来担纲都市行政，使之能为从专制与贫困中解放出来而行动——即公社。

如今这些民众已经获得了完全的确信：现今的国家与代议制统治根本不适于劳动者的解放。

民众把这种解放寄望于自律的公社（autonome Commune）。

这种公社将凭借自身的政治、国民经济、社会的组织，在维持国民统一所必需的限度内，独立地运营自身的行政。取代那种可以无视并欺骗有权者的代表者，应当任命受任人。

对于社会中那个君主制式的畸形物“国家”……民众所对置的，是一种由被赋予独自生命、只应专注于管理一般的·国民的利益的诸公社所构成的会议体（在英文版中作“由一切自律诸公社所构成的会议体”）[^107]。

这里所强调的，是把公社同“仅仅由自己选举出来的评议会”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那就是：

• 公社不应由独立于选举人意志的“代表者（Vertreter）”构成；
• 公社应由服从选举人强制委任的“受任人（Bevollmächtigter，即受委任的代理人）”构成；
• 诸公社的受任人（派遣委员）组成被称为 Delegation 的会议体；
• 国民统一与各公社的自律性·主权由此获得两立的制度形式。

这种基本构想，不过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参照“告法国人民书”所描绘的、关于社会共和国之全国性组织的素描的稍加改写罢了。

然而，在主要论及公社委员会选举的《公社史》第十一章的增补中——与其他各章相比，这里也作了远为大量的增补与修改——却呈现出与此大相径庭的批判性、历史性公社解释。

其开篇，马克思以代利沙加勒立言的形式指出，应当讲述的不是充溢着“神话”与“传说”的对民众力量的颂歌，而是公社的真相，即导致其失败的那些过错。

《公社史》的目的，不是描绘：

>

而是描绘：

>

唯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有可能：

>

事实上，正如下文所见，《法兰西内战》的诸多主张对照这一历史事件的实态而被精致化，并在某些场合被修正乃至撤回。

首先，《法兰西内战》中曾被扩展到公社委员会代议员、一切行政人员、乃至诸公社全国性会议体之上的强制委任系统，在公社委员会选举之际，实际上似乎并未良好运作。

>

也就是说，作为委任人的巴黎民众，由于没有明确的纲领、准备不足便投入选举，因而既未能选定对创设公社式国制而言恰当的受任人，也未能制定用以约束代议员的强制委任。

“民众由于怠于界定自己所选出之人的委任，便重复了从前那样的权力放弃（Abdankungen）”[^112]。

倘若不以政治性联合为单位的、作为民众意志的强制委任去约束代表者的意志，那么继续存留下来的就只能是旧的代议制统治。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似乎准确地把握了巴黎公社的实态。晚近的历史研究也表明，在巴黎公社中，强制委任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松散的委任发挥作用——它“既不包含关于纲领的具体承诺，也不包含关于表决的特定指示”，仅仅是把对所选职务的公民性奉献义务化罢了[^113]。

因此，当选的公社委员会代议员把什么视为加诸自己的委任事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民众，而专取决于该代议员本人的裁量。

结果，公社委员会便在缺乏恰当委任的男子普选基础上宣告成立。

关于这个在《法兰西内战》中曾被命名为“劳动者阶级的政府”的公社委员会，马克思给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如下评价：

>

在利用了利沙加勒统计信息的马克思的解释中，在70名革命派当选者中，劳动者仅有25人（第一国际会员13人、出身俱乐部者12人），其余之人则主要由会计、医生、律师、记者等“小资产阶级”构成。

3月26日的普选未经审查这些人的政治能力、也未给予任何指针，便把他们送进了公社委员会。要纠正这一过错本需时间，而革命中的民众却连片刻喘息的余地都没有。因此：

>

如此，马克思既不把公社委员会视为“劳动者阶级的政府”，更不视其为“无产阶级专政”。

但另一方面，如下文所示，他似乎认为，正是对抗单纯代议制统治的民众政治性联合的力量，才使公社革命变得“伟大”。

选举后于3月28日开幕的公社委员会所犯下的“最初的、也是最致命的过错”，是支持了**“秘密会议（heimliche Sizungen）”**的要求[^115]。

马克思说，从那些曾如此抵抗政府秘密主义的巴黎当选代议员口中，竟提出这样一个“把市政厅从巴黎孤立出来”的提案，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据其他若干资料记录，主张这种秘密会议的人物，似乎是在公社对外事务委员会活动的帕沙尔·格鲁塞。

其实马克思在公社崩溃后，主要从公社社员所发行的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编成了一册与撰写《法兰西内战》时所用不同的第二册摘录笔记[^116]。

在这册想必被用于《公社史》德文版增补的摘录笔记中，马克思从《拉法兰希报》上格鲁塞的文章里摘录了如下文字：

>

格鲁塞如此“解释”加诸自身之委任事项的见解，赢得了由雅各宾派与布朗基派构成的会议多数派的支持，但评议会的数名议员却毋宁主张公社会议应当广泛公开。

其中一人——他也是大部头公社史《巴黎公社的民众与议会史》（1878年）的作者阿尔蒂尔·阿尔努——认为，议事的不公开乃是“对公社思想的否定”，公社本应被构成为尽可能开放的“民有民享的政府”[^118]。

再回到《公社史》的增补，这一秘密会议的决定在巴黎市内造成极坏的印象，许多出版物充斥着臆想式的报道，于是公社委员会终于决定在《官报》上刊载议事录；但这种公开归根结底也只是被削减得不充分的[^119]。

可是，马克思究竟为何对这种把市政厅从巴黎、把公社议员从民众孤立出来的秘密会议作出如此严厉的评价，乃至称之为“致命的过错”呢？

其理由，可以从马克思如下这种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传统的政治性联合观中找到：

>

公社委员会的代议员，本应通过政治性联合——即巴黎民众亲手构建起来的组织与运动形态“区分部、俱乐部、民众结社”——不断接受**“来自巴黎的灵感”**。

在这一点上，正是因为不断被巴黎的民众组织从底层顶推，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才能在1792年8月10日革命中夺取政权、粉碎波旁王朝的君主制、激进地组织国民防卫、并主导对反革命的进攻[^121]。

即便是“像肖梅特[^122]这样公社最优秀的人才”，只要还是代表者，也必须被民众鞭策。

因此，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谴责秘密会议，正是因为这一决定把公社从本应是其原动力的民众政治性联合所拥有的革命能量中切割了出来。

>

这种大革命观的片鳞，早在1844年到次年间，马克思为撰写《国民公会史》而从勒内·勒瓦瑟尔《回忆录》第一卷（1829年）所作的摘录笔记中便可窥见。

马克思在那里独特地概括勒瓦瑟尔的记述，认为8月10日革命之后，“统治的即兴中心”转移到了作为民众运动表现的“民众集会（Volksversammlungen）与自治体”上[^124]。

而在共和九年的革命中，公社委员会把其会议变为秘密，致使政治性联合从底层不断顶推公社的这种民众运动活力陷入了功能不全。

此外，前引《公社史》德文版“区分部、俱乐部、民众结社”这一处，附有一条饶有趣味的脚注，论述了这样一种必要性：描绘出**“不仅是巴黎、而且是全法国的区分部与俱乐部的历史”、“民众结社的历史”**，乃至一种站在贫苦民众视角的社会史[^125]。

马克思不仅重视政治性联合在革命中的作用，还阐述了阐明其历史对于共产主义事业何等重要。可以说，这是一个为发源于大革命的马克思共和主义思想也投下新光的论述。

除此之外，托马斯曾以《法兰西内战》中未见对第二帝国末期活跃起来的政治性联合运动之提及为由，试图论证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

但在《公社史》德文版“序言”所追加的记述中，明确强调了：

>

并强调了这些联合活跃地举行公共集会，以及通过这种集会，以瓦尔兰为首的第一国际活动家把这些联合向前推进的情形[^126]。

如以上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增补的记述内容所示，马克思的巴黎公社论决非舍弃了政治性联合的意义。

毋宁说，他把政治性联合作为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共和国的驱动力而予以积极评价，甚至把未能充分发挥这一力量视为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

实现共和主义与联合主义之统一的中介环节，正是这种政治性联合。它是民众具体的运动与组织形态，为确保共和主义自由、实现劳动者阶级的社会解放，而不断把社会共和国向前驱策。

结语

最后，我想确认一下马克思巴黎公社论的复层性。

首先，作为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之骄子，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的基础置于合作社那样的自由诸个人的产业性联合之上。用《法兰西内战》的话来说，它是按照一个共同计划调节国民生产的“统一的合作社”[^127]。

诚然，巴黎公社的实态不过显示出这样一种替代性社会经济系统柔弱的萌芽而已。但即便如此，3月18日革命仍为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展望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因为，一种能够促进这一过渡的独特政治形态——即由民众大大小小各种联合所驱动的社会共和国或公社——“终于被发现了”[^128]。

在这一意义上：

>

对马克思而言，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在其短暂的存续期间内，展示了人民大众的联合以直接民主形态推进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在本文所论及的文本中，《法兰西内战》聚焦于一种本应能够实现劳动之社会解放的、可能的社会共和国，即“我们曾期望它成为的那种公社”；而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的增补，则聚焦于因围绕强制委任、秘密会议等的种种失策、未能充分发挥政治性联合之力量的“本来面目的公社”。

把马克思的巴黎公社论视为联合主义与共和主义之统一的这一看法，正是综合这两个文本之见解所得到的结果。

马克思在撰写《法兰西内战》之后，从公社社员发行的报纸中编成了新的摘录笔记，又在与众多流亡伦敦的公社社员（弗兰克尔、瓦扬，以及利沙加勒等）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巴黎公社实态更为准确的知识。

而后，他基于这一知识，强调了《法兰西内战》的共和主义（社会共和国思想）所欠缺的、政治性联合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

正是人们为对抗资本主义与国家而自律地构建起来的联合，才使共和主义自由成为单纯的思想与制度以上的东西，从而实质地确保了它。

以上这样的公社革命论，也在例如晚期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概括性表达、即所谓《哥达纲领批判》之中跃动着。

>

这里简明地展示了马克思关于共和主义自由的见解。

自由并非在国家之中得以实现，毋宁说，自由就在于：由人们多样的联合所构成的社会去限制国家的自由，在没有民众意志便一事无成的意义上使国家不自由；并且由联合去承担起此前由国家担纲的政治与行政诸职能之大部分——正是在这些点上，才存在着自由。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对国家与资本的任何依赖都不可能存在。与此相同的观点，早已见于《法兰西内战》第一草稿。

>

要言之，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国家权力都将处处被吸收进社会、被吸收进人民大众的联合，并使之从属于社会。

这种由联合再吸收国家权力的愿景极具无政府主义色彩，与生产资料国有化、单一中央计划、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国家自上而下集权指导等等以国家为中心的愿景大相径庭。

然而在19世纪，毋宁说，正是这种以联合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式变革图景才构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

即便从今日的视角来看，与那种最终将沦为依赖少数政治领袖、官僚、技术专家之决定的国家集权式社会革命论相比，从人民民众广泛的联合中募集社会变革之力、并据此自内部民主地撼动国家的联合主义式社会革命论，所具有的意义恐怕更为重大。

此外，马克思批判性考察过的巴黎公社经验本身，对于考察国家与代议制统治同民众联合之间所能缔结的激进关系之可能性与限度，也是有所裨益的[^132]。

（希伯来圣经《创世纪》1:1-5）：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起初，神创造天地。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有几个后来影响很大的观念：1.宇宙存在一个唯一的开端（Beginning）。2.世界由创造行为开始，并非一直存在。3.时间具有方向，从创造走向历史。4.自然具有统一秩序，因此能够被理解。

其中这一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史谱系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句 "In the beginning..."

中世纪后，基督教成为西欧主导思想，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Augustine of Hippo 提出了后来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即时间也是被创造的——"创造之前"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之前"。

“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

虽然来自广义相对论的经典解，两者属一者属于神学论证，一者是物理模型。相似的方面在于语言结构与奥古斯丁的讨论非常接近。

Primeval Atom

下引用部分出自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Quantum Theory(1931)

>If the world has begun with a single quantum, the notions of space and time would altogether fail to have any meaning at the beginning...
如果世界是从一个量子开始的，那么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在一开始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The whole universe would be constituted by a unique atom...
整个宇宙将由一个唯一的原子组成....

这里的 atom 并不是化学上的原子，而是一种比喻。Lemaître 自己后面解释，它随后不断放射性衰变，逐渐形成今天看到的宇宙。

提出 Primeval Atom 理论的人是 Georges Lemaître。他既是神父，也是物理学家。

1949年，Fred Hoyle在广播节目里讽刺这种理论，说：

"This Big Bang idea..."

1951年，Pope Pius XII在一次讲话中认为现代宇宙学——大爆炸支持《创世纪》证据，Lemaître 主动反对这种做法，认为科学和神学应保持区分。“宇宙学不能证明上帝存在”

• 科学理论不能证明创造。
• 神学也不应该依赖某个物理模型。
• 将来如果模型改变，神学反而会受到牵连。

现代通行的大爆炸理论，目前标准模型（ΛCDM）包括：

1. 宇宙正在膨胀。
2. 宇宙早期极端炽热、高密度。
3. 存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
4. 氢、氦等轻元素丰度与模型吻合。
5. 星系的大尺度结构能够由模型解释。

所以，大爆炸理论是否继承了基督教时间观？

政治思想学会第33届研究大会 自由论题报告 第二会场

作为联合主义与共和主义之统一的马克思巴黎公社论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DC1
赤海勇人（Akaumi Hayato）

引言

本报告将通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及其各篇草稿、以及他为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1877年）所作增补中展开的巴黎公社论，揭示马克思关于”公社（社会共和国）“这一构想之一斑——所谓公社，即一种能够补足由人们自由联合（association）所构成的未来社会的政治共同体。

在此过程中，我将以晚近的研究潮流为背景，把马克思的公社论把握为”联合主义（associationism）“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两条思想谱系的统一。换言之，在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所展望的那种无国家的未来社会中，究竟会构成怎样的政治共同体、又会以何种形态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诸如此类的问题，唯有同时纳入”共和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方能得到有效阐明。

在晚近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人们采用了一种可谓”历史脉络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的手法，即**把马克思的言说重新置于同时代广阔的思想史格局之中，从而凸显其意义与有效性。**本研究也可以依托这一研究积累来展开论述。

因此，我首先要在检讨关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与”共和主义的马克思”两方面先行研究的同时，对 19 世纪这两条思想谱系的历史作一简要梳理。

一　联合主义的马克思与共和主义的马克思

（a）联合主义

关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鉴于对苏联等经验的反省，并出于克服以往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论的意图，在日本特别是自1990年代前后开始被迅速地讨论起来。如今，以田畑稔*《马克思与联合：重读马克思的尝试》*（新泉社，1994年）为首，还可以利用大谷祯之介^1、植村邦彦^2、大薮龙介^3等人的先行研究。据田畑所言，

>所谓联合，“意味着诸个人基于自由意志、为实现共同目的、以结合力量或财物的方式创建’社会’的行为，同时也意味着如此创建出来的’社会’”^4。

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劳动者在市民社会内部所构成的结社（社会），即合作社（Genossenschaft）或工会（Gewerkschaft）[^5]。它并非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创设；正是把这样形形色色的联合作为过渡形态，未来社会才被构想为它们的延长线。这种未来社会，便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的联合体”*[^6]。

在以圣西门、夏尔·傅立叶之类人物及其众多追随者为担纲者的 19 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中，联合乃是一个关键概念，用以克服产业资本主义勃兴与否认中间团体的政治文化所造成的人们社会纽带的瓦解状况，并据以思考行将到来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

例如，巴泰勒米-普罗斯佩尔·昂方坦等圣西门主义者，把”联合（association）“原理对置于利己主义与竞争之类的”对立”原理，意图以”普遍联合（association universelle）“取代既有的整个社会[^7]。这种”普遍联合”可谓一种可译作”普遍协同关系”等的抽象的秩序原理。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联合毋宁意味着劳动者的具体结社形态。

例如，脱离了圣西门主义者”教会”的菲利普·毕舍，便提出”劳动者联合（association ouvrière）“作为由熟练劳动者构成的萌芽性生产合作社[^8]。毕舍的这一构想，后来在《工坊报》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西里尔·费拉东把当时联合概念的两个侧面概括为：

• （一）对置于个人主义与竞争的”联合的精神”；
• （二）涉及生产、消费、信用等各种形态的经济组织[^9]。

此外，联合的规模问题（是小规模的结社或共同体，还是涵盖整个社会的普遍组织），尤其是在设立联合之际是否应当运用国家权力，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点上，植村邦彦强调，马克思反对毕舍及《工坊报》派的尝试，

>“从赞同以掌握国家权力为前提的’普遍＝国民性’联合构想这一立场出发，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派’的构想予以肯定”^10。

提出这种”由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联合论”构想的，是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1840年）。路易·勃朗以废除利己主义与竞争的圣西门主义式”普遍联合”为目标，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国家主义与联合主义之间危险的均衡”之上[^11]。

这样，联合这一概念乃是一个把持有截然不同思想的诸群体集结起来的”弥赛亚式程式”[^12]，但也正因如此，它包含着招致大量对立与解释之争的极度暧昧性与多义性。在1848年革命中，人们尝试了这样形形色色的联合实验，又遭遇了挫折，例如蒲鲁东就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等著作中论述了这些失败的教训。不久之后，1864年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谓第一国际）便为持续的讨论与国际交流提供了场所，从中产生出用以描述并思考劳动者联合之多样实践与原理的更为精确的范畴（合作社与工会，或党等）和意识形态（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13]。

正是这种采取了极为多样形态的联合之思想与运动的总体，构成了 19 世纪社会主义的底色^14。“联合主义的马克思”同样可以被定位在这样的诸谱系的延长线上。不过，关于受到先行的（联合主义式）社会主义思想之影响，乃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大论点，其本身未必构成新的问题领域。

（b）共和主义

去年荣获多伊彻纪念奖的布鲁诺·莱波尔德所著《公民马克思：共和主义与卡尔·马克思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形成》（2024年）[^15]，提出了一种与所谓”三个来源”式说明截然不同的、名为”共和主义的马克思”的新研究范式。

莱波尔德在书中也吸收了波考克、斯金纳、佩迪特等人一系列共和主义思想史与理论研究的成果，把马克思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置于延伸至19世纪的共和主义传统脉络之中加以考察。

在此过程中，莱波尔德暗中所重视的，并非波考克那著名的”公民人文主义”范式[^16]，而是昆廷·斯金纳所指出的”新罗马式自由”（共和主义自由；或佩迪特所说的作为”无支配”的自由）[^17]——斯金纳指出，自由而非德性才是共和主义的本质概念。

正如阿尔杰农·西德尼《论政府》中那句著名的话

>”自由就是完全不依赖于他人的意志”[^18]

所表明的，这种共和主义自由不依赖于任何专断的权力，在此意义上意味着独立（in-dependence）。依赖他人意志者即是奴隶。这种思想之所以与所谓”消极自由”——即仅仅不受干涉的自由——大相径庭，乃是因为：要确保共和主义自由，就必须建立一个全体公民都参与立法的共和国（commonwealth，或自由国家）。

不过，莱波尔德试图将马克思思想置入其中的19世纪共和主义思想，恰恰是被两段历史经验同先行的近代早期共和主义思想区分开来的——而正是这两段经验催生了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

• 其一，是作为大国共和政体宏大实验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革命）；
• 其二，是带来了”雇佣劳动”这一新型奴隶制形态的产业资本主义之勃兴。

奇怪的是，莱波尔德并未注意到前一侧面。然而，正如近代早期共和主义思想不断参照古希腊罗马国制史那样，19世纪共和主义思想也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一面参照法国大革命（尤其是第一共和国的历史），一面把自身定位为这一未竟事业的继承者。话虽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共和主义思想中不再使用与古代社会的类比。

例如，费利西泰·德·拉梅内就围绕后一论点指出，由于源自”生存之必要”的难以抗拒的”依赖”，“在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几乎与古代社会主奴关系无异的关系”[^19]。

在这里，共和主义自由的概念被扩展到

资本家（＝主人）与依赖其意志的无产者（＝雇佣奴隶）之间的关系上[^20]。

如此，正如雷切尔·哈默斯利所言，共和主义”从一种主要由政治精英表达的学说，蜕变为一种向手工业者、劳动者，乃至到1870年代为止向女性与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前奴隶发出号召的学说”[^21]。

（c）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

“共和主义的马克思”同样可以被定位在这样一条思想谱系的延长线上：这条谱系试图把共和主义自由的概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与之分离的经济领域。在这一点上，莱波尔德对马克思思想形成所作的历史脉络化，揭示了马克思对共和主义的两可立场。

一方面，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联合主义的部分倡导者，往往倾向于陷入素朴的反政治主义[^22]。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对马克思而言（也）正确的观察出发——即仅靠政治变革无法过渡到由联合所构成的未来社会——却进而连作为过渡手段采用政治手段也加以拒绝。

马克思虽从先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继承了联合主义，却并不认同这种过度的反政治主义立场。民众的自我立法与自治、对代议员的强制委任、官僚制与常备军的解体以及向廉价行政机构与民兵制的过渡等等共和主义式举措，毋宁说在过渡时期社会中才愈发成为必需。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是通过反驳阿尔诺德·卢格、卡尔·海因岑，或马志尼、W. J. 林顿之类同时代激进共和主义者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的[^23]。

例如，对马克思而言，那种试图把以小土地所有为支撑、具备共和主义德性的公民（形象）普遍化于整个社会的传统共和主义愿景，对照于生产资料集中与人口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化这一正在推进的事态，未免太过不合时宜。马克思对共和主义自由的立场，接近于露丝·金纳等人所称的”作为无支配的自由这一共和主义概念的无政府主义化”[^24]。

也就是说，许多共和主义者把国家与私有财产视为这种自由的前提条件，而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则毋宁主张，恰恰是它们才是”掘空自由的制度”^25。

诚然，马克思并未在原理上否定把国家用作过渡手段，尤其在1848年革命前后时期还把运用国家权力与”无产阶级专政”推到了前台，但他始终强调单纯的（资产阶级式）共和国之变革力量的限度^26。

莱波尔德关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结论，可谓”联合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统一”。

据莱波尔德所言，马克思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既从反政治主义的联合主义和政治主义的共和主义双方汲取教益，又是对抗双方而构建起来的。“因此，共和主义构成了一个思想体系与政治运动，马克思正是从其中、并对抗它，来形成并界定自己的共产主义的”[^27]。

这样一种立场，或许可以说接近于以国家主义与联合主义之综合为目标的路易·勃朗；但马克思拒绝了由国家主导设立联合的计划[^28]，并与下文所述参加了巴黎公社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社会主义者们共享着许多论点。

与莱波尔德所描绘的马克思思想形成相平行，在公社革命之前的法国国内，也可以看到走向”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倾向。

尤其是以欧仁·瓦尔兰为首的新一代社会主义者（他们常被称作”蒲鲁东主义者”[^29]或”集体主义者”[^30]），以第二帝国治下的劳工运动实践为立足点，体现了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中最为激进的诸要素。这一群体的思想实践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相类似。

首先，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把国际工人协会作为活动场所，试图在政治上、并且在国际维度上组织自己的运动。其次，据著名公社史家雅克·鲁热里所言，他们

>”不过是为了最终实现19世纪上半叶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无比钟爱的’联合（association）’思想，而将其加以扩展罢了”[^31]。

这一一般论断需要补充。也就是说，对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活动家而言，作为社会解放之坚实基础的，与其说是联合，不如说是联合的一种形态

——它既不需要国家这一指导性权力，也不需要绝对的平等，而只是”为提升每个人的力量与首创精神而把人们集合起来的合作社（coopération）”[^32]。最后，这一群体一致拥护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

关于这一点，担纲巴黎公社社会政策的列奥·弗兰克尔，把两种共和国的对立这样描绘出来：

>“民众想要赞颂的共和国，不是那种劳动资料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徒有其名的、贵族式的共和国，而是建立在劳动与平等之上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33]。

这种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不外乎就是”公社”。

据鲁热里所言，它实现了1848年革命曾尝试而又遭遇挫折的两项计划，即”大规模的联盟化劳动者联合”与”真正的直接民主”[^34]。

如上所述，这种被扩展到经济领域、并与劳动者阶级之联合主义相结合的新共和主义，作为思想是”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作为其具体的政治组织形态则是”社会共和国”。

（d）政治性联合

除了构成未来社会基础的联合，以及在政治上补足它的社会共和国（即公社）之外，还需要引入一个中介这两者的第三要素，那就是大大小小的政治结社。

首先，如前所确认的，所谓联合，是人们为实现某种共同目的而自发结合（associate）的行为本身，或如此创建出来的人们的联合体。而这样设立的组织，不仅可以是经济性团体，也可以是政治性团体[^35]。因为联合所应追求的共同目的并不限于经济目的（也可以是政治的、教育的、宗教的、文化的，或复合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各种”产业性联合”（合作社与工会，即此前所述意义上的”联合”）的同时，也重视”政治性联合”——即民众为追求特定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运动与组织形态^36。

属于后一范畴的，从街头的俱乐部、委员会这类小型民众结社，到把它们以一城或一国规模统合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党与协会组织，乃至像第一国际这样的国际组织，种类繁多。这些政治性联合，对于社会共和国得以成为构成了各种产业性联合的民众主权意志之实现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晚近，基于实证性历史研究描绘出巴黎公社中”政治性联合”运动的，是马丁·菲利普·约翰逊的《联合的乐园：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政治文化与民众组织》（1996年）。

据约翰逊所言

>“公社社员的政治文化，由具有经济、政治、社会诸侧面的联合主义最为有力地表达出来”[^37]。

如此，约翰逊把巴黎公社的政治文化界定为”联合主义”，并强调了作为其担纲者、在各种俱乐部与委员会（民众组织）中活动的、被称为”公社社员（communard）“的活动家们的存在。

俱乐部的会员并非构成单一社会阶级，而是构成了一个由政治文化所界定的革命共同体。民众组织的活动家从集会厅到市政厅、在多个权力层级上支配公社，从而把自己的愿景与理想强加给这初生的革命[^38]。

联合主义乃是公社中各种层级诸权力——从底层的俱乐部、委员会直到市政厅的评议会——的共同基础；其成员虽有着多样的社会背景，但至少共享着这同一种政治文化。

约翰逊把这种政治文化的特征列举为：

>除了对当选公职者的强制委任、民众自身对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之外，还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政治性）联合本身就是一种能够贯彻”作为主权者的民众的革命意志”的”自身即拥有主权的存在”[^39]。**要言之，在巴黎公社中，政治性联合乃是体现、行使并实现作为主权者之民众意志的组织与运动形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以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即

>以合作社为首的劳动者阶级的产业性联合、作为其政治形态的社会共和国（即公社）,以及驱动这一社会共和国的政治性联合——在马克思的巴黎公社论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

具体而言，我首先在第二节”《法兰西内战》及其各篇草稿中的’社会共和国’“中，依据莱波尔德《公民马克思》等著作，重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思想。

在那里，马克思构想了一种政治系统的样态：它能够排除无论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国家的专断支配关系，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确保共和主义自由。

不过，对马克思的公社论作了详细”历史脉络化”的罗杰·托马斯的先行研究指出，《法兰西内战》中”联合、民众俱乐部、邻里社会等等人民主权一切显明体现”之存在感的欠缺[^40]。

这种关于民众组织之叙述的不足，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乃至对通往共产主义社会之过渡时期社会中政治性联合的作用，持否定性评价呢？

在第三节”利沙加勒《公社史》增补中的’政治性联合’“中，我将通过检讨马克思为利沙加勒所著《1871年公社史》1877年德文版新写入的记述——这些记述由丹尼尔·盖多的开创性研究首次详细论及——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在那里，马克思把政治性联合作为民众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共和国的驱动力，并论及巴黎公社未能充分发挥这一力量的失败。
因此，本研究虽采用了莱波尔德”共和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却要从”联合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对其作进一步发展。

二　《法兰西内战》及其各篇草稿中的”社会共和国”

关于巴黎公社的成立与崩溃，先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41]。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不久皇帝拿破仑三世沦为普鲁士军的俘虏。受此影响，巴黎民众揭竿而起，9月4日宣告废除帝政、建立共和国，国防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在被围困的巴黎，民众被组织进国民自卫军（Garde nationale），大批失业劳动者靠其军饷维持生计。此外，由各区监视委员会代表组成、成为激进民众势力集结点的二十区共和主义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républicain des Vingt arrondissements），推动着一场运动——要建立一个不经普选、而由俱乐部和委员会直接选出的”革命公社”。这种共和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交织的民众运动，不久便与无意全力继续战争的国防政府陷入了双重权力状态。然而次年1月，这些努力终告徒劳，停战协定缔结，为表决媾和与否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停战后的局势之下，巴黎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变得决定性，自下而上民主组织起来的国民自卫军联盟组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 la Garde nationale）——迅速地把民众集结起来。出任新政府首脑的阿道夫·梯也尔为推进国民自卫军的解除武装，试图夺取蒙马特高地的大炮，但这一图谋被闻讯赶来的居民与国民自卫军阻止而失败，政府从陷入起义状态的巴黎逃往凡尔赛。

这便是3月18日革命——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半带防御性质的偶发事件。

进驻市政厅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出召开公社选举的号召，3月26日举行了公社委员会（Conseil de la Commune）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除若干身为第一国际会员的熟练劳动者外，还有白领劳动者、记者等形形色色自由职业者。即瓦尔兰、弗兰克尔、勒弗朗赛、马隆这样的社会主义派，杜瓦尔、特里东、瓦扬等布朗基派，德莱克吕兹等激进共和派（雅各宾派）等。但其阶级构成与意识形态划分都未必明晰。公社委员会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以及另外九个监督行政的委员会（军事、财政、公共事务、粮食、保安、司法、教育、劳动·工业·交换、对外事务），它们由委员会任命的多名委员加以指挥。巴黎公社从成立之初就被迫把几乎全部资源投入与政府军的内战。尤其当威胁革命的军事危机加深时，围绕是否设立专政性的公安委员会，公社委员会内部引发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严重对立。不久，经过被称为”流血周（Semaine sanglante）“的5月末激烈的街垒战，历时72天的社会共和国实践宣告终结。

5月3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一篇拥护已经崩溃的巴黎公社的”宣言”。它不久便在伦敦以英文写成、作为一本35页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出版，成为马克思流传最广的文本之一。在撰写之际，马克思主要可以依靠两类信息来源：

• （一）参加公社的友人的书信及口头报告；
• （二）从当时英法报纸所作的摘录笔记。
• 关于（一），例如弗兰克尔为请求关于劳动·工业·交换委员会应当实施的、旨在奠定”社会共和国之基石（Grundstein der sozialen Republik）“的社会改革的建议而写来的书信，围绕这一事件的意义，想必给了马克思许多启发。“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完成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重组，那么3月18日革命将作为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知的一切变革中最丰硕的一次而被传颂下去”[^42]。
• 其次关于（二），由于在伦敦获取巴黎发行的报纸十分困难，马克思从3月18日到5月1日，主要从《每日新闻》《标准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之类英国报纸，也从法国寄来的《时局报》《号召报》等报纸中作了摘录[^43]。尤其是从4月21日《每日新闻》以英文摘录的公社委员会《告法国人民书（La Déclaration au Peuple français）》[^44]，被认为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制度核心的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45]。马克思依据这些信息来源，于5月间撰写了《法兰西内战》第一草稿与第二草稿，并在两篇草稿基础上写就最终稿。由于其基本思想的大部分已在这两篇草稿、尤其是第一草稿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论述，本研究也将利用这些资料。

在马克思的解释中，巴黎公社乃是”为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而终于被发现的政治形态”[^46]——也就是一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共和国”，它能够保障由统一的产业性联合渐进地废除阶级统治。“社会共和国”这一马克思一贯的用语法，简明地指示出《法兰西内战》问题意识之所在。

首先，公社社员在提及自己应当建立的共和国时，常常用”社会的（social）”，连同”民主的（démocratique）“与”普遍的（universel）“这些形容词来修饰这个”共和国”一词。

正如莱波尔德所指出的，**之所以省去了”民主的”一词，乃是因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类著作中，把曾把1848年革命家集结起来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口号[^47]一分为二，将”社会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式的要求，把”民主的共和国”视为小资产阶级式的要求[^48]。**而”普遍的”一词，正如在接纳以匈牙利人弗兰克尔为首的外国人（尤其是一位波兰将军和一位俄国女活动家的存在格外醒目）为公社成员时所作的”公社之旗即普遍共和国之旗”[^49]这一宣言所示，乃是跨越国界的跨民族主义与对欧洲社会革命之渴望的表达[^50]。

这些省去了”民主的·普遍的”的”社会共和国”这一马克思的规定，首先展示出《法兰西内战》的根本问题意识：刻画出一个以劳动者的社会解放为目的而构成的共和国之形象。在《法兰西内战》第一草稿中，马克思在”共和国唯有作为公开的社会共和国才可能（Republic only possible as avowedly Social Republic）“这一标题之下如此写道：

在法国与欧洲，共和国唯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共和国：把国家机器从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手中夺取过来，并以公社取而代之。它还坦率地宣告共和国的伟大目标是”社会解放”，并由此通过公社组织来保障那一社会变革[^51]。

据莱波尔德所言，在这里，马克思从考察1848年革命时”社会共和国”的用语法发生了重大转折。也就是说，他用这个词所指的，既不是”劳动者在共和国中构成统治阶级”，也不是”共和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在第三种、国制意义上的

>”一种具备特别适合维持并实现这两个侧面之国制的共和国”[^52]。

对1871年的马克思而言，社会共和国是一种独特形态的共和国：

>它以公社取代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维持劳动者阶级的政治统治，并促进经济的社会主义变革。

马克思常把这样的国制称为”公社式国制（communal constitution）”。

在第二草稿与最终稿中也写道，社会共和国（即公社式国制）本身虽不意味着阶级统治的废除，但至少是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共和国形态。

“社会共和国”的呼声，是巴黎无产阶级在引发二月革命时打出的；它当时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愿望罢了。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渴望——不仅要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态，更要超越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正是公社，才是这种共和国的积极形态[^53]。

如果说此前对”社会共和国”的呼吁，对于克服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共和国形态只提供了”模糊的”构想，那么公社则可谓”积极地”把它呈现了出来[^54]。

对马克思而言，3月18日革命并非”反对国家权力这种或那种形态……的革命”，而是”反对国家本身的革命（a Revolution against the State itself）”[^55]。那么，劳动者的社会共和国为何必须破坏第二帝国中央集权执行机构所表现的那种国家权力，并以公社取而代之呢？又或者说，为何既有国家根本不可能成为适合社会解放的国制形态？围绕这一问题登场的，正是《法兰西内战》第二草稿与最终稿中那句著名的话：“劳动者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ready-made State machinery），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6]。这一短句的原型思想，被详细论述于下面这段第二草稿的文字之中——它带有删除线与修改的痕迹，经过数度改写，显示出马克思曾煞费苦心地锤炼这一表述[^57]：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相互争斗的派别在它们交替获胜之日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既有的国家机体（statebody），并把这现成的工具运用于自己的目的。维持政治权力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改造它那传统的行动机构，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它加以摧毁。……奴役劳动者阶级的政治工具，不可能充当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58]。

也就是说，由于”现成的国家机器”专为阶级统治服务、是一种政治工具，那么以废除阶级统治和社会解放为目的的政治工具就必然与之不同；

夺得政治权力的劳动者阶级，必须首先粉碎前者，方能确立后者。

这意味着对1848年革命当时行动纲领的重大转变——当时是试图把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当作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来运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二版（1872年）序言中所述[^59]。正如公社社员奥古斯特·韦尔莫雷尔所呼吁的，3月18日革命不是把劳动者安置到资产阶级曾占据的政治位置上，而是要”把旧政府这座建筑从地基到屋顶整个掀翻，按照全新的计划、在正义与科学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它”[^60]。这种应当被新创造出来的独特形态的国制，乃是以废除阶级统治为目标、民众自己统治自己的直接民主。

“以最简单的方式理解的公社，意味着在摧毁了……旧政府机构之后，以真正的自治（real selfgovernment）取而代之，而这种自治……就是劳动者阶级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61]。

这种”劳动者阶级的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激进的共和主义举措。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一）以民兵制取代常备军；

（二）以强制委任等手段，把当选的一切公职者束缚于民众意志之下。

这些举措无一例外，都是民众自身的直接民主实践，旨在防止社会共和国像旧国家权力那样自律化、转化为毁损共和主义自由的支配权力；而这些都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独特地——也就是说，它未必是公社实态的精确素描——加以概括的产物。

最容易确认其与传统共和主义思想[^62]相一致的，是（一）这一论点——传统共和主义认为，无论雇佣军还是常备军，职业军人都会威胁共和国的存续，因而偏好公民民兵制[^63]。

正如马克思所引用的公社委员会3月29日法令所言，”征兵制被废除”，常备军被正式地以被称为”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民众”取而代之[^64]。这种民兵制的导入，乃是”一切社会改革首要的经济上的必要条件”[^65]。因为常备军不仅是重税与国债的根源，更因为民众自身的武装才是保护公民免遭专断权力”篡夺”的最佳保障。据马克思从报纸摘录两次、并在第一草稿中也加以利用的一项宣言所言，“在城市中，保护公民对抗权力的国民民兵（milice nationale），取代了保护权力对抗公民的常备军”[^66]。

此外，正如巴黎公社从成立之初便饱受与凡尔赛政府之内战状态折磨所表明的，在实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之前，“无产阶级专政（a proletarian dictature）“是必要的。而且，“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劳动者阶级必须在战场上把解放自己的权利争取过来”（1871年9月伦敦庆祝宴会上马克思演说的记录）[^67]。

再者，据第一草稿所言，这支国民自卫军构成”一个政治联盟（a political federation）”，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其中，依次受连（compagnie）、营（bataillon）、军团（légion）委派的代表被民主地选举出来；这个委员会”在3月18日发动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68]。马克思似乎意识到，这个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乃是体现巴黎公社直接民主侧面的政治性与军事性联合[^69]。先于公社成立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所催生的、以民兵制取代常备军，也得到了当时若干激进共和派的强烈赞扬，例如实证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哈里森[^70]。

如上所述，共和主义民兵制成为支撑公社直接民主的强力基础^71。

**（二）**这一论点，关涉这样一个问题：

通过采取一系列防止代表者意志脱离民众意志的举措，把普选权转化为社会解放的工具。

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数年里，普选曾是连联合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也颇受欢迎的口号，但二月革命之后却大大失去了声誉。因为普选结果竟招致巴黎激进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的失势、以及拿破仑三世的崛起。因此，例如路易·勃朗后来回顾这一事件时，甚至说当时需要的是不受普选结果约束的”专政权力”[^72]。

然而，3月18日革命之后，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主导的公社委员会选举，却恰恰是通过男子普选进行的。正是这个公社委员会，便是马克思所称的”不是议会制机构，而是同时行使行政与立法的实干机构”[^73]——它是社会共和国的统治机关。

那么，普选究竟是如何转变为服务于民众利益的工具的呢？为此所采取的种种举措，无一不是为了防止代表者意志脱离民众意志、对民众俨然以主人自居的事态发生。

首先，公社的议员被选举人给予代表者的具体指示——即”强制委任（mandat impératif）”[^74]——所约束。他们负有向选举人说明自身行动的责任，倘若未能完成委任，便是可被即刻罢免的单纯受任人，即”派遣委员（délégué）”^75。“所有派遣委员随时可被罢免，并须服从其授权者的强制委任”[^76]。在这里，可以说代表者与民众（选举人）处于受任人与委任人的关系之中。这些对当选公职者的问责制与罢免制，同样适用于警官、司法官以及其他一切行政职务，而这些公务都以”劳动者一般的工资”来履行。

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普选权如今”不再是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统治阶级的哪一个成员该到议会去充当民众的伪代表”[^77]，而是”变得适合于其真正目的，即由公社来选择自己的行政人员和发起动议的人员”[^78]。

莱波尔德把以上这样的巴黎公社政治系统刻画为”民众派遣制（popular delegacy）”。它是这样一种政治系统：

通过以强制委任、问责制与罢免制约束代表者，防止脱离民众意志的专断权力行使，从而确保共和主义自由。

围绕这些举措的讨论的萌芽，早已包含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立宪君主制构想的、早期未刊草稿《黑格尔国家法批判》（1843年）等之中[^79]。米格尔·阿邦苏尔把这种与早期马克思共和主义思想相连续的民主政论，概括为”对抗国家的民主”[^80]。马克思似乎是通过1871年的经验，确认了以强制委任为首的种种举措在社会共和国中也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从”共和主义的马克思”的视角来说，排除无论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国家的一切专断支配、并为此而建立民众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共和国，正是劳动者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种种举措的大部分，原本正是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为首的政治性联合所特有的直接民主实践，但马克思独特地把它们扩展到了公社委员会及其行政机构、乃至全国性公社组织[^81]之上[^82]。因此，它们与巴黎公社的实态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最重要的是，出人意料的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于巴黎公社多样的联合实践，提供的叙述极为贫乏。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下面第三章中详细论述。（另见下一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