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看本版，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在评论区看到被美国贴吧官方赈鸭的迪友，头像清一色的灰色，有的甚至在美国本土用美国手机号都没办法正常说话，这种赈鸭力度在正道国家软件里也算是独一档了吧

这几天又看到国内某高校研究生因为被延毕两年而自杀的坏消息，中国全国各地的高校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抛开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学校与导师方的愤恨不谈，像这种事情不断产生的深层次机制是什么呢？是导师图每月几百块就可以合法使唤的科研苦劳力？还是学校方为了学术指标好看一点？

按理来说，这首歌只是70-80sROC乐坛众多宣扬大中华民族主义歌曲中的一首而已，为什么这首歌在大中华地区的知名度会这么高，政治影响力会这么大，以至于侯德健本人的人生都因此而一番曲折？

原文内容（转载自小蓝书）：

我们一般说的华为，指的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9月，注册资本406.41亿。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00%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没有第二个股东。

（事实上，“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仅持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它掌握了几乎所有子公司100%的股权。来源：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2年度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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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则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和任正非本人持股。其中任正非持股0.6522%，“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99.3478%。

问题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是一个股份制机构！

“工会委员会”是一个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组织开展工会活动。在工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工会委员会对外代表工会，对内组织工会会员的活动。工会委员会由工会会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工会的利益和意志。

所以无论是工会成员，还是工会委员会委员，都谈不上持有“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的股份，因为工会委员会根本不是股份制的，工会委员们仅仅是选举出来的工会代表，他们可以代表工会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工会成员个人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股份是属于工会委员会的。

所以所谓的“华为全员持股”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是一个谎言。就跟“全民所有制”差不多。

员工持有的仅仅是虚拟的股权，仅仅有分红的权利，没有股东的投票权，没有参与股东会的权利。

再直接点说，就是华为所谓的“股权”仅仅是给了员工一个按比例分红的权利，根本不是“股权”。

也许要有人说，这就算不是直接持股，也能算间接持股吧？

错！

这根本连“间接持股”都算不上！

因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间接持有华为的运营主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99%以上股权的，并不是“华为工会委员会”，而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换一句话说，即使是“间接持股”（如果工会成员也算间接持股的话），那也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成员才能扯上关系。

那么“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有多少员工呢？

在国家信用公示系统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员工人数皆选择了“不公示”。

不过在天眼查上，我们能看到，截止2017年12月31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为142人。而我从百度上查到的信息，2017年底，华为集团总员工人数已经突破了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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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句话说，占华为员工人数99.9%的员工，和这个“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无论在法律上、股权关系上、劳动关系上、工会关系上，都不存在任何关联！

所以从利益关系上来说，等于华为各子公司将分红按股权比例（100%），支付给“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然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按照股权比例（99.35%）支付给“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而华为员工所谓的股权，不过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与员工约定的分红比例，这种约定和股权没有任何关系，而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随时随地解除这种分红。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工会委员会没有义务向非本公司员工支付报酬。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那作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员工，我是否也可以算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员工之一，也可以申请加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呢？

抱歉，不可以。依据工会法，母公司和子公司属于不同的法人公司，应当分别成立工会组织，同时员工不能交叉任职。

所以，真正勉强和“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扯上关系的“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员工，不会超过200个人。不到整个华为集团员工人数的0.1%。

就算占华为总员工人数99.9%的员工集体联合起来造反，至少在股权上，不能动任老板半根毫毛。

至于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成员，基本上以公司高管为主。任正非自己也是华为工会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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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成员名单，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里面基本上都是华为董事会成员和华为高管。事实上，我怀疑这可能就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员工了。

由于任正非控制着华为企业的决策权，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将任何一个高管踢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而不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人，就不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员工，等于自动丧失了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成员的资格。换一句话说，任正非让这些人滚蛋，这些人就要立刻滚蛋，连交还股权都用不着。

通过这种方式，任正非可以摆脱股份的限制，更好地实现对华为的控制权。

简单来说就是他通过对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制，可以控制华为投资的工会，而他对华为投资工会的控制，又可以使他绝对控制华为企业。

而所谓的全员持股，任何一个员工根本带不走任何一点股份。比真正的分配股份，要安全多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任正非从法律上来讲，持有0.65%的华为股份，但是他分得的红利真的仅有总分红的0.65%吗？

当然不是。

正常来说，企业分红，是由董事会开会决定当年分红总金额，然后企业财务部门将总分红金额按股份多少，支付给每个股东。

首先“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99.3478%的股份，所以华为每一年分红中的绝大部分（99%以上）都是支付给“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问题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内部怎么分配，华为企业是管不到的，这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内部的事情。

而由于任正非自己也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是肯定有权参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内部分红的，也就是说他的个人分红是肯定超过他明面上持有的0.65%股份的。

其次，由于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华为的总股本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我在百度上查了，有很多文章声称华为总股本为513.9亿股，但问题是，我查的所有报道，都是“据公开资料显示”。

但是这个“公开资料”到底是什么资料，来源是哪里，在几十篇报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报道能说出来。

其次，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公开资料”说的是真的吧，总股本513.9亿股（本质上来说，这根本不是“股份”，只是把分红权分成了513.9亿份）。

那么普通员工份额多少？中层份额多少？高层份额多少？任正非本人份额多少？

这个数据除了华为董事会，从来没有人知道。

打个比方来说，我是华为员工，持有5万股华为的“股份”。那么我可以算出，我今年的分红应当是今年分红总额除以513.9亿，再乘以5万，就是我应得的分红。

但是我算不出的是，真正的中低层华为普通员工在这513.9亿股中，占多少股份？分了多少？高层占多少？分了多少？任正非占多少？分了多少？

我一个普通员工，总不能一个一个去统计吧？据华为声称，持有华为“股份”的员工高达14万人以上，华为普通员工哪有这个统计能力？

所以每个员工只能知道自己该分多少，但是不会知道高层分走了多少。

更妙的是，由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是一个工会组织，它内部的利益分配，不需要对外公开。所以虽然“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每年都接受审计，每年都出年报，听起来公开透明，大家都觉得，哇，都公告的，肯定没问题，肯定公平。

其实呢？

99.35%以上的利益分配，到底是怎么分配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追究。

任正非可能在513.9亿股中只有100股，也可能是100万股，甚至100亿股。

到底有多少，大概只有任老板自己知道了。

通过“华为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这个工会组织，任老板成功地向大众隐藏了他真正的持股数量以及分红收入。把本来就应该发给员工的年终奖金，变成了“股权分红”。并且在实际上没有让出一分股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员工持股”的名声。

大众更不知道，所谓的“全员工持股”，这个“股份”并不是送的，而是要员工出钱购买的。如果员工钱不够，华为公司可以提供贷款。

换一句话说，员工要借钱来买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年终奖的权利。但是一旦被说成“便宜卖给你股票，股票可以分红”，立刻大把员工欢欣鼓舞地掏钱了。

不过呢，大众只知道“任正非把股份慷慨地分给了员工，他自己只持有1%不到的股份。”

高，实在是高！

针对正文的回应：

P：按照文章作者的说法，真正的“员工持股制”应该是按照人头比例给每一位签约员工分实际股份，工会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董事会，然后员工可以自由退出。当然，先不说工会组织联合对抗董事会基本已经是个历史神话，后续的员工怎么「自由退出」（也就是员工想把自己的股份卖掉、但是卖给谁）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文章作者而言基本没啥意义，因为这种企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另一种表述——上市企业。（公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带有公共意义，但也就那一点点）

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嘛，那当然是作者已经提前钦点了“全民所有制”是个谎言。

可能此时此刻还会有波瓜以为，作者是说加了引号的全民所有制是个谎言。
但这句话实质上是这个意思：
“运作良好的集体/公有制经济不存在，运作不良的集体/公有制经济也不存在，只存在监管不良和产权不清的劣质私有制/官有制。”

P：几年前在豆瓣对比菊厂和蒙特拉贡时，不少波瓜还指出菊厂的员工持股制度是假员工持股（主要的黑点是指责菊厂这种模式是违反《公司法》的非法集资）。
但问题是，作为此类模式标杆企业的蒙特拉贡的股权改革方向，也是以工会名义收购个体员工的实际股权，压缩个体员工的影响力，实现企业内部的中央集权。
很容易推测出，等上述过程完成后，蒙特拉贡自然就变成了饱受左右翼批判的板鸭版菊厂。

（当然，蒙特拉贡在股权制度之外饱受左右翼批判的点也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T：这个组织架构怎么这么眼熟，看起来就像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无产阶级和人民可以投票“对抗”利益集团和政客，但不可以亲自组成国家

------P：在不搞大锅饭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内部的企业的员工（乃至大部分中高管理层），往往只在某个时期和企业存在共同利益，到期了就会流动/退出、混吃等死，更恶劣的情况就是腾讯式的内部腐败、N马分肥，这时候把股权（决策权）分给员工基本等于找死。

P：当然，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反驳文章作者的论调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既然菊厂这种员工持股方案是虚假且劣质的，但一说到虚拟股权奖励时为什么菊厂员工都欢欣鼓舞呢？
难道这真的是如文章作者所说的，不仅是大众被高明的任老板给蒙蔽了，连菊厂内部的十几万员工也都被他连续几十年忽悠瘸了吗?

看来作者还真不愧是菊厂先醒者呀！（无表情）

（原文出自小蓝书）

“我发现一个反直觉却反复被验证的现象就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却高度稳定的怪相，那些越是执着于“全产业链安全”“产业自主”“什么都要自己做”的国家，就越难建立高福利、高保障、高消费能力的社会结构。这一结论听起来反直觉。因为按常识推断，掌控更多产业、创造更多产值，理应拥有更雄厚的财政基础，从而支撑更慷慨的福利体系。但现实恰恰相反。因为“全产业链国家”与“低福利国家”之间，并非偶然重合，而是存在深层的结构性因果关系。

全产业链的第一代价，财政资源被锁定在“生产系统”中。全产业链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套极端吞噬资源的制度选择。它意味着国家必须长期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高补贴的制造业、战略性冗余产能、资本密集型工业体系、长周期和低回报的硬资产……这些投入具有三个共同特征，即回报周期极长，对持续输血高度依赖以及无法中断。结果就是国家财政被结构性地绑定在“维持生产能力”上，而非“改善生活质量”上。福利支出在这里天然被视为可压缩项、非生产性开支，甚至是对竞争力的威胁。

全产业链对福利的结构性敌意——福利意味着成本上升。在全产业链体系中，劳动力不是社会成员，而是成本变量。这是因为全产业链必然覆盖大量中低附加值环节、这些环节高度依赖价格竞争、任何成本上升，都会传导至整个链条。于是就形成一种制度性偏好、压低工资、压低社保、延长工时、弱化劳动保护……在这种体系下高福利不再被视为社会进步，而被定义为“削弱产业竞争力”。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产业结构本身对福利的排斥。

全产业链国家根本就无法承受“高消费社会”，因为高福利社会的前提，不只是财政能力，而是稳定的高收入中产阶层，强劲、持续的内需；劳动者对收入的预期安全感。但全产业链模式恰恰依赖出口导向、成本优势、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换言之它需要你“不敢花钱”，而不是“放心花钱”。因为一旦福利水平上升、居民消费能力增强，那就意味着工资上涨、成本上升、出口优势削弱、内部链条开始失衡……于是，福利就被视为一种“破坏稳定的变量”。

福利国家的反条件，比较优势被系统放弃。福利国家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们“更道德”，而是因为它们做了一个关键选择——放弃全产业链，集中于少数高附加值环节。这就使得高工资仍然具备国际竞争力、高税收不致于压垮企业、福利不必以牺牲产业为代价，而全产业链国家恰恰是拒绝分工、拒绝依赖、拒绝比较优势，结果只能是要么牺牲福利，要么牺牲产业——而现实中，几乎总是牺牲前者。

全产业链与低福利之间的政治合谋，除了经济结构，全产业链国家往往还具备相似的政治特征。比如强调国家安全、强调统一动员、强调长期目标、强调集体优先……因为在这种叙事中福利容易被描述为“养懒人”；社会保障被指责为“不可持续”；个体权利让位于系统目标。于是就形成一种政治—经济合谋，以产业安全之名，长期冻结社会分配结构。

历史与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全产业链国家只是更擅长动员资源，却不擅长善待人。它们可以在危机中撑得更久、在对抗中更有韧性、在规模上不断扩张，但代价是长期低福利、高劳动强度、人口压力、消费不足、个体生活被压缩…”

最近在看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他在谈到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的时候提出了“过渡状态”的概念，认为革命与内战后的苏联社会本质上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在这个过渡状态当中，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具有双重倾向：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倾向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倾向，过渡状态间的种种矛盾，可以说本质上就是这两种倾向谁占上风的具体表现。苏联历史上最能印证这一论断的一段历史便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后续围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历史，彼时的苏联工人阶级还未完全被驯化成没有政治动能的阶级，他们或自发或受领导地与新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斗争，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化趋势。

而从战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越南、北朝鲜等亚非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都有过类似实施新经济政策一样的放宽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措施，而这当中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放宽资本主义的时间点恰好都是在这些共产党政权遭遇政治危机的时候，包括中国其实也是在🐱时代末期因为文革长年的低烈度内战导致部分地区开始主动被动地给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松绑，只是与30年代的苏联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危机并放开资本主义限制的时候，其国内的工人阶级不再有像30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一样自发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能力，甚至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还反过来助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复辟（如波兰团结工会），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新自由主义彻底一统全球，苏东社会主义集团不复存在了

所以从这些历史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标题一样的结论？而工人阶级对这些措施及其措施产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走向何方，要么就是像大清洗一样以一种极端的情况延缓资本主义的彻底回潮，要么就是像苏东剧变一样让资本主义彻底复辟，或许这也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矛盾所在

张恒的话让我想到了近期不止一个男性朋友问过我的问题：为什么她们这么极端？以及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过往我在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将两性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群体，认为ta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原因一是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性别隔离带来的交流缺失与信息源差异，以及一种刻画得很粗糙的共同体心理与身份政治：本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切割、开除，将犯罪者去标签化；其他群体中有人干了坏事就立刻贴上标签，认为整个群体需要对此负责。我同样认为，从技术上来看，在不鼓励力量压制的互联网环境中，演苦情戏、抢占受害者身份至少是夺取道德高地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何不论男女都倾向于采用这类手段。

但是很显然，这里的思路仍然不够。因为它们只能从一种共性部分地说明为何男女会走向分裂与极端化，无法解释为何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也无法解释为何当前的两性团体在不管在形成的时间以及表现形式和诉求上的重大差异。特别是不足以解释这样一种诡异的现状：一方在使用“极端”的语言反对现实中针对女性的性侵与语言暴力时，另一方使用同样“极端”的语言的人却只是在反对前一方人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语言对他们的溅射。

或许，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权这么极端？很显然至少在目前来说共青团口中的中国极端女权就是一个伪命题（注意并不是radical feminism）。因为在中国，一个团体不会因为声势浩大而危险，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被鉴定无害而得以声势浩大。年初推动丰县事件的调查似乎是近年来女权干成的唯一一件大事，然而也只是推动，线下被抓的乌衣也至今被关着，调查与解救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诉求（倒不如说正是因为这一诉求足够理所应当才能得到如此大的反响而几乎不遭致争议）。大老肥当然不会乐见此事，但一般男性在这件事件中又受到了怎么样的打击呢？很显然没有任何实质性损失，只是被诸如郭楠、小刁子之类的辱骂溅射到了。然而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观察互联网的各个团体，这些辱男词汇似乎都不是最极端的，不管是十年前的ps3吧还是当前俄乌战争相关内容的评论区都有着同样粗俗的发明。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次是真的被骂到了所以才反应激烈，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男的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挨骂。原罪论、“其实并不是在骂你这个人”论以及“我就是口嗨”论似乎可以解答他们的疑问。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我想这时我们需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丰县事件不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单纯犯罪吗？单单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管是这起事件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都是以妇女和儿童为主要受害对象，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在这里也往往是受到剥削的主要对象。毋庸置疑，对该事件的认识就是离不开性别这一角度，否认这一点反而是同样是一种性别化。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认为犯罪就是该去性别化的认识。我认为答案可能是，中国本身的法律乃至现行的整个意识形态就试图在一个性别极不平等的地方试图去性别化。在一共的话语体系中，性别问题似乎远不如阶级斗争重要，女性确实遭到压迫，但压迫者更多地被指认为封建礼教而非某一特定性别，这就使得性别压迫只能存在于1949年之前，在这之后的性别压迫必须处于一个改造状态中，并且若干年后的今天，它必须被默认消失。在法律中，尽管强奸、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罪名都限定了受害者的性别（这自然又造成了一种问题），但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类罪行依然是孤立的、去性别化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对待系统性的性别暴力的罪名规定。此外，大量的男性在一个被竭力去性别化的环境（一般是学校）中成长，然后在就业与婚姻中第一次遭遇性别不公，当然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在互联网上见识到了这种暴力以及对这种暴力的反应，然后在困惑与不安中被吸纳成为对这种现象应激者的一员。或许，他们也隐隐感受到了女权思潮对他们获取性资源以及所有特权的动摇，于是他们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不公，都必须从一种公义的角度（反对语言暴力）去反击这一挑战，在这个时候，“去性别化”的大旗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一种“性别化”的共谋。

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对相关具体案件的处置当中，我们能够窥探这种“去性别化”的虚伪性：譬如同样是“故意杀人”，因为体格及社会身份的差别，家暴男打死妻子往往被定性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甚至是虐待罪；而长期受虐且得不到救济的妇女，被迫采用毒杀、趁丈夫熟睡时砍杀之则无疑会被定性为谋杀，面临无期、死缓，而这一切又看似是的合乎规范的。法律不是积极地而是通过消极地方式，即无视现实的不平等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并通过中立的用词来掩盖自身的本质。公平地说，2015年《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出台以来，受虐妇女杀夫的量刑趋于轻缓化，但这并非法对自身的反省，而是女性主义法学和民意等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法律背后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正体现在大部分男性(不极端有良心)身上。可能有的男性反贼会说：妇女反抗杀夫被重判不是法院出于主观成见判决的结果，是人治的体现吗，为什么这件事也能被“性别化”呢？因为这件事恰恰体现出，作为受虐妇女杀夫案的主体，农村妇女受限于教育水平及保守思想的影响，不愿或不懂得向外界寻求救济，这使得家暴难以得到认定，那么法官显然不会考虑被害方过错，重判杀父妇女尤其是非即时防卫的类型至少在名义上是合乎中国刑法制度自身逻辑的，而如若不是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填充(尤其是受虐妇女综合征)，中国现行刑法规范乃至纯粹的法教义学，根本无力处理事后杀夫的案件，农村受家暴妇女等遭遇性别压迫的受害者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也就无法通过“法治”来伸张。

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割裂的现象：即1949年以后的时间与1949年之前被一种历史终结的论调所割裂了——即1949年之前的结构性的性别压迫是被官方的叙事体系敞开的，而在那个象征着两种叙事体系的断裂的“弥赛亚时间”之后，内在的性别压迫被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官方叙事所遮蔽了，或者说性别矛盾被统合进了一个进步的有机体——中国的性别歧视状况正在慢慢改善，性别矛盾已经极大缓解，那些“女拳”的存在就是挑拨性别对立！

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种历史的断裂（1949、1978）中找到一种延续（生产关系的差异下的性别压迫的存在），也要从这种历史的延续中找到断裂（内宣语境下对同性恋认可的消失等等）。这便是我们应当拥有的辨别能力。

讲到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男性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者们的“极端”言语呢？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可以理解这种愤怒，也知道这仅仅是口嗨。但是听到图男言论的时候，我难免也会有一点被溅射攻击到的不适感，只是我表示理解，也不会去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你说如果理解了女性的困境就不会因这些话而有情绪波动（大意），我不认同。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家庭、学校、社会的规训使我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脱离自己顺性别男的身份，从字面上来看，我就是被攻击的对象。正如很多女性直接地口嗨一样，我也会在看到这些口嗨的时候直接地感到不适。我的观点是，在愤怒可以被理解的情况下，我也理解口嗨，但被口嗨间接波及到的人也可以感到不适。换一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外网上，黑人说“你们白人”如何如何，是不会受到强烈谴责的，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可以认为这里“你们白人”是指一种压迫黑人的社会结构，不是针对全体或部分白人。但是由于黑人并未建立压迫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说“你们黑人”怎样是种族主义行为。同理，指责“你们城里人”和“你们乡下人”也不是等同的，在城乡差距消灭之前，社会理应对前者这种言论更宽容。当然，无论是“口嗨”还是“反口嗨”，其实都只是表达自己对父权制社会与结构的看法的手段，比起拘泥于该不该“口嗨”，怎么“口嗨”或是“反口嗨”，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改变现状：男性在适当表达不适的情况下，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度苛责发表类似言论的实实在在受到压迫与不公的女性，而是要明白父权制结构在当代社会多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合谋，导致了女性以及性少数的头上又降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女性也应该明白，口嗨终究只是口嗨，不能真的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方针，我们都公认性别压迫是系统性的，但一旦试图把压迫的责任细分到个人上，甚至更糟糕，试图从一个人先天的性别去倒推他的压迫行为，就会落入这种晦暗不明的局面。那么，当指责朝向某一个个体或者至少是这个个体认为被针对的时候，就必然会遭致反弹，就像我们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化身，需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以及具体作恶的资本家乃至其锻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女性主义者乃至一切在当代性别秩序中受苦难的人们需要消灭的是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而非作为个体的男性，这么做既无济于事也不现实，还容易落入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导致抽刀挥向更弱者的戏码上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沦为反跨肉喇叭的JK罗琳。

顺着JK罗琳沦为反跨急先锋的逻辑往下看，其实很容易发现目前性别讨论里的一个盲区：大家太习惯把所有人硬塞进“男”和“女”这两个死磕的阵营里了。如果思路一直被卡死在这个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内，遇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查成分、验纯度的内耗，最后反而把刀尖对准了更弱势的群体。我们要想在现实里真的凑起一个能反冲父权制结构的同盟，可能得先放下这种非此即彼的“阵营”思维，试着把性别的场域看作是一道连续的光谱。只有承认了这道光谱，我们才能弄明白，那些游走在边界上的边缘群体其实和我们面对着同一套压迫机制，真正的联合也才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非要把人钉死在男女“两极”上的性别本质主义，到底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潜意识里，甚至在我们对别人身体外貌的打量中生效的？要搞清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新聊聊“性别气质”这回事。

不管是死硬的本质主义者，还是深受其影响的普通人，其实都极容易认同一个底线观点：有牛子的人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有浦西的人是女人也只能是女人。乍一看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现实生活中真的通过观察有没有牛子去分辨别人是否为男性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迎接新生儿的父母，二是体检医生。当我们试图明确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倒是很在乎生殖器了，但这真的够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依靠头发、声音、体格、胸部以及着装与妆容来确立他人乃至自己的性别，但是这些特征依然是一对又一对正态分布，miu值隔得再远也好，每两个分布相交的地方总是暧昧的——正如我妈花费了许久才大概“确认”楼下住着的女性交往的并不是“男朋友”。至于具体的性器官，那个在人们心目中对确立性别起着不容分说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在这里是隐形的，被各式各样的实际上和想象中的衣物包裹着。按照我也忘了是哪个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总是绕着欲望做迂回运动，像卡夫卡的《城堡》里那样，主角不断地朝着城堡前进却永远无法到达。然而我们就在这种绕圈子中确认了圈子中心的存在。

短发、短袖短裤、没有化妆、粗犷的声音、肌肉、倒三角形的体格、身高、平坦的胸部，这些特征与其说是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男人的形象倒不如说勾勒出了包在这人底裤里的一条牛子（满足的特征越多牛子越膨胀），他的“男人性”便从这根牛子上长出来，或者相反，他的“男人性”把他的牛子制造出来。然而人们在回溯的时候只能回溯到牛子这层，仿佛其是（男人的）万物之源，并得出相反的结论：短发是从牛子上长出来的！

无怪乎terf们会对trans持有这样的疑虑：你为什么要通过留长发来彰显自己是一个女性呢？又或者，你为什么要通过确认自己是一个女性来留长发呢？言下之意，有一种不言自明且无法被模仿和制造的男性气质和一种对应的女性气质，这类气质决定了人的外貌而不是相反。但是正如前所述，在性别对应的外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暧昧地带。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我还以为ta是男/女的”。这种由概率分布决定的“误认”其实就暗示了，性别与外貌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关系，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存在交集，而是复杂的多。

事实上，许多跨性别者塑造“极端”的性别化外貌来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些性别特征与性器官之间被普遍认为的“量”与“质”的区别，在没有特定性器官的情况下，用可模仿的对应性别特征的堆叠来替代之。很多本质主义者与其说是害怕这批少数中的少数侵犯了ta们原有的权益，倒不如说是害怕跨性别者的这类努力造成暧昧地带的大量增殖，使得两大性别对应的分布之间本还算明显的沟壑逐渐缩小、平整，进而导致性别特征和性器官之间那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出现裂痕。

还有些人指责跨性别者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的存在巩固了二元性别结构。这种指控一方面来自于一种经典的误区，即少数群体比也必须比没那么少数的群体更加进步。人们往往把“更倾向于有改变的动机”与“改变的实践”混淆了。实际上，“越少数越进步”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当然，这些指责者也不一定进步的到哪里去。非要批判的话，这种地图炮也可以打回他们自己头上：如果一个顺性别者（比如我自己）的外貌位于主流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这种指控让我想起了关于冠姓权的争论，有些女性说要给自己的小孩冠母姓，另一批人就说你这本质上还不是让小孩跟他外公姓，还不是父权？这么说当然有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蹦出一个能取代“姓氏”生态位却又没有其父权包袱的玩意，而且这个东西还能马上被广泛接受，我当然会举双手赞成。但这不可能，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依然要与姓氏共存。这个时候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回看上去退步不堪实际上似乎也没那么进步的“子随母姓”，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父权，但其自身确实也实现了对现有秩序的微小颠覆。从一个更长的尺度来看，这类呼吁或许就是姓氏制度瓦解的先声之一。那么trans跟酷儿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试图取消性别的运动冲突吗？同样不见得。尽管看起来跨性别者依然在传统的二元性别中移动，但那些顺直人士因此而生的不适感已经说明他们的行动在无意间对现有的秩序构成了挑战乃至破坏，这正是那些批评他们不够进步的人应当乐见的。打破二元性别间的坚固壁垒（如跨性别者的实践）与在二元性别之内建立新的据点（如女性对冠姓权的争取），两者不仅殊途同归，而且在反抗父权制这座大山时互有助益。

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消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对立互斥关系，也不是先破坏再建设或先建设再破坏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旧事物划清界限到他甚至拒绝利用旧事物中的任何要素来构建新事物，那么他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许多人幻想着万千受压迫者怀着同样的怒火，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拿着完全取自外部的武器，对老保施以末日审判。而更可能的情况却是：在寻常的一天，弱势的一方无意中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在紧急的时刻，ta们在旧秩序的堡垒之中随手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丢向那个模糊不清的敌意所在，然而一切坚固的东西就此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些哪怕看似不够完美的裂痕中，跨越性别光谱的同盟，才真正有了生根发芽的可能。

文革时期造派的工人阶级基本盘就是得不到转正机会的临时工，临时工所提的很多所谓“经济主义”主张也是切实打中了一共政经体制的要害，与之争锋相对的就是保派里也有不少待遇相对优渥一点的正式工参与其中，和临时工进行吉列的豆蒸。

这种临时工-正式工的分野与对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的模型，就是央国企/私营大厂正式职工/事业编职工与劳务派遣职工和外包职工的分野，在当下现状和可预见的未来中，劳务派遣和外包滥用的情况都不会有什么根本改善，反而会随着经济下行期各企业降本增效和责任转置的需求而愈演愈烈。

中共长春市委：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困难挑战

拥有近千万人口的中国东北中心城市长春市官方，开会分析经济发展形势和问题，指当前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并要认清自身发展面临更为直接严重的冲击挑战。

据吉林省会长春市政府网站星期四（7月23日）消息，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星期三（22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上半年高质量发展讲评会，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通报了长春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和高质量发展考核情况。

会议指出，当前长春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要保持头脑清醒，静下心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全面、客观、辩证、发展地看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既要看到宏观形势的严峻复杂，也要认清自身发展面临更为直接严重的冲击挑战；既要看到努力与付出，也要看到差距与不足；既要看到区域协调的格局加快构建，也要看到板块分化的态势有所凸显。

会议也说：“既要看到当期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看到长期向好的有利因素在加快集聚。进一步增强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工作、摆在全局的重中之重，竭尽全力、迎难而上，以超常决心、超常力度、超常举措应对超预期的困难和挑战，坚决稳住经济运行，全力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就接下来的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做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开展工业稳生产“百日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潜能，发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

会议还提到，要加快推进汽车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布局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生产保障和民生需求两大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据搜狐城市此前报道，在近年来中国东北经济整体放缓之际，长春的崛起叙事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据长春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上半年，长春市地区生产总值却同比大幅下降9.9%，三大产业增加值全线负增长，其中第二产业更是重挫16.3%。报道形容近年声势渐涨的长春“中途熄火”。

不管你是闪存 内存 硬盘还是显卡，都会因为要给企业端的AI训练需求腾产能，消费端的价格定的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样，这么玩下去真的不会反噬到硬件厂家本身吗，不对，好像确实反噬到了一些下游厂商，realme和魅族都因为这波涨价潮倒闭了

都说他有三部压箱底的作品：小圆、FZ还有PP。PP没看过不知道，之前看小圆的时候，没太读出作品里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寓意，但是FZ里反乌托邦反极左的寓意有点摆在明面上了，切嗣最后的样子就是老右刻板印象里的毫无人性只为实现政治目的而牺牲具体的人的极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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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对话串开始于2026年1月24日，提问者：初

随着中国统一战争乃至西太平洋大圣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个人对台湾左独的态度和看法反而产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一直认为台独是逻辑自洽的，一个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可以既是康米，又是独派。但是，这个判断在24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在网上看多了很多人关于台政问题的分析，我才发现，原来台湾线上线下有着相当一部分打着左独旗号的人是狂热的北大西洋主义十字军分子或是民进党的肉喇叭。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左独这一群体的看法，就很复杂，不知道该怎么下定论。

一般来说，陆台统独之争有两个比较常用的对照组。一个是战前的俄乌，还有一个是北朝和南韩，偶尔也会把陆港关系也加以对照。把前者加以对照，是因为俄乌在战前的军事实力对比和德奥双方的力量对比比较类似。而把后者加以对照，则是因为两对对比组都是冷战在东亚烂尾后存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南韩和台湾都是美国为了抵御赤潮扶持的橱窗国家，也都经历了民主化，反共产主义是嵌入这两个布尔乔亚国家机器的底层代码。

我的疑问点在于，作为身处大陆的康米/基座，应该对左独持一个怎样的态度。一方面来说，台湾确实有被共军入侵的现实风险，且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极为悬殊，台湾人出于对共军上岸的恐惧和对中共统治秩序的抗拒，拒绝统一，支持独立，好像没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独立的大旗已经完全被民进党当局所劫持，什么是奥独，完全是民进党说了算，民进党借着这个招牌不断巩固统治，同时压制劳工和社会运动，并煽动对大陆和大陆人的仇恨，让左独似乎成了和统治阶级合流的代名词。同时我又想到了一个现实的例子：俄乌战前和战间的很多俄国“革命”左翼严厉批判乌克兰民族主义，结果其中很多都成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者，事实上成了俄联邦版本的护国左翼，所以我现在对台左看法特别复杂。

A：所谓左犊，左是修饰词，犊才是本体，就好像“进步派民主党人”一样，后者充满了党性，前者也充满了台湾性。统犊问题压倒一切的后果，就是为了打仗顾头不顾尾，对社会疏于控制.......不过不是简单地放松，而是无意识中留下各种漏洞，位子坐的不安稳。隔壁南韩的逃兵就从来不会闹得去报复社会。如果真有这么几个人把左而不是犊当成自己的本体，那就应该留意到这些漏洞，比如可以预见的反征兵斗争，比如真大起来的时候，怎么从青鸟手上保护他们的目标。

初：举一个具体点的例子来说，如果现在立马开战了，台左是应该高举反战大旗还是说应该抵抗共军侵略呢。①

--A回复①：怎么高举反战大旗，怎么抵抗共军侵略?摆明态度是好事，但要是以脑袋为代价的话还是算了，特别是不要在摆态度的时候许诺做不到的事。

B：我很久以前就谈过，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左犊放在很多实质民族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的左派谱系里。左犊的核心话语并不是Marxism，而是后殖民理论，问题在于，到底是谁殖民谁呢，他们讨论的imperialism全都是民族主义化的后殖民理论语境里的。说更难听点，我觉得不要认为这些人和俄罗斯印度等Sub-imperialism（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所谓反殖民左派有太多区别，无非阵营不一样罢了。②

B：去年七月份的讨论串也说过这个问题，自治与统一本身就是个有毒的框架，进入这个圈子不可能不是Nationalsim或者Impeiralism。

A继续回复①：如果我自己是个台湾人，被这么问的话我只会说共军滚出台湾，这个许诺起码是可以采取步骤的。虽然这个说法也可以拆解成亲民进党的版本，但那就是解读者自己的问题了。

A：土地、和平、面包永远是第一大真问题，它可能有时候压不过统犊这个第一大假问题，但假问题终归还是比不了真问题。激进并且老生常谈的例子博士维克当然不用多说，温和一点的例子，比如各种单一议题政党，它们单靠一个真问题也能活得下去，乃至于能入阁，某个问题没意见也就没意见了。

B：采取相同政治表达形式并不意味着同样的政治内容，只是一个框架，仅此而已。就像你在democratic state不得不采用代议制这一democracy形式，但他是否充分决定了你的政治内容?着迷于形式就是表面的政治，或者说，着迷于如何参与既有社会体系的治理和管理？③

B：被压抑的社会政治内容不得不采用一定的话语形式，它既是政治化的唯一途径（你要在台湾政治化不可能不反对中共入侵），也是去政治化的有效机制（因为你不得不一定程度卷入这一角斗场）

--A回复③：俺们康米依靠的是不存在的阶级，管理的是不存在的社会（

A：无产阶级在统治危机中自然就要“抛弃”原先的那个社会，搬家进它自己创造的那个社会里边，康米管这一个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B：具体的实践张力当然不是这里理论辩论能解决的问题了，只有心里有数然后敏锐地提升政治智力。某种程度上，全部的社会历史就是社会形式与政治内容之间的动态铰接，内容爆破形式，或者形式凝结内容。

C：在台湾搞武斗不现实，还是要立足于和平。条件太差，你不退却，结果也不能改变什么。

--D回复②：主要是搞着搞着就陷入民族发明学的怪圈了。④当然，就像吴睿人这类学者所毕生追求的一样，想从公民民族主义来抵御「中华民族主义」与「中华资本主义」，结果就是什么也抵御不了。

--E回复④：现在初就是没想明白这点-----「民族发明究竟有什么不好的？」A和B的答复都太康米了，不是初想听的东西。

E：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就有差别，据我观察，左圈尤其是康米内部将民族独立当成工具和将民族独立当成奖牌的比例，差不多五五开吧。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又或许跟博士维克在一战后踊跃投入民族自决运动有关⑤。

E：实际上初就表现出这种立场：伟光正的台湾人才有资格获得民族发明/民族毒莉/民族自觉这个奖杯，而反动落后的台湾人活该和老中一起永世轮回地狱。简单来说就是：“台独不是不好，只是被民进党污染了”

F ：这就是N阶段论阴魂不散的体现，一定要让人们像读书一样把民族主义苦再吃一遍。不过政治话题里只看实力了，就像X组无人在意一样，左犊没有实力的话，也没有讨论的价值⑥，只有鉴证人会拿来显摆知识量。

F：实力也包含很多类型，理论很有意思打开了一种政治想象力也算实力。

--F回复⑤：大部分zz团体都可以轻轻松松双重标准，唯独左翼比较尴尬，一定要追求整体性，博士维克功利主义的选择也得被纳入理论当中。比方说，列宁既然在民族问题上如何进步，为啥加盟共和国里没有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呢，最后发现还是因为国安的问题，哈哈

--E回复⑥：也不是这么说。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问题非常有迷惑性，导致很多参与者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迷惑性最大的一点，是21世纪才开始搞台湾民族的发明，目的是什么？台湾的人群和历史真的足够特殊到能形成一个现实意义的民族么？

E：如果台湾能算独立的民族，那么真正儿八经被殖民了一百多年、政治和文化更加异质性的香港和澳门为什么不能发明香港民族和澳门民族出来耍耍？众所周知的是，2019年之前真有不少香港人这么搞了，于是他们在政治上成为了期货死人⑦。

E：那么有没有不成为期货死人的其他出路呢？回头看看北叙联邦吧P友们。

--D回复⑦：因为这么搞的人的zz哲学基础，还是用的19世纪的东西。香港城邦论那套真搞成了，哪里会有什么真普选，怕不是不动产面积在200㎡以下不具有投票权。

F：和中国这么大的zz经济体做对抗，还想着要独立发明民族，感觉是脑子进水了⑧。

--E回复⑧：这也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台湾离大陆这么近，主权独立之后要怎么和大陆做生意？我都不想举香港的例子了⑨。

F：可以装作资本主义不存在。左派在民族问题上都是装作资本主义不存在的，有的时候还会搞个看似很平等的特殊少数民族人类学博物馆，什么也不干涉。

E：前天看到个很有趣的思路，因为我承认你独立，所以我对你没有宗主权，没有保护你的义务，所以你被颠覆了也不关我的事，当然这个只适合拿来说服自己人，敌人自己是不会脑袋发昏了信这个邪的⑩。

G：我觉得随着帝国主义秩序完全复归，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主权出清马上就要开始了⑪。

--F回复⑪：这是很严肃的话题。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里帝国主义是什么特征？逻辑上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 资本输出获得超额利润 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同盟形成 最大资本主义强国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 然后争夺利益范围导致战争。

F：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国际市场可以随随便便进口发展中国家资源，欧美日韩贸易战导致资本输出困难，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多个次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果本身不造东西，武力都维持不了，还怎么当帝国主义？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陷入通胀问题，老龄化问题，超额利润还怎么来？利润率在这时候平均了。

F：卢旺达都在当次生帝国主义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空间了，AI造了个乌托邦，火星殖民能有个新边界？现在是历史的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完结了，人类最后的形式了

--E回复⑨:刚被打断了，话没说完，不过说下去也没啥意思，懂的都懂，不懂的就继续幻想发明民族和主权之后城邦的边界就立即牢不可破，可以安心在里面当民小了。行星化阶段还搞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权思维的，有一个说一个，全是期货死人，只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E回复⑩：这个思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有一种没被资本主义污染过得淳朴感⑫。或许P组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把民族发明和主权独立视作为一种抵御境外干涉的工具，从而意识不到它作为干涉境外的工具时有多么好用。按理来说，身处一个内殖民程度如此之高的国家，不太应该会产生这种认知倒错才对。

G：这其实就是加盟共和国体制出来的动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苏联是不会设计成联盟体制的。⑬

--E回复⑬：21世纪应该是工人满世界到处打工的世纪，如果到这个阶段还在纠结谁和谁要不要永世轮回，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搞人类联合了。也得怪当年的国际主义这个词没翻译好，导致一群人认为民族/国家的差别即使不是永恒的、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内也不可能消失，尽管这个「我们」可能已经换了不止十茬人。

--A回复⑫：比如大清和西藏当局的关系来说还是可以用一用的，这俩确实就只是保护关系，现在的倒确实一下子没想到应用场景。

E：那些太老黄历了。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在第一岛链内这个预设战场里，能打败共军的有且只有中国人民。台湾即使是把整个北约拉过来，都不是共军的对手。所以结论就很明白了，还在台湾的人无论持什么立场、什么思路，只要目的是打败共军，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和大陆人民协调行动去干碎共军以及中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E：对此主观上没有实施意愿、客观上没有实施条件的台湾反中共政治团体，无论是上上下下什么魂斗罗，全都是期货死人。

A：这个肯定，不管怎么独都是自绝于中国人民顺便当众表演一个政治自杀，“平等的联合”或许可以设想，但不能指望。

E：话不敢说太死，没准真有拿其他筹码当交换、然后交易还达成了的台独成功世界线，概率极低但毕竟不是0.

这个问题我在墙内墙外的几个地方都问过了很多次，这两天看到小蓝书有些斯友在狂批1956匈牙利事件的反政府当事人是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又想起来了。一方面来说，这些自由化运动领导主力和参与主力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确实是实打实的，他们不会像新康友一样辩论什么是好的和坏的共产主义，像东欧各大后社国家的自由化运动领导者在取得政权之后颁布反共法令铁拳左翼政党推行激进私有化基本是常规combo；另一方面来说，当时被反对的共产党当局也很难说是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政权，他们治下的国家与社会里，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政治权利也是在每况愈下的，甚至有的政权就直接开坦克屠杀无产者了（比如苏联和老赵），这种情况下你说要保卫所谓社会主义遗产，好像也有点过于tankie了。尤其是当代中国名义上还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如果出现反对派运动的话可能运动主力人群也会对共产主义有类似的态度，到时候康友左友又该怎么看待这些人呢

当时看的时候在上课，而且聊天串横跨的上下文也比较长，一直没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观念。

I'm just worried he might end up going down the same path as Hiroki 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