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监狱来的妈妈》根本没上映，我没看到成片，所以不评价

但是既然杀人犯当女主都能拿到龙标，那凭什么两个正常性取向的没有任何劣迹的男演员仅仅因为演了环大陆耽美剧就不能回内娱演戏了呢？

凭什么连之前演过的剧都要被AI换脸呢？

这不是双标吗？

顺便给本sub键委科普一下现在的环大陆耽美剧

严格来讲，之前肖战、王一博演得那种不叫耽美剧，是“擦边”的耽改剧，就是把原著的双男主感情线改成“社会主义兄弟情”

后来广电一刀切把耽改耽美都给禁了，然而因为耽美剧受众广、女粉多，长相帅一点的男演员一旦演了就很容易火，很多小剧组就转战去泰国拍摄了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是泰国的同性婚姻法已于2025年1月23日正式生效，泰国就此成为东南亚第一个、亚洲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虽然泰国能拍，但是拍出来的耽美剧因为通不过审核，不能上内地平台，只能环大陆播放

即便如此，环大陆耽美剧还是陆陆续续带火了一些本来在内娱只能跑龙套当配角的糊糊小演员，帮他们吸了很多女粉

后来广电发现这个漏洞之后，又下了更严格的禁耽令

就是内地演员一旦演了环大陆耽美剧，即使性取向正常，没有任何劣迹，也不能再回内娱拍戏了，之前拍的戏只能一律AI换脸，演员自负违约金

于是这些演了耽美剧的糊糊小演员的变现方式就只剩下环大陆开演唱会+代言快消商务割韭菜+炒CP开直播收打赏了

结合《监狱来的妈妈》能用杀人犯当女主，还能拿龙标去国外刷奖这事，我觉得广电对这些演了环大陆耽美剧的男演员真的太不公平了

艺术创作和真人演员本来就是两回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梁朝伟是恐同的直男，不照样和张国荣演了有大尺度同性床戏的《春光乍泄》吗？

后面梁朝伟也没有因为演了《春光乍泄》就变弯了啊，后来在《色戒》里跟汤唯接着演大尺度的异性床戏不也很正常吗

更恶心的是广电的这些禁耽令根本就没有正规的红头文件，是全平台“软封杀”

比如我主楼放的这部耽美剧的二创剪辑，这个受的演员在内娱原本是个演了五年龙套的糊糊，好不容易因为耽美剧爆火了之后回老家推广文旅，结果当地官媒直接把他的新闻给删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吗

我严重怀疑国内晶哥内部潜伏着一大批SM或者SP爱好者

像栓狗链和用电棍电击肛门这种手段都不是正常人能想象得出来的，正常人也下不了这个手

比如这个案子里，晶哥用电棍电击嫌疑人的那几个部位，我只在Pixiv和写手大抓捕之前的海棠里看到过相应情节

而且如果是同性对同性的话，那只有比较重口的耽美训诫文或者调教文里的强攻会这样施虐

这种文的受众是很小很小的

我感觉大部分正常男性就算拿上了电棍，都不可能会想到要电击另一个男性的那几个敏感部位

🥲

这位老哥的遭遇连我这种xp是强制爱的阴间嬷嬷看了都觉得惨无人道

“在被公安机关指居期间，他被加戴脚镣

手脖处则被一条铁链锁住，另一端就固定在墙上，固定处离地面高度约10公分。

这样的固定体位，时间持续了长达157天。吃饭、睡觉都是这个架势。

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被固定状态，其站立功能几乎消失，每次上厕所，他都靠爬行才行。

曹为民在法庭上说，有一次自己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向看管人员要他们吃剩的方便面汤和方便面渣

但看管人员连理都没理他，然后直接倒掉了，那一刻，他的眼泪差一点点就夺眶而出。”

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是彭博社在2012年年底发布的，详细揭露了包括邓小平、王震、陈云、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和薄一波等八位中共元老的103名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该报道在国际引发轰动，也被各大媒体转载。

那个时候国内媒体还延续着胡温时代用舆论监督政府的习惯，没有全部禁言禁评，这篇报道在国内网上是可以自由转载的，当时社交平台还没有动辄限流屏蔽封号，底下评论也都是一片嘲讽

可以说，如果习近平主席真心想反腐，十八大之后，甚至十九大修宪连任之后，立刻让纪委把这篇报道中涉及的红色权贵太子党统统抓起来调查审问，起诉判刑，那是绝对会民心大振，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而且报道中涉及的那些太子党肯定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然而习近平主席反腐了十几年，抓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吓跑了成千上万的高净值家族，基层公务员倒是个个噤若寒蝉了，红色权贵太子党却一个都没抓

而且由于国内舆论被严重压制，之前胡温时代的国内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还能转载讨论一下西方媒体对红色权贵太子党的那些爆料，现在好了，实名制加上限流屏蔽封号一条龙下来，国内老百姓彻底被洗脑成天天大赢特赢的愚民了

每次我看到本sub包蜜吹嘘习近平反腐卓有成效，我就想问，这篇能在胡温时代发出来的彭博社报道，现在还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出来吗？

如果我拿着这篇报道去实名举报，能让中共纪委启动对红色权贵太子党的审查吗？

如果连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做不到，连纪委的审查对象一视同仁都做不到，那这所谓的反腐不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吗

先上一个政经鲁社长的原视频油管链接，有条件看长视频的键委还是尽量去油管给鲁社长增加流量和热度

习近平是如何超过李克强成为接班人的；十七大之前的接班人之战；习近平家族如何搞定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元老的；他上位过程中有哪些秘闻；李克强和胡锦涛如何输掉了储君之战；温家宝对习近平上位有什么帮助。

我认为这个帖子可以跟以下这个帖子结合食用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以及习近平主席在上位过程中对红色元老家族的利益输送

习近平能够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并不是全是他的运气爆棚，也不是江泽民、曾庆红看人不准，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孕育出的必然结果

背后其实是习近平家族及其盟友持续多年的努力。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内公认的第五代领导人其实是李克强。

这当然是胡锦涛的力推，因为胡锦涛是当时中共主管组织工作的常委，相当于今天的蔡奇，这也得到了江泽民和其他很多元老的认可。

在制度设计上，共产党这个组织的接班人就是共青团，所以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带有法理上的优先性。

而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的五年内，一直在忙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还没有思考隔代接班人的问题。

所以，胡锦涛一直按照接班人的模式在培养李克强。

李克强1993年就晋升为正部级，十五大上就成为中央委员，1998年当选河南省长。

而比李克强大两岁的习近平，十五大上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999年才是代省长，资历上要弱于李克强。

到了2002年，两个人的简历才追平，分别当选为河南和浙江的省委书记。

2004年，李克强又从农业大省河南调到工业大省辽宁担任省委书记。

很明显，中央在有意识的规划李克强的前途，帮助他增加履历和竞争力。

而习近平则一直待在浙江默默无闻。

应该在到任浙江后的不久，习近平对进入中央有了明确的愿望。

坊间传闻是径山寺的方丈点播了他，但是只要仔细盘算一下就发现，当时习近平已经仅次于李克强，领先于其他50后的同龄人。

站在2003年展望，由于“七上八下”还是很严格的政治规矩，有望在十八大上进入常委会的竞争者中，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薄熙来和张高丽因为年龄原因都只能干一届，无法成为接班人。

其他人比如赵乐际、汪洋、韩正和王沪宁当时的履历更弱，在当时来看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接班人。

因此，符合年龄需求和资历要求的、能连着干10年的，只有李克强、习近平和李源潮三个人。

所以习近平的目标，至少可以“争一保二”。

目标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行动，行动主要分为台面上的和台面下的。

台面上的就是政绩和声望。

那个时候中共还是鼓励地方竞争的时候，GDP和社会发展会被用来衡量当地主官的能力。

会不会干事，有没有干事，也跟主官的名声息息相关。

习近平浙江的施政纲领就是“八八战略”，这个战略简直无所不包。

其实主要内容就是继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兼顾城乡和贫困地区发展和生态保护。

为了推动经济产业升级，又规划了环杭州湾等三大产业带，部署了五大百亿工程和八大科技创新工程。

为了兼顾公平，推出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以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为了生态保护，推出了“两个基本”、“两个率先”和“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

习近平的施政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个就是时刻表现自己对“三个代表”的认同，尝试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扩大政府对模范企业家的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对当时胡温政府宏观调控的绝对服从，为此不惜关停了数百亿的项目，造成浙江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

习近平很早就明白了个人品牌与形象在官场中的巨大作用。

因为能跟你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名声来了解一个人的。

这种名声和个人品牌在遇到民主推选时就会显现巨大的作用，在中组部的访谈中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

对省内的宣传，习近平主要依靠《浙江日报》和浙江电视台。

在陈敏尔的建议下，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头版上开设了“之江新语”的专题栏目，署名“哲欣”。

到离开浙江时，哲欣总共在该专栏中发表了232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成书。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政坛微博，习近平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政坛博主。

对《浙江日报》的实证记者，办公厅给予了很多特权，许多重要会议和考察活动都安排他们参加，很多时候还安排到1号车，以便保证报道的全面和及时。

习近平还把当时因为身体原因要转岗的省委办公厅主任安排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加强电视台的宣传作用。

浙江卫视集中力量拍摄了近百集的《八八战略在基层》，习近平每集都看，亲自点评。

习近平更重视的是中央媒体派驻当地的新闻机构，尤其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因为他们写的内参是中央首长最主要的信息渠道。

政治局委员每天看的是新华社的《动态清样》，常委们看的是《动态清样附录》，很多常委很喜欢对内参上的事情进行批示。

他们的报道关系到中央领导对浙江工作的评价，干得好不好，中央媒体的报道相当重要。

每到一地，习近平都要组织和这些官媒的座谈，也经常去看望这些记者。

每次出去调研，他都要安排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负责人参加。

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瞭望》，从1993年至2004年，曾先后4次专访习近平同志或刊发他的署名文章。

现在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就是在浙江新华社遇到了习近平，又在上海新华社和他重逢，从而成为了习近平的亲信。

这一时期，习近平还接受了延安电视台的采访。

后面又在时任延安市委书记李希的联络下，习近平开始第一次给梁家河的乡亲们回信，塑造自己重历史感情的形象。

通过媒体，习近平向外传递自己亲民、实干、勤政、乐于听取意见的形象，向上传递自己与中央时刻保持一致的发展观念。

以上都是台面上的活动，这些业绩和形象并不能决定竞争的成败。

中国的高层人士安排，历来是各个派系通过各种手段协商博弈，最后达成妥协的结果。

特别是这种涉及到未来数十年政治格局的接班人安排，各个派系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施加影响。

他们宁肯推选一个能力差的自己人，也不会推选一个能力卓越的陌生人。

说白了他们就是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天在精密的计算着自己的政治利益。

如果把2003年到2007年的中国政治比作一个公司的话，虽然董事长和经营班子已经换成了胡锦涛为首的经营团队，但是股东结构还没有发生变化。

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还是控股股东，占了50%以上的股份，他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一派系的总军师是曾庆红。

胡锦涛代表的团派占了35%的股份，作为现任董事长，他已经具备了分公司总经理这一层级的任命权。

但是在核心岗位上，他还得听上任董事长的，比如当时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中组部部长和中纪委书记都是前董事长的人。

还有不到15%的股份掌握在很多分散的老股东手里，他们都在股东大会上有发言权。

这其中包括最年长的常委宋平，前两任总经理李鹏和朱镕基都能够影响江泽民的判断。

前监事会主席李瑞环和乔石、尉健行代表着老股东里不同于江泽民的一些思路。

在现任的经营班子里，总经理温家宝跟两派都比较好，也比较有个性，是比较关键的人物。

此外还有很多去世的老股东的孩子，自称红二代，他们自认为公司还是他们的，跟现在的股东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然了，由于现任董事长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很多人以为团派已经成为大股东了

比如李源潮，本来他是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看好的年轻人，未来准备提拔成为副董事长。

但是他看不明白股权结构，一直听现任董事长胡锦涛的，对大股东的意见总是有选择的听，造成了大股东的不满。

习近平及其家族和盟友开始了这场本世纪最成功的公关活动。

主要策略有三条：第一，明确谁是大股东，千方百计搞定大股东；第二，尊重二股东，让二股东和现任董事长同意大股东的决定；第三，其他股东没有坚决反对的。

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搞定江泽民，必须得先搞定江派的大脑曾庆红。

曾庆红也是红二代出身，对习近平本身就充满好感。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担任副总理时，曾庆红之父曾山担任内务部长，两家本来就认识。

80年代初，习近平为副总理耿飚当秘书时，曾庆红为副总理余秋里当秘书，也少不了打交道。

习近平当时的本分实在，给曾庆红留下良好印象。

1999年开始，曾庆红就任中组部部长，全面掌管封疆大吏们的考察和升迁，也负责十七大的人事布局，对习近平的考察就更多了起来。

为了增进曾庆红关系，习近平专门派人到吉安市的新干县认祖归宗，这样就和老家吉安的曾庆红成了老乡。

曾庆红的小秘书陈新，习近平帮忙安排到浙江挂职，最后留在浙江任职。

对于曾庆红的胞弟，当时文艺界的话事人曾庆淮，彭丽媛虽然内心很讨厌他对宋祖英的力挺，但是当面仍然百般讨好，不遗余力的为曾庆淮指导的《复兴之路》等演出捧场。

对于曾庆红的太太王凤清，彭丽媛靠着山东的老乡情作为纽带，硬生生的跟大姐处成了亲戚。

2006年到2007年期间，曾庆红多次到习近平浙江省考察。

曾庆红67岁的生日，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同去家里给曾庆红祝寿。

2002年，曾庆红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后，他为自己选定的中组部接班人是贺国强。

作为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的老领导，贺国强对习近平也非常认可，这也增加了曾庆红对习近平的好感。

习近平逐渐获取了曾庆红的全面信任，成为曾庆红心中第一顺位的接班人人选。

搞定曾庆红以后，就是大股东兼前任董事长江泽民了。

习仲勋80年代主管中央书记处，曾经是江泽民的领导。

江泽民非常敬重习仲勋，多次前去看望老人家，还曾经说过：“你培养了好儿女”。

习近平在福州和浙江当书记时，江泽民都曾经去考察。

可以说，习近平后来的进步都离不开江泽民

但是从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成为隔代接班人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泽民退休以后就经常住在上海，习近平就经常从杭州过去看他，汇报浙江坚持长三角一体化的故事。

习近平对江绵恒也一直以大哥相称，后来不管是在上海还是上位以后，习近平考察江绵恒主导的上海光源项目不下5次。

两个人后来是真处出了一些兄弟感情，江泽民的追悼会上，两个人的拥抱也是带有一些感情的。

每年8月17日，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日或者春节前后江泽民家族的聚会，彭丽媛总是尽可能得过去现场。

十七大以后，习近平甚至把江泽民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展成了自己的暗线，江泽民每天见什么人他都很清楚。

有一次江泽民请李鹏一家吃饭，第二天李小琳就接到了彭丽媛的电话。

对于江泽民，习近平是下功夫最多的，不仅是对江泽民本人，对江泽民周围的人也是全面做工作，争取让他们都说习近平的好话。

除了江泽民的大秘书曾庆红，贾庆林也是江泽民最信任的手下之一。

而贾庆林作为习近平早年的老领导之一，对推荐习近平自然是不遗余力。

江泽民有个外甥叫做许江，在杭州的中国美院当院长。

习近平到任浙江一个月后，就迫不及待的去中国美院考察，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热爱美术。

对于前任副董事长李鹏，习近平的公关堪称经典。

李鹏是曾庆红之前太子党的领袖，在中共党内资历很老，跟江泽民的关系也非常很好，他也代表着党内的保守势力。

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习仲勋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大秘书，所以李鹏跟习仲勋非常熟，对习近平是天然的好感，两家人相处的非常好。

从福州时候开始，习近平经常邀请李鹏去度假，彭丽媛叫朱琳干妈，叫李小琳姐姐，还给李小琳的女儿兰兰介绍过对象，现在网上还流传着很多两家人的合影。

李鹏曾经出面狙击思想开明的李源潮和汪洋，对习近平的上位贡献颇大。

对于前任朱镕基，习近平和他是清华的校友。

习近平的同班同学陈希多年担任清华党委书记，跟朱镕基一直联系密切。

朱镕基最喜欢的学生王岐山也是习近平的盟友。

习近平也经常拜访朱镕基，请教经济问题。

朱镕基退休后的秘书李炳军后来得到习近平重用，就是在促进习近平和朱镕基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李瑞环这个前任董事，由于代表着党内开明的势力，因此习近平也很重视。

2002年2月，李瑞环视察中国美术学院时，建议浙江建一个一流美术馆。

当时的浙江省委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进展缓慢。

11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刚任省委书记不久，这件事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他明确表示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并且要切实加快工作进度。

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一大早8点半就带人冒雨对美术馆选址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在旁边召开现场会议。

2005年，浙江美术馆奠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

习近平亲自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

不久李瑞环同志到浙江来，习书记专程去向瑞环汇报美术馆的设计方案，听取他的指导意见。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李瑞环，你会不会很感动？

一个随意一说的建议被这个后生这么重视。

对于乔石，他文革时期和习近平的舅舅住楼上楼下。

加上他历史上就是习仲勋的下级，所以对习近平一直非常支持。

这也算是习仲勋给儿子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尉健行在远华事件时就和习近平建立了友谊。

李岚清在上海搞篆刻展，习近平亲自出席。

可以说，十五大的全部常委班子，习近平基本都搞定了。

十六大的常委班子中，贾庆林和曾庆红是他的老领导和盟友。

最重要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胡锦涛是二股东和现任董事长，是这个大赛第二号评委，发言权仅次于江泽民。

如果他要死命反对，习近平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庆幸的是，胡锦涛对习近平一直还算可以，虽然不如对李克强那么好。

习仲勋80年代曾经分管共青团工作，胡锦涛那时也是他的下属，因此对习仲勋一直非常尊重。

而且胡锦涛跟习近平也是清华校友，都受到过刘冰老先生的提携。

陈希作为清华党委书记，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和胡锦涛的关系。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多年来一直在清华下属的同方控股工作，而儿媳妇王珺也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

习近平和陈希策划成立了浙江省长三角研究院，是一个正厅级的机构。

胡海峰从清华大学的副秘书长过渡后，到长三角研究院任职，变身正厅级，从此进入浙江政坛。

如果仔细看的话，习近平主政浙江的“八八战略”，就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直接体现。

当时浙江省委的口号“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就是2005年习近平向胡锦涛汇报工作时，胡锦涛对浙江提出的要求。

事实上，胡锦涛多年来一直主管书记处和组织工作，习近平的发展一直离不开他的关照。

在胡锦涛看来，习近平应该是仅次于李克强的年轻干部，对自己也足够尊重，并非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择。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温家宝。

作为现任总经理，他和江泽民、胡锦涛的关系都挺好。

而且他主见和个性都很强，爱憎分明，乐于表现自己的观点。

后来的薄熙来就是他在关键时候推了一把，才给推到秦城监狱的。

幸运的是，习仲勋分管过中办，温家宝是他老部下。

两个人理念上也非常一致，多年来对习近平也一直很关照。

习近平对温家宝主导的宏观调控也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关停了数百亿的项目，跟上海陈良宇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红色轮盘》的描述，即使在未来成为储君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仍坚持和温家宝太太的白手套段伟红一起吃饭，以便促进和温家宝家族的关系。

温家宝帮助习近平对李克强进行了狙击，对李克强在河南的政绩设置了大量的障碍，在习近平上位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老常委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宋平。

他作为在世的最年长的常委，虽然退休多年，但是他控制中组部多年，还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伯乐，在中共党内有很大影响力。

习近平因为和清华大学刘冰的关系，和宋平家族一直保持着隐秘的盟友关系。

李希、姜信治和彭清华都因此受到重用。

对于同辈份的官员们，习近平也建立了广泛的盟友关系。

他和王岐山的交情众所周知，他和俞正声的关系通过大姐姐齐桥桥来联系，跟张高丽和张德江也都建立了盟友关系。

除了卢展工，习近平跟大部分自己的搭档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跟横冲直撞的薄熙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是薄熙来，习近平在担任储君时也曾经多次去重庆给他站台，希望尽可能地团结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权衡利弊，支持查办薄熙来。

对于红二代群体，习近平采用了尽可能团结的策略，这个群体习近平经常通过自己的弟弟习远平和大姐姐齐桥桥来联系。

对于开明派的胡耀邦子女，习近平通过他们传递自己同情改革的立场。

对于当时还有一定势力的叶剑英子女，习近平一直通过习远平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对于在军队中即将面临退休的刘源，习近平给了他一个可以继续进步的预期。

即使对于在李克强那里下注的陈元，还有跟薄熙来关系密切的王军，他也尽可能的保持团结。

由于父辈的关系，以及早年自己给耿飚当过秘书，习近平深知军队关系对自己能否上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他从正定开始就非常重视军地关系。

在福建时，他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和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在浙江时，他兼任着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习近平到浙江后的短短两个半月内，他就跑去了海军东海舰队机关、省军区机关、东海航空兵部队、陆军第一集团军等军事部门调研，短时间内就帮省军区解决了好几个问题。

当时习近平先后为省军区解决了三大难题：

一是把老红军医疗纳入地方医疗体系，解决了离休老红军医疗经费短缺、保障难的问题

二是支持海岛部队基层营房整治

三是帮助解决省军区地面指挥中心建设。

作为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五年时间里他跑遍了驻浙部队的基层连队、海防哨所、海军舰艇和空军飞行大队中队。

与此同时，彭丽媛作为一名军中的明星，也在军队中交接了大量高级干部，尤其是山东籍贯的将军，为习近平在军队中建立人脉做出了贡献。

2006年9月，挑战胡温政府权威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突然落马。

围绕上海市委的接任人选，中共高层展开了博弈。

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此时最好的选择应该是选掉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比如俞正声或者张德江。

但是此时，江泽民和曾庆红已经开始考虑隔代接班人的问题，他们把上海市委书记和接班人联系了起来。

此时，习近平只有浙江一个省的省委书记的经历，而李克强已经有了两个大省的省委书记经历。

李克强作为接班人已经在党内高层有一定共识。

如何让习近平弯道超车，在履历上超越李克强并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答案来了，让他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由于上海特殊的地位，上海市委书记历来是政治局常委甚至总书记的热门人选。

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将一举解决以上问题。

同时也可以考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上表现出来的忠诚度和能力，看看他是否能成为可靠的接班人。

对于胡温来说，由于习近平对宏观调控一直非常支持，又常年在上海的周边浙江省执政，因此由他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也可以接受，不属于核心利益。

也许胡锦涛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和储君联系起来。

于是，2007年3月，习近平顺利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习近平当然明白这个岗位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他要完成稳定上海官场的任务，完成胡温的嘱托，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还要显示自己对江泽民的忠诚，赢得他们的支持。

在上海主政的180多天，是习近平从政权力路上最谨慎也最圆通的阶段。

他审时度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理政方式，掩盖内心的真实感受，适应集权制度下权力集团的生存需要

他抓住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这个牛鼻子，把市委委员的人数扩大了接近一半，此前不被纳入的区县长也被纳入其中，而没有采取扩大化的打击政策。

这样既稳定了上海官场惶惶不安的人心，也向外界展示了自己不愿意折腾的习惯。

上海的新利益集团在习近平指挥下形成，成为中共官场的一部分。

在上海期间，习近平不断高举江泽民思想的旗帜，也密集的向江泽民汇报，还去考察了几次江绵恒的关联单位，进一步提升了江泽民的信任。

而他不折腾的风格，对上海官场的稳定也取得了胡锦涛的认可。

同一时期，李克强并非是毫无作为。

但是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干事上，特别是发展经济。

在河南，李克强提出“中原崛起”概念。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规划建设郑东新区，谋划中原城市群，振兴小城镇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展开。

河南的经济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李克强改变了河南，尤其是郑州。

他还解决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艾滋村的问题，不过温家宝对这些理念并不认同，也没有给河南多少财政支持，还曾经多次隐晦的批评郑州的发展。

在辽宁，李克强解决了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和大量人员下岗的难题，鼓励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主导改造棚户区和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并首次提出沈抚同城构想。

这些都是花钱的事情，而中央财政没有任何特别的支持。

好在李克强的好朋友陈元主政的国开行还是给很多棚户区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可以说发展经济上，李克强的策略高屋建瓴、行之有效，比习近平碎片式的发展战略要高明的多，对当地的改变也要比习近平大。

然而在高层人士公关上，李克强几乎是原地踏步。

当然了，李克强不是这方面的傻子，反而是这方面的高手。

中共官员能爬到最高层，都非常善于此道。

比如李克强在团中央时，李小琳加入全国青年的表格就是他亲手给填的。

再比如他跟陈元的友谊也很牢固，国开行给辽宁棚改投入了数百亿。

同一时期找不到国开行给浙江大规模贷款的信息。

还比如，李克强也获得了李长春的支持。

因为李长春也先后在河南和辽宁主政，很容易跟他产生共鸣。

还有，李瑞环由于和共青团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其实早期更倾向于李克强。

但是，恰恰由于李克强身上太明显的胡锦涛和团派标签，他一跑关系就会被别人认为试图脱离胡锦涛的派系，会引起胡锦涛的反感。

加上李克强是平民出身，对很多事情比较谨慎，要顾忌影响

而且他在接班人角色上万众瞩目，如果活动太多会让人以为他有太多的野心。

因此李克强只能靠实干为主，他和军队也没有渊源，没法和军队联系。

他的父亲不是前国家领导人，没有给他遗传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他的太太是一个文静的大学教授，没法给他公关。

他的兄弟姐妹大部分都是公务员，没法为他出去跑关系。

他在共青团虽然有一个网络，但是现在他们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不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团伙。

而且当时最多是分公司老总，没有占据中央的各种枢纽位置，帮不上大忙。

他的大学也是一项单打独斗，没法成为他的根据地或者贡献老校友的力量。

因此，当习近平每次到北京都十几桌的宴请别人的时候，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干活。

当习近平堂堂正正的开展高层公关的时候，他什么也干不了。

以至于李瑞环对身边的人抱怨：“那个克强啊，怎么老是见不到人呢？”

意思是怎么不过来跟我汇报呢，是不是不重视我老李呢？

至此，习近平通过了所有的考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下决心准备把李克强切换成习近平。

他们需要一个契机或者说借口说服胡锦涛重新考虑接班人的人选。

这不是一个难事，因为负责换届工作的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是曾庆红的亲信。

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常委就是曾庆红本人。

他们设计了一个民主推荐的程序，注意，不是民主选举。

400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200多名63岁以下正部级干部中选出他们属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便向政治局常委会举荐。

在习近平长期的努力下，习近平的得票高过李克强。

以此为契机，江泽民等元老们对胡锦涛展开了游说。

在元老们几乎一边倒的态度下，胡锦涛也只能选择了妥协。

毕竟他不是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正统和温和，不是很强硬。

而且习近平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人选。

李克强也只是从一号人物变成二号人物，不是被废除，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于是在十七大上就出现了这个逆转。

习近平成为总书记的接班人，李克强成为总理的接班人。

习近平超过了长期领跑的李克强，成为了储君人选。

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世子超过太子逆袭上位的案例。

不说在经济上的能力，单论在政治斗争上的能力，习近平就不是小学生水平了，而是妥妥的院士水平。

可以说在中共高层中，甚至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高层中，没有几个人是习近平的对手

第一张图的谣言来自以下这个帖子

怎么有包蜜好意思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线下拍到中共贪官的海外资产，十几年前澳洲媒体就爆料曾庆红家族在澳洲的千万澳元豪宅，地契和项目书都扒出来了，结果就是根本无人在意

难以想象本sub包蜜为了要给转移资产到海外的红色权贵太子党洗地，竟然红口白牙地污蔑邓小平，造谣是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而纵容鼓励红色权贵家族政商勾结去大捞特捞贪污腐败的

是欺负邓小平死人不会说话，生前也没搞个人崇拜，大部分人对《邓小平文选》不熟是吧

《邓小平文选》一共分为三卷，收录邓小平各个时期的讲话、文章、谈话记录等等，第一卷是1938-1965年，第二卷是1975-1982年，第三卷是1982-1992年

我直接跳过前两卷，就看了第三卷，在八九六四事件发生之前，《邓小平文选》中就有两篇讲话是明确提出要严惩高干子女违法犯罪和贪污腐败的，而且邓小平和陈云都赞成对于严重的经济犯罪要判死刑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

>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

>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

>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

>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
现在一般只是杀那些犯杀人罪的人，其他的严重犯罪活动呢？广东卖淫罪犯那么猖獗，为什么不严惩几个最恶劣的？老鸨，抓了几次不改，一律依法从重判处。

>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上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

>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

>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

>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以上是我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引用的邓小平讲话原文，只字未改，不信的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份《邓小平文选》翻着看看，现在《邓小平文选》应该已经是统一版本了，具体页码我放出来的截图上都有

怎么有包蜜好意思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线下拍到中共贪官的海外资产，十几年前澳洲媒体就爆料曾庆红家族在澳洲的千万澳元豪宅，地契和项目书都扒出来了，结果就是根本无人在意

接着上面这个帖子再另外开一个帖子

本sub包蜜是不是以为曾庆红家族是极少数？是不是包蜜们都以为十八大以后就没有红色家族和贪官污吏外逃的事了？

那澳洲内政部官方公布的188和888投资移民签证数据就可以直接啪啪打脸

因为澳洲的这条投资移民渠道正好是2012年，也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才开通的，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渠道更有代表性

先科普一下这个已经在2024年被澳洲政府正式关闭的188和888投资移民渠道

188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188A 商业创新流，根据官方数据，这个最受中国申请者欢迎

申请人（含配偶合并计算）须持有至少125万澳元的净资产（如果是2021年7月1日前递签，那要求是80万澳元净资产）

申请人须在获邀前4个完整财年中，至少有2年企业营业额不低于75万澳元
（如果是2021年7月1日前递签，那要求是2年企业营业额不低于50万澳元）
如果一个生意无法满足要求，最多可以有2个主生意

具体股权要求如下：
要求主申请人必须持有股份
不可以股份代持
上市公司申请人及配偶合计占有企业10%以上股份；或
年营业额40万澳元以上的企业，申请人及配偶合计占有企业至少30%的股份；或
年营业额不足40万澳元的企业，申请人及配偶合计占有企业至少51%的股份

申请人须在获邀时年龄不超过55岁
必须通过积分测试，积分要求是年龄+英语能力+净资产规模+企业营业额+商业创新指标+学历+州政府特殊加分≥65分

第二个类别是188B 投资者流

申请人及配偶必须在获得邀请前2个财政年度拥有至少250万澳元的个人净资产

且获得邀请前5个财年至少有1个财政年度在占有至少10%的股份生意里参与主要管理或参与250万澳元投资

申请人必须投资250万澳元到澳洲政府认定的合规项目中

第三个类别是188C 重大投资者流

申请人必须拥有500万澳元净资产，并至少投资500万澳元到澳洲政府认定的合规项目中

这个类别无积分测试要求、无年龄上限，因此对较年长或英语能力较弱的高净值申请人极具吸引力。

然而188只是一个临时签证，拿到188签证之后，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转成888永居，888也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888A 商业创新永居

申请人在澳洲的企业净资产值不低于20万澳元，且所在企业须雇用至少2名全职澳大利亚公民、永居者或新西兰公民，企业营业额至少30万澳元

此外，申请人须持有188A签证并在澳大利亚居住至少3年，2021年7月1日后获邀者，须在过去3年内累计居住至少1年，2021年7月1日前获邀者，须在过去2年内累计居住至少1年。

第二个类别是 888B 投资者永居

申请人必须在澳大利亚维持250万澳元投资满3年，并在澳大利亚居住累计2年以上。

第三个类别是 888C 重大投资者永居

申请人必须维持500万澳元合规投资满3年，并在3年内平均每年在澳洲住40天，或配偶平均每年在澳洲住180天

如果按照澳币：人民币是1：5的汇率来计算，如果只看澳洲官方最低要求，188A的最低门槛是625万元人民币，188B的最低门槛是1250万人民币，188C的最低门槛是2500万人民币

而在现实中，一个中国大陆家庭真正成功从188走到888，其财富规模往往远远高于最低要求

因为从188转换到888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家庭都会为了孩子读书，在悉尼或者墨尔本的好学区买房

而且中国的高净值家庭是极少会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部都放在澳洲这一个国家的

所以如果按照中国家庭的投资习惯保守估计，188A申请者的身家通常在1000万至3000万，188B申请者的身家通常在3000万到1亿之间，188C申请者的身家通常在5000万到2亿以上

这个财富身家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搁在全世界都属于高净值家庭，是绝对的富豪阶层

是不是很多人以为中国这个财富级别的富豪很少会选择澳洲作为移民地呢？

澳洲媒体SBS从澳洲内政部得到了一个官方数据，从这条投资移民渠道开通的2012年11月至2020年6月间，共有7389名申请者获得了888签证，其中84.9%的成功申请者都来自中国大陆

7389x84.9%=6273

也就是说，最起码有六千多个身家3000万以上的中国高净值家庭在中共十八大后的几年内，通过几百万澳币门槛的投资移民渠道润到澳洲了

这仅仅还只是澳洲这一个发达国家的中国富豪投资移民数据，如果算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其他发达国家，恐怕这个数字还得翻个十倍不止

为了验证澳洲媒体有没有夸大其辞，我还特意去澳洲内政部官网上找了一份澳洲官方披露的文件

可以很清楚得看到，在2020财年（也就是2019–2020），澳洲188的签发总数量是1040份，888的签发总数量是454份

其中，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占绝对主导，中国大陆的188成功申请者数量是696份，888 成功申请者数量是390份，分别占了签证总数量的67%和86%

而且澳洲内政部还在这一年给188C和888C，也就是有能力拿得出500万澳元（也就是2500万人民币）投资到澳洲，并放满3年的申请者单独列了一个表单

可以看到，这一年188C的签发总数量是136，其中有95份申请是来自中国大陆，占比70%

888C的签发总数量是133，其中有128份申请来自中国大陆，占比96%

无论是188还是888，中国大陆申请者的数量都可以说是碾压其他国家的存在，其他国家的申请者加起来都望尘莫及

所以我每次看到包蜜辩解说十八大以后就没有贪官污吏转移资产外逃的事了，我就觉得好笑

因为你们的说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移民局给出的数据对不上啊

单独开一个帖子来回答这个包蜜的问题

都说中国贪官拿美国绿卡，那为什么从来没看见过反共义士去线下拍摄共产党贪官和小三在美国的照片视频

美国我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跑去美国的中共贪官和红色权贵实在是太多了，美国疆域又实在是太辽阔了，弄得美国记者都不够用了，所以没出什么大事就没有报道

但是澳洲媒体真的不止一次爆料过中共的红色权贵和高干子弟在澳洲的海外资产，具体到姓名、地址和大house的照片

还有就是爆料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奢侈无度的日常生活，一般套路就是记者口头采访几个中国留学生→感慨中国留学生怎么会这么有钱→质疑中国留学生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澳洲媒体好多年的老话题了，绝对不止Lanlan Yang劳斯莱斯那一次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庆红家族在澳洲购买的豪宅，这栋豪宅有一个专属名字，叫作Craig-y-mor

从Land Title Office of New South Wales获得的资料显示，这笔房产交易是在2008年3月7日交换合同，交割日期是2008年4月18日，地契编号是 Lot 2 Plan DP792955，成交金额是32,400,000澳元，占地面积1112平方米

购买者是 MEI JIANG，购买者在合同上的地址是 73 WOLSELEY RD, POINT PIPER NSW 2027，出售者是 TILLEY，出售者地址也是 73 WOLSELEY RD, POINT PIPER NSW 2027

因为在2008年购买时，为减少媒体关注，购买者只有曾伟的妻子蔣梅一个人，成交时没有贷款，是全额支付

但在2009年，这栋豪宅在Land Title Office of NSW的注册上加上了曾伟的名字

豪宅位于悉尼南岸的Point Piper，这里稍微科普一下，Point Piper是悉尼最豪华的居住区之一，位于悉尼歌剧院的东面，当地市政府的名称是Woollahra Council，这笔交易是澳洲房地产市场历来排名第3的最高纪录。

从Google卫星图可以看出，这个豪宅的前花园包括一个游泳池，豪宅完整的地址是73-75 Wolseley Road, Point Piper, NSW 2027, Australia，也就是一块地占了两个街号，位于街道旁的约两层楼高峭壁上。

然后当年这事儿是怎么曝光和实锤的呢？

因为曾伟与蒋梅夫妇买下这栋豪宅后，不满意这栋豪宅的装修，想再花500万澳币把这栋豪宅翻新重建，于是就向Woollahra Council递交了改建报告

澳洲媒体就顺藤摸瓜，扒出了曾伟与蒋梅夫妇于2010年5月3日递交的房产审批改建计划的开发报告

报告首页的内容包括，申请人是一家建筑师事务所Gergeley and Pinter Architects，产权拥有者是 Ms M Jiang 和 Mr W Zeng

就是我这个帖子放出来的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地址、姓名都和澳洲媒体的报道对得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结果这事儿最魔幻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澳洲媒体详细爆料了曾庆红家族的澳洲豪宅之后，除了少数海外自媒体大v喜欢用这事键政，以此来佐证中共贪污成风之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墙内，根本无人在意这事

我说的“无人在意”不是讽刺，是真的无人在意，就好像“澳洲媒体爆料曾庆红家族亿万澳洲豪宅”这事就从来没有在这个时空发生过一样

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反腐了十几年，也没见曾庆红家族的任何一个人被中共纪委抓走调查

中共党内曾庆红的政敌也没有一个人拿这事来作文章攻击曾庆红

普通老百姓因为媒体监督在习近平时代彻底消失，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即便有少数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为此举身份证去向中共纪委实名举报曾庆红家族贪污

唯二的变化大概就是每年来澳洲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会慕名去Point Piper参观一番，把这栋豪宅当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景点

然后就是一堆家里相对有钱的中国留学生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投资澳洲房产，把Point Piper这个区的房价抬得更高了，弄得悉尼本地白人怨声载道的，觉得是中国人把悉尼房价给炒高了

先上一个政经鲁社长的原视频油管链接，有条件看长视频的键委还是尽量去油管给鲁社长增加流量和热度

靳磊和何立峰石泰峰黄坤明的关系；靳磊夫人的牛逼社交圈；深圳市委书记的三方博弈；深圳和习近平家族的特殊关系；铁路局长费东斌落马的秘闻；齐桥桥和深圳地产界的关系；习远平和深圳金融界的关系；中组部的复杂局势

政经鲁社长的这条直播切片大概是习近平家族深圳利益网络的一个大总结，所以这个帖子应该跟以下这个几个扒皮帖子结合食用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姐齐桥桥与大姐夫邓家贵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科兴疫苗与习近平主席的亲弟弟习远平之间的权贵利益链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习近平主席的亲弟弟习远平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习近平主席的连襟，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建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习近平主席的表弟齐明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王石的政商关系以及万科对习近平家族的利益输送

在当今的中国，如果要问哪个副部级距离正部级最近，那估计应该是深圳市委书记了。

十八大以后的历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许勤、王伟中、孟凡利，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封疆大吏

这份战绩不仅超过了隔壁的广州，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副省级城市。

可以这么说，一个中共干部一旦当上深圳市委书记，就相当于拿到了封疆大吏的入场券，或者说半步正部级了。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却空置了半年多的时间

自从去年9月，上一任市委书记孟凡利升任广东省省长以后，继任的市委书记却一直难产，孟凡利只好同时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往来于广深两地。

直到这几天啊，中共常委会才确认，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靳磊调任深圳市委书记，正式结束了这场人事博弈。

那么，这位新任深圳市委书记的产生，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深圳这座城市，又跟习近平家族产生了哪些关联？为什么我们把深圳叫做“习家的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扒皮一下深圳和习近平家族的关联

习仲勋的一生，与两个特区密切相关，一个是他早年参与创建的陕甘边特区，一个是他力主创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平反复出，中央还没有他的位置，叶剑英就安排他主政广东。

习仲勋到任广东之后，首次到基层考察，来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当时的宝安，正处在偷渡逃港的风口浪尖上

“逃港”是当时一个延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是习仲勋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多少农忙的景象

田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当地的精壮男性成年劳动力几乎都跑到对岸香港去了。

随后，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呼吁中央放点权给广东，允许在宝安、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建设贸易合作区。

在这之后，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讲出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从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不夸张地说，如果说邓小平是深圳特区之父，习仲勋可以说是深圳特区之母。

从1990年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以后，到2002年去世以前，习仲勋一直居住在深圳，一共居住了十一年半左右

用习仲勋自己的话说，“现在我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可以说，习仲勋当时是常年居住在深圳的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

深圳市的前几任市委书记，跟习仲勋都有一些渊源。

第一任书记张勋甫和第二任书记吴南生，都是习仲勋当时的直接下属。

吴南生曾经感叹，当时是习仲勋带着他向中央去要权，两个人在特区初创时期的配合，被视为广东先行一步的关键。

第三任书记梁湘是改革派大将，跟习仲勋理念非常相合。

在梁湘后期受到政治调查时，已在中央工作的习仲勋亲自出面，要求有关部门要历史的、全面的看待梁湘，这在当时是对梁湘极大的政治保护。

第四任书记李灏是习仲勋的好友，也是谷牧的大秘，对习仲勋也非常尊重。

李灏主政期间，习仲勋几乎每年都来深圳考察。

根据李灏的回忆，习仲勋曾对他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试验田，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李灏经常就特区立法、改革等重大问题向习仲勋汇报。

第五任书记厉有为，与习仲勋关系也非常密切

厉有为曾经公开表示，习仲勋晚年在深圳是特区改革开放的主心骨，经常为特区出谋划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住在这里是“以正压邪”。

在张高丽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习仲勋已进入高龄

因为深知江泽民对习仲勋的尊重，张高丽对习仲勋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对齐桥桥的生意也非常照顾，还专门给批过一块地。

除了市委书记，深圳市的其他领导跟习近平家族也有很多渊源。

比如曾经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的王众孚，当时，中央有人对习仲勋每年在深圳的疗养费提出质疑

王众孚代表深圳市政府表态，主动承担了习仲勋每年数百万的养老费用，后来还帮助习家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

习近平家族因此一直视王众孚为恩人和好友，习近平上台后，对王众孚推荐的人才总是信任有加、大力任用。

比如原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原河北省委书记、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原监察部副部长、现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都是得益于王众孚的推荐。

可以这么说，在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习近平家族主要依靠的还是习仲勋残存的影响力。

1987年，随着胡耀邦的下台，习仲勋也被赶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

习仲勋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快速衰退，他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这个他亲自开创的经济特区，这也是他选择长期在深圳居住的原因。

不仅如此，那些活跃在深圳的红色权贵们也大多都是习近平家族的盟友

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都独霸广东的叶剑英家族，再比如活跃在深圳的谷牧家属和王震的儿子等等。

于是习仲勋的家属们，也选择了深圳作为发展的大本营。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因为小儿子习远平靠自己找的工作不理想，就专门让自己的老部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把习远平调到深圳对外贸易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习远平辞职后也长期在深圳经商，2017年1月张勋甫去世，习远平还专门写了回忆的文章。

习仲勋在世时，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大女儿齐桥桥从武警辞职，长期在深圳生活，习仲勋去世后，由于气候和居住习惯的原因，齐心也长居在深圳居住。

为了照顾齐心老太太，她的两个侄子，也就是习近平的两个表弟齐明两兄弟也长期生活在深圳。

齐桥桥和习远平也长期往返于北京和深圳两地，齐明后来担任了深圳著名企业中兴通讯的高级顾问，他的兄弟也挂名工作在开发区的一家国企里。

习仲勋和前妻郝明珠的大女儿习和平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杀，习和平的儿子丁晓东被安排在深圳特发地产担任董事长。

郝明珠的大儿子习正宁离世后，习正宁的儿子习赞农于1998年调任深圳海关缉私局的副处级干部，后来又调任拱北海关的缉私局局长。

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曾经是深圳大唐移动的股东，一度活跃在广东的电信圈子里，还有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与徐兴建夫妇，也曾经在深圳工作和生活。

如同上海之于江泽民家族，广州之于叶剑英家族，深圳也成为了习仲勋家族的家族领地

因为在当时的北京，习仲勋家族只能算是一个衰落的政治家族，已经没有了多少话语权，而在深圳，他们则成了顶级的婆罗门家族。

习家的二代子女或在深圳工作，或在深圳创业，或长居在深圳，或常年奔波在深圳和北京两个城市之间。

深圳市的市领导，多多少少都跟习家有些交情，深圳的企业家也很容易就能找到习家建立关系，深圳就此成了习仲勋家族的根据地。

不过习家家族在深圳也有不受重视的黑暗时刻，2002年习仲勋去世，习家的第二代子孙习近平还只是一个省长，影响力还仅仅局限于东部的一个省，看不出来未来会飞黄腾达

这之后的几任深圳市委书记，对习仲勋家族的重视明显不如以前。

黄丽满是江泽民的嫡系，自然不用把习家家族放在心上，她在位的这段时间也正是习家的“至暗时刻”。

刘玉浦和王荣这两任市委书记都来自于团派，他们的权力来源对习近平存在着天然的抵触，因此跟习家家族的也往来不多。

只有李鸿忠的身段比较灵活，对齐心老太太的身体和齐桥桥的事业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这也给他后来能够归顺成边缘习派打下了基础，为他的仕途准备了一个安全的政治降落伞。

很多人以为李鸿忠跟习近平的渊源来自于天津，其实是来自于深圳时期的交往。

总而言之，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间，习仲勋家族在深圳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他们在当地的协调能力和办事能力极度衰退，各项生意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的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把相当一部分精力从深圳转到了北京，忙着读清华EMBA和开发房地产项目

正是尝到了失去权力的滋味，他们才明白拥有的可贵，这也是习近平家族时至今日仍然非常重视深圳市委书记人选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些不愉快，随着2015年马兴瑞的到来而彻底结束。

马兴瑞籍贯山东郓城，跟彭丽媛很早就熟识，虽然比彭丽媛大上几岁，但是依然对彭丽媛一口一个“大姐”得叫着。

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的老公叫徐兴建，也跟马兴瑞比较熟悉。

2016年，徐兴建工作的信达资产公司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旗下的信达财险常年亏损，跟信达的主业协同性不大，因此决定转让出去。

由于财险的牌照价值有限，又带着巨额亏损，信达的卖价也不低，因此没人愿意接盘。

任务落到了徐兴建的头上，于是他跟马兴瑞这位郓城老乡提了一嘴，估计也没报太大希望。

想不到，马兴瑞书记行动力超强，立刻命令深圳市属国企火速开展收购谈判，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信达财险，还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溢价。

当时在谈判时只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徐兴建必须留任信达财险董事长至少3年，交易完成的当月，马兴瑞晋升广东省省长，跳出了徘徊九年的副部级。

马兴瑞向习近平家族的靠拢，绝不仅仅围着彭丽媛一个人。

2015年深圳当地的两个著名企业爆发了著名的“宝万之争”。

在万科的大股东华润集团的默许下，卖菜起家的潮汕老板姚振华，带着宝能集团和前海人寿发起了对万科这家中国房地产排头兵的收购之战，遭到了以王石为首的万科管理层的抵制。

靠着各路金融机构的支持，宝能持有的万科股份一度超过了25%，超过了华润和万科管理层持股的总和。

从求助于监管机构到舆论战，惊慌失措的万科管理层用尽各种招数来抵御宝能的恶意收购。

最后万科终于拜倒在了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的门下，在大姐姐齐桥桥的招呼下，深圳市政府坚定地站在了万科背后。

他们派出了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战略投资者，亲自出面给国资委写报告说服华润集团把股份转让给深圳地铁集团，并成功劝退了恒大，最终帮助万科管理层打赢了这场保卫战。

从此以后，万科也成为了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房地产事业的重要帮手，他们在广州收购的烂尾楼由于资金等问题一直闲置，万科出资金出团队来帮忙开发，收益的大头还是归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所有。

大姐夫邓家贵在云南搞得土地一级开发也是因为资金等问题一直干的不温不火，万科介入以后，大大加速了这个稳赚不赔机器的运转。

万科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由万科冠名的公司来负责邓家贵的业务。

邓家贵在深圳的地产版图绝不仅仅有万科一家，早在很多年前，邓家贵就入股了深圳另一家知名房地产集团，卓越公司。

这家公司号称深圳的CBD之王，占据了深圳福田中心区的半壁江山。

在房地产普遍爆雷的情况下，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反而给卓越批了400多亿的授信

人民银行第一个批准了卓越发行的50亿中期票据，证监会也不甘落后，光速批了卓越的20多亿的ABS。

2019年1月，李华因为牵涉深圳原政法委书记李华楠的案子被带走协助调查，半个月不到就被放了出来，可见其背景的深厚。

除此之外，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旗下的远为实业，还跟深圳地铁合资成立公司，专门从事最稀缺的地铁上盖物业开发。

跟齐桥桥与邓家贵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不同，习近平主席的弟弟习远平更喜欢金融。

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文化程度不高，还不愿意分钱，团队的素质一般，尽管有各大行的支持，但是他们的各项投资一直没有做起来。

而弟弟习远平创立的明石基金却发展得不错。

曾经管理过300多亿的蓝色海洋基金的经历，让习远平结识了前海人寿和生命人寿的老板张峻，两个人也算是相识于微末之时

在习远平的支持下，张峻接盘了徐明发起的生命人寿，从一个隐形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保险大亨。

依靠着万能险快速做大规模后，生命人寿很快成了资本市场上最彪悍的大买家，前海人寿和安邦人寿只能算是他的后辈。

因为习远平的关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当面称呼张峻为首长，为生命人寿一路开路灯

甚至修改了很多规定，给了生命人寿一些独家拥有的创新试点政策，后面还准备给张峻另外审批一张厚德人寿的牌照。

孙政才在吉林当政时，为了拉拢张峻，力主将当地的吉林信托和都邦保险都转让给张峻，后来因为职位变动才没有实现。

张峻在吉林搞活动时，当时的保监会资金运用部主任孙建勇，发着高烧还专程赶过去捧场。

孙政才到了重庆后，又安排张峻成为了重庆银行的第四大股东。

2016年，广东省副省长、原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巡视中落马，张峻被带走协助调查，很快发现了大量其他的犯罪线索

关于刘志庚的案子很快有了结果，关于张峻的案子则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2022年，张峻被释放并回归公司，成为所有民营金融大佬里面最快出来的一个。

重出江湖的张峻依旧能量巨大，他们曾经战略入股了新疆的首条民营铁路，红淖铁路。

这条铁路连接淖毛湖煤炭区与兰新铁路，是新疆煤炭出疆的战略级干线。

但是这条民营铁路从一开始就和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铁系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铁路局看来，铁路是全国一盘棋，红淖铁路必须接入国铁干线，行车调度必须服从乌鲁木齐铁路局的统一管理。

如果国铁干线运力紧张，红淖铁路的列车可能无法及时排进国铁的运行图，形成家门口的拥堵。

这种调度权之争，让这条铁路陷入了长期的亏损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甚至决定新建一条平行的国营铁路来跟他竞争，这就触及到了张峻的核心利益。

然而费东斌完全低估了张峻跟习远平的联系，2025年，上任不到三年的费东斌落马被抓

富德虽然凶猛，但是远不是习远平最大的钱袋子，在深圳，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民营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

在当今这个高度金融管制的社会，民营金融公司天然受到政策上的歧视，平安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带着满满的求生欲，马明哲一直费尽心机，进行各种攀附。

胡温时期，他攀附上了温家宝家族，让张培莉母子成为了平安的股东，给他们送上了上百亿，以此换得了温家宝家族的庇护。

到了十八大以后的第一个五年，他又攀附上了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跟博裕资本合作了好几个公司。

2013年前后，平安和习近平家族发生了间接的联系。

正大集团和躲在背后的肖建华买入了汇丰持有的平安集团的股份，成为了平安的第一大股东。

肖建华跟习近平家属来往密切，从大姐姐齐桥桥到亲弟弟习远平跟他都是商业伙伴。

不过，2017年1月，肖建华倒在了中共打击财阀的运动中，马明哲和习近平家族又失去了联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大集团的第四代谢其润，居然跟习远平的儿子齐明正相亲成功，喜结连理，正大集团和习远平成为了正儿八经的亲家。

于是马明哲终于又和习远平挂上了钩，解决了政治安全问题

深圳还有一家全国领先的创投机构深创投，这家投资公司是国资创投界的定海神针，代表着国资创投的最高水平，多年来投资和孵化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

鲜为人知的是啊，这家公司跟习远平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深创投的外壳，习远平得以投资最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

即使项目发展遇到困难了，深创投也可以通过不同基金之间的腾挪，确保习远平的投资万无一失，跟习远平相比，巴菲特什么都弱爆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也曾经存在着“巨大中华”四家代表性的企业，分别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这其中的巨龙，早早得就被历史淘汰了，而剩下的三家则多少都跟习近平家族有些联系。

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他创立的新邮通和大唐移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中移动3G设备的大规模招投标中，新邮通作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营企业突然异军突起，以大唐系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竞标，在广东等关键省份拿下了极高的市场份额。

据传，成立仅三年的新邮通，获得了中移动3G网络大概5%到10%的全国市场份额，在当时的电信行业引起了巨大轰动。

而习近平的表弟齐明先是担任中兴下属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又担任中兴的首席顾问，出现在了中兴跟各级领导的会见中。

不过很快这两位亲属无所顾忌的经商行为，都被习近平主席叫停，他甚至把表弟齐明关进去了近四个月，后来又把齐明驱逐到了澳大利亚。

由于习近平本人也关注到了这个行业，2015年在访问英国时，习近平专门视察了华为的海外办公室，从此把华为当成了中国高科技实力的名片。

2018年到2021年，习近平亲自指挥了对孟晚舟的营救工作，把“孟晚舟案”上升到了最高外交层面，甚至不惜以抓捕两个加拿大公民人质等强硬手段与美加博弈。

到了第三个任期，习近平主席更是将华为作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利器，给了华为大量的经费、政策和市场支持，并史无前例得让一个民营企业承担国家战略级的研发任务。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负责直接联系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甚至任正非的意见可以直接报告给习近平本人。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深圳市委书记的人选有了一定的规律性。

当总书记有合适人选时，深圳市委书记通常由总书记指定，比如江泽民时期的黄丽满、胡锦涛时期的刘玉浦。

当总书记没有明确人选时，深圳市委书记又成了强势的中组部部长的领地。

比如张高丽是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亲信，王荣是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亲信

到了新时代，这个位置的博弈又加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习近平家族成员的意见。

深圳主要的三大产业，金融、地产和高科技，习近平家族全部深度介入其中。

大量的深圳企业都与习近平家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习近平家族的白手套。

可以这么说，习近平家族的利益已经和深圳深度地绑定在了一起，要保护并扩大这些利益，就要求深圳市委书记必须是习近平家族的自己人。

如果再空降一个王荣式的人物，对习家所庇护的企业和对习近平家族的利益，都是一个不能承担的风险。

所以说，新任的深圳市委书记要么本来就跟习近平家族关系密切，要么到任后，就必须要快速得向习家靠拢和表忠心，从马兴瑞开始的历任书记都是如此

马兴瑞的故事刚才已经说过了，马兴瑞之后的许勤，之前是马凯的老部下，跟谷牧家族也关系密切。

在许勤担任市长期间，他快速得向习近平家族靠拢，给习家老小办了很多事情，终于获得了习家的认可，成功接任深圳市委书记，后来又升任河北省长和黑龙江省委书记。

许勤后任的王伟中，最初是邓楠的下属，在太原市期间，就跟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建立了联系

再加上清华学长陈希的力挺，才得以成功的接任深圳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广东省长和省委书记。

王伟中之后的孟凡利，在烟台期间就给习远平的明石基金立下了汗马功劳，获得了习远平的认可，这才能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去年更是升任广东省长。

总之，要么本来是自己人，要么很快成了自己人，只有这样的人选才能通过习近平家族的考核。

在陈希掌控中组部期间，他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因此在选定深圳市委书记人选时通常会参考齐桥桥和习远平的意见。

这期间，广东省的两任省委书记，胡春华和李希，都属于谨小慎微的领导，最惦记的是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对这个位置都处于不管和不敢掺和的状态。

所以深圳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一般都是陈希和习家姐弟一商量，再报给习近平主席就直接可以决定。

二十大以后，中组部高层和广东权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习近平的铁杆原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入常的竞争中落败。

为了安抚这个老部下，习近平把他放在了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省委书记的位子上。

黄坤明雄心勃勃，到了广东之后，自然把主政大权全部抓到了手里。

加上中组部部长陈希退了，新上任的李干杰只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秘书，对人事问题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再加上这个时候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也在逐渐地退出一些表面上的产业利益，因而这就出现了一个空档，造成了各方对于这个职位的较量和扯皮

这也引起了中组部对于相关任命选派的一个“长草期”，黄坤明在这件事上很有野心和插足的打算，所以第一个推出来的是现任的市委副书记，但由于资历及平衡没有推上去。

再后来由于一直推不出让习近平家族和地方都满意的人，造成这个最接近正部级的职位空了很久。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次异军突起的这个人，也就是开篇说到的，中共常委会终于确认任命了这位新的深圳市委书记，那就是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靳磊。

那为什么一个履历并不亮眼的地方官员，能够杀出重围接下这烫手的职位呢？因为靳磊身上有一个最为关键和隐秘的力量连接

靳磊有一个能干的妻子成冬梅，成冬梅现在是河南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负责全省不良资产的处置。

成冬梅是一位社交牛人，跟众多高层核心老干部的家属圈都保持闺蜜般的熟络交往

她打通了从老领导家属以及更高层的夫人们之间的关系网，成功帮助丈夫构建了这个足以接手“习家之城”的关键保护伞

通过这种极其紧密的家属、女眷的纽带维系，成冬梅在这个极难运作的顶层利益漩涡里成功突围，替自己的丈夫找到了获得所有人信任的关键背书。

这才是能够让一个看似冷门和缺乏传统强大班底的外地干部，能在各大派系角逐这片习近平家族根基地当中，“破局而出”担任了这个极其核心的封疆大吏入场券的真正内情。

深圳，被称为北京的镜像，这里有着最高的资本效率与资源，这里永远不会随便托付给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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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当年是如何对元老家族进行利益输送的？吴小晖最大的靠山到底是谁？他和陈小鲁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如何三场商战得罪了王岐山和其他所有权贵？他和习近平是如何结怨的？

2024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总局批准安邦集团进入破产程序，这个吴小晖缔造的万亿金融帝国，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告别时刻。

长期以来，邓小平外孙女婿这个光环，一直笼罩在吴小晖的身上，让他的崛起和陨落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真扒皮一下吴小晖这个万亿赘婿

事实上，吴小晖并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家，而是一个创二代，他的父亲叫做吴传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吴传信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先后尝试过养蜂和药材生意，开过塑料编织场，后来又开始经营汽车租赁业务，成为上了海大众汽车在温州地区的总代理。

随后，吴传信又在义乌成立了第一家上海大众汽车特约维修站，这一段时间，吴小晖还是平阳县工商局的公务员，娶了当地县领导的女儿。

年轻的吴小晖在仕途上没有很大的起色，反而是在“服务领导”这件事上展示出了过人的天赋，成为了温州市长刘锡荣的亲信。

刘锡荣也成为了吴小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就是他把吴小晖带入了真正的红色权贵圈内。

刘锡荣是个红二代，他的父亲叫做刘英，曾经和粟裕搭档在浙江打游击，刘英被国民党杀害后，粟裕派人找到了刘英的家属，并一直悉心照顾。

也正因着这个缘故，刘锡荣经常去北京看望粟裕一家，后来也经常带上善于服务领导的吴小晖。

吴小晖因此认识了陈毅的小儿子兼粟裕女婿陈小鲁，这段机缘成就了吴小晖的半生辉煌。

随着企业规模越做越大，吴传信感到有些吃力，于是他说服了在仕途上没有多大起色的大儿子离开体制来跟着自己一起做生意

1996年，吴小晖辞去公务员的编制，跟着父亲下海经商，成立了联通汽车租赁公司

两年后，吴小晖又成立了旅行者汽车集团，在全国建立了几十家4S店，甚至一度成为上汽最大的经销商，并且因此认识了上汽的董事长胡茂元。

1998年，吴小晖的两个老领导都调到了省里，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刘锡荣也升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他的平台也到了省里。

在老领导的介绍下，吴小晖结识了刚从省计委主任升任副省长的卢文舸。

卢文舸很欣赏吴小晖的能力和水平，吴小晖也很看重卢副省长的权力地位和人脉关系，开始千方百计地追求卢文舸的女儿卢飞舟。

几经努力，两人终于情定终身，吴小晖也抛弃了糟糠之妻，成为了浙江副省长的乘龙快婿。

汽车销售生意虽然利润也算丰厚，但是赚钱速度满足不了志存高远的吴小晖。

当年全国都处在兴建高速公路的热潮中，买下热门的高速公路运营权成了稳赚不赔的大生意。

这种动辄几十上百亿的高速公路生意，现金流非常好，银行抢着贷款，每年的利润也很丰厚。

而吴小晖的岳父大人，正好分管着浙江省的交通系统

不过对于这种大生意来说，全国各路神仙都会来竞争，因此光有本省的资源还不够，还需要有通天的招牌和能力。

吴小晖虽然了解了这种生意模式，但是还没有能力吃下这个蛋糕，于是他想到了多年前认识的好大哥陈小鲁。

陈小鲁是陈毅的小儿子，也是粟裕的女婿，同时继承了两个红色家族的人脉。

据说，陈小鲁的性格最像陈毅，张扬豪爽，交友广泛，乐于助人，文革期间还当过“西纠”的副司令，是红色太子党的领袖人物之一。

习近平主席后来也曾经说过，小鲁是我多年的朋友。

叶选宁、王岐山、马凯这些人，跟陈小鲁都有交情。

虽然陈毅在文革中去世了，粟裕当时也还没有平反，但是他们作为新四军的元老，在新四军的后人中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就曾经是陈毅接管上海时的主要助手，两家的感情很深。

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当年也是陈毅的副手，刘延东和陈同海，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其中的曾庆红，后来也成为吴小晖最主要的靠山。

最为重要的是，陈毅生前和邓小平最为要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事经历构建了这两个四川老乡的友情

解放后，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四家在中南海内曾相邻居住，陈毅和邓小平的宅邸是前后院，邓小平家正房的后墙与陈毅家相邻的院子互为隔断，两家往来很多

陈毅的妻子张茜去世前，把女儿陈珊珊托付给了邓小平，陈珊珊也算是邓小平的干女儿。

陈小鲁的合作伙伴中，就有一个邓家的后人叫做邓卓芮，小名叫眠眠，是邓楠的女儿。

她出生于邓小平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的时期，给落难中的邓小平带来了亲情的温暖，因此成了邓小平最为宠爱的外孙女。

陈小鲁其实并不擅长经商，在经历了几段失败的生意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帮助外国企业处理在中国的公关事项，说白了就是收钱铲事。

公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红色家族的高干子弟，包括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原农业部长何康的儿子何迪，乔冠华的继女洪晃等等等等

这几个红二代都很佛系，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基本上就是靠着父辈的关系，吃着信息不对称的红利，日子过得不温不火。

在吴小晖的请求下，一向乐于帮助年轻人的陈小鲁，决定答应帮助吴小晖

他们共同成立了一家“上海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由陈小鲁亲自担任董事长

据洪晃回忆，这家公司完全是吴小晖的生意，陈小鲁只是挂名和代持。

洪晃在采访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那个时候在公司里头呢，就特别不喜欢小鲁去帮吴小晖。”

“因为吴小晖呢，也比较鬼，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他也是让小鲁当的董事长。”

“北京的标国和上海的标国都是陈小鲁当董事长，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是同一个公司，嗯，但是其实不是。”

吴小晖不愧是公关天才，他不但成功让陈小鲁替他的公司当了挂名董事长，没过多久跟陈小鲁的其他家人也熟悉了起来

陈小鲁的妹妹陈珊珊，也就是著名外交家王光亚的夫人，也非常欣赏吴小晖，还特意把他介绍给了邓卓芮。

陈小鲁一开始对此并不知晓，事后才听别人说起，邓卓芮这个当时已经31岁的老姑娘，那时候还是单身，而且没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因为邓卓芮的身份让她的交际圈很狭窄，而且在她认识的男人里，大部分人都不敢追求她，“邓小平最宠爱的外孙女”这个极具光环的头衔，反而成了她感情生活的最大障碍。

不过吴小晖不是一般男人，他是超级魅魔，他不仅心细人胆大，而且能够精准拿捏这些高干子女的心理，三下五除二就俘获了这位红色公主的芳心

就在同一年，吴小晖的第二任岳父卢文舸副省长，到了退二线的年龄，调任省人大的副主任，卢文舸也因此失去了对女婿的最后一道掣肘

2004年前后，邓小平家族专门派人到平阳县调查吴小晖的背景。

这是红色豪门婚姻的最后一道审查程序，也是吴小晖最担心的环节。

如果之前的两段婚姻被曝光，他的所有努力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不过最后的结果让他虚惊一场，邓小平家族派去的人竟然没有发现他的结婚记录。

因为吴小晖拥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证（这在当年管理不严格的时候是很平常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在后来安邦的董事会记录里也可以看到。

2004年下半年，吴小晖和邓卓芮结婚了，这段婚姻让吴小晖进入了中国最顶级的红色权贵家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

虽然邓小平当时已经去世了，但是邓小平家族仍然是当时全中国数一数二的权贵家族。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这些刚刚退休的第三代领导人，几乎都得到过邓小平的提拔。

而刚刚上台的九名常委中，除了贾庆林和李长春没有直接和邓小平打过交道，其他人都受过邓小平的恩惠。

不仅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领导人，吴邦国和黄菊也直接受过邓小平的培养。

除了投胎以外，婚姻是改变阶层的最有效方式，吴小晖无疑把这个办法用得炉火纯青，三段婚姻搭建了他的通天之路

2002年11月底，十六大刚刚开完不久，习近平升任浙江的新任省委书记。

在吴小晖的央求下，陈小鲁带着他拜访了自己的老朋友。

习近平非常清楚陈小鲁跟邓小平家族以及曾庆红家族的关系，也知道陈小鲁在红二代中的活动能力。

帮助陈小鲁可以塑造自己重感情的好名声，关键时候还可以让陈小鲁帮助自己游说高层，因此，陈小鲁的面子是要给的。

和邓卓芮结婚之后，吴小晖一夜之间成了邓小平家族的直接代表，在习近平的天平上，吴小晖的砝码更加重要了。

当时习近平已经有志于竞争大位，因此开启了一项旨在搞定各大元老家族的浩大工程。

邓小平家族作为当时中国排名前三的权贵家族，当然也是他的目标之一，因此，给吴小晖的好处，必须加码。

2005年底，总投资超过160亿的诸永高速，被两家民营企业全盘拿下。

媒体报道说，这两家公司公开的信息几乎为零，堪称“神秘”。

这两家公司，分别叫做北京平准投资公司，和上海标准基础投资公司，都是吴小晖旗下的公司。

在当年，高速公路这种优质项目，只要拿下项目，就不用担心资金，有很多银行都争抢着贷款。

这个巨无霸项目，让吴小晖每年能拿到几个亿的净利润，收费时间25年，总利润超过百亿。

这种大项目，远远不是交通厅长和副省长能够做主的，必须得到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批准。

当然了，习近平利益输送的对象，并不仅仅是邓小平家族，还有跟他们家关系密切的叶剑英家族。

2004年底，杭州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杭州绕城高速公路权益转让项目尘埃落定。

外号“小宁波”的郁国祥花费10亿美元，拿到了这个众人垂涎已久的项目。

而这个郁国祥，就是叶剑英三儿子叶选廉的白手套。

据说，曾经有一个亲信厅长向省委书记习近平请示，有一个高干子弟找他，要在浙江落地一个新型房地产项目，应该怎么办。

习近平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行，只是说，要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由此可见，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当年也是一个利益输送的高手。

有了邓小平家族的权势加持，吴小晖开始构思更加宏大的生意。

由于常年经营汽车销售，经常代理汽车保险，因此吴小晖想成立一家保险公司。

不过保险行业还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保险牌照的新设更是难于登天。

它需要强大的发起股东，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保监会的漫长审批。

这对于之前的吴小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对于邓小平家族的女婿来说，这件事情就没多少难度了。

他找到了上汽的董事长胡茂元，希望上汽充当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

他又找到了陈小鲁，帮助他代持股份，还邀请龙永图这些名人担任董事。

至于保监会的审批，那就更不是事了，当时分管金融的是常务副总理黄菊，他早年的提拔就受益于邓小平的帮助。

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连续几年在上海过年，都是黄菊负责接待，因此跟邓小平家族非常熟悉。

一听说邓卓芮的丈夫要成立保险公司，黄菊副总理自然是马上亲自督办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本省的第一张保险牌照也非常重视，指示宁波市全面配合各项申请工作，当时的宁波市委书记，就是后来的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2004年9月，安邦财险在宁波市正式挂牌成立。

保监会的办事人员对吴小晖也是鼎力支持，给了很多特殊的政策。

安邦在一年内通过了二十多个保监局的分别审批，开设了二十多个分支机构，这种速度简直空前绝后。

2008年12月，保监会又批准安邦保险，可以在其37家分公司开展电话销售业务。

在当时全国几十家财险公司里，安邦是第一家获批同时在全国所有省份开展电话营销的企业。

包括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这些保险业的老大哥，乃至人保在内的央企保险公司，都还只能在部分省市进行电话营销。

为了帮助安邦尽快设立资管公司，保监会甚至量身定做，修改了规定，把资管公司的设立年限从8年降低到了5年。

2010年，安邦收购了健康保险公司，安邦人寿也宣告成立。

2014年，养老保险和资管公司也先后成立。

短短四年时间，安邦拿下四张牌照，实现了保险牌照的大满贯，走完了很多保险公司几十年都没有走完的道路。

2011年，安邦完成了一个关键战役，收购成都农商行。

当时，成都的市委书记李春城为了再进一步，急于攀附邓小平家族，因此给下属们下了死命令，这次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仅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安邦就完成了所有的投资和审批工作，仅仅花费了56亿元，就控制了一家上千亿资产的银行，让集团的总资产达到了千亿规模，堪称是神迹

而这笔56亿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居然是来自于成都农商行自己的资金。

让下一任市委书记都感慨的是，这场关系到数千亿资产归属的交易，居然都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

在2012年保险行业大扩张的大风潮来临之前，安邦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2011年，吴小晖的贵人项俊波来到了保监会。

项俊波上过老山前线负过伤，在审计署跟别人拼过命，还写过很多电视剧剧本，是个传奇人物。

不仅如此，项俊波还热爱政治攀附，只要是他觉得有价值的人物，办起事情来彪悍异常，尺度大得让你吓一跳。

项俊波本来是要担任证监会主席，临时被调换到保监会

刚到保监会，他就大吃一惊，认为保险行业的规模太小了，保险公司的束缚太多了，保监会的实际权力太小了。

在温家宝的支持下，项俊波一口气推出投资新政13条，保险资金的可投资领域大幅放宽，这才有了后来保险公司大规模投资上市公司和地产。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被允许推出时间短，收益高的理财产品，网络销售这个低成本渠道也被放行，极大得拓宽了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

在这几件兴奋剂下，几家民营的寿险公司，规模空前膨胀，拿着大把现金开始投资股市和地产，比如说生命人寿、华夏人寿、前海人寿。

当然了，这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吴小晖的安邦保险。

据统计，在六年时间里，安邦人寿保险部门的资产增长了2876倍，达到2130亿美元。

而成都农商行的资产，也从2010年的160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7000多亿，增长了4倍还多，问鼎全国农商行之首。

不仅如此，吴小晖还拿下了金融租赁，证券公司等宝贵的金融牌照，距离全牌照就差一个信托公司。

在13年的时间里，吴小晖掌舵的安邦，从五亿元起家，成长为一个两万多亿资产的超级巨兽，这个成长速度可谓是典型的只有权贵才能做的中国梦。

2012年到2016年这四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日期。

这四年中，习近平虽然上台了，但是还没有定位一尊，对外还表现出一个改革派的面目，对待各个红色家族，他也表现得彬彬有礼。

绝大多数的国人还以为未来会和胡温十年一样，也是在这四年间，邓小平家族的影响力开始快速下降。

2011年，吴小晖的岳母邓楠从科协党组书记的任上退休。

2013年，邓朴方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休。

最重要的是，在新一届的常委中，只有俞正声跟邓小平家族的渊源比较深，其他常委跟邓家的直接接触其实不多。

作为吴小晖最主要的靠山，曾庆红也没能像预想中那样控制住习近平，他的影响力也在快速下降。

但是，吴小晖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

他依旧沉浸在几个美好的幻象中，第一，他幻想邓小平家族仍然很强大，未来也会一直继续强大。

第二，他认为习近平是曾庆红提拔的，在浙江时候对自己支持力度也很大，齐桥桥的女儿张燕南跟他也非常熟悉，因此他觉得习近平跟自己关系也不错。

第三，他感觉自己是红色权贵家族不可分割的一员，拥有强大无比的护身符，别人也都会给他面子，更不会查处他。

在这几个假设下，手握数千亿资金的吴小晖，开始了大杀四方的征程，也开始了自己的作死之旅。

从2012年开始，安邦开始买入招商银行的股权。

到了2013年底，安邦的持股已经超过了5%，这让招商银行的管理层非常紧张。

因为在这一年的5月，王岐山的势力，突然干掉了主政招商银行14年的马蔚华，并把王岐山的秘书田惠宇安排到了招行行长的位置上。

田惠宇对风格彪悍的安邦保险非常警惕，担心安邦会威胁到他们对招行的控制。

于是田惠宇找了朋友当中间人跟吴小晖沟通，希望他不要继续增持招行。

不过吴小晖没有买他们的面子，继续增持招行股份超过了10%，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第二大股东，还两次要求往招行派驻董事。

据说，后来有更高层的人物给吴小晖打招呼，他才终止了增持。

吴小晖的蛮横作派，给王岐山等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后来又发生了一个财新事件，让他彻底得罪了王岐山。

招商银行没有得逞，吴小晖又盯上了民生银行。

这是一家由全国工商联牵头成立的民营银行，多年以来，泛海、东方和新希望三个股东，一直在开展明争暗斗。

2014年8月，董文标辞去了民生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创立了著名的中民投。

他推选洪崎接替了董事长，毛晓峰接替行长，希望离开后仍然能掌控民生银行。

不过，洪崎没有看起来那么温顺，他私下里联络了吴小晖，希望后者能够入主民生银行，吴小晖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安邦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超过10次大举购买民生股票，持股比例从5%飙升至22%，牢牢占据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2015年1月，董文标的亲信毛晓峰行长被纪委带走，有人说他涉及了谷丽萍案，更多的人认为吴小晖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

这个举动吓坏了民生的股东们，他们看到安邦和吴小晖的背景，以为这是来自最高层的意志。

一些长期持有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新希望、泛海、复星都纷纷开始减持股票，仿佛在给吴小晖让路。

刘永好和史玉柱还在多个场合表态，欢迎安邦入主民生。

然而吴小晖的梦想卡在了银监会那里，安邦推荐的董事人选，直到最后也没能通过银监会的审批。

虽然是一家民营银行，但是党组织和行业监管都在银监会，到底还是中共说了算。

很显然，吴小晖没能取得最高层的同意

在这次收购中，吴小晖得罪的人就多了。

民生银行存在着大量领导亲属，包括孙春兰和孙政才的配偶，沈跃跃的丈夫和王兆国的儿子

中纪委当时有八个室，有四个室主任的妻子都在民生，还有大量省部级领导的亲属。

他也同时把民生的股东们得罪了个遍，新希望系、泛海系、东方系、明天系，他们背后的政商关系更是错综复杂

此战过后，吴小晖在中国商圈内几乎找不到朋友了。

而且民生银行和统战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吴小晖也得罪了统战部。

作为一个掌控万亿资产的企业家，吴小晖连一个政协委员都没有拿下来。

然而吴小晖的作死之路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在生命人寿收购金地的过程中，安邦也下场跟他们抢夺，得罪了张峻背后的习远平。

前海人寿收购万科的时候，安邦也买了一些万科的股票，后来又选择跟万科的管理层站在一起，得罪了前海人寿背后的栗战书亲属。

安邦还抢下了远洋地产的第一大股东，让长期控制远洋的李明臣服在自己脚下。

不过，李明心里暗藏着恨意，等安邦被接管以后，李明又和接管组勾结，低价侵吞了很多安邦的地产。

吴小晖的嚣张，不只是在资本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也是。

2010年，北京CBD区域最后一块黄金地块开始拍卖，各方神圣都试图分一杯羹。

万通和中金、亚视的联合体拿下了其中的Z3地块。

Z4，Z5，Z6则全部落入了安邦和合作伙伴的手里。

然而万通直到八年以后仍然没有拿到这块地，因为被安邦控制的土地一级开发商，拒绝向北京土储中心交地。

北京市看在邓小平家族的面子上，也对吴小晖无可奈何，吴小晖的霸道可见一斑。

对于监管，吴小晖同样不放在眼里。

2016年3月开始，有关部门试图调查安邦集团。

没想到，吴小晖竟然指令高管外逃或者休假避开调查，下令他们更换电脑和手机，删除审批系统，销毁了数据资料，还调用公司保安，拒绝监管部门进入安邦的办公大楼。

据说吴小晖还曾经在会议期间，堵截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挡住电梯门不让陈文辉离开。陈文辉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国内大肆收购后，安邦又开始了在国际市场的纵横捭阖。

他们花费120亿元收购了久负盛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还花费上百亿元收购了国外的一堆金融机构。

在特朗普当选前后，他还试图花费高价入股特朗普女婿的一个地产项目。

很明显，吴小晖想在海外复制他的成功，既得到金融机构的血库，又得到通往权力的通道，而这显然犯了习近平的禁忌。

因为习近平主席这时候还在琢磨怎么跟特朗普搭上线呢，跑在习近平前面的马云和吴小晖，后来都受到了打击。

吴小晖费劲心机结识的那些外国领导人，其实都是面子上的熟络，没有谁会为了保护他而打招呼。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时候，习近平已经被确立成中共的新一代核心。

曾庆红那些元老们，彻底丧失了话语权，连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也慢慢退出了政治舞台。

坐稳了位置之后，习近平内心的真实想法开始暴露出来，这其中就包括对权贵资本的极端厌恶。

2016年底，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表了著名的“妖精论”。

2017年1月，著名的资本大鳄肖建华被从香港带回大陆受审。

4月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接受调查。

不过，吴小晖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

在他看来，任何反腐败都不会动他这个邓小平家族的成员。

因此，他丝毫没有改变高调和好斗的风格，继续四处战斗。

5月份，安邦和《财新周刊》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互撕。

《财新》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安邦海外收购提出质疑，直指吴小晖“左手倒右手”虚增资本，并且指出吴小晖和邓卓芮的夫妻关系已经终止。

这句话戳中了吴小晖的要害，因为很多势力之所以没对吴小晖下手，就是忌惮他是邓小平家族的女婿。

如果吴小晖和邓卓芮已经事实上离婚的话，那吴小晖便已经没有邓家这个护身符了。

于是安邦发表声明谴责《财新》的“诬蔑行为”，斥责背后的“有权人士”利用《财新》来谋取私利。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跟胡舒立关系密切的王岐山派系，因此惹怒了王岐山

6月，针对有媒体报道陈小鲁才是安邦实际控制人的说法，陈小鲁在应对财新记者的询问时坚决否认，表示自己“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

这个采访扒掉了吴小晖最后一层光环。

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些人，跟吴小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在意的，只是老朋友陈小鲁的面子。

现在陈小鲁既然不承认跟安邦的关系，那么收拾安邦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就这样，在外界的眼中，吴小晖已经丧失了所有光环。

在那些顶层大佬的眼中，他又变回了那个温州出来的乡下少年。

只是吴小晖自己还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是金甲在身的红色权贵

吴小晖更不知道的是，在习近平的心里，还埋着对邓小平家族的恨意。

在历史上，习仲勋的两次落马，都跟邓小平分不开关系，由于邓小平家族的显赫地位，习近平多年来也是忍辱负重。

据习近平青年时期的好友聂卫平回忆，在习近平主政福州时，聂卫平和邓朴方经常到福州找习近平，三个人经常待在宾馆里打牌，几天不出门。

而彭丽媛则陪着他们的夫人，四处逛街和购物，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来说，对邓家人嚣张举止的讨厌，早就深埋在了心底。

等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两家关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以及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邓朴方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习近平也拿掉了邓朴方残联名誉主席的帽子。

吴小晖对习近平的大姐夫邓家贵的轻视，也加剧了习近平对他的讨厌。

对于邓小平的直系子孙们，习近平轻易不好动手，而这个嚣张至极，已经得罪了全行业的外孙女婿，就成了最好的抓手。

在陈小鲁的声明发布几天后，习近平亲自批准了对吴小晖的逮捕。

中国政府随后开始了对安邦的调查，并在一年后接管了安邦集团。

紧接着，习近平又亲自批示，对于这个案件要“特案特办，从简从快”。

在习近平主席的高度关注下，政法部门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调查和审判流程，堪称是光速。

2018年5月，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宣布了对吴小晖的判决，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105亿，追缴违法所得752亿元。

与犯罪情节更加严重的肖建华相比，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判决。

肖建华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罚款650亿，不过肖建华家族转移境外的二千多亿的资产得到保全，全家也只有他一个人坐牢。

而吴小晖则基本上被没收了所有资产，多个弟妹也被他深度牵连，投入监狱。

曾经自认为是红色权贵的吴小晖，如今却沦为了别人的鱼肉，安邦和他个人的资产，被托管组的有关领导低价贱卖。

吴小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先后28次到宝山监狱探望儿子，都被拒绝了

老人家四处请愿，申冤无门，最后只能到网上发表公开信，到推特上公开喊冤

他的父亲也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在法院的宣判过程中，吴小晖痛哭流涕，央求法官能够轻判自己。

在得知判决结果后，他又表示不服，并且提出了无罪上诉。

到了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想明白，这本来就不是一场依据法律的判决，而是一场贯彻领袖意志的政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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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被抓捕的致命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背后的神秘靠山到底是谁？许家印背后的三大权贵家族是谁？恒大暴雷的三大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2018年12月，正处在人生巅峰的许家印，陪着96岁的老父亲，带着发妻丁玉梅，开展了一场衣锦还乡的风光之旅。

许家印考察了捐赠十多个亿为家乡建设的学校和医院，带着丁玉梅回到老房子吃了一顿忆苦思甜饭，给乡亲们分发了红包和米面粮油，又去拜祭了占地12亩的许家祖坟。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事后想来细思极恐的小插曲，当地领导们知道许家印信命，特意安排他去拜访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

那算命瞎子摸了摸许家印的手和额头，说了两句话：“你小时候很苦，吃窝头吃咸菜，晚年的时候也很苦，还吃窝头吃咸菜。”

许家印笑了一笑，让助理给瞎子扔了一个5万块的红包就走了

八年之后，许家印果真就坐在了审判席上，面对法官提出的八项罪名，他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后面等待他的，竟然当真就是吃着窝头咸菜的牢狱生涯。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真扒皮一下许家印

1996年，还在给中达公司打工的许家印，偷偷成立了恒大的前身，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等到一切筹备完毕，他故意挑起和老板的纠纷，就此离职。

在当时的广东房地产行业中，恒大已经是后来者

背靠叶剑英家族的合生创展，已经创立了两年多，马上就要到香港上市了，就连大连起家的万达，三年前也来到了广州发展。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许家印没有多少资金，作为一个外来户，他在本地也没有多少高端的人脉资源。

困境中的许家印想了三个办法使得恒大迅速崛起

一是许家印采取了在郊区低成本拿地、快速开发和销售的模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随后复制这一模式，逐步拓展至全国。

二是在2001年，许家印引入了温家宏成为恒大的股东和董事，而温家宏的亲哥哥，就是当时的国院副总理、中央金融工委书记温家宝。

不久之后，温家宝就当选为新一届的国院总理，众所周知，温家宝很少过问温家的家族生意，温家宝家族真正的掌权人，是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

虽然温家宏办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好使，但是对于当时的许家印来说，已经够用了。

三是在2002年8月，中共恒大集团成立了党委，成为了广州市第一家非公企业党委，许家印“当选”党委书记。

跟后来遍地的民营企业党委相比，那个时候成立党委的民营企业还是凤毛麟角，这引起了当地领导的关注和认可。

2008年，许家印遇到了人生第一次危机。

当时为了冲刺上市，恒大引入了美林、德银等国际投行的注资，并且签署了苛刻的对赌协议。

没曾想遇到了全球次贷危机，被迫搁浅了上市计划。

万般无奈的许家印，曾经登门求助王石，后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后来宝万之争中，许家印差点收购了万科，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在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的引荐下，许家印走进了香港传奇富商郑裕彤的豪宅。

当时恒大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此番来意不言而喻。

老谋深算的郑裕彤没有急于过问，只是招呼许家印一起上桌玩牌。

之后的三个月，许家印每周必来，牌桌上从不谈生意，就是默默地陪着郑裕彤打牌。

牌桌上的另外两个人，就是号称股市狙击手的刘銮雄和号称重庆李嘉诚的张松桥。

有句俗语叫“牌品见人品”，许家印虽然牌技一般，牌品却很好，每次都用麻袋装着小额现金过来，前前后后输了上千万港币。

时机成熟后，郑裕彤淡淡地开口说道，“玩牌，玩牌，牌运变了，牌局就变了。”

随后，郑裕彤联合多家机构，为恒大提供了5亿美元的资金。

紧接着，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温家宝开启了4万亿的大水漫灌，拯救了包括恒大在内的整个中国地产界。

2009年10月，恒大在香港举行上市推荐会，郑裕彤、刘銮雄和张松桥悉数到场为许家印站台。

许家印身价暴涨，一度成为内地的新首富，一时风头无两，恒大也跻身为全国一线房企。

当然了，如果真以为许家印是凭打了几局牌就赢得了郑裕彤5亿美元注资的话，那就太天真了。

根据后来《纽约时报》的报道，郑裕彤是温家宝家族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之一

郑裕彤曾经投资过张蓓莉的珠宝公司和温云松创立的科技公司，还曾经让助手郑建源替温家代持在平安保险的股份。

他之所以能够替许家印站台，也是收到了温家宏的指令，算是给了这位老朋友一个面子。

而温家宏之所以要帮许家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2001年，温家宏以3750万收购了恒大16%的股权。

恒大上市后，这部分股份价值115亿，投资收益超过了300倍，秒杀股神巴菲特。

这几年，也成了许家印人生中第一个小高峰。

当时恒大和美国特朗普集团签署合作协议，许家印看不起美国小商人特朗普，只派遣公司的二把手出席了签约仪式。

他不仅商场顺利，情场也很得意，连当年的当红影星范冰冰也揽入了怀中。

2010年，恒大入股范冰冰工作室，成为后者最大的股东。

范冰冰也频繁出现在恒大项目的开盘仪式上，他们两人深厚的友情，一直持续了很久。

虽然有钱了，也出名了，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户，恒大在广州本地的政府关系，仍然只是二流水平，但是机会很快又来临了。

2009年，当时的广州医药足球队因为卷入假球事件，被中国足协处罚，降入了中甲联赛

这是当地体育界的一件大事，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和广东省长黄华华都非常重视。

对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说，足球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那个时候，汪洋正陷入一场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的竞争。

后者在大连的时候就非常重视足球，到了重庆又试图振兴重庆足球。

汪洋早年曾经担任过安徽省的体委主任，对于广州足球的事情也非常关心。

在这几位领导的轮番劝说下，许家印斥资1亿元买断了广药足球俱乐部的全部股权，成立了恒大足球俱乐部。

在金钱的加持下，从2011年开始，恒大足球连续七次获得中超冠军，两次登顶亚冠，几乎统治了2010年代的中国足球，并且狠狠碾压了薄熙来的重庆足球，给领导们赚足了面子。

恒大足球成为了广州市的一张名片，也成为了许家印打通政府关系的桥梁。

历任广州市委书记，从朱小丹到万庆良，历任广东省长，从黄华华到马兴瑞，都开始把许家印当成座上宾。

他们不仅出现在恒大足球的赛场上，也出现在恒大项目的开盘仪式上。

不仅给了恒大足球俱乐部很多奖励，更是给了恒大很多优质的土地和资源，恒大因此成为了广州市的第一名企。

很多人说许家印最初投资足球是为了讨好习近平，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因为在许家印投资足球的2010年，习近平还只是储君，还在韬光养晦、猥琐发育，还没有几个大鳄把他作为公关的主要目标。

2009年，温家宏和许家印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温家宏的名头虽大，但是办事力度却不够，已经难以加持焕然一新的许家印。

而温家宏也已经在恒大上市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也就顺势退出了恒大。

尝过了首富滋味的许家印，需要升级一下他的关系网，靠着温家宏打下的基础，许家印迅速和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拉近了关系。

张培莉老太太精力过人，乐于折腾，温家宝对她也是言听计从。

许家印一向出手大方，对张培莉动辄就是上千万的伴手礼，不仅是张培莉，就是她身边的亲信，许家印也毫不吝啬。

《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他的妻子段伟红就是张培莉的白手套，据沈栋回忆，许家印曾经试图赠送给张培莉和段伟红，每人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戒指。

许家印跟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也是密友

根据巴拿马文件披露，李伯潭曾经将一间名下的公司，先转入女儿名下的离岸公司控制，再邀请恒大入股，借此隐藏双方的合作关系。

2016年，李伯潭旗下的两家豪华酒店，杭州法云安缦酒店和丽江大研安缦酒店，被恒大收入囊中。

许家印和马云在北京的豪华四合院，也是从李伯潭手中收购而来，当然了，李伯潭卖的东西，价格都不便宜。

靠着贾庆林的帮助，许家印在2008年成功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副会长，成为统战系统重点支持的民营企业家。

根据沈栋的回忆，2011年，许家印陪同贾庆林的女儿贾蔷以及女婿李伯潭，还有段伟红夫妇，开展了一段欧洲之旅，同行的还有叶剑英家族的白手套郁国祥。

他们乘坐三架私人飞机前往欧洲，在飞机上玩起了斗地主来消磨时光

在巴黎皇宫后花园的米其林三星餐厅里，许家印豪掷10万美元，来了一场红酒的狂欢，从1900年的窖藏喝到了1990年。

再到法国的游玩途中，许家印还曾考虑购买一艘要价1亿美元的游艇，因为他认为在游艇上的聚会才是最安全的。

除此之外，许家印和曾庆红家族也来往密切，与他关系密切的大D会几位成员跟曾家的关系都非同一般。

2009年大D会投资了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创立的花样年地产，曾庆淮创立的香港文化产业联合会，许家印也当选了理事。

许家印还有一位好哥们，人和集团的戴永革，是跟曾庆红家族关系最密切的白手套。

靠着戴永革的介绍，许家印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也成为了好朋友，许家印还曾将在澳洲购买的豪宅借给曾伟夫妇开派对。

许家印这背后的三大家族，曾经联合培养过一位政治明星。

当年，孙政才在主政顺义区期间，通过将地皮低价批给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和张培莉的白手套段伟红，获得了这两个家族的赏识。

曾庆红随后将其推荐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顺势把孙政才提拔为北京市委秘书长。

后来又是在温家宝的运作下，孙政才晋升为最年轻的内阁部长。

十八大上，在三位常委的联合推荐下，60后的孙政才进入了政治局，随后当选为重庆市委书记，和胡春华一起成为了隔代接班人。

靠着这三大家族的推荐，许家印和孙政才也成为了密友。

一直以来，许家印都想拥有一块保险牌照，但却没能如愿，善解人意的孙政才书记帮助他实现了梦想。

当时重庆市国资委控股了一家保险公司，叫做大东方人寿。

在市领导的暗示下，大东方的两家国有股东，开始挂牌转让持有的50%股权。

恒大在于多家企业的角逐中成功胜出，拿下了珍贵的保险牌照，并把它改名为恒大人寿。

2015年的亚冠决赛中，恒大淘宝足球队的球衣上，赫然出现了恒大人寿四个字。

本来这四个字应该是东风日产，恒大的公然违约引起了一片哗然。

而正是靠着这块保险牌照，许家印才能跻身金融大鳄的行列，才能参与到宝万之争中。

2014年，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

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俊夫的交代，万庆良不仅经常观看恒大的足球赛，还经常光顾恒大的私人会所。

会所里有很多来自恒大歌舞团的女性，她们身材婀娜多姿，举止轻盈曼妙，再加上半露的乳沟和衣服里高耸的胸部，让人很难把持。

在万庆良接受的贿款中，也有很多来自于许家印，作为回报，这位广州市头号球迷为许家印在获取土地、项目审批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便利。

新上任的广州市委书记叫做任学锋，来自于天津。

他忌惮于许家印和万庆良的历史，不愿意跟恒大扯上关系，从上任后就没有到恒大考察过，也没有单独接见过许家印。

恒大在广州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又沦为了二等公民，恰在此时，刚刚调任深圳市委书记的马兴瑞向许家印伸来了橄榄枝。

在马兴瑞和许勤的盛情邀请下，许家印终于下定决心，把恒大的总部搬迁到了深圳。

这让后来的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非常恼怒，一度要追究当时同意恒大迁址的官员。

也正是恒大的迁址，让雪松控股成为了广州市最大的民营企业，为他们赢得广州市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2017年12月，刚搬到深圳的恒大，就用底价竞得了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一幅商用用地，楼面价不到2万。

说白了，这就是深圳市政府送给恒大的见面礼。

接下来，恒大开始从当地的国企手里收购了大量的旧改项目。

到2018年，恒大在深圳的旧改项目数达到了45个，预计的销售金额多达六七千亿，远远超过了曾经的旧改大户华润置地和佳兆业。

许家印还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出身广州市建委主任的陈如桂，运作成了深圳市长。

不过，随着马兴瑞和许勤陆续调离，陈如桂到点退休，新任的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却失去了对恒大的兴趣。

马兴瑞升任广东省长后，张硕辅调任广州市委书记，在这两人的力邀下，恒大又和广州市藕断丝连起来，把恒大新能源汽车的总部放到了广州南沙。

等到恒大暴雷以后，深圳市的救援力度非常有限，广州市的国企反而热衷于对恒大的救援，恒大又把办公室搬回了广州。

2015年，许家印迎来了新的风口，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是个超级球迷，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局面。

2015年2月，习近平主持深改小组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这是目前唯一一份就单一运动项目，由深改小组审议并通过的方案，堪称史无前例，足见习近平对足球的期望。

对逆势崛起的恒大足球俱乐部，习近平也充满了好奇，经常询问俱乐部的情况。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许家印也参加了随团的企业家代表团。

在飞往英国的专机上，习近平和许家印面对面交谈了20多分钟，向他了解足球的情况。

落地英国后，在习近平的亲自见证下，许家印又和清华大学、英国建筑研究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回国后，许家印拥有了随时向中办报告的权力，成为了总书记的新宠儿。

这羡慕坏了其他企业家，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党中央的康庄大道，纷纷摩拳擦掌进军足球，就连已经对足球深恶痛绝的王健林，也准备重返中超。

这时候已经到了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家印曾经倚仗的曾庆红、温家宝、贾庆林三个家族，政治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许家印也找到了新靠山。

他很快和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王岐山的侄子姚庆打成了一片。

前者也是资深球迷，担负着帮助他的哥哥了解足球消息的重任，后者跟大D会的张松桥关系密切。

而日常帮助许家印联系这两位红色太子党的，是王兆国的小儿子王新亮。

这位王兆国在党内的资历很深，曾经担任过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的领导。

王新亮从小跟在父亲旁边，很懂政治，情商很高，算是太子党中的活动家。

在他的联络下，习远平和姚庆交替出现在许家印的私人飞机上，玩着斗地主的老游戏。

在他们之外，许家印和时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的关系也很到位，刘乐飞掌管的中信产业基金曾经借道投资恒大地产。

在刘乐飞的牵线下，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银行和中信信托和恒大达成了千亿级的融资计划，成为许家印最重要的金主之一。

在几位红色太子党的加持下，许家印的政府朋友圈也非常强悍。

地方的封疆大吏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等等，都跟他往来颇多。

毕竟，房地产公司也是这些封疆大吏刷GDP最好的工具

在金融大员里，中行董事长刘连舸，光大董事长李晓鹏，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这些后来落马的大佬跟许家印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可以说，许家印享受到了副部级干部的待遇。

当然了，许家印最擅长的还是和企业家的交往。

当时风光无两的马云，就在许家印的忽悠下，投资12亿元入股恒大足球，还把球队的名字改为了恒大淘宝队。

马云还自愿成为了恒大冰泉的代言人，就连内向的马化腾，许家印也相处得很好。

恒大和腾讯还联手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改名为恒腾网络，进军互联网社区服务和文化业务，阿里和腾讯后来还一起入股了恒大汽车。

2017年，恒大的三次融资过程，也展现了许家印的豪华朋友圈。

当时，深圳市政府刚刚表态支持深深房与恒大的重组计划，给了外界无限遐想。

如果恒大能够回归A股，许家印会成为绝对的首富。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恒大分三批引入了1300亿的投资。

山东高速、深业集团、苏宁集团，还有一大堆供应商成为了恒大的股东。

当然了，这其中也充满了猫腻，这些股东中，只有山东高速的230亿和深业的55亿是货真价实的投资

其他的1000多亿资金，都是恒大先通过各种渠道把恒大人寿的资金借给这些合作伙伴，对方再投资给恒大。

2018年，许家印迎来了他的人生巅峰。

这一年，许家印成为了全国政协常委。

这个常委的头衔得来不易，在当时的房地产界堪称唯一。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定点支持贵州的扶贫。

许家印先后投入了上百亿资金，组织了2000多人的专职扶贫队伍，试图实现毕节大方县的全区域脱贫。

这个举动征服了俞正声，亲自推荐许家印担任政协常委。

这也得到了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的认可。

孙春兰曾经得到过王兆国的提携，王新亮跟她非常熟悉。

这一年中，中共完成了十九大的换届，也完成了政治势力的洗牌。

习近平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核心，大部分老一代的政治家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些政治家族的势力，也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三公子中的两位，都陆陆续续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敏感的许家印当然能察觉到政治气氛的变化，他马上开始刷新朋友圈。

新上任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经在广东工作多年，是许家印的老领导。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跟曾庆红家族渊源很深，跟许家印的铁哥们戴永革关系很好，对许家印也很支持。

恒大和栗战书女儿栗潜心所在的建银国际，也展开了很多合作。

2020年，恒腾网络斥资72亿港元收购儒意影业。

这个儒意影业的大股东，就是年轻的社会活动家柯利明。

柯利明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就是栗潜心的男朋友

据说栗战书非常看重这位准女婿，经常和他一起聊天。

与此同时，许家印也实现了和刘鹤家族的深度绑定。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和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掌握了经济事务和国企改革的决定权，在当时显赫一时。

刘鹤的儿子刘天然，也从一个媒体记者摇身变为百亿基金的掌舵者，活跃在政商各界。

许家印有求于刘鹤父子，一是希望通过他们搞定那些国有金融机构，加大融资力度。

二则是希望能够搞定证监会，让他们能够同意恒大借壳深深房回归A股。

刘天然帮助许家印搞定了中航信托和光大集团等多家金融机构，给恒大贡献了几百亿的融资。

中航信托的姚江涛，也把刘天然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他就一个请求，让刘天然安排刘鹤跟中航工业集团的董事长谭瑞松吃顿饭。

谭瑞松惊诧于这位部下的活动能量，很快就让姚江涛兼任了中航信托的上级公司，中航产融的董事长。

当然了，给刘天然的酬劳不用姚江涛操心，许家印当然不会亏待刘天然，每年支付的融资顾问费就达到了好几个小目标。

接下来，许家印彻底拿下了盛京银行，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为了能彻底解决恒大的资金问题，许家印从2016年就开始觊觎这家城商行。

不过在他之前，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交好的北大方正，已经成为了这家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在戴永革和曾伟的压力下，王珉又把这家银行许给了许家印。

王珉落马后，在时任辽宁省长唐一军的大力协调下，许家印终于搞定了盛京银行原来的管理团队，彻底控制了这家银行。

左手保险，右手银行，许教授终于学会了肖建华的秘籍，拥有了自己控制的血库，可以为恒大房地产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

志得意满的许家印，开始了恒大的第二轮多元化。

恒大上一轮的多元化开始于2015年左右，主题是依托恒大足球的高流量进军大消费，比如矿泉水、粮油和文旅。

恒大第二轮多元化的主角是新能源汽车。

汽车是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大产业，既然房住不炒了，那么能在汽车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也能继续恒大的辉煌了吧。

在先后投资了上千亿的资金后，恒大汽车还是没有任何声响。

究其原因在于，许家印任用的汽车公司高管，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房地产板块，缺乏对汽车行业的基本认知。

他们沿用的，还是房地产行业的逻辑，还是恒大的大撒币模式，根本不懂汽车行业的发展规律。

这些盲目的多元化，不仅没有为恒大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反而成为了吞噬资金的黑洞，消耗了恒大6000亿左右的现金，成为日后恒大暴雷的致命推手。

许家印虽然是个超级社会活动家，但是他的关系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恒大在浙江和福建两地的布局，就非常一般，许家印跟这两地出身的干部，也没多少渊源。

这就造成了许家印关系网中一个致命缺陷，虽然他跟习近平家族有直接的联系，却跟习近平的亲信们关系一般，这给他未来的命运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比如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就看不惯许家印

恒大汽车规划了广州、上海、沈阳、贵阳等近十个生产基地，公关团队把国家发改委的门槛都踩断了，就是办不下来整车生产资质。

最后只好斥资66亿元收购了滨海新区的国能汽车。

再比如，李干杰当选山东省长后，勒令省属国企在三年内退出非主业，强令山东高速退出对恒大的230亿投资。

如果不是马兴瑞的铁杆，深圳人才安居公司接盘，恒大当时就会陷入危机。

就是在他的大本营，许家印也经常打败仗。

比如说，广东省曾经有三张证券牌照，许家印拉着马云和马化腾，试图申请恒赢证券。

结果第一轮就被广州的地头蛇侨兴集团给PK了下来。

在许家印的老家河南，恒大曾经试图收购中原信托，尽管时任省委书记谢伏瞻大力支持，但是结果仍然不了了之。

从2019年开始，许家印仿佛用完了他的好运气，遇到了层出不穷的麻烦事。

首先是海花岛，这个宏大的项目试图填海造地，复制迪拜的棕榈岛，得到了海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他们为此不惜多次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恒大高层对他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前前后后投资了1600亿。

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恒大没有办理环评文件，就擅自提前开工建设。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到任后，坚持生态立省，开始对海花岛严监管。

2019年，海花岛项目被处罚2亿多，并且勒令停工建设。

2020年，中央的环保风暴再度降临海南，省政府要求海花岛实施双暂停，关闭了网签备案登记系统。

2022年，当地政府更是勒令恒大在10天内限期拆除39栋建筑，恒大投资的1600亿也因此成为坏账，由此损失的经济效益更是达到了数千亿。

接下来是借壳工作的停滞，早在2016年，恒大就和深圳市属国企深深房签署了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

为了争取深圳市政府的支持，恒大在宝万之争中，把持有的万科股份亏本70多亿卖给了深圳地铁，后续又把总部迁到了深圳。

在引入的1300亿投资中，恒大和他们签署了对赌协议，如果不能按期在A股上市，恒大必须回购他们的股份，还要支付给他们高额利息。

这笔上千亿的集中兑付压力，将让恒大脆弱的资金链雪上加霜。

但是，由于是前任给出的承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对这件事情并不热衷。

深深房的董事长也是一位官场老油条，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用各种理由请假和推脱，就是不肯签字，手眼通天的许家印对此也很无奈。

紧接着是政府对房地产融资的严格管控。

在习近平主席的高压下，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资管新规、23号文和三条红线。

这么严厉的措施，几乎没有多长的过渡期。

这三条带有鲜明的习近平风格的措施，完全逆转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形势，堵住了各路资金进入房地产的合法途径，相当于来了个原地180度大转弯。

由于恒大几乎触碰了所有的红线，属于当时最严厉的红档房企。

银行、信托、资管等机构迅速收紧了对恒大的授信额度。

恒大被迫通过更高成本的渠道融资，或者变卖资产以求生存

恒大因此进一步恶化了财务报表，形成了评级下调、融资难度增加、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

上游供应商、工程方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对恒大的偿付能力也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导致恒大不得不面对大量的提前催债和诉讼，这直接加速了恒大的资金链断裂。

可以说，习近平主席的这三条政策彻底切断了恒大赖以生存的借新还旧的现金流循环，相当于强制拔掉了恒大维持生命的呼吸机。

大厦将倾，许家印却没有提前感受到风险。

据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回忆说，在恒大暴雷之前的两个星期，许家印还在说要投1000亿做扶贫。

等到许家印意识到风险来临的时候，已经非常紧迫了。

2020年9月，网络上流传出一份名为恒大向广东省政府的求救函。

他们恳请省政府支持与深深房的重组，如果重组不成功，将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恒大随后回应这份文件是假的，并宣称已经报警处理。

但这个事件仍然被视为恒大资金链紧张的求救信号，加剧了当时的股债危机。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许家印加快了恒大物业的上市过程。

恒大物业号称中国物业龙头，是当时恒大最后一块优质资产，上市初期市值一度突破了2000亿港元。

不过，这对于恒大的巨额债务来讲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兑付危机，许家印开始了甩卖资产的末日狂奔。

然而他手里其实没有多少好资产可以出售。

大D会的小伙伴也投入了上百亿收购恒大的债券和票据。

在许家印的斡旋下，1300亿的大多数股东都取消了回购义务，只有山东高速的230亿比较难搞。

在时任广东省长马兴瑞的大力协调下，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接盘了山东高速的股份，让这家山东国企实现了胜利大逃顶。

不仅如此，马兴瑞还协调广州城投和越秀集团接盘了恒大的多个项目。

沈阳国资也接收了恒大在盛京银行的股份，暂时缓解了恒大的现金流危机。

为了防止恒大的资产被各地法院轮番冻结，广东省政府又请求最高法院把关于恒大的诉讼全部集中到广州的法院来审理。

这在最初阶段有效地保护了恒大。

恒大财富逾期以后，数以百计的投资人开始围堵许家印，当地政府甚至派警察把恒大的办公地点保护了起来。

栗战书的秘书和二女婿掌控的五矿信托，也接盘了恒大的好几个项目。

在恒大的美元债刚开始违约时，央行甚至出面对于外资投资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担保。

国院副总理刘鹤甚至一度同意恒大尽快上市，以便应对整个行业的违约潮。

可以说，在恒大暴雷的前几年，许家印仍然享受着特殊照顾。

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给了恒大很多支持，他的自由更没有任何问题。

2021年7月1日，恒大暴雷以后，在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许家印作为受邀嘉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仍然享受着极高的政治礼遇。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许家印最后深陷囹圄呢？

时间到了2023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打破任期又一次连任。

不喜欢许家印的何立峰，当选了国院副总理，分管金融工作，接替刘鹤负责恒大的清算工作。

前后两任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李干杰，都跟许家印没有任何渊源，后者甚至还很讨厌许家印。

许家印要想得到来自统战系统的保护，已经很难了。

那些曾经与许家印交好的权贵们，大部分都已经退出了政商江湖。

落马的多个高官，比如孙志刚、蒋超良、唐一军他们，都被查出了和许家印的关联。

最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习近平终于对中国足球彻底失望。

他开始相信，中国足球可能需要几代人以后才能有希望，因此降低了对足球的兴趣。

在暴雷以后，恒大再也无力延续之前的金元模式，恒大足球的成绩也一落千丈。

对于习近平和习远平兄弟俩来说，恒大足球这个玩具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家印却开始了他的作死之旅。

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他首先和丁玉梅进行了技术性离婚，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切割了资产，并把丁玉梅和孩子们都送去了国外

这很快被上市公司公告出来，引起了债权人的愤怒。

接下来，他又遥控指挥丁玉梅用家族信托的名义在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大肆购买房产，并且在美国发起了破产保护，让人联想到他要把资产留在国外，负债留在国内。

在媒体的挖掘下，许家印家族奢侈的生活方式，恒大歌舞团的香艳往事，恒大多元化过程中的荒唐故事，一件又一件暴露在舆论场中。

许家印和恒大的光辉形象一下子落到了谷底，成为官商勾结和无良资本家的代名词。

在恒大的资金被监管以后，许家印也失去了对权贵家族的进贡能力，这些家族也开始对许家印避之不及。

这时的许家印终于失去了一切光环和保护伞，沦为了那个案板上的鱼肉。

在所有的罪状里，掏空保险公司和银行成为了最不可饶恕的罪名。

此前，涉及到这条罪状的肖建华和吴小晖，都被抓了起来。

2023年9月，许家印被监视居住，正式失去了人身自由。

随着恒大的窟窿越挖越大，他的境遇也越来越糟糕，最终站在了法院的审判席上。

2025年9月，香港法院击穿了许家印与丁玉梅夫妇精心设计的信托，冻结了丁玉梅名下数百亿的资产。

据传，68岁的丁玉梅在英国过着奢华的生活，还找了一个30多岁的英国男朋友，不知道监禁中的许家印得知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感想。

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到曾经的中国首富，许家印最大的贵人是谁？

答案也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权贵，而是整个中国政府。

1998年，许家印创业两年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几乎到了生死边缘。

朱镕基启动了房改，释放了房地产这个洪荒巨兽，许家印因此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

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的大半个房地产行业都生命垂危，恒大也面临了生存危机。

温家宝启动了4万亿大放水，拯救了当时的中国房价和地产行业。

2015年前后，房地产又开始萎靡不振，中国政府开始了货币化棚改和涨价去库存，金融监管机关也开始了各类金融创新。

这才有了2016年三四线房产的大涨价，也让房地产老板们来到了新的事业高峰。

2019年，就在房地产企业都在一路狂奔的时候，中国政府又原地180度大转弯，瞬间切断了他们的融资通道，酿成了全行业的暴雷。

所以说，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在很多城市，土地成本要占到房价的60%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房地产这个牌局中，地方政府拿走了房价的大头，他们才是房地产游戏最大的获利者。

至于房地产公司，只不过是政府手下的包工头，是土地财政的一枚棋子，他们就像大明1566中的沈一石，是大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局而专门培育的白手套。

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他们在台前负责日常经营，向朝廷输送银两，还要给各级官僚交保护费。

一旦改稻为桑的战略发生变化，而他们自己的经营策略又出现失误，作为政府工具的沈一石，只能面临抄家的结局

也对，自从我搬运了一些政经鲁社长扒皮习近平家族的长视频转文字稿来本sub后，这sub的包蜜再也没敢吹嘘习近平的反腐大业😅

先上一个政经鲁社长的原视频油管链接，有条件看长视频的键委还是尽量去油管给鲁社长增加流量和热度

王石到底有没有被抓？万科和习近平家族有哪些关联？宝万之争跟江泽民家族又有哪些关联？习近平和江泽民两个第一家族的势力削减如何影响这场世纪之争？

这个帖子也应该跟以下这个扒皮习近平主席大姐姐齐桥桥与大姐夫邓家贵的帖子结合食用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视频整理：扒皮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姐齐桥桥与大姐夫邓家贵

2026年3月底，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两个消息。

一是万科核心高管被要求退还过去4年的全部薪酬和奖金，二是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被限制出境

在这之前，万科的两位前任总裁，祝九胜和郁亮，已经先后被带走调查

而这一切的结果，都起源于十年前那场史诗级的宝万之争，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命运，更是直接塑造了此后十年的金融监管格局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真扒皮一下宝万之争背后的权力斗争

万科之所以频繁成为资本博弈的靶子，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1983年，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王石决定到深圳闯天下

王石是个名副其实的红二代，他当时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父母是铁道系统的厅级干部

靠着父辈的资源和自己的眼光，王石的创业之路可以说是相当顺遂，很快就赚到了300万元。

按照王石以前在采访中的说法，在创业的起步阶段，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余行业他基本都有涉及到

甚至当时王石在深圳有个外号叫“金手指”，就是王石指什么赚钱，什么就能赚钱

第二年，王石就成立了万科的前身，一家完全隶属于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特发”）的二级国企

（深圳市特发集团创立于1981年，是深圳市市属的国有综合性企业集团，原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由深圳国资委设立，是深圳经济特区早期招商引资和经济管理的重要平台）

由于深特发是万科的大股东，当时万科的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层层审批，为了获得经营上的独立主权，王石开始了万科的改制之路，也是他自己的权力之路。

第一步是改制上市，靠着自己的关系和见识，王石争取到了第一批股份制的试点，将万科变成了全国第二个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成为了一家公众企业

这样一来，万科便脱离了母公司深特发的直接人事任免权，深特发就不能随意更换万科的领导了。

第二步是不断增发新股和募集资金，稀释国有大股东深特发的持股比例。

深特发最初持股60%，随着不断增发和新股东加入，它的持股比例降到了20%以下，失去了对万科的绝对控股地位。

第三步，再另外找一个听话有钱且不管事的“好婆婆”当大股东，2000年，在王石的运作下，华润接盘了深特发的股份。

此后的16年间，华润作为大股东，几乎没有干预过万科的具体经营

就这样，王石把万科从一家100%的国企，变成了一家由自己绝对控制的公众企业。

不过，这个改制过程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万科的股权高度分散，大股东持股比例过低，实际控制人缺位。

如果再加上万科在财务上的优秀表现，这就让它很容易成为“野蛮人”的狩猎目标。

1994年，万科就遇到了“野蛮人”的第一次敲门，由于承销万科的B股不利，导致1000多万股积压在手里。

君安证券董事长张国庆，联合了多家股东，准备对万科的战略提出不信任票，同时改组董事会。

王石收到消息后，迅速在半个小时内联络了13位董事，动用相关手段使万科连续停牌，还查出了对方阵营中有人乘机建立老鼠仓，最终成功击败了张国庆的进攻。

2000年，王石引入华润解决了万科的大股东问题，并在这一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1年，王石废掉了充满个性的接班人姚牧民，选择了更温顺的郁亮担任继任总经理。

2003年，52岁的王石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刷新了中国登顶珠峰的年龄记录，成了挑战极限突破自我的代名词，并且因此成为中国移动全球通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王石还频繁出现在达沃斯等国际论坛，参与阿拉善SEE等公益组织，成为了新一代的企业领袖，连当时的时尚女王苏芒，都沉浸在他的魅力里不可自拔。

这一时期，郁亮完全生活在王石的阴影之下，王石虽然成天不在公司，却始终是万科的国王。

万科的高管团队也是王石的人居多，郁亮只是“太子监国”，既要干好活，又要不居功

当王石在登山滑翔、忙于社会活动时，郁亮蹲在公司，带着万科的团队兢兢业业地干活，万科的业绩因此年年攀升，稳坐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

很多关键决策，即使全程是郁亮在主导，他也会在最后关头向王石请示，把临门一脚的光环留给王石。

显然，郁亮是希望通过放弃名誉上的争夺，换取了王石在实质经营权上的放手。

随着郁亮羽翼渐丰，他与王石的分歧也逐步显现了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郁亮认为万科应该保持规模第一，快速发展，并由此推出了10年千亿计划，这引起了王石的警惕。

二是王石坚持认为万科应该专注于住宅开发，他曾经公开喊话，如果万科去做商业地产，我即使躺在棺材里也会举起手来反对。

而郁亮却认为，住宅开发的天花板快到了，他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悄悄铺开了多元化版图。

就在这时候，王石接连犯下了三个错误。

一是在2007年，王石提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拐点，这引发了房价的大调整，也让万科几乎得罪了整个地产圈和地方政府。

二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万科只捐了200万，网友嫌少，王石回应称，200万是适当的，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这引起了舆论的愤怒。

三是王石在功成名就之后抛弃了发妻，并和小女友田朴珺谈起了甜甜的恋爱，让他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设轰然倒塌，变成了一个被嘲讽的娱乐人物。

郁亮也开始了自己抢班夺权，他抓住机会和董事会沟通，取得了大部分董事的好感。

接着，郁亮又策划了“全员起立行动”，让所有高管原地解职，重新竞聘上岗，变相调整了王石遗留下来的老臣

同时，郁亮还推出了“战区制”，把区域老总的很多权力上收到总部，并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建立了一个由郁亮自己主导的利益共同体。

2010年，万科销售额突破了1000亿，成为中国首家年销售额突破千亿的房企。

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数字的突破，更是万科的权力天平发生倾斜的转折点。

对于郁亮而言，1000亿是他从王石的影子，走向万科主人的成人礼。

2011年，时任执行副总裁的徐洪舸等多名万科高管辞职，他们都是王石留下来的老臣。

2012年，郁亮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也在第二年登顶珠峰

这时王科和郁亮两人的关系一度是很微妙的，但徘徊在万科门外的“野蛮人”，让他们两人又一次重新站在了一起。

2015年，是万科发展的关键一年，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

大股东华润的董事长宋林被举报落马，换上了来自招商局的傅育宁。

傅育宁是一位技术官僚，对地产和资本市场都非常熟悉，很重视对下属企业的控制。

从6月份开始，A股迎来了千股跌停的股灾，为了稳定市场，保监会放宽了保险公司投资上市公司的诸多限制

这让刚刚依靠万能险获得大量资金的保险大鳄们解开了束缚，他们跃跃欲试，开始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

为了让事业合伙人计划能够低价收购万科股票，万科的管理层一直在刻意压低业绩和股价，这更是让万科成为了资本大鳄垂涎欲滴的饕餮盛宴。

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宝能系，他们的老板姚振华是潮汕人，早年做农贸生意起家

在深圳的地产行业和资本市场上，姚振华以激进凶猛路子野著称，他聘请了十几位专家研究万科的规章制度，谁能发现一条弱点和漏洞，就奖励10万元。

对于这一切，王石完全不知道，他正在海外留学，忙着跟别人赛艇，忙着给田朴珺做“笨笨红烧肉”。

他以为万科跟华润的美好关系，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以为不会再有“野蛮人”惦记万科了，如果不是宝能的突然闯入，王石或许会继续乐得清闲。

2015年6月，宝万之争正式打响，宝能系开始大笔购买万科股票。

7月11日，宝能第一次举牌万科，持股比例超过了5%。

这期间，在冯仑的介绍下，王石和姚振华见了一面，从晚上10点钟，谈到了凌晨2点。

尽管姚振华反复表达自己对王石的尊重，王石却明确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因为他信用不够。

双方最后不欢而散，很快，被激怒的宝能系开始一路增持万科，并且超过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

感到危机的万科管理层，开始不断向大股东求援，请求华润增持万科。

傅育宁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他虽然口头上表示支持万科，却表示缺乏增持资金。

一个央企，居然会说自己缺钱，谁信呢？

除了礼节性的增持了一点万科股票，华润什么都没有干。

对于万科提出的增发H股与华润置地换股重组的方案，华润都进行了否决。

诡异的是，安邦也在此时加入了大战，增持万科股份达到了7%。

这个股份足以改变整个战局。安邦的真实意图让各方都很迷惑。

不过，在万科管理层的拉拢下，安邦很快发表了认可万科管理层的声明，暂时打消了万科管理层的担心。

为了争取时间，万科祭出了停牌的招数。

在求助华润但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王石开始寻找新的股东。

他们很快和深圳地铁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大概内容就是，万科发行股份，购买深铁持有的两块土地，让深铁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也就是说，深铁一分钱不用花，就可以入主万科。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华润应占万科权益将减少将近200亿，未来应占利润每年减少近8亿元。

因此，虽然多次向傅育宁汇报过这个方案，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他们明确的肯定。

在华润态度暧昧的情况下，王石决议绕开华润，自行推进与深铁合作。

他不知道的是，姚振华刚刚与傅育宁密谈了一次，华润有意收购宝能手中的万科股票，但由于价格原因还没有谈拢。

3月份，在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王石就和深铁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宝能这时候突然没有了之前的志在必得，变得安静下来，他们对万科和深铁的合作，也没有表现出反对意见。

反而是华润，就像突然被万科的举动激怒了，他们多次对外表示，万科的方案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存在程序问题。

王石数次求见傅育宁，试图解释一下，傅育宁都用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的理由拒绝了。

4月份，万科请出了深圳市政府，试图说服华润接受这个方案。

华润和深圳方面举行了多次会谈，明确提出希望保留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在马兴瑞的支持下，深圳方面对华润做出了让步，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就在这时，傅育宁突然不再接听马兴瑞和北京方面的电话，开始坚定的反对与深铁的合作，这个突然的转变让很多人一直诧异不止。

6月17日，万科董事会上，华润派出的三名董事与万科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对于和深铁的合作方案，万科11名董事会成员，有七人同意，三人反对，还有一名独立董事张利平，因为利益冲突回避了投票表决。

万科方面认为回避表决的董事，不应计入分母中，十分之七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因此议案通过。

华润方面却认为，张利平应该算弃权，应该计入董事会，十一分之七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所以决议没有获得通过。

这就是著名的分母之争。

双方开始撕破脸皮，宝万之争正式演变为华万之争。

6月23日深夜，宝能和华润先后发布了公告，质疑万科董事会的行为，声称万科已经被内部人控制。

二者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用语。

6月26日，宝能提议罢免王石和万科所有董事，推举华润的吴向东为万科董事长，姚振华为监事长。

第二天的万科股东大会上，华润宝能又联手否决了万科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针对他们的进攻，万科马上发动了一轮舆论大战，独董华生开始发表了系列文章，公开质疑华润和宝能属于一致行动人。

万科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站出来实名举报宝能，万科的工会也开始起诉宝能的信息披露违规，万科的员工也组织起来到深圳市政府门口上访。

宝能在这方面就弱多了，除了挖掘下王石的女朋友和万科员工的两个资管计划，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舆论的发酵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深交所发函询问双方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国资委也出面了。

据《南华早报》报道，华润被要求不得与宝能一致行动，不得再就万科事件随意表态，任何行动都要预先征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同意。

在接下来讨论宝能要求罢免董监事的议案时，华润方面首次投票反对宝能，从此开始淡出了万科之争。

这也成为了华万之争的转折点，华润内部的滚石计划，也就是让王石滚蛋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万科复牌以后，由于重组无望，股价开始连续跌停。

宝能的持仓逼近了成本线，面临着爆仓的风险，姚振华满嘴都是泡。

他上半年还跟恒大商谈过，试图把万科股份转让给恒大，因为支付原因没有谈拢，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个结局。

让人没想到的是，恒大却在此时入场扫货，几个月就买了14%的万科股份，成为了万科的第三大股东。

各方都看不清恒大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不过恒大的举动拉起了万科的股价，客观上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宝能系。

就在这时候，不安分的宝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2016年底，宝能系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南玻A的第一大股东。

南玻A的七名高管随后集体辞职，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同一时期，宝能系在二级市场疯狂增持格力电器，持股接近了5%，觊觎格力的控股权。

董明珠怒斥宝能为破坏实业的千古罪人，并且通过内参，把告状的文件送到了习近平主席面前。

这让试图控制这些资本大鳄的习近平勃然大怒

消息灵通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马上行动起来，他公开发声痛批野蛮人，指责他们是妖精和害人精。

证监会主席用如此严厉的措辞，在整个监管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这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给弄蒙了，他推出了一个厅级干部出来反驳刘士余。

两天以后，项俊波才弄清楚这是习近平的意思，于是赶紧出台措施限制这些资本大鳄，停止了宝能的万能险，和恒大的互联网保险业务。

接下来就进入了退场时间，2017年1月，华润将持有的万科全部股份转让给了深圳地铁。

第二天，宝能表示欢迎深铁，同时首次正式声明自己是财务投资者。

宝能后来在二级市场减持了万科股票，赚了300来个亿。

恒大也很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了深铁，深铁正式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让各界人士大吃一惊的是，在新一届董事会中，在万科保卫战中居功至伟的王石，居然退出了董事会，不再担任董事长。

这就是宝万之争的大致经过。

如果只看台面上的信息，这场商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谜题。

为什么宝能系能完好无损的撤退，没有受到严重的惩罚？它的背后到底是谁？

为什么傅育宁不惜得罪深圳市政府，也要否决和深铁的合作方案？

为什么深圳市政府如此坚定的站在万科一方？为什么国资委最后会出面制止华润？万科到底找了哪路神仙？

在宝万之争发生之前，外界几乎很少知道姚振华的名字

不过，姚振华当时已经是深圳当地很有实力的地产商人，得到过黄丽满和许宗衡的大力支持。

2003年前后，黄丽满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深圳市属国企深业物流进行改制。

姚振华以极低的价格和极具争议的方式，最终获得了深业物流的核心资产和品牌使用权。

这笔交易，让姚振华从一个卖菜的摇身一变，掌握了深圳大量的优质土地资源。

在当时的深圳政坛，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的鼎力支持，这种操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姚振华被视为黄丽满主政时期培育起来的本土资本家的代表。

姚振华跟许宗衡的渊源就更早了，1997年9月，姚振华旗下的公司，联合雄佳实业公司，成立了新龙鹏菜篮子公司。

雄佳实业的控制者，就是深圳市委党校的印刷厂，姚振华正是通过这个蔬菜超市，赚得了第一桶金。

时任深圳市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就是刚到深圳不久的许宗衡，正是靠着把市委党校旗下的海天出版社扭亏为盈，他才引起了上层领导的重视。

所以姚振华和许宗衡，可以说是共同创业的搭档。

不仅如此，在许宗衡担任分管土地的副市长期间，宝能通过复杂的司法拍卖，以极低的价格拿下了如今价值上百元的土地，兴建了后来的宝能城项目，这背后当然离不开许宗衡的推动。

2006年，宝能与法国未来乐园集团签约，许宗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点名支持这个项目，称其为城市的又一张名片。

2009年，宝能还参与了深圳建业工程集团的改制，以竹子林建业小区旧改为基础，兴建了著名的宝能公馆，时任深圳市长也是许宗衡。

如果你以为黄丽满和许宗衡，就是姚振华背后最大的靠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2年，姚振华拿下了珍贵的寿险牌照。

2016年5月，就在宝万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保监会居然通过了前海联合财险的申请。

在万科和宝能剑拔弩张的时候，一行三会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两不相帮。

在中央给宝万之争定调之后，保监会给姚振华的处罚也是不疼不痒，最终让姚振华浮盈300多亿，胜利大撤退。

这就远不是黄丽满能够协调下来的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能够给宝能这么大力度的庇护呢？

2002年3月，宝能联合国林竹藤科技公司、中国林科院，共同成立了深圳市中林公司。

这其中的中国林科院，就是国家林业局直属的科研单位，国林竹藤科技公司，也是中国林科院和宝能的合资公司。

这个披着林科院外衣的中林实业，打着农业科研基地的旗号，在龙华获得了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就是后来的宝能科技园。

2005年，宝能投资又联合中国林科院，在安徽省的广德县成立了一家生产集装箱底板的公司。

而这期间担任中国林科院院长的，正是江泽慧女士，她就是江泽民主席的亲妹妹。

安徽也是江泽慧女士战斗过多年的地方，黄丽满也是江泽民家族的亲信。

2008年，姚振华当选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的副会长，而会长正是江泽慧。

2011年，姚振华还出席了第七届中国花卉产业论坛，并发表了讲话，而主办方中国花卉协会的会长，也是江泽慧，这个中国花卉协会的秘书处也是在北京宝能中心办公

所以姚振华的后台就是江泽民家族，这才是黄丽满会全力支持他，一行三会都不愿意得罪他，而保监会一直用力讨好他的真正原因

在整个宝万之争中，最让人费解的就是华润的真实意图。

如果说万科管理层的意图都写在脸上，华润董事长傅育宁的想法却一直遮遮掩掩，一直让外界非常迷惑。

傅育宁是一位海洋工程学博士，留学回来就进入了招商局集团，辅佐秦晓带领招商局，穿过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的经济危机。

2002年，由于在平安集团的话语权太小，秦晓在平安上市前夕，卖掉了14%的平安股权，价格远低于平安当时的市场价值，被很多人质疑为利益输送。

作为一个红二代，秦晓曾经在北京四中就读，是文革前期“西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改革开放后，秦晓先后担任过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秘书，和中信集团的总经理，跟曾庆红马凯都有着很深的交情。

作为秦晓的接班人，傅育宁完整的继承了秦晓的政治关系，跟秦晓相比，傅育宁更重视对下属公司的管控。

对于那些充满个性的下属公司负责人，他内心充满了厌恶。

比如说，傅育宁在很多理念上与时任招行行长的马蔚华存在分歧，这导致了马蔚华的意外离职

王岐山的老秘书田惠宇，这才有机会担任招行行长，田惠宁因此也获得了王岐山的好感。

华润和宝能也并不是陌生人，反而一直都是合作伙伴。

2013年，华润置地花费109亿拍下了深圳前海的一块地王，后来引入宝能地产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相当于把巨大的利益拱手让给了宝能。

2013年，华润信托又帮助宝能募集了36亿的资金，一度还成为宝能地产的二股东。

傅育宁手下的大将，华润的董事吴向东，与姚振华私交非常好。

宝万之争最激烈的阶段，姚振华也计划推举吴向东出任万科董事长。

所以说，从始至终，华润和宝能一直是一致行动人。

华润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增强对万科的控制，让王石滚蛋。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回合，华润一直坐视宝能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却毫无慌张。

这就解释了华润为什么对深圳地铁入股的方案如此排斥，不惜得罪深圳市委书记也要反对这个方案。

因为深铁是万科引入的，他们入股后会支持王石，没法实现滚石计划。

既然宝能的背景如此深厚，华润的决心又如此坚决，万科到底找到了哪路神仙，才赢下了这场世纪之战呢？

事情的真相需要放在全国来审视。

从2012年开始，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夫邓家贵先生下属的鑫海汇公司，从昆明市政府手中，拿下了官渡文化生态新城的一级开发权，体量超过了7万亩。

中国的省会城市中，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如此巨大的土地整理项目。

金科、中航、恒大、融创、蓝光，这些全国知名的地产公司，只能从鑫海汇这家公司手里拿地。

不过由于自身资金紧缺，鑫海汇这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却一直进展的非常缓慢。

2016年3月，万科的加入补齐了鑫海汇的最后一块短板。

万科不仅接连拿下数十宗开发用地，还直接巨资入股了鑫海汇，不仅解决了后者的资金问题，更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实际操盘者。

这个巨无霸项目因此得以快速推进，变成了大姐夫邓家贵商业版图里的一个印钞机。

巧合的是，也是从这个月份开始，深圳地铁开始成为万科的白衣骑士。

深圳市政府也从此坚定的站站在了万科管理层的背后。

众所周知，深圳地铁是大姐夫邓家贵多年的合作伙伴。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为了万科的事情，先后多次听取汇报和傅育宁谈判，给国资委打电话，最终促成了万科保卫战的胜利。

也是在齐桥桥和邓家贵夫妇之后介入后，国资委才抓住机会，直接介入到华润的日常决策中，收缴了华润管理层的决策权力，强制他们把股份转让给深铁。

当然了，万科管理层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

因为在2016年，还有一个家族的势力足以和习家媲美。

2017年，博裕资本花了15个亿，购买了万科旗下的万物云25%的股权。

在万物云上市的前一年，万科又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接盘，帮博裕资本套现了70个亿。

在减持之后，博裕仍然持有万物云15%的股权。

换句话说，万物云以7元每股向博裕增发股票，几年之后再以99元每股进行回购，让博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赚了十几倍。

而博裕资本的创始人，就是江泽民主席的孙子江志成。

这也是对宝能釜底抽薪的一招，宝能的靠山是江泽民的妹妹，而万科的新靠山，是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夫加上江泽民主席的长孙

妹妹毕竟不如孙子亲，所以万科和博裕一谈成合作框架，宝能立马就缴枪投降了。

王石在退休后曾经接受了一次采访，谈到万科之争，他感慨地说： “我们是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是太理想主义。但恰好通过这一仗，让我们接通了天地。”

实际上，王石不仅接通了天线，还上了一道保险，接下来，让我们从上帝视角进行一下复盘。

2014年，强调集团管控力的傅育宁，调任华润集团董事长

掌舵华润以后，傅育宁对那个拿着高薪却成天在国外游学泡妞，一次也没有来拜会自己的王石充满了厌恶。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能够把王石赶走，增强对万科的掌控。

但是作为一家央企，他们没法承担二级市场收购的高溢价和坏名声，只能找个盟友冲在前头，而这个盟友就是宝能。

在华润置地吴向东的撺掇下，宝能的姚振华心动起来。

姚振华的脑子非常清楚，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进可以和华润一起控制这家房产一哥，未来可以进行很多项目合作，好处无限，退可以享受财务收益，狠狠的赚他一大笔。

反正有华润托底，加上股市和万科股价都在低位，整体风险不大。

为了收购万科，姚振华聘请了很多金融人才，把市场上的融资手段都尝试一遍，储备了几百个亿的弹药，这才打响了宝万之战。

王石这时候终于想起来大股东的重要性，他多次拜访傅育宁请求支持，但华润作为背后的策划者，当然不会有大的行动，因此拒绝了万科的各项提议，后来甚至劝说王石接受宝能。

失望的王石只能四处寻找白衣骑士，经过前深圳建行副行长祝九胜的介绍，他们结识了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夫邓家贵，并且达成了很多合作共识。

在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的安排下，深圳地铁出面参与万科的重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鼎力支持。

不过，傅育宁不知道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已经参与了进来，他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因为深铁入局，华润就不能控制万科，也不能让王石滚蛋。

因此在反复思考以后，华润开始拉上宝能一起反对这个方案。

王石这时候终于看出来，华润和宝能本来就是一家，因此发动了一场舆论战。

于是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给分管国资的国务委员王勇打了招呼。

王勇又安排国资委主任肖亚庆，逐步限制华润的行动。

到这一步，万科基本打赢了这场保卫战。

此时，胆大包天的恒大突然跳了出来，他幻想自己是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他意识到宝能有可能爆仓，因此马上进场扫货。

当时许家印的如意算盘大概是，如果宝能不行了，他就能接盘宝能持有的万科股份，就可以把万科并表，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大房企。

为此许家印准备了600多亿现金，甚至不惜忤逆深圳市政府。

没想到这反而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宝能，缓过劲来的宝能，又开始招惹南玻A和格力，被人写内参告到了习近平主席那里。

在习近平的盛怒之下，一直在旁观的保监会和证监会快速行动起来，切断了这些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杜绝了未来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

宝万之争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两个第一家族权力的消长。

2016年前后，正是中国第一家族换位的时候。

在这之前，中共的第一家族还是江泽民家族。

因此，即使靠上的只是江泽民的妹妹，姚振华仍然能拿到两块保险牌照，中共的监管部门也都不愿意得罪他。

2016年底的十八大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终于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家族也跟着水涨船高，取代江泽民家族成为了新的第一家族。

这是万科能打赢宝万之争的最根本原因。

不过，由于江泽民与习近平之间的传承关系，这种更换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更迭的。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家族的权力是慢慢变大的，而不是一夜到顶的。

在初始阶段，他们的权力也有着很大的边界，远不是后来无所不在的情况。

比如在宝万之争中，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也只能去跟自己熟悉的深圳方面和国资委方面去打招呼，跟当时还不熟悉的金融监管部门就没法打招呼。

这种事情他们也不敢告诉习近平本人，只能变相地在他耳边吹风，让习近平讨厌那些资本大鳄。

由于他们始终躲在背后，对方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才会一直负隅顽抗。

也是在这一战中，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明白了金融监管总局的重要性，所以后来推选自己的亲信李云泽去站住了这个岗位。

如果现在再有一场宝万之争，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可能几个电话就搞定了，不会运作得这么辛苦了。

2017年6月30日，在万科股东大会上，王石正式告别了他为之奋斗34年的王国。

这一年他66岁，比原计划的退休年龄提前了4年，他的告别被包装成顺理成章的交接和主动退休。

但亲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突然的告别，为了能够留任董事长，王石已经奔波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背后也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博弈，深铁、大姐夫邓家贵，以及郁亮等人，三方都意识到王石的留任，将影响他们对万科的控制，因此一致同意让王石出局。

郁亮接任了董事长，祝九胜不久接任了总裁。

虽然王石有时候也很讨厌，但是他起码还有些道德底线。

王石离开万科之后，万科的高管没有了任何制约，也没有了道德监督，从此开始了向坏孩子的转变。

被权贵拯救，也必须要不断地向权贵进贡，否则就很容易被反噬。

除了鑫海汇项目，大姐夫邓家贵接盘的深圳万鑫五洲风情购物中心，以及广州天马河公馆两个烂尾楼，也获得了万科资金的全力支持。

2017年5月，广东万科投资公司设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平台，介入各地的拿地并购与城市更新，旗下已有数十个项目。

然而在这个公司中，万科只是小股东，持股51%的大股东，是大姐夫邓家贵的一家关联公司。

打着万科的旗号拿项目，由万科提供资金和团队，项目投资所得的大部分收益，却要归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

不仅如此，自以为接上天线的管理层，也开始了肆无忌惮地掏空万科。

他们把跟投制度、表外融资等创新工具，都变成了复杂的利益输送渠道，用各种门道来损公肥私。

他们搭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子万科，用各种关联交易的手段，把利润截留在万科体系之外，再分到高管的海外账户里。

他们也开始了对供应商和小股东的各种收割，让这些曾经的合作伙伴过得民不聊生。

至此，万科的管理层彻底从职业经理人堕落成了利益收割集团，从价值创造者变成了吸血鬼集团。

那些在宝万之争中，拼命捍卫万科管理层的独立董事们，如果看到今天这一幕，不知道他们会作何作想。

2025年，万科亏损820亿，创下了A股历史上单年最大亏损纪录，连续两年累计亏损1300多亿。

从2015年到2020年，万科的债务规模从4700亿飙升到1.5万亿，直追暴雷前的恒大。

更讽刺的是，2023年危机爆发后，郁亮和祝九胜先后把月薪降到1万，装出一副共渡难关的样子。

事实上，他们早已经吃得脑满肠肥，早就成了数十亿级别的富豪。

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大姐夫邓家贵不再庇护郁亮了呢？为什么万科没有得到恒力和卓越一样的待遇呢？

这是因为，从一开始，万科的管理层就没有能力赠送多少股份给大姐夫邓家贵。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打工人，他们只能依靠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当万科自己也暴雷，没有能力继续利益输送，他们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而且郁亮他们在全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里，挖了这么大一个天坑，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愤怒，大姐夫邓家贵也不愿再惹火上身。

所以，就算郁亮从境外转回来十多个亿来争取自己的平安，别人也不愿意再帮他了。

在深铁刚刚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时，深圳国资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专门对此进行了表彰，还计划给予时任董事长100万元的奖励。

到了今天，深铁在万科身上已经损失了几百亿资金，而且进退两难。

前任董事长也因此身陷囹圄，对万科保卫战出过大力的马兴瑞和肖亚庆，在后期的处理中大显风头的刘士余和项俊波，现在也已经落马了。

当年曾经活跃在宝万之争中的宝能集团、恒大人寿和安邦人寿，要么已经暴雷，要么早已经被政府接管。

吴小晖和许家印已经锒铛入狱，姚振华也已经沦为了失信人，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万科的高管们也前景堪忧，郁亮和祝九胜已经在配合调查，王石也被限制出境，能否平安落地也未可知。

只有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和江泽民家族从容地赚取了上百亿的财富，却没有沾染任何问题。

还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华润集团，赚了几百亿后从容退场。

在西游记的世界观里，妖怪的命运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出身。

有后台的家属和坐骑，比如青牛精和金翅大鹏，他们即使犯了错，通常被定性为管教不严或私自下界，回去后多半是继续干活，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罚。

那些没有背景的野生妖怪，哪怕本事再大，也往往被取经人一棒打死。

原帖是这个帖子，我要反驳的评论也在这个帖子，因为要反驳的话实在太多，红迪总是报错，只能另外开新帖

【万字长文】根据油管政经鲁社长已下架视频整理：扒皮刘强东的政商关系以及刘强东是如何寻求权贵庇护的

下面就让我逐条反驳本sub包蜜的谬论

>李华与邓家贵在1996年曾经组建合资公司，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完全说明不了什么。2009年卓越集团曾经想过在香港上市，当时披露的股权里也没有提及邓家贵。

反驳：白手套结构的核心逻辑恰恰是"法律上看不见"。

2009年卓越集团在香港上市时的股权披露中没有邓家贵，不能证实卓越集团跟邓家贵没关系，如果白手套关系直接体现在股权登记里，那还叫什么白手套？

巴拿马文件的价值就在于揭示了那些刻意隐匿的离岸层级。

1996年建立的合作关系延续至今有大量商业和人脉上的惯性，时间久远恰恰说明关系稳固，而非说明已经断绝。

>而恒力集团的股权结构里更是没有他们的存在。

反驳：逻辑同上

政经鲁社长的长视频原本也没有说恒力的股权归属习家家族，而是说陈建华与范红卫夫妇作为利益代理人为习近平主席的大姐姐和大姐夫经营产业、贡献上市公司

这种安排本来就不会体现在公开股权结构里，因为这正是该体系运作的方式。

>而且大炼化与造船，包括京东的电商，包括新冠疫苗，来就是国家支持的行业。也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即便有权钱关系，最多是顺势而为助推一把。并不是那种会引起公愤的逆势。

反驳：这个论点严重混淆了“腐败”的定义。

权钱交易不需要以国有资产流失为前提，监管资源、审批权、牌照、市场准入本身就是权力寻租的标的。

京东拿无人机许可证、货运航空牌照、医保结算资格、军队采购独家地位，这些都是稀缺的行政资源

通过私人关系而非公开竞争获取，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与行业是否受国家支持无关。

>但由于白手套这种东西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没有任何实际保护。今天是白手套代持，明天老习知道这些事情了，这些东西就全没了

反驳：这句话自相矛盾

如果白手套没有保护，为什么历届太子党仍前赴后继地采用这种模式？

因为在习近平真正出手之前，这种模式的实际风险极低、回报极高，这是理性的博弈选择。

至于“习近平一定不知道"，这个断言本身就缺乏依据。

习近平对江派团派腐败网络的掌握程度之深，在历次反腐中已有充分体现

选择性打击本身就是政治工具，知道不等于立刻行动。

>而搞关系，这个没有办法，全世界任何地方做生意都要搞关系，这是没法避免的。
老习就算再集权，也不可能全国所有的事情都他一个人干。总有一些权力不可避免的要分给亲信。他们用这些权力寻租是不可避免的。

反驳：这是把正常商业关系和系统性利益输送混为一谈。

跟政府签合同、建立合作关系是普遍现象，但京东向政治局常委子女输送数百万美元顾问费换取牌照审批，向家族代理人注资数亿港元购买股权级的政治庇护，这已经超出"搞关系"的范畴，是有价格的权力交易。

>水至清则无鱼，老习能把老江老胡时代浑浊发臭的水变成现在这个基本上清澈已经成功了。想要完全解决寻租这是不现实的。

>腐败这种东西，来自于人性，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是没办法根治的，只能最大限度遏制。

>中国在最大限度遏制腐败，这总比美国那种权力掌握在华尔街手里，他们把钱全赚走，结果搞出金融危机却完全不受惩罚强百倍。

反驳：这个比较转移了话题，是包蜜拿手的典中典之比烂大法

原帖讨论的是刘强东与中共权贵体系的具体利益输送链条，不是中美腐败程度的横向比较。

用"美国华尔街更烂"来为中国的权钱交易辩护，本质上是一种双重标准的挡箭牌，也与帖子的核心论据完全无关。

>不仅仅是监控，而是女方的证言无法匹配监控。女方称醉酒无力vs.女方在视频中健步如飞，为宾客开门；女方称刘强东蓄意安排vs.强东先行离去，女方主动要求搭车；强东先回自己住所，女方邀请去宿舍并司机输入地址；女方称在车内开始性侵vs.在宿舍中强东双手负背女方主动挽手＋请等姿体语言。

>但是在民事里面，中途撤回同意女方确实是可以争的，即使所有视频都显示是女方主动的，但是在那个封闭的房间发生的事情和之前无关，在司法实践中更多是围绕事后证据和双方社会地位差距，由陪审团决定。

反驳：明州案中的监控证据（健步如飞、挽手、主动邀请等）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

但这些证据描述的是事发前的行为，不能直接推导出房间内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自愿的。

监控画面是片段性的，当事人女生证言有瑕疵不等于刘强东的陈述完全可信，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无法被外部观察者填补的空白。

正如包蜜自己后来承认的，"在那个封闭的房间发生的事情和之前无关"

这恰恰是这类案件的核心难点，当事人双方发生性关系之前的行为不能作为后续性行为同意的背书。

女生愿意跟一个男人吃饭喝酒、单独请他进自己房间，不代表女生愿意跟这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明州案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是自愿的，除了室内有好多视频。

>至少在警方到场的时候，刘强东是一言不发，不存在刘强东威胁女生不要介入的。而明州也在充分搜证后，认为不予起诉。

反驳：这段话除非是刘强东本人亲自来红迪下场评论了，否则简直是包蜜教科书一般的胡搅蛮缠

你都不是当事人，你怎么知道刘强东在明州警方到场的时候是一言不发，没有威胁女生呢？

是刘强东亲口告诉你的？还是当事人女生亲口告诉你的？还是你就是当天出警的明州警方？

还有，不起诉不等于认定自愿，只是意味着检方认为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标准下胜诉把握不足，这是司法门槛问题，不是事实认定。

>由于证据反差太大，才有了女权的著名论断我就算主动脱光了我依然可以反悔。

>中途撤回是法理上成立，但是司法的实践是很难的，因为私密空间的事情本身举证已经困难了，更别提女方其实触及一个主动置于危险地位的法律理论，所以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前提下明州没有提起刑事诉讼。女方是提民事，但未进入开庭就和解了。

反驳：“女方单方面中途撤回性同意”在英美法系中确实是争议领域，但多数美国州（包括明尼苏达州）在法律上是承认“中途撤回性同意”的，执行困难不等于法理上不成立。

把"举证困难"偷换成"法理不成立"是一个常见的逻辑滑坡，没有提起刑事诉讼，也不代表女方的陈述就一定是谎言

明州案是一个从未经过完整司法程序检验的案件，最终并没有对刘强东作出实质性的无罪认定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来看，明州案很明显就是权贵家族和白手套对于普通人的侵害

当事人女生撤诉，显然就是因为当天出事的那个饭局上全是权贵，自己家庭背景硬刚不过，所以最终才妥协撤诉

而刘强东那一方呢，也是为了避免当天饭局上的权贵被美国法院传唤，为了保住那些权贵不抛头露面，所以最终才选择不启动司法程序，给钱和解。

这么明显的一件事，竟然有包蜜打着反女权的旗号为侵害普通人的红色权贵和白手套拼命洗地，你们的良心真的是坏完了

先上一个政经鲁社长的原视频油管链接，有条件看长视频的键委还是尽量去油管给鲁社长增加流量和热度

谁才是真正的习近平的连襟和彭丽媛的妹夫？他如何成股级成长为正厅级？李干杰和马兴瑞如何攀附彭丽媛？彭丽媛的团队有哪些人？为什么有人攀附失败了？

1995年春晚，彭丽媛带着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一起出现在春晚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当时她的丈夫习近平就坐在台下，笑得一脸灿烂

让人们惊叹的是，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长得比姐姐要更清秀，而这也是彭丽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那么，彭丽媛妹妹的丈夫又是何许人呢？

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闻，吉利汽车的老板李书福，就是彭丽娟的丈夫，是彭丽媛的妹夫和习近平主席的连襟。

的确，习近平对于吉利汽车确实青睐有加，

2002年，刚刚上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去参观了吉利，并且公开表示：“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么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2007年，已经转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上海国际车展时，又特地到吉利展台参观。

2010年，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的签约仪式，就是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瑞典期间举行的。

然而，习近平本人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在签约现场。

香港《明报》当时评论称，习近平没有出席是为了“避嫌”。

2014年，习近平访问比利时期间，特地前往吉利旗下沃尔沃在当地的工厂参观，李书福陪伴左右。

《华尔街日报》旗下媒体就此评论指出，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与沃尔沃之间萌动的“浪漫关系”将继续发展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沃尔沃董事长李书福，与中国执政精英的关系日益密切。

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参观的全新一代伦敦出租车，也是李书福收购的产品。

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吉利汽车从汽车行业的无名小卒发展到世界500强，李书福也从一个小老板变成了中国排名前列的富豪。

在他一次又一次蛇吞象一样的跨国并购后面，有着银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如果说没有习近平和中共官方的力挺，是不符合逻辑的。

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中国民营车企的领头羊，吉利汽车频繁见诸报端。

李书福也毫不避讳媒体采访，儿子李星星和女儿李艺，甚至弟弟李书通也都不是秘密，唯独他妻子的名字无从查证。

在媒体报道中，最早在汇丰银行旗下杂志“Week in China”的一篇报道中发现了相关字眼。

文章写道：“眼尖的网民发现李书福妻子的名字和习近平妻子彭丽媛妹妹的名字重名。这种巧合听上去无关紧要，但是对一些人而言，这正支撑了吉利得到高层支持的说法。”

然而，没过多久，吉利控股很快公布了李书福妻子的名字：Li Wang，相当于间接进行了辟谣。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书福，在参加人大开幕会前夕也亲自进行了辟谣，“这是胡说八道！我们对外公告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家里的事情，别对这些事情产生兴趣。”

事实上，彭丽娟的丈夫名叫徐兴建

徐兴建1965年出生于山东郓城，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大专，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里，大专毕业是地道的高学历人才，于是徐兴建很快成为了郓城县工商局双桥工商所的所长，正股级干部。

由于年轻的小徐同志敦厚老实，端着铁饭碗，长得挺精神，还是大专生，很受媒婆和女孩子们喜欢。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县文化馆馆长的女儿，容貌姣好的彭丽娟，两个年轻人开始交往，很快结为夫妻。

在当地，这种来自于公务员家庭，双方都有体制内工作，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将在这个县城过着稳定的生活，甚至成为当地的婆罗门家族。

不过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彭丽娟的大姐彭丽媛，当时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青年歌唱家，他们的姐夫习近平，已经成为福州市的市委书记，未来的前景不可限量。

1991年底，彭丽媛怀孕了，虽然也有保姆照顾，但是也需要家人的陪伴，她日益繁忙的演出，也需要一个专门的经纪人来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

这种经纪人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能，首要的品质是可靠和值得信任，其次是脾气好，能够耐心处理琐碎的事务工作，有一定的协调能力。

彭丽娟无疑是最适当的那个人，她从小就跟着姐姐四处跑，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姐姐，也没有人比她更值得信赖。

作为家里的老二，她的脾气也很好，没有多少自己的主见，以至于一直没有多少存在感。

彭丽娟与徐兴建夫妇经过仔细的讨论，决定开始另外一种人生。

两个人都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彭丽娟全职给彭丽媛当助手和经纪人，徐兴建则转到济南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很多时候都是围着大姐一家转

在这一时期，彭丽娟与徐兴建夫妇也尝试过做生意，但由于没有多少经验，他们甚至把第一家公司注册在福州市驻京办的办公室里，后来又仓促得注销了。

习明泽出生之后，彭丽媛的事业还在上升期，因此还是以北京为主，只是偶尔去福州跟习近平团聚。

习明泽也跟着妈妈，在北京上学，但是由于彭丽媛经常要全国出差，只能让姨妈彭丽娟负责照顾习明泽

为了不两地分居，徐兴建也来到北京工作，于是习近平专门给兴业银行的董事长陈芸打了招呼，让陈芸给徐兴建在兴业的北京分行安排了一份工作。

陈芸是福建省分管厦门特区工作的王一士老省长的秘书，跟习近平认识多年，后来习近平担任省长以后，又专门把陈芸调到省政府担任秘书长。

由于不懂业务，徐兴建一开始被分配到北京分行的业务拓展部担任总经理助理，主要任务就是拉存款。

在习近平的面子下，徐兴建很快又被调到中关村支行担任副行长，最后到知春路支行担任行长。

这个支行行长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岗位

虽然在专业上要求不高，但是作为整个银行体系中级别最低的行长，支行长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号的客户经理，或者说是一个大号的团队长，承担着整个支行的营销业绩，背负着各种考核指标。

至于权力，支行长一般在贷款上只有立项权和上报分行的权力，没有最终审批权，费用上也只能局限在分行核定的费用额度以内。

因此虽然大姐夫习近平给安排了工作，但是徐兴建也不可能每次拉存款都找大姐夫帮忙，而且当时的习近平执迷于仕途，很爱惜羽毛，徐兴建也不好打着他的旗号行动。

于是徐兴建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营销，然而刚开始他在北京又没有什么人脉朋友，只能在菏泽的老乡圈子里想想办法，所以这个行长干得总有点儿吃力。

在这期间，徐兴建认识了当时刚刚从山东组织部借调到中组部的张建春，两个年轻人因为都是郓城老乡，又都刚到北京发展，因此很快成为好友。

张建春后来担任了干部一局任免处的处长，这个处掌握着全国副部级及以上干部的任免信息，有时候甚至可以列席常委会。

张建春也因此成为了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在中组部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2014年以后，张建春开始被有意识的培养，很快成为大权在握的中组部副部长，现在的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就得益于他的推荐和运作。

为了让丈夫不用每天忙于应酬，彭丽娟想让姐姐给徐兴建另外找个工作。

对于当时的彭丽娟来说，丈夫的理想工作是这样的，一是要金融行业，因为收入高而且徐兴建已经入行了，二是要国企，因为国企稳定而且不会给姐夫习近平带来麻烦，三是要有朋友在，可以适当照顾徐兴建

于是彭丽媛出面找了朋友，把徐兴建调到了华建国际集团。

这个公司是信达香港公司的子公司，相当于信达资产的孙公司，主要业务都在内地，徐兴建从此开始自己最重要的一段职业生涯。

信达资产是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专门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跟建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时，信达资产正处于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疯狂收集金融牌照的关键时期，董事长是田国立

田国立是建行的老人，从毕业就一直在建行工作，1997年被王岐山提拔为建行最年轻的行长助理，然后转入信达资产公司。

习近平还没有成为储君的时候，徐兴建的背景其实并不算特别突出，田国立也没有特别当回事，虽然有人打招呼，他仍然只是把徐兴建安排在一个边缘的孙公司。

而随着习近平在政坛的发展势头不断加速，田国立很快意识到徐兴建是个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成为自己和彭丽媛家族建立关系的纽带，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嗅觉。

信达资产当时正在筹建财产保险，田国立于是把徐兴建调到了信达财险的筹备办公室，并担任筹建后的信达财险的副总裁。

在此后的日子里，田国立一直小心得近乎讨好似得对待徐兴建，吃饭带着徐兴建，打网球带着徐兴建

这种交往直到田国立离开信达以后仍然持续着，田国立业余时间经常和徐兴建一起活动，两个人似乎真的成了哥们，政治上的哥们。

这种善意也传递到了彭丽媛那里，十七大后面的几年里，习近平逐渐意识到王岐山的山头和腐败问题

虽然他不会动这个老哥们，但是对王岐山身边的党羽还是采取了“剪裙边”的策略

从董宏到田惠宇到范一飞，昔年王岐山身边的亲信纷纷落马

然而出乎各界意料的是，田国立作为王岐山最核心的亲信之一，经济问题一点也不少，但是却一直没有落马，反而能够平安退休。

这其中除了因为田国立在他的所有岗位上，都竭尽全力表达对习近平的效忠，还因为徐兴建随时通过彭丽媛传达了这些效忠。

这就是政治家，在别人都看得到的明线下，他偷偷得另外织就了一条保平安的暗线。

现在可查的新闻显示，在习近平出访的随行企业家代表团里，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是所有国企里面最多的一个，还获得了好几次在论坛上发言的机会。

众所周知，这些代表团的成员都需要经过商务部和贸促会的推荐，最后由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审定，不能有任何政治问题。

很多企业都为参加这个代表团付出了巨大的公关成本，参加一次尚且很难，更别说连续多次参加了，这背后的努力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别人很难的事情，对于彭丽媛家族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彭丽娟出面跟中办或者外交部说一声大概就够了。

2013年，信达控股的中国金谷信托，虽然管理规模在上一年超过了一千亿，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风险问题，管理层也出现了离心离德的迹象

信达资产的领导决定壮士断腕，免掉了金谷信托的核心管理层，徐兴建被委派到金谷信托兼任董事长，成为了一名实至名归的金融业高管。

徐董事长和前任董事长张勇完全不一样，张勇因为是业务出身，亲自主导了金谷信托的重组和转型，因此对信托业务事必躬亲，非常强势。

而徐兴建则主要忙于信达资产总部的工作，把金谷信托大多数日常业务委托给了总经理，自己只是分管对外合作的拓展，而这个也成了他的强项。

毕竟他的姐夫习近平现在已经成了国家领导人，他的地位也因此水涨船高，合作伙伴们都盼望着跟他打好关系

这个阶段的徐兴建遇到了新的问题，银行支行需要的金融知识比较单一，信托需要的知识就比较综合复杂，他不懂业务的短板就更明显了。

并且他的大专学历在精英云集的金融机构里，也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徐兴建申请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了个EMBA。

为什么是北大光华，而不是清华经管呢？因为他的郓城老乡有好几个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

北大这些名校的EMBA虽说不用笔试，但是因为报名的人比较多，因此面试阶段会刷掉很多人，必须得找人提前打招呼才能保证录取，除非候选人特别优秀。

徐兴建自己读了北大光华以后，还推荐自己的小舅子彭磊也去读了一个。

在这期间，徐兴建还当选了中国行为法学会的常务理事。

这个行为法学会虽然和中国法学会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性质却天差地别。

中国法学会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团体，基本上等同于一个事业单位，但是行为法学会却是一个管理松散的民间团体。

不过外界对这一情况并不了解，一看到学会的会长是由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担任，副会长也都法学界的资深人物，就会觉得非常高大上。

这个常务理事也让徐兴建显得更像半个法学专家，弥补了他学历上的先天不足。

至于为什么徐兴建能当选这个学会的常务理事呢，还是由于学会当时的秘书长和实际操盘人田明海是他的菏泽老乡。

田明海的正式职业是北京市纪委第十监察室的主任，负责监察北京市的全部国有企业，这个学会还有个副会长叫做马宝善，是习近平另一个姐姐习乾平的丈夫

补上了学历的短板，又加上法学专家的身份，徐兴建被任命为信达资产公司管理部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的对外投资。

2014年底，徐兴建被任命为信达财险的董事长，成为了正厅级干部。

是的，因为信达资产和下属二级公司的老总都是正厅级，正厅级管正厅级，这就是中共奇怪的组织架构。

前任信达财险的董事长，名叫陈方清，此前先后担任中央金融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国银监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

从一个正股级干部成长到正厅级干部，徐兴建什么也没耽误。

但是财险行业不是一个好赛道，随着商车费改不断深入和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的不断扩大，车险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中小险企面临着产品同质化，成本高企等多重经营挑战。

在财险公司的三条小康之路“靠大、靠天、靠爹”中，信达财险一条都没有占到。

自2009年成立至2017年的8年里，信达财险累计亏损达到10亿元以上。

信达资产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信达资产作为股东，并没有能力为信达财险提供拓展业务的资源，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信达资产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实现财险公司的扭亏为盈，因此，他们打算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转让出去。

但是，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容易，因为资金期限的问题，财险牌照远不如寿险牌照那么值钱。

民营公司根本不愿意接手，而国有企业对长期亏损的企业也不敢涉足，不仅如此，信达财险的小股东两江金融，航天科技财务也都在甩卖股份。

找到一个愿意接手亏损的财险公司，又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买家，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对于普通人很困难的事情，对于权贵来说，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因为普通人的圈子都是花自己的钱，所以要算经济账，而权贵的圈子，很多时候是花国家的钱，算的是政治账。

2016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正处在争取广东省长的关键时期。

他虽然生在黑龙江双鸭山，但是他的父亲确是出生在山东郓城，他的祖籍地算是郓城，因此到了北京发展的马兴瑞一直以山东人自居，并且活跃在山东籍官员的圈子里。

在这个圈子中，马兴瑞认识了当年不是很显赫的郓城老乡中组部的张建春以及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在鲁西南乡情的加持下，马兴瑞很快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马兴瑞仕途的前半程依靠的主要是江泽民，但是到了2016年，习近平已经成为了新一代领导核心，老马同志必须加速向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靠拢。

除了直接跟习近平汇报外，搞定彭丽媛这位老乡，也成了他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小丹马上退休的情况下。

马兴瑞得知信达财险要转让的情况下，马上命令市属国有企业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和信达资产展开洽谈。

台面上的理由也很充分，深投控需要完善保险产业布局，打造全金融控股平台。

2016年12月27日，中国信达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转让所持信达财险股份，深投控通过竞价方式获得，耗资42亿元。

由此，深投控成为信达财险实控人，按照信达财险当时的净资产计算，深投控的接盘价格相当于溢价近3倍。

对于一个连续亏损8年，牌照没多少价值，股东急于转让的财险公司，深投控为什么按照如此高的溢价来接盘呢？

因为对于深投控来说，这不是一个生意，而是一个政治任务，因此不能算经济账。

三天以后的12月30日，马兴瑞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当选为广东省代理省长，晋升正部级。

据说，深投控在谈判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徐兴建必须留任财险公司的董事长至少两年，因此，徐兴建又成为改名后的“国任保险”的董事长。

2018年11月，原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的秘书，广东省保监局局长房永斌接任徐兴建担任国任保险的董事长，徐兴建重新回到信达资产。

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共的体系内并不罕见，作为领导，只要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自己不拿钱，决策程序完善，打招呼的时候不留下文字证据，执行的下属不背叛，一般就不会出事。

当然了，如果这事情做多了，也难免留下痕迹并且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即使不至于因此获罪，也难免会被攻击或者责难。

马兴瑞从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提前下岗赋闲，最后依旧落马被查，不知道跟这种行事风格有没有关系。

在习近平上台的早期，由于极度缺乏可以信任的干部，彭丽媛出于帮助丈夫的角度出发，还是推荐了一些自己比较了解或者信任的干部，这给很多山东出身的干部带来了机会。

最成功的的就是现任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和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因为彭丽媛的亲信张建春也担任着中组部副部长，在提拔干部的信息和操作上都比较方便。

张建春也逐渐因为彭丽媛的信任而膨胀，加上他后娶的小媳妇也比较猖狂，因此得罪了陈希，被抓住了把柄，赶出了中组部，再后来又暴露出巨额的贪腐问题。

这件事情对彭丽媛也有一定的触动，她后来就很很少再推荐干部，加上习近平的位置已经很稳固，她的精力更多地转移到家庭上来。

王浩就是通过和彭丽媛的弟弟彭磊结交，帮助照顾彭丽媛的家人，最后取得了彭家的信任，走到了如今封疆大吏的位置。

随着习近平地位的巩固，彭丽媛逐渐成为菏泽乃至山东最重要的政治资源。

山东省提出了“突破菏泽，鲁西崛起”的战略，还专门成立了省委省政府层面的专项领导小组。

自从李干杰到任山东省长以后，菏泽更是成了他最关心的地市。

菏泽市的项目立项和资金，在山东省层面总是一路绿灯。

对于菏泽市的重大项目，山东省领导总是亲自出面争取和协调。

2021年，菏泽交通基础设施取得历史性突破，洙水河、新万福河连接京杭大运河航道顺利通航。

4月，经过山东省领导多年来的努力，菏泽机场正式通航，到目前一共开通了12条航线，连通了19座城市。

12月，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段正式开通运营，菏泽市第一次接入了全国高铁网，菏泽到北京最快3小时就可以到达。

在山东的17个地市中，菏泽的经济总量也从全省倒数第二到全省第八名，稳居全省中游。

李干杰的忠诚和能力也因此受到了彭丽媛的认可，他能够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安然无恙，只是从中组部长被调换到统战部长，除了有陈希的力挺，还有彭丽媛枕边风的功劳。

不过，当时菏泽的市委书记就没有这么顺利了，这其中，最失意的要算孙爱军了。

孙爱军毕业于清华大学，被老师推荐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仕途的起点就是烟台市长助理

40岁就开始担任菏泽市长，是当时70后干部中进步最早的一批。

算上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时间，孙爱军在菏泽主政接近八年，正是菏泽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作为一名职业政客，孙爱军当然知道菏泽最主要的政治资源就是彭家，也为讨好彭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省委书记可以直接向彭丽媛汇报，他却只能通过彭家的人来间接给彭丽媛吹风。

由于彭磊已经不太好打交道，孙爱军和彭家的沟通管道只能通过徐兴建。

因为信达资产在全国都有经营网络，徐兴建也经常需要和老家的领导联系，偶尔给信达在山东的分公司站个台。

2019年前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实名举报。

菏泽洪业集团的老板举报市领导和信达资产勾结，在洪业破产重组的过程中，帮助一个叫做任卫国的自然人，用8亿元收购了洪业价值64亿元的资产。

这个举报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被人怀疑背后有彭家的因素，立即引起了彭家的警惕和反感。

孙爱军其他拍马屁的行为也让彭家有些不舒服，于是要求将孙爱军调离菏泽。

不过彭丽媛也专门交待，让山东省不要为难他，所以孙爱军被平调到别的地市，后来又开始担任山东省的发改委主任，仕途上进入了漫长的平整期。

近年来，菏泽历任市委书记，基本都解决了副部级，他的后任，也已经解决了副省级。

所以说，拍马屁是一个技术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好的。

在高级领导人的亲属里面，说实话，徐兴建属于比较老实，人比较厚道，能力也比较一般，被约束的比较严，还算是比较低调。

他其实很难直接寻求习近平本人的帮助，或者直接调用习近平亲信的帮助。

但是仅仅是一个习近平连襟的名义，就让很多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

大多数时候，他起的都是一个信号传递的作用，帮助这些官员转达他们对彭丽媛的效忠

而这个简单的作用，就让他成为了中国的顶级权贵。

彭丽媛曾经深度参与了习近平上台的过程，并且为习近平的上位立下汗马功劳，加上习近平对她的高度信任，这就造成了彭丽媛自身也具备了相当的权力。

彭丽媛身边的人，除了她的专职秘书，还有她的妹妹和妹夫，她的学生雷佳和老公陈正拜，她的哥们阎维文等等，这些人成了她事实上的助手班子。

在这些人的外围，还有一个执行团队，包括中组部副部长张建春，卫生系统的尹力，外交系统的秦刚。

最外围，还有一个顾问圈子，比如在军队中一直帮助她的老乡杨建亭，是她的军事顾问，阎维文的亲家，原外交部长李肇星，是她的外交顾问等等。

这些人，也分享了她的一部分权力。

前者的陈正拜和阎维文，身家都超过了十多亿人民币，这个可不是唱歌或者经商得来的。

后者则具备了推荐干部或者自身晋升的权力，比如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录华，就来自于李肇星的推荐。

徐兴建分享的，也是彭丽媛溢出的一部分权力，当然了，这个权力本质上还是习近平主席权力的一部分。

而且这位华人副市长兼当地议员来夜市微服私访的时候，竟然除了拍视频的那个人之外， 其余一个随从都没带

华人小贩和黑人清洁工也不是精挑细选的公务员假扮的，而是真实的华人小贩和清洁工

老百姓提出的意见也不是事先连夜背稿的，而是真实的意见

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了，可能这样的情景就是中国每个城市的日常

先上一个政经鲁社长的原视频油管链接，有条件看长视频的键委还是尽量去油管给鲁社长增加流量和热度

习近平如何一句话搞垮万达？中共的三次政策变化如何让王健林三次差点破产？王健林和景甜身后的神秘靠山到底是谁？王健林翻车的关键性事件是哪个？谁挽救了王健林？

很多人说啊，王健林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中共高级干部，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得解释他的成功，但这其实是一种讹传。

王健林的父亲名叫王义全，是一位老红军，退休前是四川省林业大学的副校长

王健林的岳父名叫林连章，曾经长期在抗大四分校和新四军工作，最后做到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的政治部副主任和华东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是大校军衔

（林连章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上级的上级，就是那位负责“两弹一星”工程的开国上将张爱萍)

这样的家庭背景虽然还算可以，但是并没有给王健林多少发展的助力，王健林的成功，靠的还是大时代和自己的努力，还有隐藏在背后的政府关系。

用那句常用的话来说，王健林的成功是“高人指点，贵人相助，自我觉悟，和菩萨佑护”。

在他的带领下，万达在过去近四十年历史中，经历了好几轮复杂的进化和自我迭代，在每一个阶段中，它的主要产品形态和政商脉络差别都很大。

下面就分四个阶段来梳理万达的政商关系和背景。

第一阶段是1988年到2000年，这是万达的创业阶段，王健林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积累。

彼时的万达，还是一家区属国有企业，也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开发企业，还没有涉足商业地产。

虽然也有一些项目也跨越了区域，但是主要的开发区域还是集中在大连。

这个时候，王健林的政治背景也非常单纯，他主要依靠的就是薄熙来的支持。

1989年，薄熙来接任了大连市长，第二年万达就拿下了大连北京街的旧城改造项目，单个项目盈利近千万。

1992年，在薄熙来的推荐下，万达入选了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引入了其他几家股东，巩固了王健林的控制力，为以后的私有化打好了基础。

1994年，为了支持薄熙来的足球城市战略，王健林进军足球，成立了万达足球俱乐部，不仅如此，他还聘请了薄熙来的妻子，也就是大律师谷开来作为万达的法律顾问。

在这期间，薄熙来给了万达大量城市改造工程、优质土地以及优惠政策，让王健林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可以说，薄熙来是王健林前半生最为重要的男人（不是耽美文里的那种重要，但是如果不是当年薄熙来选中王健林当白手套，王健林是不可能这么快发家的）

在90年代后半期的徐明出现以前，万达也是薄熙来最为重要的钱袋子，但是薄熙来与王健林却并非亲密无间

在王健林看来，他和薄熙来是铁哥们，是平等的关系，而在薄熙来这种顶级红色权贵看来，王健林是他的附庸，只是他实现目的的工具。

两个人还曾经因为薄熙来承诺给万达队的100万奖金没有兑现而当众翻脸

在这一点上，徐明就比王健林身段低，更没有底线，他对薄熙来夫妇俯首帖耳，甘愿成为薄熙来的仆人，因此很快替代王健林成为薄家的白手套。

2000年，王健林把万达足球队转让给了徐明，万达队改名叫做实德队，也标志着二人身份的交替。

但是王健林和薄熙来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破裂，只是没有原来那么密切了。

从这一段关系中，王健林总结出来了一个处理政商关系的口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八个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信条。

第二阶段是2000年到2007年，万达进入了转折期，在这个阶段，万达完成了几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国企变成了私企，区里的国有股东和大连煤气等几个股东不约而同得把股份转给了王健林，这一步奠定了未来王健林成为首富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一步，王健林日后最多成为像任志强那样的职业经理人罢了，这离不开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孙春兰的支持。

第二个转变是完成了从住宅开发到商业地产开发的转变，这决定了万达未来二十多年的独特发展模式。

在这几年间，万达完成了三次迭代，最终形成了后来风靡全国的第三代万达广场。

这种被称为“城市综合体”的产品不仅包括商业中心，还包括酒店、写字楼、步行街和高档住宅，可以在偏远区域打造出独立商圈。

这就让万达广场的选址不再局限于中心城区，也让万达事实上具备了一定意义上的造城能力，打造新的城市中心，也就是快速拉高GDP的能力。

这种模式也让万达后来成了各地政府的宠儿，从此解决了“拿地难”的问题。

然而这种模式也有着天然的缺点，那就是“现金流极差”。

因为打造一个项目需要三五年时间，万达又确立了商铺只租不卖的原则，因此他们只能依靠销售周边的住宅来实现回款。

这种以售养租的模式仍然无法彻底解决现金流的困境，因此，融资渠道等金融资源就成了万达的生命线。

2005年，国际著名投行麦格理帮助万达在海外发行了一笔债券，募集了1.45亿美元。

麦格理有一位员工叫做刘辉，他的父亲是曾经的中行董事长，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在央行和银监会的支持下，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跟万达签署总对总的授信协议。

在万达后来的敲钟仪式上，王健林曾深情得说，要特别感谢卢志强和马蔚华。

卢志强掌握着民生信托，又是民生银行的发起人和副董事长，马蔚华则长期掌舵招商银行，两个金融渠道对万达早年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王健林仍然持续着和薄熙来的联系，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期间，王健林还在沈阳建造了一个万达广场。

这时候薄一波虽然还在世，但是自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也就是中顾委）之后，薄一波就已经卸任中顾委副主任正式退休了

因此当时薄一波老爷子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很弱，薄家也成了一个只有地域影响的家族。

王健林需要尽快构建一个全国层级的庇护网络，而王健林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依靠的不是万达内部的团队，而是他的两个好哥们。

这两个好哥们一个叫做孙喜双，是大连一方的老总，帮助他处理大连当地关系，特别是改制相关的事情

另一个叫做丁明山，是华力控股的老总，负责帮助他到各地开拓关系，收购一些关系复杂的土地再卖给万达。

这样万达就可以避免直接向官员行贿，这就是王健林和王石敢于公开宣称不行贿的秘密，那就是“把行贿外包”。

丁明山有一个公关大将叫做章子怡，后来也在万达上市过程中赚了好几个亿。

丁明山跟周永康的干儿子孔涛和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生都是好朋友，后来也因此受到了调查。

第三阶段是2007年到2012年，在这个阶段，万达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

第一是跨地域发展，成为了全国性的企业。

2008年，温家宝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政策，全国开启了大基建时代。

很多地方官员发现了一个秘诀，房地产是冲GDP最好的产业，而万达是拥有造城能力的企业，对于刷GDP来说尤其好使。

同样一个片区，因为城市综合体带来的增值，能搞出隔壁城市几个片区的GDP，自然就能在考评的时候力压隔壁城市一头。

而且，万达广场建设周期可控，一般可以在考评期内就把GDP给搞起来。

这个秘诀很快就在体制内流传了起来，能带来“升官运”的王健林自然也成为了各省领导的座上宾。

这些政府甚至相互内卷了起来，竞相帮助万达批土地、改规划、协调银行贷款，就为了从邻居那里抢一座万达广场。

第二是开始了多元化，尤其是电商化。

万达从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了酒店、文旅、大健康、文化等产业。

2012年，王健林和马云打了一个著名的赌，未来电商究竟能不能超过实体商业，赌注是一个小目标。

虽然赌约是玩笑，王健林却丝毫没有小瞧电商的发展。

他很快和百度、腾讯组建了一个飞凡电商公司，俗称搞淘宝公司，试图实现线上线下商业的融合。

第三是实现了全国性的关系布局，这归功于三个方面。

一是在2007年的时候，王健林被人引荐认识了当时的残联主席邓朴方。

万达注入资金，挽救了残联旗下陷入困境的华夏时报，成为了残联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成为了邓家的朋友，他紧接着获得了邓卓玥发起的中华慈善大奖。

二是由于和泰山会多年的关系以及对光彩事业的贡献，王健林被统战系统正式认可。

当时分管民营企业的胡德平和统战部长刘延东也都认可了王健林，推选他成为了十七大的党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和工商联的副主席，也成为了中共重点培养的民营企业家代表。

三是在万达商业吸引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万达引入了一批超级关系户。

这些人包括且不限于：习近平的大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等等

这些顶级红色权贵替代了薄熙来，成为了他的新靠山，王健林也再不仅仅是薄熙来家的白手套，而是成为了好几个红色权贵家族的赚钱机器，也提高了他的安全性。

在万达院线的融资中，王健林引入了明天系密春雷等超级白手套，和他们实现了战略合作，也引进了温家宝儿子的温云松作为股东，巩固了和温家的关系。

2008年，万达集团的总部迁到了北京，他不再是一个地方企业家，而是一个中共培养的红色资本家，拥有全国性的关系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投资数百亿的重庆南坪万达广场开业，时任重庆市领导的薄熙来依旧亲自出席了万达的开业典礼，而当时薄一波已经于2007年去世了

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王健林的情商是不低的。

第四阶段是2012到2016年，这四年间，习近平主席虽然登上了大位，但是他还没有坐稳，经济政策还没有大的改变，中国房地产在最后一轮狂飙之中。

万达的发展也达到了顶点，王健林也到达了他的人生巅峰。

这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国际化，从2012年并购美国院线公司AMC开始，万达陆续将一些西方老牌公司或项目收入麾下，比如西班牙大厦、传奇、铁人公司等等

总投资规模已突破500亿元人民币，计划投资项目的总额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提供了大部分收购的资金

由于当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马凯是温家宝的铁杆，主管商务的汪洋副总理跟王健林家里也很有渊源，万达的两个“小温股东”都可以打招呼

二是资本化，2014年，万达商业在香港上市

2015年，万达电影在深交所上市，负责这个业务的是刘延东女儿杨帆所在的中银国际。

2016年，王健林还启动了把万达商业私有化，回到A股上市的大工程。

三是金融化，为了补上融资的短板，王健林和孙喜双联合收购了百年人寿，希望用保险资金来构建地产长期的血库。

不过，百年人寿的管理层一直不肯驯服，耽误了王健林的计划，为了实现金融化，王健林先后引入了王贵亚和董建岳这两位超级人才。

王贵亚是原建行投行部老总，他在建行时主导了对万达的投资，并且把项目介绍给了邓家贵。

王贵亚出事后，王健林又引入了董建岳，董建岳是刘明康的嫡系，曾经担任中国银行辽宁分行行长和广发银行董事长，在万达起家阶段给王健林很多照顾。

作为一家超级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董建岳跟王岐山和汪洋也比较熟悉，后来因为忠旺集团的事情而入狱。

这两个人的先后落马让王健林在金融和战略上失去了可以倚重的内部团队，这也是后来他在和资本的合作上屡屡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万达还通过女明星景甜这条线与某位"通天人物"建立了关系

2013年，中国迎来了新的领导人，万达也第一时间投资了景甜和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2013》。

在那之前，景甜还算不上真正的“万达系”女星，但到后来，万达给的景甜的面子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人们说到万达电影，很难想不到景甜。

尤其是在万达收购传奇影业之后，景甜频频在好莱坞大片中亮相，成为万达在电影圈中力捧的一姐。

但是景甜和王健林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一点王思聪专门辟谣过，但是当时大家都认为王思聪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因为不喜欢景甜当他小妈才这么说的，其实王思聪说的是实话）。

2015年的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王健林以2600亿的财富取代李嘉诚成了全球华人首富，

然而福兮祸所依，连续的成功容易让人头脑发热，2015年10月，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公开承认了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投资过万达。

尽管他的初衷是替习近平亲属辩解，但是这显然犯了大忌，也埋下了未来的祸端。

因为像这种传言，只要当事人打死不承认，外界也没有办法，而当事人一旦承认，就相当于给对手赠送了一把利刃。

最要命的是，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以后在万达的问题上只能袖手旁观，没法施以援手

因为他们但凡为万达说一句话，都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是在为自己谋福利。

此前肖建华也曾经为齐桥桥与邓家贵夫妇辩解过，后来也被从香港押回了内地。

2016年开始，王健林体会到了盛极而衰的含义

同年2月，刘士余出任证监会主席，收拾王健林的人来了，王健林的厄运开始了

4月，万达院线拟发行股份购买万达影视100%股权，预估值375亿元，万达影视的核心资产就是王健林在3个月前刚刚收购的美国传奇影视公司。

5月24日。深交所向万达院线发出严厉的“十二问”问询函，要求万达院线“穿透”披露，并对本次重组进行充分说明。

6月17日，证监会宣布，取消重组上市的配套融资，控股股东限售锁定36个月，其他股东延长到24个月。

8月1日，万达发布公告，中止对万达影视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6年9月，万达商业正式退出港股，同月，证监会就发布了修订案，严厉打击借壳上市与跨界重组，基本上封死了万达借壳回归A股之路。

刘士余是个高度重视上层关系的人，消息也非常灵通，他既然知道王健林有那么大的背景，为什么还要两次堵死王健林赚钱的道路，让首富一下子损失了几百亿呢？他不怕得罪王健林背后的那些红色权贵吗？

答案是，刘士余肯定了解到了最高层对王健林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王健林哈佛演讲后发生的变化。

显然，习近平主席是要通过惩罚王健林来证明自己对他没有任何优待，习家家族跟万达没有任何特殊关系。

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跨境对外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过快增长。

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

周小川这段话似乎是为万达集团量身定制的，因为这些正是万达涉足的领域，这也说明政策的风向完全变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2016年前后，中共在亚洲最重要的外交成就就是搞定了两个盟友，一个是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纳吉布。

这个纳吉布手里握着一个让全球的建筑商垂涎欲滴的项目，那就是“大马城”

这个项目属于一马公司所有，位于吉隆坡市中心，距离“双子塔”大厦只有7公里，占地面积相当于5个天安门广场，是目前吉隆坡中心区域单一最大、未开发的完整地块，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全球所有国家首都中心唯一的一块大面积未开发的处女地。

根据马来西亚政府规划，“大马城”项目主要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为设计蓝本，将成为吉隆坡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国际经济中心。

2015年李克强访问马来西亚后，中国的中铁公司经过多年谈判，终于联合拿下了这个项目，并且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计划，从昆明经泰国、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马城将是这条高铁网络的神经中枢

如果这个计划得到实现，会成为一带一路的最重要成果，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将达到历史顶峰，因此也受到了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发生了一个让纳吉布头疼万分的事件，美国司法部调查发现，纳吉布和刘特佐联手从一马公司里掏了45亿美元出来

其中7亿美元转入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让这个国有公司陷入巨额亏损，并直接影响到了纳吉布的首相位置。

纳吉布需要把大马城卖一个更高的价格，这样既可以补上一马公司的窟窿，又可以减低美国对他把这个项目批给中国央企的敌意，进而巩固他自己的位置，那该到哪里找这个接盘侠呢？

中国国安部的有关人员向纳吉布承诺，中国的万达集团肯定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在此之前，国安部的有关领导专门找王健林谈了一次，告诉了他大马城项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希望他能出高价接下这个项目，并且允诺马来西亚会拿出一个油田来补贴他。

王健林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只能表示可以往前推进，于是安排人员与马来西亚进行了初步对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国安部已经替他答应了纳吉布。

5月3日，马来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由于中国中铁的收购财团未能满足之前的协议，因而决定撤换中国中铁。

这让中铁的领导们非常吃惊，甚至是震怒，要知道，他们为了这个项目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前期成本，而且已经把胜利的消息汇报给了高层领导。

他们不知道如何向高层交代，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的审计，关于这一切，王健林当时都不知道。

2017年5月13日，纳吉布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没有去拜访中国的高级官员，而是要求中国外交部帮他安排去拜访当时的中国首富王健林。

纳吉布觉得中国的国安部应该已经和外交部沟通过了，但是中国外交部人员事实上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的纳吉布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在大马城上胜券在握，因此带去了很多随行记者，弄得王健林也是一脸懵逼。

他找机会给国安部领导打去电话，对方对纳吉布的这次行程也毫无所知，只能让他随机应变。

两个大人物坐在各自的国旗前面，主要议题就是大马城项目，王健林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只能顺着他的意思聊。

会面后，纳吉布马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向全球宣布，中国首富对大马城“兴趣浓厚”。

第二天，王健林以企业家身份参加了“一带一路”论坛

会后，他野心勃勃地对央视说，“今年万达要落地两个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项目，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大马城，还有一个项目在印尼，目前还在谈。”

他不知道的是，大马城就是他事业的滑铁卢。

这两天过后，他不仅失去了大马城，还差点失去了整个万达。

王健林的发言正好解救了正在发愁不知如何向中央解释的中铁领导，他们把一切的罪状都归因于万达高价抢了他们已经签约的项目。

中铁领导一面给中央写了专项报告，一面又向媒体散布了这个消息。

据说当分管领导向习近平汇报这个问题时，习近平主席没有直接作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还不是你们银行给贷的款”。

当时，习近平已经成为了中共新一代的领导核心，其他高层都在抢着向他表忠心。

而表忠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快速度、大力度、高强度的落实好领导的批示。

如果领导的批示不够明确，那么就往“左”的方向执行。

于是，分管对外商务的汪洋副总理。和分管金融的马凯副总理马上行动了起来（后来教培行业的覆灭，也是因为习近平主席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2017年6月中旬，金融监管部门紧急要求银行排查对部分大财团的授信，和海外融资特别是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业务的风险。

也是在六月，安邦集团的吴小晖被控制了起来，坊间传闻，王健林也被限制了出境（据说王健林找到马云帮忙，才得以出境到香港）

万达随后特意发布了王健林在香港会见董建华的照片，借此向外界证明董事长的来去还是自由的，表面上的轻松，掩盖的是私底下的高度紧张。

这是王健林人生中最惊险的一段经历，也是一段和死神赛跑的过程。

一方面，他开始挥泪甩卖资产，回笼现金，避免银行接下来的追债。

7月19日，万达和融创、富力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77家酒店卖给富力，将13个文旅项目转让给融创，回笼现金637亿元。

更为关键的是，王健林需要尽快消除中央领导对他抢央企项目的误解，因为自始至终，王健林都是为了配合国家安全部，从来没有抢中铁项目的意愿。

不过这种报告通过谁来递交上去呢？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谁敢冒着被习近平主席骂的风险去递报告呢？依靠万达的那些权贵股东吗？他们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红色权贵们喜欢锦上添花，很少有人雪中送炭，即使是习近平主席的亲属，也不会为一个民营企业去给习主席吹风，那会让习主席怀疑你违反了不得经商的家庭纪律。

王健林先去找了国安部门，领导们表示报告早就写好了，但是找不到时机递给习近平主席。

然后王健林只好去找了汪洋，因为当时汪洋主管对外商务，跟大马城这事密切相关

而且万达金融的老总董建岳在担任广发银行董事长时，汪洋正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两人有些交情。

加上汪洋的女婿张辛亮是张爱萍的孙子，而张爱萍曾经是王健林岳父的老领导，两个家族之间有点渊源。

然而汪洋没有直接见他们，只是派了女婿来了解情况，接了他们的信，之后汪洋传话回来，建议他们去找俞正声

因为俞正声当时正是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工作，而王健林是全国政协常委和工商联副主席，并且俞正声跟习近平主席是多年老友，也敢于说话。

因此，王健林给俞正声汇报后，通过全国工商联正式给俞正声打了报告，由俞主席批示后转给了习近平主席。

他们安排人员向有关部门核实了情况后，这才去掉了扣在王健林身上的枷锁。

2017年下半年开始，各大银行陆续恢复了对万达的正常授信，万达集团这才从鬼门关捡了一条命回来。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王健林的红色权贵股东们都纷纷离开了万达

从经济利益上来讲，这些人已经陆续转让了万达的股份，获利套现了，利益上已经没有瓜葛了。

从政治利益上来讲，这些人的父辈，包括温家宝、贾庆林、王兆国等一干元老，此刻都丧失了话语权，没有了以前的权势，即使是习近平的家属，也被严禁经商。

经历过这个过山车一样的剧情，这些人都被吓怕了，觉得跟万达一起做生意是个高风险的事情，还是离得远远的比较好。

在这一年前后，景甜又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这位通天人物，已经不再需要万达电影了。

于是王健林又一次沦为了政治上的孤儿。

2018年1月，王健林在万达集团的年会上作了万字报告

其中一句话意味深长，“很多企业一时干得挺好，但一个调整可能就没了。”

这一年，王健林开始做几件事情

一是抓紧向党中央表达自己的红心，王健林特地去参观了梁家河知青旧址，启动了延安万达城项目

这个项目投资120亿元，目的是献礼建党100周年，并且在一带一路的第一站西安和第二站兰州也做了大手笔投资

在表达了忠心以后，王健林觉得自己过关了，于是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扩张活动。

他又像以前一样四处出差看项目，跟各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找各种银行融资，前前后后又投下去了几百亿，把负债率又干了上去，这是他对局势的又一次误判。

二是开始了大手笔的“包县扶贫”，投资二十多亿承包了贵州丹寨的三大扶贫项目，包括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丹寨万达旅游小镇、和丹寨专项扶贫基金。

这也是万达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项目，网络上流传的著名视频，那个年轻的县长要求万达将所有的利润都留在当地，就是来自于这个时期。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处理两年前签署的对赌协议。

2016年前后，中概股回归A股成为一种潮流，证监会的政策也鼓励这种行为。

360和分众传媒等几十家公司都如此操作，两地的股价相差五六倍，也就是说，只要能回归A股，万达就能增值五倍。

王健林心动了，他不惜向财团融资收购流通的股份，并跟财团签署了对赌协议，约定2018年前在A股上市成功。

负责这次操作的是中金证券，它的投行部老总是王岐山曾经的小秘书黄朝晖。

这个两年的时间，也是投行经过专业测算，参考了别人的很多案例，对于借壳应该是足够了。

不过王健林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政策转弯的这么快，而且还是原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2016年9月，万达商业刚退出港股，证监会就发布了严厉打击借壳上市与跨界重组的新规定，基本上封死了万达借壳回归A股之路。

于是，准备了一年多的万达只能慢慢排队，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实现A股的IPO。

但是，跟私有化投资者对赌的两年时间马上就到了，按照对赌协议，如果不能在约定时间内上市，万达需要拿出300亿元回购股份，还要支付巨额利息

因此2018年1月，为了应对即将到期的对赌协议，王健林引进了腾讯、苏宁、京东、融创四家战略投资者，合计融资340亿元，签署了第二份对赌协议。

新投资者的加入暂时缓解了危机，但他们同样提出了上市时间要求，如果万达在2023年10月前未能上市，就需要支付回购款。

按照投行团队给王健林的测算，就算A股时间再慢，五年多的时间也足够了。

不过，他们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中共的政策转得如此之快，这一次是房地产行业的政策。

从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到了2020年，更是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三条红线”政策。

为了适应新形势，万达在2019年彻底剥离了地产业务，转型为商业管理运营企业。

然而到底是不是房地产企业，你自己说了不算，得让大领导批条子才算。

这时候的王健林，显然已经没有了通往最高层的公关能力，老王努力了几年，也没有搞定证监会和易会满。

这时候注册制已经实行，平均一天一家企业实现IPO，但是万达的上市还是原地踏步。

2021年3月，心灰意冷的万达商业正式撤回了A股上市申请

那么之前签订的对赌协议该怎么办呢呢？别着急，王健林的投行有办法。

既然A股上不了，那么咱就回到港股上市吧，毕竟香港上市的难度只有A股上市难度的三成。

为了解决行业属性和估值的老问题，王健林把万达做了分拆，一个是持有所有万达广场的重资产公司，一个是负责管理万达广场的轻资产公司。

后者就是到香港上市的主体，2021年，万达商管在珠海成立新公司，获得了22家机构投资者380亿元投资，这其中包括很多上一轮的投资者。

为了稳住他们，王健林签署了第三份对赌协议，承诺在2023年底前完成港股上市。

这对于之前就在港股上过一回市的万达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毕竟万达符合香港股市的所有要求，毕竟之前所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时间都在两年之内。

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份对赌对王健林压力不大，说说笑笑就实现了。

然而王健林又一次失算了，一般而言，境内企业要去港交所上市需要两方面的批准。

一是中国证监会的同意，这分为“小路条”，也就是企业向证监会递交境外上市申请材料拿到的受理函，和“大路条”，也就是证监会出具的H股发行批复。

二是通过港交所的聆讯，一般来说，中国证监会在发行路条的地方都不会为难企业，也不会耽误很长时间。

但是，万达又成了一个特例，珠海万达虽然已经获得了中国证监会赴港上市的“小路条”，但是迟迟拿不到上市“大路条”，造成四次递交材料失败，创造了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最慢纪录”。

有人说是房地产行业原因，也有人说是万达自身的问题，还有人说是政治问题，不管是哪个问题，万达又没有如期完成上市，第三次输掉了对赌协议。

按照协议，王健林需要拿出数百亿来回购股份和支付利息，否则就要失去信用。

但是这时候的王健林，显然已经没法轻易调动那么多资金，这也是王健林近年来第二艰难的时刻。

在此之前，王健林多次表态说过，珠海万达是整个万达集团的未来，是他的核心资产，无论如何不会放弃控制权。

但是大势不由人，老王也只好低头，2023年12月，万达商管与老朋友太盟投资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对珠海万达进行股权重组。

按照协议，万达商管持股40%，太盟等投资人投资600亿元，持股60%。

这个协议对王健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此前，珠海万达的估值在3000亿以上，这次是按照1000亿进行融资，相当于打了三折，这是完全的清仓大甩卖啊。

更为重要的是，王健林丢掉了最为重要的控股权，相当于卖掉了自己的亲儿子，退出了珠海万达的管理。

不过，好处也是有的，新投资协议将不附带任何对赌协议，王健林不会再有任何的压力，吃了三次对赌的亏，老王不敢再赌了

王健林的危机还没有完，为了解决重资产公司的危机，王健林又开始了了大面积的资产处置。

从2023到2025年，万达集团已累计出售超过了80座万达广场，实现了数百亿资金的回笼。

对于非核心资产的处置，万达也在同步推进，万达酒店，万达电影，快钱支付，还有众多的海外资产，都被王健林陆陆续续变变成了现金。

截至2024年9月，万达商管短期债务还有440亿元，有息债务合计1725亿元，在偿债高峰过去之前，万达还是无法停下资产处置的脚步。

万达集团官网显示，公司产业涉及商管集团、文旅集团以及投资集团三大板块。

商管集团就是珠海万达40%权益，如果珠海万达能够顺利上市，回到当初3000多亿的估值，这一块资产的价值还是超过了一千亿。

至于投资集团，则包含了万达在全国投资开发的万达广场等重资产项目，据估计，留给王健林能出售的万达广场仅200座左右。

不过，最优质的万达广场，已经被王健林先卖掉了，剩下的这些广场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可能没有那么可观，出售的难度比较大。

如果按照每座8亿来保守估算，这一块的价值在1600亿左右。

文旅集团则包含宝贝王集团、体育集团、文旅项目以及国际医院等，这一部分有的还在孵化中，有的还在成长中，普遍不好出售，也不好估值。

这里面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宝贝王集团，未来如果能够上市，也会实现巨大的增值。

此外，王健林个人还有数量庞大的收藏，据说价值几十亿人民币

他的妻子林宁，原来通过给万达配套的装修公司积累了很多财富，还开设了连锁饭店和高端俱乐部，估计也有几十亿身价。

万达出事的时候，林宁也出售了自己的公司和收藏，尽了全力帮助王健林度过难关。

万达商管在对外融资前，先进行了上百亿的分红，这些大部分都进入了他们家族的口袋里。

这些年，王健林与林宁夫妇也通过各种手段往海外转了很多资金，作为王思聪未来的生活保障。

所以综合看下来，王健林的资产还是远远大过负债，他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流动性问题。

即使到了最后，王健林家族还会是个数百亿级别的富豪。

从2017年大马城事件过后，在俞正声和工商联的帮助下，王健林基本上在政治上就过了关，避免了沦为吴小晖的下场。

对于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来讲，这些商界人物都是小蚂蚁，不足以成为他的主要目标。

王健林到梁家河朝贡，在一带一路、扶贫、足球上拼命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这些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王健林作为全国媒体关注的人物，已经成了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对他下手会引起其他民营企业的恐慌，这对中共来说得不偿失，在李强上台以后，已经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很多权贵远离了王健林，但是老王这些年为人很讲义气，还是有很多富有能量的朋友

帮助万达融资上市的投行，以及投资万达的基金，里面也有很多背景高深的人物，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帮助王健林。

比如太盟基金的单伟建，他是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学生，跟中共很多高层渊源也很深。

他成了万达主要的合伙人之后，王健林如果出事的话，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他们也会千方百计的保护王健林。

还有一点很关键，王健林虽然说话不大注意，但是没有作出多少超出法律底线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万达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中，少数几家没有违约的民营企业。

他虽然也使用了百年人寿的资金，但是规模总体可控，形式也相对合法。

许家印被逮捕判刑，很大程度上不是他负债高的原因，而是他掏空了恒大人寿和盛京银行，非法吸收了大量老百姓的资金，而且还在暴雷后公然转移资产触犯了众怒。

这些原因中，掏空金融机构是最大的罪名，涉及到中国法律的底线，肖建华和吴小晖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抓起来了。

如果把王健林和许家印作一个客观对比，就会发现，许家印的罪，王健林几乎没有。

所以说，王健林现在面临的，还是典型的流动性危机，他被屡次限高和解除限高，也是因为和金融机构的民事纠纷，而非政治原因。

可以说，只要还能看到王思聪在泡网红，王健林就没有什么大事，不过王健林虽然自保还可以，但是已经没有余力去照顾其他家族成员。

比如他的小舅子林友，涉嫌杀害了两任妻子，被瑞典通缉了十来年，由于王健林的庇护，林友躲在中国国内，一直相安无事。

到了2024年，中国警方忽然把林友抓了起来，并且主动引渡到瑞典，这件事情的背后，大概也有王健林家族失势的原因吧。

我一个不追星的都抵抗不了AI建模（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