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转载)迪拜航空劫机案嫌疑人证实为incel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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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转载)迪拜航空劫机案嫌疑人证实为incel恐怖分子

原标题:拿斧头砍机长的副驾驶身份披露,发了3000条“仇女”消息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hiJyygI-3WyIsOlioSnu3A

万米高空的巡航,原本是民航飞行员在飞行旅程中相对轻松的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刻,副驾驶突然抄起斧头猛砍机长,随后推杆俯冲,飞机在30多秒内骤降5000米,尾翼的方向舵都因猛烈的操作而被撕扯掉落……

人类民航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幕,在2026年9月30日,出现在迪拜航空FZ1073航班的驾驶舱内。涉事副驾驶的具体身份逐渐明确:迪拜航空的阿曼籍飞行员哈马姆·哈马米。

除了两条来自属于哈马米的领英账户上发布的消息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找到了一个与哈马米有关联的已删除社交平台账号,并审读了该账号在2021年至2022年间发布的数千条推文,这些推文反映了哈马米“保守的宗教观”。

目前,该账号在平台上已无法找到,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开源数据获取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3000多条社交媒体消息、转发及回复,其中发布的自拍照与工作描述,均与哈马米已被披露的公开信息一致。

哈马米的社交账号

仇视沙特

这个被CNN及多位开源情报分析专家确认为哈马米所有的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的消息基本使用阿拉伯语。哈马米在账号介绍中自称生于1996年。其内容显示,2021年到2022年间,哈马米极其活跃,经常在海湾世界的热门交互社区账号的交流帖下留言,几乎所有内容都聚焦于攻击女性,反复强调女性要“贞洁、端庄、戴面纱”,反对男女共同工作。

如CNN所提及的,哈马米提到他母亲为他寻找妻子时遇到的困难。他要求自己未来的妻子必须戴面纱、婚后不出门工作。“她们都拒绝了。然后我母亲告诉他们,‘我儿子是飞行员’,她们突然都同意了。”他在2022年2月发布的消息中宣称。

到2022年9月,哈马米又在另一条消息中感叹“我心中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妻子),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人,但愿真主保佑我会找到一个”。他还在与网民吵架时坦白,自己“生平没碰过女孩”。

消息内容显示,哈马米似乎特别希望寻找一名沙特女性结婚,但同时又对沙特及沙特女性格外仇视。他一再以极端论调宣称沙特女性被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移民男性蒙骗,“骗她的钱、吃她的肉,然后把她喂狗”。

在2021年的一条消息中,哈马米称赞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国的“其他海湾女性”不会“像沙特女性那样(给外国人)发送自己的照片”。他还透露曾创建一个假冒叙利亚移民的账号与沙特女生交流,从而验证自己的“论点”。但他又“哀叹”说,这些女生最终只会“找那些与自己的女权观念相契合的男性”结婚。

在2022年的另一条消息中,哈马米攻击那些嫁给外国公民“尤其是叙利亚人”的沙特女性“肤浅又狭隘”,为了爱情放弃嫁妆,为男方买车、负债,“仅仅因为他说了几句甜言蜜语。而一旦他得意忘形,就会践踏她们的尊严”。  

由于哈马米的厌女言论反复针对沙特,有网民质疑其身份。哈马米回应道:“我不是沙特人,我来自邻近的海湾国家”,反复批评沙特女性只是“她们因向外国人卑躬屈膝而闻名”。他说,这些外国男性在阿联酋“不敢正眼看阿联酋女性一眼”,但在沙特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这些推文中,哈马米反复使用“无耻”“荡妇”“戴绿帽的”“这些生物”等极具侮辱性的阿语词汇。他的言论有时前后矛盾,但总体体现出极其保守的宗教观念,甚至认为女性婚后外出工作的时间应属于丈夫、外出工作就是“不忠”、父亲应禁止女儿出门工作,等等。

至少到2022年底,哈马米看上去对国际新闻毫不关心。AI大模型初步筛查显示,这3000多条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中,几乎没有与以色列、反犹主义或“圣战”直接相关的内容,也几乎没有除了“面纱”问题之外的具体宗教内容。但哈马米一再强调,年轻时如果“缺乏宗教信仰和智慧”,以后就会受苦。他还多次援引“圣训”强调妻子的“义务”。

历经“坎坷”

哈马米为何仇视沙特女性、将叙利亚等国的男性移民作为假想敌?目前外界尚无更多信息。CNN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哈马米在推文中曾透露,他的父亲是律师。如果其推特介绍准确,则其目前未满30周岁。

哈马米对母亲及父母相处的方式很有意见。在推特言论中,他多次无差别地攻击叙利亚女性,宣称她们“一嫁给海湾人就开始跋扈——因为她知道海湾男人缺乏果断、对付这类事手软、轻易放弃很多权利”。不少消息显示出,他对家庭和个人情感经历都非常不满。

约在2018年,22岁的哈马米进入阿曼航空任职,社交平台信息显示他只干到副驾驶。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到2022年,哈马米以真名实姓和真实身份在社交平台上大放厥词、每天多次攻击女性时,他正在阿曼航空工作,同时在英国白金汉郡新大学攻读远程航空管理学位,于2023年毕业。

CNN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透露,在2025年之前,哈马米因被发现“持有激进观点”,被取消飞行训练资格,在航空公司内部转岗。外界并不清楚,阿曼航空认定哈马米的“激进观点”,是我们已知的这些厌女言论,还是他当时已经出现其他极端主义思想。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方掌握的哈马米社交媒体信息显示他有向圣战意识形态的转变。

2025年2月,哈马米从阿曼航空离职。2025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其领英页面显示于2026年1月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对美联社表示,哈马米只是接受了三个月的入职前培训,但未被选中。再然后,今年2月前后,哈马米加入了迪拜航空,并担任副驾驶。

舆论多质疑迪拜航空是否对哈马米进行了充分的背景调查和心理评估。理论上说,飞行员档案和培训记录会显示其过往是否存在不适合飞行的情况和具体原因。至于心理评估,多数航空公司都依赖飞行员填写问卷的自觉性,缺乏深入追踪和监测。

10年前,迪拜航空的管理问题曾经酿成严重后果。2016年3月19日,迪拜航空981号航班在进近降落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时遭遇恶劣天气。当时,其他降落该机场的客机都选择备降,但迪拜航空的签派员要求机组盘旋等待天气转好。在极端天气环境下超负荷工作数小时后,机长在第二次尝试降落失败后复飞时出现空中迷向。客机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

本次事件中,迪拜航空至少已经犯下两个错误。除了未对哈马米充分审查外,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称,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协议规定,只有持有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国家护照的飞行员,才可以在以色列降落。而阿曼并未与以色列建交,派遣阿曼籍副驾驶执飞FZ1073航班,本身就有违协议。

从2022年底到2026年10月,早就心理极端、职业经历又更加“坎坷”的哈马米,如何走向他最后的选择,目前还是个谜。9月30日,就在执飞FZ1073航班前数小时,哈马米的领英账号上突然更新了两则仅有的动态。一段是哈马米过去在737 MAX里拍摄的旧视频,但以“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和胡曼·巴拉维的照片作为结尾。两人均谋划过自杀式袭击行动。另一条动态展示了一张AI生成的圣地地图,背景音是一首诗歌,CNN认为其“表达了拒绝屈辱、无惧死亡和捍卫尊严的信念”。

CNN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动态是否为哈马米本人发布。但可以确定的是,数小时后,他在客机于沙特阿拉伯上空巡航时,挥动救援斧砍向了机长。

u/China_JDemocracy — 10 day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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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知名左翼用户小五疑似失联(微信公众号ID:恰帕斯东方电视机)

他本人的公众号于二月份停更(未知原因),豆瓣亲友从9月月中至今无法取得联络,如果有更清楚详情的波友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u/China_JDemocracy — 10 days ago

书评:是自由主义变质了,还是我们扭曲了自由主义?

麻省理工学院诺奖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新书《自由民主怎么了?》把大量批评对准了后工业时代的自由派精英。

他们越来越集中于大学、科技公司、企业化的媒体网络、进步派基金会、专业官僚体系和各类管理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在文化上日益与广大民众相隔绝。

阿西莫格鲁认为,其中许多人对自己的技术官僚式专业知识和进步理念变得过于自信。久而久之,他们对来自民主一侧的阻力、对地方性的文化依恋、对种种较为传统的知识形式,都越来越不耐烦。他们不去倾听,而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工程”——阿西莫格鲁所指的,是那种带有强制性和说教色彩的努力,意在塑造人们的信念、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在许多公民看来,这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监管和社会控制,于是引发了反弹。

要熬过眼下的困境,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它最初的原则。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是,自由主义者必须履行提供共享繁荣这一根本承诺。他提出的方案是“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温和的社群主义”。

不出意料,他建议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向财富再分配,同时重新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医疗和基础设施。自由主义制度还必须对技术变革加以规制和引导,使技术成为人类劳动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

是自由主义变质了,还是我们扭曲了自由主义?

参见 Helena Rosenblatt 对本书的书评中译文,《自由主义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吗?》:https://chinademocrats.org/?p=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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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18 days ago

新书:左翼与右翼的身份政治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对“邪恶的双胞胎”

左翼与右翼的身份政治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对“邪恶的双胞胎”

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 Adrian Wooldridge 新著《革命性的中间地带》尤其批评左翼放弃了“修补”资本主义的努力,转而投向身份政治。他写道,“身份主义是自由主义怀中的一条毒蛇。”而且,左翼与右翼的身份政治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对“邪恶的双胞胎”。

他既斥责左翼沉迷于“他者化”,也斥责右翼执着于“挥舞旗帜”:两者都系统性地把独立的个人判断置于群体归属之下。这尤其危险,因为它把民主政治变成了敌对派系之间动荡不定的零和争斗。

是自由主义变质了,还是我们扭曲了自由主义?

参见 Helena Rosenblatt 对本书的书评中译文,《自由主义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吗?》:https://chinademocrats.org/?p=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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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19 days ago

苏珊·斯托克斯 | 为什么民选领导人颠覆民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苏珊 · 斯托克斯

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点击超链接跳转至下载页面)

开放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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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过去20多年表明,当代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军事政变,而是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民主侵蚀。苏珊 · 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民选领导人得以侵蚀民主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行动阻止、逆转这一趋势。她的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政党体系重组,尤其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她认为,要抵制民主衰退,需要反对派政治精英、公民社会组织、司法机构以及选民之间的协调行动与共同努力。本文2026年4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2, April 2026, pp. 49-64)。

军事政变不再是世界上民主不稳定的主要来源。进入21世纪后,由民选领导人推动的民主侵蚀已构成对民主的首要挑战。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有20多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上台执政,随后却开始着手破坏他们国家的公共机构。这些领导人威胁和审查新闻媒体,安插效忠于自己的法官,解雇专业的公务员,将独立机构武器化,使其沦为行政权力的工具,骚扰非营利组织,并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大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者们对所谓的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或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进行了深度描述,并指出了促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因素。^(1)

1但他们尚未充分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在当前的历史时刻出现民主侵蚀激增?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风险?还有另外两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值得一提:为什么选民会容忍那些攻击公共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遏制这一进程?2

民主倒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在当今的发达民主国家中,这些数十年前开始的变化为新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政党(ethnonationalist)创造了机会;这些政党在许多国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选民。在一些国家,这些政党加入了执政联盟,其领导人成为总统或总理。而一旦掌权,其中一些人就颠覆本国的民主制度。

另一种导致民主倒退的意识形态类型,是左翼民粹主义者(left- populist)。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人物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中获得了权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并非族裔上的“他者”,而是富人。但与富裕民主国家中相对应的右翼一样,左翼民粹主义倒退型领导人同样试图拆毁那些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既有制度。

要解释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政党竞争主要围绕中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展开——例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以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翼政党与工业工人阶级以及工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而右翼政党则同高收入选民和商界保持联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数量的缩减以及劳工运动的衰落,促使左翼政党开始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工人阶级之外。它们将注意力转向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选民;并非巧合的是,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后来填补了议会席位,并占据了其他政党领导岗位。3

尽管中左翼政党在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其保守主义竞争对手投入更多,但它“亲工人阶级”的形象却开始变得模糊。在20世纪90年代,中左翼政党与保守派在支持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上逐渐趋同——即减少跨国贸易、资本与人员流动的壁垒。美国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路线,都拥抱了经济全球化。

这种转变重塑了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到 1990年时,欧洲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选民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工人阶级或低收入选民。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党则保留了其历史性的政策承诺;实际上,在一些显著案例中,它们甚至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国家、反监管立场,这一点可以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得到体现:“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的,我是来帮忙的。’”4

来源:杰恩 · 金里奇和西尔雅 · 豪瑟曼,《工人阶级选票的减少、福利支持联盟的重组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Jane Gingrich and Silja Häusermann, “The Decline of the Working-Class Vo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Welfare Support Coalition and Consequences for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 no.1, 2015: 50–75)。注: 该图表报告的是两年滚动平均值。

这些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使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大量低收入选民在既有政党体系中相对失去了依托。因此,一批政治创业者(political entrepreneurs)得以获得发展空间,他们开始为全球化引起的不满发声。新的政党开始表达选民那种“被抛在后面”的感受——在这样的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不断飙升,而其他群体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党内派系崛起的背景。他们的领导人对经济充满牢骚,在许多情况下,还比传统右翼更支持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5 与此同时,在这些高度不平等且对全球开放的经济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确立了一种鲜明立场——一种排他性的、反多元主义的立场。

图2从三个维度展示了这些转变:政党在福利国家规模、经济开放度以及国家认同上的立场。20世纪后期传统政党立场的变化,促使右翼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更支持社会福利、更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以及更排他的政治立场。

而传统左翼政党与新左翼政党依然较为多元主义,并更能接受不同身份认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则会界定出一个“他者”,并将其妖魔化、塑造成国家的威胁。这个“他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它可能是非基督徒或非印度教徒、穆斯林或犹太人、非洲裔群体、库尔德人(Kurds),或 LGBTQ+ 群体;甚至也可能是那些被认为不够虔诚的本国公民(如土耳其),或者被领导人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人(如巴西与菲律宾),又或者被描绘成“低等罪犯”的(如萨尔瓦多人);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者”还包括移民。

并非所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都能够赢得选举。即使他们获胜,也并非总是瓦解本国的民主制度。但他们要突破既有政党体系,还蔑视所谓 “精英主义”制度,这种倾向使得他们更可能图谋破坏民主。6 至于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则把富人以及国际资本视为敌人。在执政期间,许多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会推出旨在减少不平等、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采用倒退型领导人的玩法:改写宪法以扩大行政权力、骚扰新闻媒体、削弱司法独立,以及弱化选举作为问责机制的功能。

并非所有拉美左翼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的制度破坏者。在智利和巴西,一连多位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总统在不破坏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与发展前景的政策。但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则修改了宪法,扩大了行政权力,并削弱了法院与立法机构。在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Manuel López Obrador,2018—2024年在任)提高了最低工资、增加了养老金,同时也削弱了独立司法体系,还使国家选举机构更容易受到政党影响。而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左翼领导人则主导了对基本民主支柱的破坏,包括剥夺反对派组织与参与公平选举竞争的权利。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完全走上了威权主义。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倒退

尽管导致民主倒退的领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异质性,但让他们得以上台的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国家往往存在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我与伊莱·劳欧(Eli Rau)做的跨国统计分析表明,不平等是增加民主侵蚀风险最强大、最有力的结构性特征。7 与人均收入、国家治理能力或民主制度的存续年限相比,不平等对于风险程度差异的解释力更强、也更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衡量)在民主倒退中的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作用的测量结果也不那么一致。至于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民主制度的不间断存续时间,它们的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更容易面临民主侵蚀,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民主倒退在21世纪初开始加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侵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加剧了那些将在21世纪推动民主倒退的种种紧张关系(tensions)。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全球化可预见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紧张。8 在富裕国家中,全球化加速了制造业外流,加之移民劳动力涌入,结果加深了“身份裂痕”,还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成了攻击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来了外国产品与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用罗德里克的话说,这加剧了“收入裂痕”,还助长了左翼民粹主义以及对富豪和大型企业的攻击。

在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更容易被社会所吸收。在社会冲突较为缓和的地方,民主倒退的趋势也同样缓和。事实上,那些相对平等的国家,例如北欧民主国家,其民主风险较低。9 瑞典便是这种相互作用(dynamics)的一个典型例证。在2010年代,瑞典出现了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其主要政治主张是反移民。但尽管该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并对政策产生影响,瑞典的民主制度却没有显示出任何遭到侵蚀的迹象。在瑞典,没有政治人物质疑选举的公正性,也没有人试图控制媒体或削弱司法独立。10

军事政变过去作为民主主要威胁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崩溃统计模型,未能预测到美国已经持续了15年的民主衰退。11 按照旧模型的观点,像美国这样富裕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12 但如果我们研究的不是政变,而是民主倒退的成因,那么美国在21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13 政变与民主倒退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dynamics),并由不同的行为者实施。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充分理由将二者视为不同的结果,并将其作为不同的因变量来处理。

要研究与民主侵蚀相关的因素,我们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能够将其与行政长官较为传统的秀肌肉行为(muscle-flexing)区分开来的方法。政治学家梅利斯·莱本斯(Melis Laebens)开创了这样一种有用的研究办法。它借鉴了强调“问责制”是民主核心的民主理论14 ——包括“横向问责”,即总统与总理受到法院、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以及监督组织制约;也包括“纵向问责”,即领导人受到选民制约(以及受到媒体制约,因为媒体向公众披露政府行为)。当一国的专家认为横向问责与纵向问责都在短时间内出现显著下降时,莱本斯便将该国编码为发生了民主侵蚀。

劳欧与我遵循了莱本斯的研究办法,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与总理进行了编码,主要根据他们是否、以及何时开始侵蚀本国民主制度。然后,我们将民主侵蚀发生的年份与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指标(例如基尼系数,Gini index)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人均收入与民主制度的持续时间)进行匹配分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收入不平等最终显现为民主侵蚀中一个强劲和显著的因素。

我的著作《倒退者》(The Backsliders,2025)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之间的联系。其中若干联系是相对直接的。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口中相当大的部分往往感到不满,因为在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中,他们被甩在了后面。即使并不清楚自己在同侪中的具体排名,低收入者在高度不平等的体系中也常常会遭受实际损害。当住房等关键市场迎合富裕群体时,生活成本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便会变得难以承受。因此,不平等以及它所催生的被剥夺感,会促使贫困群体拥抱非自由派政党(illiberal parties)。这些政党鼓励一种观念:精英制度、非本国公民以及那些在文化上与他们不同的群体,正是导致相对贫困者被边缘化的原因。收入高度不平等对民主的威胁性影响也波及富人。60多年前,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便曾推测,在收入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倾向于把赤贫者视为“低等人”,部分原因在于:面对他人的匮乏,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心理机制来为自己的财富辩护。15

不平等还会削弱人们对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信心。一项2022年的研究记录了美国人在过去50年间对各类机构信任度下降。这些机构包括国会、总统以及(较近期的)最高法院,也包括银行与华尔街、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机构。16 该项研究的作者指出,美国多个制度层面出现的这种信任侵蚀,与“50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相对应。17

除了不满与不信任之外,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还容易出现党派极化(partisanpolarization)。18 部分原因在于:当群体利益差异如此巨大时,谁掌握权力便显得格外重要。潜在的独裁者会从政治极化中获益,这会激励这类领导人进一步加剧极化。一个高度极化的选民群体,即便总体上支持民主制度,也会对总统或总理攻击公共制度的行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19 一个人或许会这样想:我未必喜欢他攻击新闻媒体或法院,但上帝保佑,绝不能让对立阵营掌权。

在《民主侵蚀始于顶层》(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2023)一书中,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欧洲国家出现民主侵蚀并不是因为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民主;相反,反民主的心态其实是精英政治话语的产物。20 类似地,我也研究了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20年间所有民主国家中的极化水平,并以专家调查的数据作为衡量依据。在这里,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动党派对立加剧的主要力量是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破坏本国民主制度的领导人。

1995年时,那些后来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与那些不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在“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平均水平上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但到了2020年,发生民主倒退的国家已经表现出显著更高程度的党派极化。21 因此,不平等为野心勃勃且渴望扩大自身权力的行政首脑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利用选民在经济上“被甩在后面”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制度失去信心的情绪,还经常把民众的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少数群体,声称这些人“偷走”了工作机会以及垄断了福利资源。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党派极化会助长民主倒退。22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民主倒退者们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更容易壮大,因此他们会努力进一步加深极化,并向政治竞争对手发出充满仇恨的指控。例如,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经常将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对手称为“共产党人”,并且曾经哀叹道:

“选举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遗憾的是,只有等到这里爆发内战的时候,一切才会改变;而且我们还必须完成军政府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杀掉3万人。如果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也没关系。任何战争中都会有无辜者死亡。哪怕我自己死了,只要能有3万人陪葬,也就足矣。”23

极化与“说民主坏话”

然而,极化策略并非毫无风险。当一位总统把主要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称作“怪物”时,他的支持者或许会真的相信这些说辞,并因此更加蔑视对立阵营;但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被贴上 “怪物”标签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同样会被总统的言辞所动员——也就是说,被动员起来反对他。原本可能不会投票的反对派支持者,现在却拥有了强烈动机前往投票站,投票反对总统及其所属政党。甚至一些倾向反对派的独立选民,也可能因此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位正在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

为了规避这种因极化言论和行动而引发反弹的风险,潜在的独裁者还拥有另一种工具。他们可以试图说服选民,让他们相信本国的机构早已空洞、腐败而无能,因此,即便领导人削弱这些机构,也不会损失什么。我将这种策略称为“说民主坏话”(trash-talking democracy),意思并不是贬低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本身,而是贬低那些民主倒退者所瞄准的具体机构。回想一下,极化言论实际上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真正的威胁是对立阵营的胜出。”而 “说民主坏话”则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这些机构腐败无能,不值得捍卫;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拆掉再重建,情况反倒好了。”而所谓“重建”,最终将使这些机构更加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

文本定量分析技术取得的进步,使研究政治人物话语成为可能。借助这些技术,研究者不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中识别不同类型的话语模式,而且更关键的是,还能够辨别这些言论的语气——例如,区分一位总统针对新闻媒体或选举机构所发表的是贬低性言论还是赞扬性言论。一项2025年的研究运用了这些技术,结果发现,在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期间,他花费在“说机构坏话”上的时间,比批评反对党所花的时间还要更多。24 在《倒退者》一书中,我将这一分析扩展到委内瑞拉那位摧毁民主的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99—2013年在任)。与性格严肃阴郁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不同,查韦斯是一个“快活的斗士”;但当他的言论转向阴暗时,其攻击目标往往主要是各种机构,而不是反对派领导人或政党。

当领导人贬低本国机构时,他们的话语会影响公民的看法吗?我在拉丁美洲、土耳其以及美国获得的证据表明,“说坏话”确实会削弱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并且,正如我预测的那样,它在产生这种效果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反对派选民强烈反弹。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坏话”并不只是“单纯”的修辞。举例而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每个工作日都会举行长达数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这种庞大的演讲工程,为他后来攻击墨西哥国家机构预先塑造了公众舆论。当墨西哥最高法院阻止总统对国家选举事务院(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简称 INE)进行的政治化努力时——该机构负责监督全国选举——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攻击炮火转向法院,反复指责相关裁决是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作出的。

最终,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与现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改变了整个联邦司法体系的遴选方式:从2025年起,所有联邦法官都通过普选产生,其中包括墨西哥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同年6月举行的首次司法选举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候选人名单,竞争881个联邦法官职位;在一些州,地方层级法官也同时进行选举。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可能是导致投票率极低(13%)的重要原因之一。执政党还分发了标示本党关联候选人的“作弊小抄”,而这些候选人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法官席位。这一经历引发了人们对司法机构服从行政部门的广泛担忧。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倒退型领导人?

倒退型领导人“说民主坏话”时常包含某些真实成分。但这些领导人试图极化社会、摧毁公众对制度信心的目标,也会驱使他们编造纯属幻想的叙事,即许多支持者都会相信的阴谋论。例如,2018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警告印度选民说,如果国大党(Congress Party)执政,大部分社会福利支出就会被转移给穆斯林。25 2020年在美国,一位总统顾问声称:“我们的选票是在德国和西班牙统计的,而负责统计的公司归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关联方所有。”26 而在2024年,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则宣称真正赢得大选的是他自己,尽管实际上反对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政治人物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原因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属于心理或情感层面。许多政治人物都是高明的“业余心理分析师”,他们凭直觉便知道如何激发人们的负面情绪。根据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如果把一种糟糕的处境描述为某些人有意实施、旨在伤害特定个人或类似群体的行为所致,那便会激起人们的义愤。27 而这些情绪属于“趋近型情绪”(approach emotions)——即一种可以驱使人们走向公共空间、与他人接触并采取行动的情绪——因此对政治人物极具利用价值。最后,老练的政治人物还会与支持者建立情感纽带。人们可能会钦佩、甚至热爱自己的领导人,因此也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困在宣传和阴谋论的世界中无法脱身。批判性思维和教育能够让人对极端误导性的说法产生免疫力。

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而民主倒退这场戏仍在继续展开。因此,我们对迄今为止从这些经历中能吸取的教训应当保持谨慎——无论是关于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掌权时减缓侵蚀、如何通过亲民主力量在任期内替换这些领导人,还是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下台后修复民主侵蚀所造成的损害。

在考虑各种应对方案时,我们应当牢记民主倒退国家的模糊性质:它们虽然部分走向了威权主义,但仍然保留着部分民主特征。只要那些原本用于制衡行政权力的制度仍有一部分保持有效,亲民主力量就能够利用这些制度来阻挡民主的倒退者。在国家立法机构中,亲民主的少数派政党即便无法完全阻止政府削弱或摧毁制度,也至少能够拖慢这一进程。州与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派领导人,也能够在自身辖区内采取行动,以阻挡威权主义指令。法院仍然可能作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从而重新确认法治原则,并保护其他机构不受行政权力侵蚀。即便在司法独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体制中,法院仍有可能作出反对行政部门的判决,并帮助保护亲民主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使他们免受行政权力的打压。与此同时,公民社会仍可以发动抗议、向公众传播信息,并对行政部门提起法律行动;媒体机构也仍能够继续报道政府的不当行为。

民主倒退的国家仍然会举行选举,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尽管拥有在任所带来的优势,最终仍被选民赶下台(例如2021年的赞比亚、2022年的巴西以及2023年的波兰)。还有一些人则碍于任期限制而离任(例如2017年的厄瓜多尔与2024年的墨西哥)。另一些则被其所属政党所罢免(例如2018年的南非)。更少见的情况是,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总统被民众起义推翻(例如2014年的乌克兰)。因此,选民——无论是通过选举直接发挥作用,还是通过向政党施压而间接发挥作用——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潜在的独裁者希望自己看起来锐不可当,但事实上,他们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他们的政治计划是要打破限制自身的制度结构,并颠覆 “照常运作的政治”。因此,这类领导人往往会让忠诚度高于能力的人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例如,在描述博索纳罗时,一组巴西政治学家团队指出,他“亲手挑选了那些从未担任政治职务或未曾当选过公职、完全没有公共行政或政策经验的人”,从而造就了“一个由右翼极端主义业余人士组成的政府”。28 缺乏从政经验的效忠者不太可能阻止总统的昏庸决策。但亲民主人士与团体——包括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不能坐等倒退的领导人犯错。

精英政治战略家(elite political strategists):这一群体包括亲民主政党的领导人、竞选战略家与传播专家,以及相关政策专家。无论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都会增加民主制度破裂的可能性。亲民主政党与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与低收入和工人阶级选民建立联系,并采纳有利于贫困者与劳动者的政策立场,以回应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许多在当今经济模式下逐渐脱离普通人承受范围的基本需求。此外,那些希望重新赢回“被甩在后面”的选民的政党,也必须改变它们自身的组成与形象,不应只把律师、医生与企业领袖送入议会,也应让工会成员、餐厅服务员以及教师进入其中。

在民主倒退由左翼民粹主义者主导的地方,亲民主力量则必须让选民相信,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与更公平的机会,同样能够在民主制度中实现。民主与社会正义、包容性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彼长此消的必然取舍关系。事实上,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人民也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几乎从定义上说——他们的基本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受国家权力任意搜查、拘押与法外伤害的权利。29

除了政策与战略层面的行动之外,亲民主的政治精英还可以怎样对抗或减缓民主倒退?一种选择是利用现有的制度渠道。例如,在 21 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反对派立法者利用议会程序阻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政府提出的反民主改革。尽管这些反民主改革措施最终仍获得通过,但反对派还是成功拖慢了总统推动民主倒退的议程。反对派的这种“刹车”行动,为法院与公民社会组织作出反应争取了时间。30 由反对派控制的地方政府,也能够对国家层面的民主倒退起到制衡作用,例如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时期,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两届任内所发生的情况。

一旦亲民主力量自己掌权,它们就会面临一种策略上的困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模仿此前民主倒退者所采取的破坏规范与规则的行为。例如,如果潜在独裁者曾改变高等法院的组成,那么亲民主领导人在获得机会后,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即使严格来说并未违反规则,亲民主力量是否应该积极行动、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力,以便追究民主倒退者的责任?

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的一方认为:如果每一方都利用自己执政时期不断升级冲突、进一步贬损制度,那么遵守规范的行为将永远无法重新确立。此外,如果民主倒退者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民众认为制度腐败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党派性,那么激进策略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看法。

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激进策略,民主本身可能会彻底丧失。法院可能会不可逆转地落入行政部门或执政党的掌控;选举制度也可能遭到破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再准确反映选民意愿。按照这种观点,亲民主力量不应放弃制度性的“硬球”(harball,这里指“强硬手段”),也不应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他们必须以毒攻毒。31

对于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伴随着必须谨慎权衡的代价。如果民主本身即将丧失,那么拒绝采取强硬策略几乎毫无意义。但如果民主并未真正面临生死存亡,那么使用强硬手段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印证民主倒退者的说法:所谓“精英”制度与过时规则,不过是帮助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工具。

公民社会: 这一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私营企业、媒体机构以及大学等。尽管这些组织名义上属于“非政治性实体”,但由于它们可能阻碍潜在独裁者的目标,因此始终处于这类领导人的视线之中。例如,独立媒体会报道官方腐败、违法行为与无能表现;公民社会组织同样会监督政府行为,并组织示威活动;大学学者则会教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开展有时会反驳政府叙事的研究与分析。

因此,民主倒退的政府经常会采取严厉措施压制那些被视为威胁的群体:剥夺媒体机构的资源——从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政府官员的渠道——甚至以暴力对付记者;宣布公民社会组织非法并加以关闭;让政府内部人士控制大学领导层,削减大学预算,限制或拒绝学者获得研究资金。然而,即便面临这一系列惩罚,公民社会仍会进行抵抗。民主侵蚀从来不会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发生;它总会在公民社会中激起愤怒。记者会敦促媒体所有者抵制审查制度;教授与学生会要求大学管理层捍卫学术自由;公民社会会组织并教育民众,为民主挺身而出;律师则会谴责那些为了反民主议程而违反职业伦理的政府同行。

抵抗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行政部门所施加的反民主干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与资源,风险极大。媒体机构可能失去资源——从新闻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其必须监督报道的政府官员渠道。记者有时还会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公民社会组织可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并遭关闭;大学领导层可能被政府内部人士接管,其预算与研究资金渠道也会被削减。但即便代价如此高昂,公民社会中的一些群体仍然会坚持抵抗。记者坚持准确报道事实;律师拒绝代表政府从事“法律战”(lawfare);活动人士则设法继续组织行动。这种来自公民的压力,有时会迫使倒退者放慢脚步,甚至改变方向。

当民主遭到攻击时,法治总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此,律师、法官以及律师协会往往会被卷入这场斗争——有时充当政府的“步兵”,但更多时候则发挥关键作用减缓甚至阻止本国民主侵蚀。即便在民主已经严重退化的国家中,法院仍可能减缓权力扩张型行政领导人的掠夺行为。以土耳其为例。如今,它通常被视为“选举式威权政体”甚至完全威权政体。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严重削弱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总统曾借助法院之力监禁反对派政治领袖与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一批学者签署公开信、呼吁和平解决库尔德冲突之后,埃尔多安发起了一场旨在将大学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行动。然而,土耳其法院拒绝赋予总统任命大学校长与解雇教授的权力,至少为学术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32

最后,一些专业协会——例如新闻俱乐部与律师协会——有时也会对违反职业伦理与专业规范帮行政部门攫取权力的成员进行纪律处分。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激励专业人士避免从事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不过,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就连律师协会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攻击的对象。例如,在2025年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便因两名记者死亡事件争议,下令撤换整个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理事会。33

选民与抗议者: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倒退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率会下降?当公民认为这些领导人过于腐败或过于自利,并且意识到失去法治、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代价过于高昂时,他们就可能转而反对民主倒退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选民会开始把票投给反对派,并参加各种规模的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潜在独裁者的不满,从而鼓励政治精英更大胆地捍卫民主。

即使对许多选民而言,民主权利与制度的价值较为抽象,他们仍可

能因为一些常规原因而转而反对倒退的民主领导人,例如经济低迷、工资停滞与高通胀。这种政治行为被称为“回顾性经济投票”

(retrospective economic voting),它既可能击败倒退型领导人,也可能击败坚定的民主派。但同样,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会导致他们犯错,从而削弱公众支持。

2022年,当巴西选民否决博索纳罗时,他发动了一系列有时带有暴力性质的行动,试图继续掌权。然而,国家的制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巴西军方并未支持博索纳罗推翻败选结果的企图,而这位70岁的失势前总统后来还因策划政变未遂而被定罪。如今,他正在服刑27年。这样的结果,标志着民主的复兴。

民主倒退并非不可阻挡。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都拥有某些反制手段。反对派立法者、媒体、教授、律师与法官、选民与抗议者——所有这些人都能够减缓或阻止国家滑向威权主义。要找到正确策略,并在民主权利空间不断收缩之际仍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确实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因为它们就像肌肉一样,如果长期不用,便终将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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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希 · 贝尔梅奥,《论民主倒退》(Nancy Bermeo,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Journal of Democracy 27, January 2016: 5–19);史蒂文 · 列维茨基和丹尼尔 · 齐布拉特,《民主如何死亡》(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Books, 2018);斯特凡 · 哈格德和罗伯特 · 考夫曼,《倒退:当代世界的民主退步》(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Backsliding: Democratic Regres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2

我最近的著作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参见《倒退者:为什么领导人会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The Backsliders: Why Leaders Undermine Their Own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

3

尼古拉斯 · 卡恩斯和诺姆 · 卢普,《白人工人阶级与 2016 年选举》(Nicholas Carnes and Noam Lupu,“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the 2016 Elec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 no. 1, 2021: 55–72)。

4

罗纳德 · 里根,《总统新闻发布会》(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6)。

5

拉塞尔 · J · 道尔顿和卡尔 · C · 伯宁,《欧洲的意识形态极化与极右政党》(Russell J. Dalton and Carl C. Berning,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Far-Right Parties in Europe,”in Rechtspopulismus in Deutschland, ed. Heinz Ulrich Brinkman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iesbaden: Springer, 2022, 13–35)。

6

专家认为,在米莱(Milei)(2023 至今)和费尔南德斯 · 德 · 基什内尔(Fernández de Kirchner)(2007–2015)政府时期,阿根廷曾接近民主侵蚀的边缘,但并未达到该状态。参见斯科特 · 梅因沃林和路易斯 · 斯基乌梅里尼,《拉丁美洲公民自由保护与公民的民主承诺》(Scott Mainwaring and Luis Schiumerini,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and Citizens’ Democratic Commitment in Latin Ame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25)。

7

伊莱 · G · 劳欧和苏珊 · 斯托克斯,《21 世纪的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 》(Eli G. Rau and Susan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2, no. 1, 2025: e2422543121)。

8

达尼 · 罗德里克,《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Dani Rodrik,“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

9

劳欧和斯托克斯,《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Rau and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10

博 · 罗斯坦,《瑞典右翼的阴影》(Bo Rothstein, “The Shadow of the Swedish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anuary 2023: 36–49)。

11

萨拉 · 雷普奇,《扭转美国民主的衰退》(Sarah Repucci, “Reversing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23,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2/global- expansion-authoritarian-rule/reversing-decline-democracy-united-states)。

12

亚当 · 普热沃尔斯基,《民主的危机》(Adam Przeworski,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丹尼尔 ·特雷斯曼,《当前对民主的危险有多大?基于历史数据的风险评估》(Daniel Treisman, “How Great Is the Current Danger to Democracy? Assessing the Risk with Historical Dat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6, no. 12, 2023: 1924-52)。

13

普热沃尔斯基和特雷斯曼的估计接近零;劳和斯托克斯的估计显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年度概率约为 9%。

14

梅利斯 · G · 拉埃本斯,《超越民主倒退: 现任领导人的篡权企图,1989–2019》(Melis G. Laebens, “Beyo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cumbent Takeover Attempts, 1989–2019*,”* working pap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22)。

15

西摩 ·马丁 ·李普塞特,《民主的若干社会前提: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

16

亨利 · E · 布雷迪和托马斯 · B · 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Henry E. Brady and Thomas B. Kent, “Fifty Years of Declining Confidence and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in Trust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Daedalus 151, no. 4, 2022: 43–66)。

17

见上,布雷迪和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57 页。

18

约翰 · 沃海斯、诺兰 · 麦卡蒂和鲍里斯 · 肖尔,《不平等的收入、意识形态与政治僵局: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如何加剧政治极化》(John Voorheis, Nolan McCarty, and Boris Shor, “Unequal Incomes, Ideology and Gridlock: How Rising Inequality Increas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 https://dx.doi.org/10.2139/ssrn.2649215)。

19

米兰 · W · 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Milan W. Svolik,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0, July 2019: 20–32)。

20

拉里 ·巴特尔斯,《民主侵蚀始于顶层:欧洲的领导人、公民与民粹主义挑战》(Larry Bartels, 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Leaders, Citize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pulism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1

斯托克斯,《倒退者》,129 页。

22

例如,参见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马修 · H · 格雷厄姆和米兰 · W · 斯沃利克,《美国的民主?党派性、极化与对民主支持的稳健性》(Matthew H. Graham and Milan W. Svolik, “Democracy in America? Partisanship, Polarization, and the Robustness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 no. 2, 2020: 392–409);穆拉特 · 索默、詹妮弗 · L · 麦科伊和罗素 · E · 卢克,《有 害极化、威权化与反对派策略》(Murat Somer, Jennifer L. McCoy, and Russell E · Luke,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utocratization and Opposition Strategies,” Democratization 28, no. 5, 2021: 929–48)。

23

博索纳罗 2018 年 1 月 10 日的演讲,引自玛丽安娜 · 西蒙斯,《巴西极化新总统贾伊尔 · 博索纳罗的自述》(Mariana Simões,“Brazil’s Polarizing New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18)。

24

劳塔罗 · 塞利亚、伊佩克 · 奇纳尔、苏珊 · 斯托克斯和安德烈斯 · 乌里韦,《通过说民主坏话建立对倒退的容忍:来自墨西哥的理论与证据》(Lautaro Cella, Ipek Çınar, Susan Stokes, and Andres Uribe, “Building Tolerance for Backsliding by Trash-Talking Democrac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irst View, 2025,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251328024)。

25

莫迪在 2024 年全国选举竞选中发表了这些言论;参见人权观察,《印度:仇恨言论助长了莫迪的选举竞选》(Human Rights Watch, “India: Hate Speech Fueled Modi’s Election Campaign,” 14 August 2024, https:// www.hrw.org/news/2024/08/14/india-hate-speech-fueled-modis-election- campaign)。

26

鲁迪 ·朱利安尼在2020 年11 月1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完整记录参见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s/rudy-giuliani-trump-campaign-press- conference-transcript-november-19-election-fraud-claims。

27

泰德 · 布雷德和乔治 · E · 马库斯,《情绪与政治心理学》(Ted Brader and George E. Marcus,“Emo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5–204)。

28

费尔南多 · 利蒙吉等,《政府与国会》(Fernando Limongi et al., “Government and Congress,” Ibero-Online 14, 2022)。

29

达龙 · 阿西莫格鲁等,《民主确实促进增长》(Daron Acemoglu et al.,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no. 1, 2019: 47–100);达尼 · 罗德里克,《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奥拉因卡 · 奥耶科拉,《生活可能不公平,但民主会让它少一些负担吗?》(Ọláyínká Oyèkọ́lá, “Life May Be Unfair, but Do Democracies Make It Any Less Burdensom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2, no. 3, 2023: 577–602)。

30

劳拉 · 甘博亚,《反对派如何反击》(Laura Gamboa, “How Oppositions Fight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90–104)。

31

马克 · 图什内特,《宪法硬球》(Mark Tushnet, “Constitutional Hardball,”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37, no. 2, 2004: 523–554);格雷琴 · 赫尔姆克、玛丽 · 克罗格和杰克 · 佩恩,《通过威慑实现民主:规范、宪法与选举倾斜》(Gretchen Helmke, Mary Kroeger, and Jack Paine, “Democracy by Deterrence: Norms, Constitutions, and Electoral Til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6, no. 2, 2022: 434–50)。

32

土耳其科学学院协会,《学术自由报告,2022–2024》(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Academic Freedom Report, 2022–2024, Istanbul: 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2024, https:// en.bilimakademisi.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academic-freedoms- report-2023-2024.pdf)。

33

对相关事件的描述参见英国律师协会,《正义面临风险: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领导层被解职引发担忧》(The Law Society, “Justice at Risk: Dismissal of Istanbul’s Bar Leadership Sparks Concern,” press release, 27 March 2025, https://www.lawsociety.org.uk/contact-or-visit-us/press-office/ press-releases/dismissal-of-istanbuls-bar-leadership-sparks-concern)。

reddit.com
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第五章:行使权力

阅读原文:https://chinademocrats.org/?p=131

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到﹐用军事抗争来对付独裁政权常常无法打击它们的最弱处﹐反而打在它们最强的地方。抵抗运动如果选择在军事力量、军火供应、武器技术等等的领域进行竞争﹐会使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些领域﹐独裁政权总是能够聚集优势的资源。我们也略述了依靠外来力量提供救助的危险性。在第二章里﹐我们也考察了用谈判作为去除独裁政权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给民主抵抗力量提供明显的优势﹐同时又能恶化或加剧独裁政权的弱点呢﹖哪些行动技巧能够利用第三章所讨论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呢﹖另一的选择应该是政治反抗。
政治反抗有下列特征﹕
●它拒绝接受由独裁政权决定斗争手段而产生结果。
●政权难以同它进行战斗。
●它能独特地恶化或加剧独裁政权的弱点﹐并且切断独裁政权的权力源泉。
●它在行动上可以是很分散的﹐但也可以集中对准某一特定目标。
●它能导致独裁者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
●在结束以少数人为首的残酷统治的斗争中﹐它能有效地动用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和社会上的各种团体和机构。
●它有助于在社会上传播有效权力的分配,从而更有可能地去维持一个民主的社会。

非暴力斗争的运作
政治反抗像军事能力一样,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包括力图影响对方使之采取不同的行动、创造可以和平地解决争端的局面,直至瓦解对方的统治。但是,政治反抗的操作方式同暴力有很大不同。尽管这两者都是进行斗争的手段,但它们采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別。其结果也不相同。暴力冲突的方式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用实际的武器来胁迫、伤害、杀死和毁灭对方。
非暴力斗争同暴力相比,是一种复杂得多,而且更多样化的斗争方式。这种战斗是民众和社会的各种机构用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武器进行的。这些武器有各种名称,诸如抗议、罢工、不合作、抵制、不满和背叛、民众力量。如前所述,一切政府只有在它们从民众和社会机构的合作、屈服和服从取得它们所需要的权力来源,才能实行统治。与暴力不同,政治反抗最适合于切断这些权力来源。

非暴力武器和纪律
过去一些无准备的、即兴的政治反抗运动的通病是只依靠一两种方法,例如罢工和群众示威。实际上,有许多方法可供抵抗运动的战略家选择,根据情况的需要﹐进行集中的或分散的抵抗。
已知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有约二百种,一定还有许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分为三大类:抗议和说服、不合作和干预。非暴力抗议和说服的方法大多是象征性的示威,包括游行、列队行进、守夜等(54 种方法)。不合作分为三个子类別: (a)社会性的不合作(16 种方法);(b)经济性的不合作,包括抵制(26 种方法),罢工(23 种方法);(c)政治不合作(38 种方法)。非暴力干预,是用心理的、身体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手段如禁食、非暴力占领以及平行政府等(41 种方法)。本文附录列有这些方法共 198 种。
上述的方法有许多是由经过训练的公民们在明智的战略和恰当的战术下﹐小心地挑选和曾持续的大规模应用过。这些方法都有可能对任何非法的政权构成严重的问题。这适用于所有的独裁政权。
和军事手段不同,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可以直接集中运用于当前面临的问题。例如,既然独裁政权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那么政治形态的非暴力斗争就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否认独裁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对它的统治不给予合作。不合作也可以是针对特定的政策。有时候拖延和耽搁可能是静静地甚至是秘密地进行﹐而在其他的时候﹐公开的不服从、反抗性的公众示威和罢工可以是全然公开的。
若独裁政权有经济压力的弱点,或者公众对独裁政权的许多不满是属于经济性的,那么采取经济行动,例如抵制或罢工,就是比较合适的抗争方法。独裁者利用经济体制谋私利,可以采取有限的总罢工、怠工、以及某些必不可少的专门技术人员拒绝提供协助(或突然失踪)来对应。选择性地进行各种形式的罢工可以在原材料的制造、运输、供应和产品的流通等某些关键的环节上进行。
有些非暴力斗争方法要求人们做一些与他们正常生活不相关的事,例如散发传单、操作一个地下报刊、绝食、在街道上静坐等。对于一部份人来说,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要这样做可能有些困难。
另一些非暴力斗争方法则要求人们大致继续过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例如﹐人们可能照常上班而不罢工﹐却故意干得慢些或效率比平常要低。可能有意识地出些「错误」。有时候可能「生病」了﹐或「无法」工作。或者干脆拒绝工作。人们也许去参加宗教仪式﹐而这个行动除了表达宗教信念以外﹐还表达了政治信念。人们可能为了保护子女不受进攻者的宣传而让他们在家里或非法的课堂里受教育。人们可能拒绝参加自己过去不会自由参加的某些「被推荐」的或指定的组织。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这类行动同人们平常的活动很相似﹐同他们的正常生活又没有多大的偏离﹐可能使他们比较易于参与民族解放斗争。
非暴力斗争同暴力有着根本不同的运作方式。因此﹐在政治反抗运动中即使使用有限的暴力﹐也会事与愿违。因为它会使斗争转移到独裁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方向(军事战争)。非暴力纪律是成功的关键﹐不论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如何挑衅和残暴﹐也必须维持这种纪律。
针对使用暴力的对手维持非暴力纪律﹐有利于下文将讨论的非暴力斗争中四种转变机制的运作。在政治柔术过程中﹐非暴力纪律也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政权对显然是非暴力活动者的赤裸裸的暴行﹐会在政治上对独裁者的地位产生反弹﹐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异见﹐同时激起一般民众、政权的平时支持者和第三方对抵抗者的支持。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对独裁者使用有限的暴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对政权的不满和仇恨可能爆发成暴力。或者﹐有些团体可能不愿意放弃暴力手段﹐尽管他们认识到非暴力斗争的重要作用。在这些情况下﹐并不需要放弃政治反抗。但是﹐需要尽可能把暴力行动同非暴力行动分隔开来。可以按地理、人群、时间和问题来分隔。不然的话﹐这种暴力也许会对可能更有力和成功得多地使用的政治反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记录表明﹐虽然政治反抗必然会有伤亡﹐但是伤亡会比军事战争里少得多。而且﹐这类斗争不会造成杀戮和暴行的无穷尽的循环。
非暴力斗争既要求﹐也往往会产生对政府及其暴力镇压失去恐惧(或更好地控制这种恐惧)。不再恐惧或对恐惧有所控制﹐是摧毁独裁者支配民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开性﹑保密和高标准
对于一个用非暴力行动的运动来说﹐保密、欺骗和地下阴谋是很为难的问题。往往不可能不让政治警察和情报人员知道运动的意图和计划。从运动的角度来看﹐保密不仅源于恐惧﹐而且也增强恐惧﹐从而使抵抗的情绪低落﹐也减少了能够参与某个行动的人数。保密也能增加运动内部的﹐往往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指责谁是对方的告密者或特务。保密也会影响运动保持非暴力的能力。与此相反﹐有关意图和计划的公开性不仅会有相反的效果﹐而且会增强抵抗运动实际上力量非常大的形像。当然问题比这要复杂﹐抵抗活动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需要保密。在特定情况下﹐需要由熟悉非暴力斗争的动力和独裁政权的监视手段的人﹐根据翔实的信息作出判断。
地下刊物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发自国内的非法无线电广播﹐以及关于独裁者的运作的情报收集﹐属于少数需要高度保密的特殊活动。
在对抗的各个阶段﹐非暴力行动需要保持高标准的行为。诸如无畏无惧和保持非暴力纪律这些因素﹐都是永远需要的。要记住﹐为了实现某些改变﹐往往需要很多人。但是﹐只有保持运动的高标准﹐才能得到这么大数量的可靠的参加者。
变化着的力量对比
战略家需要记住﹐以政治反抗进行的对抗是一个经常变化的战场﹐动作和反动作不断相交错。没有一样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力量对比关系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这是由于抵抗者尽管受到镇压﹐却继续坚持他们的非暴力。
在这种对抗情况下﹐冲突双方力量的变化一般可能比暴力对抗还要强烈﹐来得更迅猛﹐其结果也更多样化并更有显著的政治意义。由于这些变化﹐抵抗者的特定行动造成的结果有可能远超出这些行动本身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范围。这些效果会反弹而加强或削弱一方或另一方。
此外﹐非暴力集体有可能通过它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手集体的相对力量。例如﹐面对独裁者的暴行﹐有纪律的、勇敢的非暴力抵抗有可能在独裁者的军队和基本群众里引起不安、不满、不可靠﹐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叛变这种抵抗也可能导致国际上对独裁者更多的谴责。此外﹐巧妙地、有纪律地和坚持地运用政治反抗﹐可能使通常默默支持独裁者或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人们更多地参加抵抗运动。

四种变化的机制
非暴力斗争有四种产生转变的方式。第一种机制可能性最小﹐但也发生过。当敌对集体中的某些成员被勇敢的非暴力抵抗者因受到镇压而经受的苦难所感动﹐或者理性地相信抵抗者的奋斗目标具有正义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接受抵抗者的要求。这个机制叫作归附。虽然在非暴力行动中有时可能会发生归附的实例﹐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在大多数冲突中根本不会发生或至少规模不会很大。
更常见的是﹐非暴力斗争靠改变冲突的局面和社会本身﹐使其对手无法为所欲为。正是这种改变产生另外三种机制﹕调和、非暴力强迫和瓦解。至于究竟其中哪一种会发生﹐取决于相对和绝对的力量对比变得对民主派有利的程度。
如果争议不是根本性的﹐反对派在一个有限的战役里的诉求被认为不具有威胁性﹐而且双方力量的竞争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那么眼前的冲突有可能以达成协议、分摊分歧或者妥协而告终。这个机制叫作调和。例如﹐许多罢工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双方各自得到其部份目的﹐但没有一方得到它所要的一切。一个政府可能视这样一种解决为有正面的利益﹐例如缓和了紧张局势、营造了一种「公平」的印象﹐或者改善了政权的国际形像。因此﹐小心谨慎地选择哪些争议以调和的方式解决是可以接受的﹐就很重要。打倒独裁的斗争不属于这一类。
非暴力斗争可以比归附或调和这类机制所表明的要有力得多。群众性的不合作和反抗能够改变社会和政治局势﹐特別是力量对比﹐以至独裁者控制政府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能力实际上被夺走了。对手的军事力量可能变得如此不可靠﹐以至他们不再简单地服从命令去镇压抵抗者。虽然对手的领袖们仍然在位﹐而且还坚持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早已被剥夺了有效行动的能力。这叫作非暴力强迫。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产生非暴力强迫的条件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对手们的领导阶层实际上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崩溃了。抵抗者的自主、不合作和反抗变得如此全面﹐以至其对手们对抵抗者连一点貌似的控制也没有了。对手们的官僚机构拒绝服从它自己的领导。对手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叛变。对手们通常的支持者或基本群众拒绝他们过去的领导﹐否认他们有任何统治权力。他们原有的帮助和服从因而消失。第四种变化机制﹐即对手们的体系的瓦解﹐是如此彻底﹐以至他们连投降的能力都没有了。政权完全崩溃。在计划解放斗争时﹐需要考虑这四种变化的机制。有时这些机制的运作实质上带有偶然性。但是﹐在冲突中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作为预期使用的变化机制﹐就有可能制定具体的和互相补充的战略。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机制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相对立集团的绝对和相对力量以及非暴力斗争集团的态度和目标。

政治反抗的民主化效果
同暴力制裁的集中化效果相反﹐采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在好几个方面有助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民主化效果有一部份是负面的。那就是说﹐与军事手段相反﹐非暴力斗争的方法不提供在精英统治集团的指挥下进行镇压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可能会转而用来对付群众﹐以便建立或维持一个独裁政权。政治反抗运动的领袖们能够对他们的追随者施加影响和压力﹐但当他们的追随者持异议或选择別的领袖时﹐他们不能监禁或处死他们。
民主化效果的另一部份是正面的。那就是说﹐非暴力斗争给群众提供了抵抗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付现有的或未来的独裁者﹐实现和保卫自己的自由。下面列出非暴力斗争可能有的正面的民主化效果﹕
●来自非暴力斗争的经验﹐可以导致群众更有自信挑战政权的威胁和暴力镇压的能力。
●非暴力斗争给群众提供了不合作和反抗的手段﹐可以抵制任何独裁集团对他们实行的不民主的控制。
●     面对强制性的控制﹐非暴力斗争可以用来维护民主自由的实践﹐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独立的组织和集会自由。
●如前所述﹐非暴力斗争有助于社会上独立组织和机构的生存、重生和加强。这些独立组织和机构对民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动员群众的能量和限制任何未来独裁者的有效权力。
●非暴力斗争提供了群众能够行使权力的手段﹐用来对付独裁政府的警察和军事行动。
●     非暴力斗争提供了群众和独立机构为了民主而限制或切断统治精英权力来源的方法﹐从而威胁其继续统治的能力。

非暴力斗争的复杂性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非暴力斗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动技术﹐包括许多方法﹐一套变化的机制和对行为的一些具体要求。政治反抗欲取得效果﹐特別是针对独裁统治﹐就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准备。未来的参与者需要懂得对自己有哪些要求,需要掌握一些资源。而战略家需要对如何最有效地运用非暴力斗争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关键因素﹕对战略规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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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第四章:独裁政权有弱点

阅读原文:https://chinademocrats.org/?p=127

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坚不可摧。情报机构、警察、军队、监狱、集中营和行刑队受少数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所控制。国家的财政、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往往被独裁者侵吞﹐用来支持独裁者的意愿。
与此相比﹐民主反对派往往显得非常软弱、效率低和没有力量。坚不可摧对付无能为力﹐这种看法很难产生有效的反抗。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识別阿基里斯的脚踵
有一个希腊古典神话﹐很好地说明想像中的坚不可摧者的弱点。战士阿基里斯(Achilles)﹐周身刀枪不入。传说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母亲把他浸在冥河的水中,使他身体不受任何侵害。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了不被河水冲走﹐婴儿是脚踵被提着放在水里的﹐他身体的这一小部份没有沾到冥河的神水。阿基里斯长大以后﹐敌人的武器都柰何他不得。但是﹐在对特洛伊的战争中﹐由于受到知道他弱点的人指点﹐一个敌人士兵把箭瞄准阿基里斯的脚踵﹐他唯一的弱点。一箭致命。至今﹐「阿基里斯的脚踵」这一成语即指一个人、一个计划或一个机构的致命弱点。
同一原理也适用于残暴的独裁统治。它们也能被征服。但如果能识別它们的弱点﹐而且把打击集中在这些弱点上﹐就能最快地和以最少的代价征服它们。

独裁政权的弱点
独裁政权有下列弱点﹕

  1. 这个体制运作所需要的﹐来自许多人、团体和机构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或被撤销。
  2. 这个政权过去的政策的要求和效果﹐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其现在采用和实施同过去的政策相矛盾的政策的能力。
    3.  这个体制的运作可能变得例行公事化﹐不大能够很快适应新的情况。
    4.  给现有任务配置的人员和资源﹐不大容易用来满足新的需要。
    5.  下属由于害怕得罪上级﹐可能会不报告独裁者决策所需要的准确的或
    完整的信息。
    6.  意识形态可能遭侵蚀。这个体制的神话和符号会变得不稳定。
  3. 如果存在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么坚决服从这个意识形态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实际的条件和需要。
  4. 官僚体系效率和能力的恶化﹐或过多的控制和规章制度﹐有可能使该体系的政策和运作变得无效。
  5. 部门间的矛盾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和交恶可能损害甚至破坏独裁政权的运作。
  6. 由于对现状、限制、教条主义和镇压的反应﹐知识份子和学生可能变得不安定。
    11.   时间久了﹐一般民众可能变得冷漠、怀疑甚至对现政权抱敌意。
    12.  地区、阶级、文化或民族间的分歧可能变得尖锐。
  7. 独裁政权的权力等级体系总是不大稳定的﹐有时极不稳定。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不总是处在同一位置﹐而可能升降到別的等级﹐或者被完全排除而被新人所取代。
    14.   警察和军队的某些部份可能为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甚至违背地位牢固的独裁者的意愿﹐包括发动政变。
    15.   如果是新的独裁政权﹐它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
    16.   独裁政权里这么少的人要做那么多的决定﹐很可能出现判断、政策和行动上的错误。
    17.   独裁政权如果想避免这些错误而把控制和决策分散化﹐它对中心权力杠杆的控制可能进一步遭到削弱。

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
掌握了这些内在的弱点﹐民主反对派就能够有意识地试图加剧这些「阿基里斯的脚踵」﹐从而使这个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或使它瓦解。
结论是明显的﹕尽管看上去强大﹐一切独裁政权都有弱点、内部的低效率、个人间的争权夺利、机构性的低效率、以及组织和部门之间的矛盾。时间长了﹐这些弱点会使政权的效率降低﹐容易受变化着的条件和有意识的反抗的影响。独裁政权想要实现的事﹐不是每一件都能完成的。例如﹐有时候连希特勒的直接命令都没有得到实施﹐因为他下面的人拒绝执行。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独裁政权有时候甚至会迅速瓦解。这并不意味能够消灭独裁政权而没有风险和伤亡。争取解放的每一条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都会有风险和潜在的苦难﹐其运作也需要时间。当然﹐任何行动手段也不能保证在一切条件下都会迅速取得成功。但是﹐那些针对独裁政权的可识別的弱点的斗争方式﹐比起试图在独裁政权明显地最强大的地方同它战斗的方式来说﹐成功的希望较大。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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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第三章:力量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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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和平的社会﹐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它需要大的战略技巧、组织和计划。首先﹐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不能指望打倒独裁者﹐建立政治自由。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民主反对派能够动员什么样的力量﹐足以摧毁独裁统治及其巨大的军事和警察网?答案在于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这种理解过去往往被忽视了)。掌握这种深刻见解实际上并不难。有些基本事实其实很简单。

「狙公」的寓言
例如﹐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刘基写的一篇寓言﹐生动地描述了被人忽视的对政治权力的理解。[1]
在楚国﹐有一位老头以养猴(狙)为生。楚人称他为狙公(猴子的主人)。每天早晨﹐老头把猴子集合在庭院里﹐让最年长的猴子带它们进山从灌木和树上采集果实。每个猴子必须以其所获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老头。如不交纳﹐就要受槌打。众猴子备受压迫﹐不敢抗议。
有一天﹐一个小猴子问其他的猴子﹕「果树和灌木是老头种的吗?」众猴子说﹕「不﹐它们是天生的。」「我们难道不能未经老头同意就拿果子吗?」众猴子回答说﹕「可以﹐我们都可以拿。」小猴子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依靠老头﹐为什么要为他服务?」
话还没说完﹐众猴突然醒悟了。
当晚﹐乘狙公熟睡的时候﹐众猴群起破坏了栅欄﹐尽取狙公积攒下来的果物﹐相率逃进山林不再回来。狙公断绝了食物来源﹐终于饥饿死亡。
郁离子说﹕「有些人靠计谋而不是按正当规矩统治人民﹐他们不是像狙公一样吗?他们昏庸而不自觉。一旦老百姓觉悟过来﹐他们的计谋也就不灵了。」

政治权力的必要源泉
原理很简单。独裁者需要得到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他们无法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源泉。政治权力的源泉包括﹕
●权威。人民的一种信念﹐认为政权是正当的﹐而且自己有道义责任服从这个政权。
●人力资源。服从统治者、同统治者合作或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们和集团的数量和重要性。
●技能和知识。统治政权为了执行特定行动所需要的、由同统治者合作的人们和集团提供的技能和知识。
●无形因素。可能诱导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物质资源。统治者对于财产、自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以及通讯和运输等手段的控制或掌握程度。
●制裁。为了政权能够存在和贯彻其政策、使那些不服从和不合作的人屈服和合作﹐而对他们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的惩罚。
但是﹐所有这些源泉﹐有赖于人们接受这个政权﹐有赖于民众的屈服和合作﹐有赖于无数人们和社会上的许多机构的合作。而这些条件不总是保证具备的。
有充分的合作、服从和支持﹐会增加所需权力来源的供应﹐从而扩大任何政府的能量。另一方面﹐收回公众和集团同侵略者和独裁者的合作﹐会减少甚至切断一切统治者所依赖的权力来源的供应。没有这些来源﹐统治者的力量就会削弱﹐最后完全消失。
当然﹐独裁者对威胁他们为所欲为的能力的任何行动和主张﹐是很敏感的。因此﹐独裁者很可能会威胁和惩罚那些不服从的﹐罢工的或不合作的人们。但是﹐事情不是到此为止。镇压﹐甚至暴行﹐不是总能使屈服和合作恢复到让统治集团能够运行所需要的那种程度。
即使有镇压﹐如果能够使权力的来源受到限制或中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其最初结果可能是独裁政权内部产生不稳定和混乱。随后﹐独裁政权的权力很可能明显地变弱。假以时日﹐拒绝提供权力来源能使统治政权瘫痪无力﹐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使它瓦解。或快或慢﹐由于政治饥饿﹐独裁者的权力会消亡。由此可见﹐任何政府的自由或专制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以及他们对奴役他们的企图进行抵制的愿望和能力。与一般的想法相反﹐即使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也要依靠它们所统治的民众和社会。政治学家卡尔‧W‧杜意契(Karl W. Deutsch)在 1953 年指出﹕
「极权主义权力﹐只有在不需要太频繁使用它的时候才是强大的。如果随时都需要使用极权主义权力来对付民众﹐它不大可能长久保持强大。既然极权主义政权比其它政府形式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被统治者﹐这类政权就更需要它们的人民有广泛而可靠的顺从的习惯﹔不仅如此﹐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们还必须依靠民众里至少相当一部份人的积极支持。」[2]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理论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描述了独裁统治面对不满的人民的情况。他主张﹐如果民众的大多数下决心打倒政府并且愿意为此承受镇压﹐那么政府的威力﹐包括那些支持它的人﹐不可能保护可憎的政府﹐即使政府得到外国支援。奥斯汀得出结论﹐反叛的人民不可能被迫回到永久的服从和屈服。[3]
尼科洛•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比这更早就主张﹐国君「……以集体为敌则永远保障不了自己﹐而且他越是出手残暴﹐他的公国就越脆弱。」[4]
这些深刻的见解在政治上的实际应用﹐在英勇的挪威抵抗战士反对纳粹的占领中得到了示范。此外﹐如第一章里提到的﹐也为抵抗共产党侵略和独裁并最终促使共产党在欧洲的统治崩溃的勇敢的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以及的其他许多人民所证明。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现象﹕非暴力抗争的例子至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 494 年﹐那时罗马的平民不再同他们的贵族主人合作。[5]
在不同时期﹐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欧洲的人民都使用过非暴力斗争。因此﹐决定一个政府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控制或是不受控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1) 民众限制政府权力的相对意愿﹕(2) 被统治者的独立组织和机构不提供权力来源的相对力量﹔(3) 民众不予同意和支持的相对能力。

民主权力的中心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存在着许多非政府的团体和机构。包括诸如家庭、宗教组织、文化联合会、体育俱乐部、经济机构、工会、学生会、政党、村、邻里会、园艺俱乐部、人权组织、音乐团体、文学协会等等。这些团体在为本身的目的服务和帮助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团体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提供了集体的和结构性的基础﹐使人们能够影响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当政府或其它团体看来不公正地影响他们的利益、活动或目的的时候﹐能够同它们对抗。孤立的﹐不是这类团体成员的个人﹐通常无法对社会的其他部份有显著的影响﹐对政府的影响就更少﹐更不用提对一个独裁政权了。
因此﹐如果独裁者能够剥夺这类团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民众就会相对无能为力。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些机构进行独裁式的控制﹐或者用新的、受控制的机构取而代之﹐那么这些机构就能被用来支配其成员和相关的社会领域。
但是,如果能够维护或恢复这些独立民间机构的自由和自主性(不受政府控制),那么它们对政治反抗的运用就极其重要。前面所述的独裁政权被瓦解或削弱的许多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民众及其机构勇敢而广泛运用了政治反抗。
如前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民众能够施加压力或抵制独裁式控制的机构性基础。在未来﹐它们将成为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构的一部份。因此﹐它们的保持独立和继续成长往往是解放斗争成功的前提。
如果独裁政权相当成功地摧毁或控制了社会的独立机构﹐那么抵抗者就需要建立新的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或者对尚存的或部份受控制的机构重新实施民主控制。在 1956-1957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涌现了众多的直接民主委员会﹐它们甚至联合起来﹐在数周里建立了一整套联盟性机构和管理体系。在波兰﹐ 1980 年代后期﹐工人们维持了非法的团结工会﹐在有些情况下还夺取了官方的、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领导权。这类机构性的发展可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削弱和摧毁独裁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每一次尝试都会成功。这也绝不意味斗争不会有伤亡﹐因为仍旧为独裁者服务的那些人很可能反击﹐力图迫使民众重新合作和服从。然而﹐上述对权力的深入理解﹐确实意味着有意识地使独裁政权瓦解是可能的。独裁政权具有一些特性﹐使它们很难抵挡巧妙地实施的政治反抗。让我们更详细探讨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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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故事原名〈楚人养狙〉﹐取自刘基(1311-1375)所著《郁离子》。英译本由Sidney Tai 翻译﹐版权所有。郁离子也是刘基的化名。英译文原载Nonviolent Sanctions: News from 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Cambridge, Mass.), Vol. IV, No. 3 (Winter 1992-1993), p.3.
译者注:刘基﹐元末明初政论家、文学家﹐字伯温。〈楚人养狙〉原文如下﹕「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2] Karl W. Deutsch, “Cracks in the Monolith: Possibilities and Patterns of Disintegration in Totalitarian Systems,”  (巨石的崩裂:极权体系崩解的可能性与模式),in 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13-314.

[3]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Fifth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 2 vol., London: John Murray, 1911 [1861]), Vol. I, p.296.

[4]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 in The Discourses ofNiccolo Machiavell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0), Vol. I, p. 254.。(中译,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李维罗马史疏义》,新店:左岸文化,2003 年 4 月,卷 1,页 48。)

[5]见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3), p. 75 及各处有其他历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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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第二章:谈判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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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第一章里所探讨的﹐同独裁政权相对抗的严重困难﹐有些人可能退缩到消极的屈服。另一些人﹐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前景﹐可能得出结论﹐他们必须接受看来是永久性的独裁统治这个现实﹐同时希望通过「和解」、「妥协」和「谈判」﹐也许能够挽回某些正面的东西并结束暴行。表面上﹐在缺乏现实性的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有一定吸引力。
同独裁政权进行认真的斗争不是愉快的一件事。为什么需要走这条路呢?难道大家不能讲理性﹐想办法谈﹐谈判出一条逐步结束独裁统治的途径?难道民主派不能诉诸独裁者的一般人性﹐说服他们一点一点减少他们的统制﹐而最终也许完全让位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有时有这样的主张﹕真理不都是在某一方这一边。也许民主派误解了独裁者﹐后者可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出于善良的动机而采取的行动﹖也许有人会想﹐只要给予一些鼓励和诱因﹐独裁者会很高兴从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退出来。可能有主张说﹕可以向独裁者提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让每一方都得到一点。也可能有主张说﹕只要民主反对派肯通过谈判(可以在某些老练的个人甚至另一个政府的帮助下进行)﹐和平地解决冲突﹐就有可能避免继续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和痛苦。这不比艰苦斗争﹐即使是非暴力斗争而不是战争﹐来得好吗?
谈判的优点和局限
谈判是解决冲突中某些特定争议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恰当的谈判不应忽视或拒绝。在某些场合﹐当没有根本性的争议﹐因而可以接受妥协时﹐谈判可以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为争取更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是谈判在解决冲突中扮演恰当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判取得的和解可能提供介于争议双方原来提议的数字之间的某个工资增加额。合法工会进行的劳资冲突是一回事﹐关系到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继续存在还是确立政治自由的冲突则是另一回事。
当涉及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影响到宗教原则、人的自由或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谈判不能提供达到一个互相满意的答案的途径。对于某些基本问题﹐不应当有妥协。只有权力关系的改变有利于民主派﹐才能充分捍卫那些带根本性的争议问题。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谈判﹐才能达到。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当用谈判。而是要指出﹐没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靠谈判的办法来除掉一个强力的独裁政权是不现实的。当然﹐谈判有可能根本行不通。根深蒂固的独裁者﹐感到自己地位牢固﹐
可能拒绝同他们的民主反对派谈判。也有可能﹐谈判开始以后﹐民主方的谈判者会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通过谈判的投降?
反对独裁者而赞成谈判的个人和团体往往有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经年累月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了军事斗争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体人民﹐不论政治见解如何﹐都会要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独裁者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民主派这方遭到的破坏和伤亡又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内部特別有可能提出谈判的问题。这时候就会有很强的诱惑﹐去探寻任何其它途径来挽回民主派的某些目标﹐同时又结束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独裁政权提出通过同民主反对派进行谈判而给予「和平」的提议﹐当然是相当狡猾的。只要停止对自己的老百姓发动战争﹐独裁者自己就能立即结束暴力。他们不需要任何讨价还价﹐可以主动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释放政治犯﹐停止刑求﹐终止军事行动﹐退出政府并向人民道歉。
当独裁政权强大但有恼人的抵抗力量存在的时候﹐独裁者有可能希望在「和平」的幌子底下通过谈判让反对派投降。谈判的呼吁听起来动人﹐但谈判室里可能暗藏着严重的玄机。
另一方面﹐当反对派特別强大﹐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受威胁的时候﹐独裁者可能寻求谈判来挽救他们尽可能多的控制和财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民主派都不应当帮助独裁者达到他们的目的。
民主派要注意独裁者在谈判过程中故意设置的圈套。当涉及政治自由的基本问题的时候﹐独裁者呼吁谈判可能是企图诱使民主派和平地投降﹐而独裁政权的暴力却在继续。在这类冲突里﹐只有在决定性的斗争的末尾﹐独裁者的力量已实质上被消灭﹐他们想拿到通往国际机场的安全通行证的时候﹐谈判才是恰当的。
谈判里的力量和正义
如果说上述判断听起来是对谈判过于严酷的评语﹐那么也许需要对伴随谈判的某些浪漫主义泼一点冷水。需要清楚地想想谈判是怎么回事。
「谈判」并不意味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交谈和解决造成他们之间冲突的那些矛盾。必须记住两点事实。第一﹐在谈判里﹐决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的﹐不是互相冲突的各种观点和目标的相对正义性。第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能量。
必须考虑以下一些难题。如果一方不能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另一方今后为达到其目的能做些什么?达成协议以后﹐如果一方不守信用﹐不顾协议而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夺取它的目标﹐另一方能做些什么?
在谈判中达成和解不是通过对所涉及问题的是非进行评价。尽管对问题的是非可能讨论得很多﹐谈判的真正结果来自各个对立集团的绝对和相对力量地位。民主派为了保证自己的最低要求不能被拒绝﹐能做些什么?独裁者为了保持控制﹐抵消民主派﹐能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有协议﹐比较可能的是各方估计双方的能量对比﹐然后计算正在进行的斗争会如何结束﹐而得出的结果。还必须注意各方为了达成协议愿意放弃些什么。成功的谈判里包含妥协﹐
分摊分歧。每一方得到它所要的一部分﹐而放弃一部分目标。对于极端独裁者来说﹐支持民主的力量应当向独裁者放弃什么呢?民主力量应当接受独裁者的哪些目标呢?民主派是否应当在未来的政府里给独裁者 (不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军事小集团)一个由宪法确定的永久角色呢?那还叫民主吗?
即使假设在谈判里一切都顺利﹐仍需要问﹕结果的和平是个什么样的和平?日子会比民主派开始或继续斗争要好还是坏?
「能接受」的独裁者
独裁者之所以要统治﹐可能有各种动机和目标﹕权力、地位、财富、改造社会等等。要记住﹐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些目标一个也实现不了。如果谈判的话﹐独裁者们会力图保存他们的目标。
无论独裁者在谈判达成的和解里提出什么保证﹐千万不能忘记独裁者为了得到他们的民主对手的屈服﹐可以做出任何承诺﹐然后毫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协议。
如果民主派为了暂缓受到镇压而停止抵抗﹐他们可能会很失望。停止抵抗很少带来减少镇压。一旦国内和国际的遏制力量消除了﹐独裁者的暴力和镇压可能比以前更野蛮。群众抗争的瓦解﹐往往取消了原来限制独裁政权的控制和暴行的抗衡力量。暴君就能为所欲为﹐生死予夺。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道﹕「因为暴君有能力施加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无力抵抗的。」[1]
当冲突涉及根本性问题时﹐抵抗﹐而不是谈判﹐才是变革的必要条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必须继续抗争﹐才能打倒独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不是取决于谈判达成协议﹐而是通过明智地使用现有的最恰当和有力的抗争手段。我们的论点是﹐政治反抗﹐或称非暴力斗争﹐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一点下文将详细探讨。
什么样的和平?
如果独裁者和民主派非要讨论和平的话﹐必须要有极清醒的思维﹐因为这里有危险。不是每一个使用「和平」这个词的人要的是具有自由和正义的和平。屈服于残暴镇压和消极默认对千百万人民犯下暴行的无情独裁者﹐不是真正的和平。希特勒常常号召和平﹐他的意思是屈服于他的意志。独裁者的和平往往只是监狱或坟墓的和平。
还有其他的危险。有些善意的谈判者有时混淆了谈判的目的和谈判过程本身。此外﹐民主派的谈判代表﹐或受命协助谈判的外国谈判专家﹐可能大笔一挥就给独裁者提供了由于他们夺取国家政权、侵犯人权和实施暴行而丧失的国内和国际正当性。没有了那个迫切需要的正当性﹐独裁者就不能无限期统治下去。和平的鼓吹者不应该给他们提供正当性。
有希望的理由
如前所述﹐抵抗运动的领袖可能出于对民主斗争感到绝望而觉得不得不追求谈判。然而﹐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可以改变的。独裁政权不是永存的。生活在独裁政权底下的人们不必永远软弱﹐也不必让独裁者无限期保持强有力。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出﹐「……一切政体中最短命的就数寡头政体和僭主制了。……一切地方的一切僭政大多数都是短命的。」[2]现代独裁政权也是脆弱的。它们的弱点是可以加重的﹐而独裁者的权力是可以瓦解的。(我们将在第四章里更详细探讨这些弱点)。
近代历史表明独裁政权的脆弱性﹐也揭示它们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崩溃﹕在波兰﹐使共产党独裁政权倒台花了十年时间——1980-1990 年﹐而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 1989 年﹐几个星期里就发生了。1944 年在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反对牢固的残暴军事独裁者的斗争各花了大约两周。伊朗夏(Shah﹐国王)的军事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月里就被颠覆了。1986 年﹐菲律宾的马可仕(Marcos)独裁政权面对人民力量在几周内就垮了﹕当反对派的力量变得很明显时﹐美国政府很快就拋弃了马可仕总统。1991 年 8 月苏联强硬派企图发动政变﹐几天内就被政治反抗所阻。之后﹐长期受其支配的许多加盟国在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纷纷获得独立。
认为暴力手段总是收效快而非暴力手段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成见显然不成立。虽然根本的情况和社会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长时间﹐以非暴力反对独裁政权的实际战斗有时发生得相当快。在持久的歼灭战和投降二者之间﹐谈判不是唯一的选择。上面刚介绍的﹐以及第一章里列出的例子﹐说明对于既要和平又要自由的人们﹐存在着另一个选择﹕政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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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rishnalal Shridharani, War Without Violence: A Study of Gandhi’s Method and Accomplishmen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9, and reprint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72, p.260.

[2] Aristotle, The Politics, transl. by T.A.Sinclai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and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1976[1962] ), Book V, Chapter 12, pp.231 and 232.(中译,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第 5 卷第 12 章,台北:昭明出版,2003 年 10 月,页 220 与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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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第一章 现实地对待独裁政权

阅读原文:https://chinademocrats.org/?p=121

近年来﹐一些独裁政权——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在面临反抗的、动员起来的人们时就崩溃或站不稳了。这些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地位牢固﹐坚不可摧﹐却没有能够承受人民协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反抗。
自 1980 年以来﹐面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达加斯加、马利、玻利维亚和菲律宾等国人民的以非暴力为主的反抗﹐这些独裁政权都垮台了。非暴力抗争推动了在尼泊尔、尚比亚、南朝鲜、智利、阿根廷、海地、巴西、乌拉圭、马拉威、泰国、保加利亚、匈牙利、萨伊、尼日利亚和前苏联某些部份走向民主化的运动(在前苏联﹐在挫败 1991 年 8 月死硬派发动政变的企图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近年来﹐在中国、缅甸和西藏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反抗。[1]这些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独裁统治或占领﹐它们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些压迫者政权的残酷性﹐并且给民众提供了这种斗争方式的宝贵经验。
当然﹐前述国家里独裁统治的倒塌并没有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其它问题﹕残暴政权留下的遗产往往是贫困、犯罪、官僚主义的低效﹐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但是﹐这些独裁统治的垮台最低限度解除了被压迫者所受的相当一部份苦难﹐而且为以更多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重建这些社会开辟了道路。
一个持续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的确有一个朝向更多民主和自由的趋势。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编篡一份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的国际调查。据统计﹐全世界被列为「自由」的国家数量在过去十年来有显著增长[2]﹕

自由 部份自由 不自由
1983 55 76 64
1993 75 73 38

然而﹐这个良好趋势却被仍旧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数之多冲淡了。到 1993 年为止﹐全世界 54.5 亿人口中的 31%生活在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3],就是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极端受限制的地方。属于「不自由」类的 38 个国家和 12 个地区﹐受包括军事独裁(如缅甸和苏丹)﹐传统的压制性君主制(如沙乌地阿拉伯和不丹)﹐大一统的政党(如中国、伊朗和北朝鲜)﹐外国占领者(如西藏和东帝汶)的统治﹐或者正处于转型过程。
许多国家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状态。虽然过去十年来「自由」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但是仍有许多国家﹐面临如此迅猛的根本性变化﹐有走向相反的方向而经历新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危险。军事集团、个人野心家、当选的官员和坚持某种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会反覆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政变是常见的﹐今后还会如此。还会有许多人继续被剥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遗憾的是﹐历史一直陪伴着我们。独裁的问题源远流长。在许多国家里﹐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压迫﹐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对有权势人物和统治者的屈从往往经过长期的反覆灌输。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宗教机制——除了国家机器以外——被有意削弱﹐受到控制﹐甚至被国家或执政党用新的机制代替﹐以便控制整个社会。民众往往被分化(变成一群孤立的个人)﹐不能共同努力来争取自由﹐彼此不能信任﹐甚至不能主动做出任何举足轻重的事。
其结果可以预见﹕民众的力量变弱了﹐缺乏自信心﹐无力抗争。人们往往太害怕﹐连亲友之间都不敢交换对独裁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往往过于恐惧﹐没有能力去认真考虑进行公开的抗争。无论怎样﹐抗争有什么用﹖他们面临的是无目的的受难和无希望的未来。
现今的独裁统治下的条件可能比过去坏得多。过去﹐人们可能还尝试过抵抗。可能发生过短命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人们的精神也许高昂过一阵子。在另一些场合﹐个別人士或小团体也许做出过一些勇敢但无力的举动﹐来维护某项主张或只是表达他们的蔑视。无论动机多高尚﹐过去的这些抵抗行动往往不足以克服人们的恐惧和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正是摧毁独裁统治的必要条件。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可能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希望。
通过暴力得到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最明显的办法看来毫无用处。独裁者通常不会理会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司法的决定和公众舆论。作为对暴行、酷刑、失踪和杀害的反应﹐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只有暴力才能结束独裁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愤怒的受害者有时组织起来﹐用自己能够凑合起来的任何暴力和军事力量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战斗﹐尽管力量悬殊。这些人往往勇敢战斗﹐付出很高的苦难和生命代价。他们的成就有时很了不起﹐但很少能赢得自由。暴力反叛能触发残暴的镇压﹐结果往往使民众比以前还要软弱无助。
选择暴力﹐不管它有多少长处﹐有一点是肯定的。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几乎总是占优势的斗争形式。独裁者拥有施加暴力的压倒性力量。这些民主人士不论能坚持长久或短暂﹐一般来说最终还是逃避不了严酷的军事现实。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装备、弹药、运输和武装力量方面占有优势。民主人士尽管有勇气﹐但(几乎)总不是敌手。
当认识到常规的军事反叛并不现实的时候﹐有的异议者就倾向采用游击战。然而游击战很少给被压迫群众带来好处或迎来民主。游击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別是因为它往往造成自己人的重大伤亡。游击战尽管有理论和战略分析的支持﹐有时还有国际的支援﹐却不能保证不失败。游击战往往持续时间很长。老百姓往往为掌权的政府所迫而颠沛流离﹐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社会纷乱。
游击斗争即使有时能够成功﹐也往往有显著的长期负面的结构性后果。受到攻击的统治政权由于采取反击手段﹐立刻就变得更独裁。游击份子如果最后取得胜利﹐由于在斗争过程中军事力量扩张所造成的集中制影响﹐以及社会上的独立团体和机构被削弱和被破坏——这些团体和机构对建立和维持一个民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所产生的新政权往往比其前任还要独裁。反独裁人士应当寻找別的途径。
政变﹑选举﹑外国救星﹖
军事政变看来也许是去除一个特別令人厌恶的政权的最容易和简便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个办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众和控制着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精英之间的现存的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原封不动。解除了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政府职务﹐最大的可能只是让另一批人有机会取而代之。理论上﹐后一批人的行为可能温和一些﹐在一定限度上也比较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同样大。
新集团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有可能比其前任更无情﹐更有野心。结果﹐新集团——人们可能曾寄以希望——就能为所欲为﹐毫不顾及民主和人权。这不是解决独裁问题的合适的答案。
在独裁统治底下﹐没办法利用选举这个工具来实现重大的政治变革。有些独裁政权﹐例如前苏联所控制的东欧集团﹐曾经装模做样地搞过选举﹐作出民主的表象。但这些选举是受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让公众认可独裁者事先挑选的候选人。独裁者有时在压力下会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同时却操纵这些选举﹐把傀儡放到政府官员位置上。如果准许反对党候选人参选﹐而且他们真的当选了﹐像 1990 年在缅甸和 1993 年在尼日利亚﹐独裁者可以无视选举结果﹐而对「胜选」者施以恐吓、逮捕甚至杀害。独裁者所从事的﹐不是举办能把他们拉下马的选举。
目前正在独裁者残酷统治下经受苦难﹐或者为了逃避它的魔掌而流亡的许多人﹐不相信被压迫者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指望他们的人民只能靠別人的行动得到拯救。他们寄望于外来力量。他们相信只有国际援助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倒独裁者。
认为被压迫者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观点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准确的。如前所述﹐被压迫人民往往不愿意﹐也暂时不能够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残酷无情的独裁统治缺乏信心﹐也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因此﹐许多人把解放的希望寄讬在別人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外来力量可以是「公众舆论」、联合国、某一国家、或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制裁。这样的设想听上去可能令人欣慰﹐但依靠外来救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种信任可能完全寄托错了。通常没有外来救星出现﹐而如果有外国来进行干预﹐大概也靠不住。
这里需要强调依赖外来干预的一些严酷的现实﹕
●外国往往会容忍甚至帮助一个独裁政权﹐以便推行它们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外国也有可能为了其它目的而出卖被压迫人民﹐背弃它们帮助人民获得解放的诺言。
●有的外国会反对某个独裁政权﹐只是为了取得对那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
●只有当内部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动摇独裁政权﹐从而使国际注意力集中于该政权的残酷性质时﹐外国才有可能以正面的目的积极地参与。
独裁政权之所以存在﹐通常是由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民众和社会太软弱﹐没有力量给独裁政权制造严重问题﹐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独裁政权虽然有可能由于国际行动而受益或者受损﹐但它们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
但是﹐当国际压力支持强有力的国内抵抗运动时﹐也可以很有用。这时候﹐比如国际的经济制裁、禁运、断绝外交关系、开除出国际组织、受联合国机构的谴责等等﹐可以很有帮助。然而﹐没有强大的国内抵抗运动﹐別人的这类行动不大会发生。
面对困难的现实,结论是残酷的。要想最有效地和以最少代价打倒一个独裁政权﹐需要先解决四个问题﹕
●必须增强被压迫民众的决心、自信和抗争的技能﹔
●必须增强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团体和机构﹔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抵抗力量﹔
●必须制定一个明智的争取解放的总体战略规划﹐并巧妙地加以实施。解放斗争需要靠自力更生﹐斗争的集体需要从内部增强力量。在 1879 和1880 年爱尔兰的罢租运动期间﹐查尔斯‧司都华‧帕那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曾经呼吁﹕
「靠政府是不行的,……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决心,……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给你们当中软弱的人增强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必定胜利。
当你们使这个问题成熟到需要解决的时刻﹐也只有在这个时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4]
面对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队伍﹐又有聪明的战略﹐有纪律而勇敢的行动和真正的力量﹐独裁统制最终必然垮台。但是﹐至少必须具有上述四项条件。
上述讨论表明﹐从独裁统制下获得解放最终取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前面提到的政治反抗——或者说有政治目的的非暴力斗争——的成功事例表明﹐民众争取自由的手段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不过﹐我们应当先看一看谈判作为瓦解独裁政权的一种手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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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反抗一词用在这种场合首先是由罗勃特‧赫尔维提出的。「政治反抗」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挑战性和主动进行的非暴力斗争(抗议、不合作和干预)。这个用语是为了回应人们把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和平主义和道德的或宗教的「非暴力」所引起的混淆和歪曲。「反抗」意味着用不服从来故意向权威挑战﹐没有屈服的余地。「政治反抗」表述了采取行动的环境(政治的)和目的(政治权力)。这一词主要用来表述群众为了从独裁统治者那里夺回对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而不屈不挠地打击他们权力的来源和有意识地运用战略规划和战术而采取的行动。本文交替使用政治反抗、非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斗争三个术语﹐不过后二者一般是指具有较广泛目的(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等等)的斗争。

[2]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3, p.66(.   1993 年的数据是到 1993 年 1 月截止)自由之家关于「自由」﹐「部份自由」和「不自由」的分类见该书第 79-80 页。

[3] 3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p4.

[4] Patrick Sarsfield O’Hagarty, A History of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1800-1922, London: Methuen, 1952, pp.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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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民主学院】课程与讲员简介

阅读原文:https://chinademocrats.org/?p=118

民主学院全系列:https://chinademocrats.org/?cat=19

本讲义是基恩∙夏普博士最初为1990年代在泰国进行的一次国际性非暴力培训所撰写的教材,它自产生以后迅速成为非暴力抗争研究、教育、培训领域的一部名著。它讲述了为什么要选择非暴力抗争,为什么非暴力抗争是反抗专制的有效力量,非暴力行动发生作用、带来变革的机理,如何开展非暴力抗争实现民主,包括制定选择非暴力抵抗的战略、计划、战术、方法等。

夏普博士1989年曾飞到北京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进行实地研究、考察。天安门民主运动空前的规模和悲剧性的结局给了他很大震撼。他认为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总体战略和计划;那场运动是自发的,是战术性和技巧性的,而非战略性。大概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在不久后写的这一培训教材中,特别强调了战略计划的重要性。

该书最初由爱因斯坦研究所约请的直言先生(笔名)译成中文,在将其转化成本研究所民主学院课件之前,王天成先生对一些关键术语的误译做了纠正,例如将“战略”(strategy)译成“策略”。肖国珍律师对文本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文字、格式错乱等做了编辑。

https://preview.redd.it/yu51h47keqrh1.png?width=462&format=png&auto=webp&s=28e3e659873cd17b4b7fc9315855c3f99c3a5c6c

基恩∙夏普(Jene Sharp)博士堪称当今非暴力抗争研究方面的首席专家,目前居住在美国波斯顿。他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该研究所数十年来一直从事非暴力抗争的研究、教育和知识传播。他的著作被译成了30多种文字,影响了一系列国家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运动。他因此数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他的主要著作有《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专制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社会力量与自由》、《开展战略性暴力抗争:21世纪的实践与潜力》、《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政权或压迫的战略规划指南》等。《自我解放》是其晚年完成的一本“小书”,配有5本延伸阅读材料,供民主人权活动者团队研习、自我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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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0 days ago

政治极化在什么情况下会演变成大规模暴力?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教授杰弗里·科普斯坦(Jeffrey S. Kopstein)在《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6年7月号发文《当极化演变为暴力》,挑战“政治极化必然导致政治暴力”的常见假设。

政治极化在什么情况下会演变成大规模暴力?中文编译详见:https://chinademocrats.org/?p=7109

https://preview.redd.it/fbpvudydoyqh1.png?width=2500&format=png&auto=webp&s=dbee8dea682b08687fa92b951e6b64ab18ce9d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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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4 days ago

《外交事务》9月17日发文:中共整党正按其设计运转,一套独特的纪律体系助其长存至今

《外交事务》9月17日发文:中共整党正按其设计运转,一套独特的纪律体系助其长存至今

近年,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相继落马,有关“习近平大权独揽疑心重重、党内动荡不安”的说法在华盛顿颇为流行。据CSIS统计,自2022年以来,已有30名将官级军官被查处,另有更多人悄然消失于公众视野。

但华盛顿这种流行看法可能颠倒了因果。过去二十年,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在苏东剧变后屹立不倒,靠的是邓小平时代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化”安排——任期限制、集体领导、按能力提拔干部。

而习近平上台十余年来,几乎拆除了这套制度的每一根支柱: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弱化集体领导、迟迟不指定接班人,并在军队等敏感领域随意撤换高层。

若制度真是中共韧性的根基,这些举动理应预示危机。然而现实却是,党并未因此分裂或削弱,反而在整党过程中显得更加稳固。

文章指出,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待“犯错干部”的方式,本质上并非苏联式的清洗,而是一套已运行近百年的“整风”机制。

斯大林式清洗以肉体消灭或彻底逐出为目的,波尔布特则将异己者送进乱葬岗;中共的做法不同:目标是把人留在体制内、加以“改造”,而非简单除掉。

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929年毛泽东在福建古田提出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已将干部的思想偏差比作“病症”。到1942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式成为党内纪律处理的指导原则——写检查、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审查定级,一整套流程延续至今,从基层到政治局概莫能外。

文章指出,整风的真正作用不在于改变干部的思想——大量证据显示,多数人不过是按剧本表态、风头一过便故态复萌——而在于生成一份永久存档的“个人档案”。

这份档案记录着每个人的历史污点与政治表现,成为悬在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制造出普遍的自我约束,也让党组织获得了掌控近亿党员所需的信息优势。由于定性过程由工作组起草、同事联署、上级批准层层完成,责任被有意分散,个人或机构都难以单独承担“整人”的骂名,从而降低了此举引发反弹的风险;同时,纪律运动也成为协调庞大官僚体系、压倒地方山头利益的有效工具。

不过,文章也强调,这套自我净化机制并非无懈可击:它擅长维系纪律,却无法解决接班问题。整风的逻辑要求不允许任何下属积累独立权威,这恰恰使真正有资历、有威望的接班人难以浮现。

毛泽东、邓小平当年凭借革命元勋的历史地位化解了继承危机,此后的领导人则依赖任期制等制度性安排;而这些安排如今已被习近平本人拆除殆尽。

文章由此判断,中共大概率不会崩溃——其档案与整肃体系正是为防止精英分裂而设计,且行之有效——但由此形成的政权很可能是“军事上更弱、政治上更强”的形态,与外界许多主流分析相悖。真正值得关注的风险节点,不是将领接连落马之时,而是最高领导人本人年迈却仍未明确继承人选之日。

* 作者安德鲁·梅塔(Andrew Mertha)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治与萨迪·海曼中国研究讲席教授。

* 本文系采编,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季刊》:https://chinademocrats.org/?c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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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4 days ago

AI争议:科技巨头对AI前景表示担忧

曾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担任核心预训练研究员的 Jacob Coxon (雅各布·考克森),在X上公开发表了万字离职声明。他愤怒地指责 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拿全人类的生命进行豪赌”,并揭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业共识:私底下,那些真正在构建AI的顶尖科学家们普遍认为,AI极有可能在2030年前彻底毁灭人类。这篇推文裹挟着底层技术人员对“递归自我改进”和AI智能体失控的深层恐慌,迅速在网络上斩获了恐怖的浏览量,彻底点燃了全网的舆论风暴。

随后的48小时内,舆论海啸在硅谷内部全面蔓延。 面对考克森的决裂,大厂内部非但没有极力否认,反而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倒戈”潮。Anthropic 的技术安全主管埃文·胡宾格(Evan Hubinger)等高管甚至公开在推特上转发力挺考克森,并悲观地表示行业目前根本没有明确的安全路线。

随后,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发表了名为 (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我们必须审慎前行》的3800字长文。他表示“我赞同雅各布(考克森)的地方远多于不赞同”,并正式呼吁全行业放缓前沿模型的研发速度。紧接着,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与 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破天荒地达成一致,公开表态赞同这一减速倡议。奥尔特曼甚至透露,出于安全考量,OpenAI 将推迟其IPO计划。

然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公开出面、强硬反击。特朗普直言,那些试图放慢AI和数据中心建设步伐的人,“正中许多不想看到美国成功的人的下怀。这些人可能是某些政治人物,也可能就是中国。现在最开心的群体就是中国。白宫官员更言辞犀利地质疑,硅谷巨头是以安全为名、行“监管卡特尔”之实,意图借政府之手筑起高墙挡住后来的创业者。阿莫代伊随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陷入了地缘政治中最艰难的博弈:如果民主国家单方面减速,“中共关联的 AI 项目就会超越我们,这将带来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考克森的“AI本身毁灭人类”的科学警告深层次引发了“民主缺位焦虑”。人类最顶尖的科技结晶和生死命运,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没有任何全球兜底法律、没有任何民主授权、仅凭几家科技巨头的“自我克制”来维持的真空状态。

这项技术天然导向权力集中,还是也能被用来制衡集中的权力?硅谷这几个月的内讧,恰好是一个“民主社会自己内部,能不能对AI的权力集中做出制约”的活体实验——如果连硅谷都做不到有效问责,你对威权政体会更乐观还是更悲观?大家都怎么看?

如果您关注AI的未来和其对民主的影响,敬请阅读我们下一期《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换个角度深度探讨AI。

https://preview.redd.it/gvf9cu12tvph1.png?width=900&format=png&auto=webp&s=5132a62e9208acac453a830a219c773e1d94ae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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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9 days ago

《被遗忘的山岭回声:战争与和平中的西藏》书评

嘉央• 诺布(Jamyang Norbu)《被遗忘的山岭回声:战争与和平中的西藏》这本巨著通过四十个清晰划分的章节,展现了西藏从自由走向被邻国霸凌式殖民的完整历程。书的开头以作者本人的家族和传统生活作为切入点,勾勒出一个与外界隔绝但内部开放活泼、如同五彩斑斓的露天歌剧一般的封建社会全景。

嘉央在多个章节中反复叙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占领西藏,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关系的恶化。

他讲述了新共产统治者口头上承诺的“民主改革”背后的实质——摧毁西藏现有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系,并在藏族社会推行典型的共产主义专制。

书中接着描述了西藏人民的抗争和解放军无情的镇压,最终导致西藏各地的武装冲突。嘉央细致地描绘了这场斗争的不同层面,展现了由于缺乏集中规划、领导力,以及双方力量和装备的极端不平衡,藏族人民的抗争最终成为徒劳。

选自维杰·克拉尼《西藏人民抵抗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https://chinademocrats.org/?p=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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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9 days ago

《中国民主季刊》青年沙龙:欧洲走线上的中国青年

从厄瓜多尔出发到美国的“南美走线”,兴起于2022–2024年间,至2023年达到巅峰。根据巴拿马国家移民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厄瓜多尔官方出入境统计数据综合比照,粗略估计大约有4万中国公民,通过“南美走线”成功抵达美国。

到2024年,厄瓜多尔暂停对中国公民免签,次年美国政府收紧边境管控和加强移民遣返政策,“南美走线”难度大幅上升。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走线”开始悄然升温。

在北京当局大力宣传“盛世中华”的同时,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中国公民赌上身家性命,扶老携幼远渡重洋,向美国和德国寻求庇护?

以上为“青年沙龙”专栏文章《为了活出一个及格的人生:欧洲走线上的中国青年》部分精彩内容,完整内容在这里阅读:https://chinademocratictransition.substack.com/p/e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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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1 month ago

约翰·希格雷等 | 台湾精英的和解

台湾的民主转型一向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关注,但关注往往停留在表面,对于转型发生的具体过程缺乏细致研究分析。约翰·希格雷(John Higley)、黄东益(Tong-yi Huang)和林泽民(Tse-min Lin)的这篇文章聚焦于台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精英和解所发挥的作用。原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1998年第2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9, Number 2, April 1998)。

阅读全文 https://chinademocrats.org/?p=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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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1 month ago
▲ 5 r/China_JDemocracy+1 crossposts

收入不平等差距过大可能导致民主倒退

收入不平等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不满情绪,促使感觉自己受到剥夺的群体转而支持有反自由倾向的政党。与此同时不平等加剧也会削弱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心。一项2022年研究表明美国人在过去50年间对各类机构信任度下降。这些机构包括国会、总统以及最高法院,也包括银行与华尔街、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机构。

除了不满与不信任之外,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还容易出现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部分原因在于:当群体利益差异如此巨大时,谁掌握权力便显得格外重要。潜在的独裁者会从政治极化中获益,这会激励这类领导人进一步加剧极化。一个高度极化的选民群体,即便总体上支持民主制度,也会对总统或总理攻击公共制度的行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一个人或许会这样想:我未必喜欢他攻击新闻媒体或法院,但上帝保佑,绝不能让对立阵营掌权。

**民主倒退是怎么形成的❓**更多讨论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译介文章《为什么民选领导人颠覆民主》(作者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苏珊·斯托克斯):https://chinademocrats.org/?p=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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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1 month ago

民主倒退:为什么过去的预测模型错了?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苏珊·斯托克斯:**军事政变过去作为民主主要威胁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崩溃统计模型,未能预测到美国已经持续了15年的民主衰退。按照旧模型的观点,像美国这样富裕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但如果我们研究的不是政变,而是民主倒退的成因,那么美国在21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政变与民主倒退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dynamics),并由不同的行为者实施。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充分理由将二者视为不同的结果,并将其作为不同的因变量来处理。

那么,过去对民主倒退成因的分析出了什么问题?

更多讨论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译介文章《为什么民选领导人颠覆民主》:https://chinademocrats.org/?p=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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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na_JDemocracy — 2 months ago